代启福

一

　　克利福德•格尔兹说:“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当作这些网。”在这种富有创见的洞察中,格尔兹将人与文化的关系作了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造物; 其次,人是文化的,是文化中的人。在这里,文化就像一种略显杂乱和粗糙的编织物,说它杂乱粗糙是因为它们的编织者并非是完全拥有相同规则的人,但它却具有难以想象的张力与韧性,它承载着社会中的人。这些或许恐惧、消极、哀伤,或许勇敢、热情、快乐的人们在文化之网上却遵循着一种脉络可寻,可以预见的规则,流动着或静止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刹––死亡。社会文化的表达方式与人类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文化的性质各异的元素深刻地镶嵌于人的生命之中––在神秘的难以捉摸的境界,在日常可视的活动中。
　　当然,格尔兹所理解的文化与众不同,他认为:“文化是指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继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格尔兹文化概念的潜在意义正如王铭铭所指出:“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可以说是文化的基本质量。”对于这样具有强烈、浓郁的宗教气质的文化概念,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宗教似乎是一种遥不可及、神秘的事物。站在不同的高度与立场,或许会崇慕地仰视,或许会轻蔑地鄙视,甚至于用理论的武器,对之进行无情地鞭挞。
　　尽管人类对宗教的态度千差万别,但对其探究却不遗余力。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流派对宗教都具有一种特别偏好,总在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中,在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捕捉宗教的本质,从而从一个独特角度来观察人,来阐述文化的本质。类似的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的许多基本知识的框架就筑于此,就建构在对宗教的深度描述之上。但是,格尔兹指出:“没有人甚至没有圣徒,永远生活在宗教象征符号构成的世界中,大多数人只是时而涉入其中。”因此,要想对人进行全面了解,我们不仅要研究“宗教中的人”,也必须要研究“日常中的人”。
　　从视野上说,在可以观察的人的维度中,生活中、日常中的人显得更为清晰,其行为更具“本性色彩”。或许因为他们此刻已经脱下了神秘莫测的外衣,在一种更为明了、可视的氛围中展示,或更确切的说––生活着。这样,他的态度通常是明确的,而非暧昧的;他的行动是直接的,而非隐晦的。但“日常中的人”是完全超脱的,没有信仰吗?

二

　　要回答出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真正”进入到日常中去。这里的“真正”是说,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去观察生活,观察生活中的人,及他们的活动,哪怕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也是我们常常忽视的) 。比如,在笔者家乡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中,这个家庭的成员不信任何教派,甚至没有人能够懂得多少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他们(假如识字不多) 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会有什么宗教流派。若是你以极大的热情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高深”知识时,他们所流露出茫然的表情,会让你心灰意冷,再没有炫耀你所谓渊博知识的欲望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脱离宗教的,是超脱的。但倘若你能静下心来跟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们并非是如此超脱于“圣界”之外,即他们也是有信仰的。
　　我们可以在几个简单的文本中发现这种现象,这几个简单的文本可以这样进行表述:
　　这是一个传统的、喜庆的节日––春节,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团聚,共同享受着美食,享受着天伦之乐。当然,笔者前面提到的那个家庭也不例外。但就在这样美好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却颇为扫兴的事。也许是太过兴奋,这家的小孩,在不经意间(通常是在嬉闹的过程中) ,把灶上正在烧开水的锅头给弄翻了,水洒了一地,灶中熊熊燃烧着的大火被无情地浇灭了。顿时,家中的气氛紧张起来,家庭中大人也许会大惊失色(脾气暴躁的也许会咆哮着冲向小孩,尽管平日的大骂或打大出手此时不会发生) 。但他们会很快就能平静下来,根本用不着思考就会从挂在厨房灶上方的一个竹篮中取出一叠厚厚的纸钱,小心翼翼地将之点燃,放在灶旁,半弓着背不时拨弄着这堆燃着的纸钱使之充分燃烧。在这过程中,他会向灶拜几拜,用非常委婉、低下的语气说:“火炉娘娘莫怪他,他只是一个小孩不懂事,在无意间冒犯了您,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他的无知行为,我在这里向您赔罪了”待纸钱烧完之后话也说完了,他会选取最易燃的木柴,重新将火烧起来,火力较刚才还要旺一些。于是,家中的一场“小事故”就如此完结了,刚才的“紧张”气氛也就结束了,人们继续着刚才的事,大人小孩们都恢复了常态。
    其实,厨房的灶十分简单,几根铁条焊接在一起的一个三角形铁架,但当人们把它放置在厨房中,用它来烧火或做饭时,意义就截然不同了,它象征着灶神––“火炉娘娘”,她是一个具有魔力的神。人们在烧火时,十分禁忌的一件事就是把水浇在火上,甚至少量水洒在火上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会触犯“火炉娘娘”,使她生气,她就会对家里不利,特别是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日子,这样的事故更被视为大忌。大人们之所以进行上述的活动,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向灶神赔罪(谦卑的态度) ,并进行一定的补偿(烧纸钱) 。类似的场景,在当地来说十分普遍。我们也可以看到场景中的人物或许只有父母、孩子,其情节也极为普通,在许多的家庭中都曾经上演。而人们的处理方式也几乎一样,没有什么差别。
　　当地没有人信奉什么正规的宗教,从来不会说他是某一教派的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究竟为何物,他们不是很清楚。但他们崇拜“观音娘娘”,在求子的时候,他们会抱着十二分(甚至比真正的佛教徒还要诚恳) 虔诚的心去企求“观音娘娘”能够大慈大悲,能够保佑他们早生、多生贵子,将幸福降临给他们。而他们所顶礼膜拜的,所谓拥有强大控制生殖力量的“观音娘娘”,只是一尊泥塑的或木刻的粗糙的小神像而已。这样的神像可以摆放在山间、林里,甚至田边、家里,整个的求子过程并不需要多少隆重的活动,只要诚心而已,所谓“心诚则灵”就是这个道理。
　　乡民们也会在每年的农历九月十四这一天,从三里、五里之外,赶着去参加一个“三姑娘娘”生日的活动。“三姑娘娘”的神祗––“三姑殿”极为简陋,只是一间低矮的小瓦房而已,并且零乱不堪。这样,却吸引了大批群众的参加,人们在拥挤的屋里,喧闹的屋外进香、化纸、许愿、还愿。在轰隆隆的鞭炮声中,在喧闹的嘈杂声中,人们轻松地离去,仿佛他们只是刚参加完朋友的生日宴会,或是在集市上完成了一笔交易,那种神情是自然的,思想是稳定的,完全不似那种从一个旋涡中跳出来的挣扎后的轻松。这些活动的界面与世俗生活的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甚至说他们只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这种活动只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在上面的文本中,大型的、中型的,甚至小型的宗教仪式兴师动众、场景铺垫、气氛烘托等各种要素在上述活动中并不需要,人们也不会刻意地去追求这样的效果。对自己的这类习以为常的活动,人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只是他们心里明白,这是祖辈留下来的,需要的只是去执行而已。其实,他们心里也并不清楚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效,但他们毕竟做了,就是说他们认同了这样的规矩,这是他们的信仰。更进一步说,这是他们的宗教。在这些类似的民间活动中,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仪式的一些影子,尽管,镜像中的活动场景线条稍显单薄,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人们的一些最深层的意识:恐惧、幻想、自我安慰––这正是宗教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上述一些简单的活动,人们至少部分地解决了缠绕心头的困惑,其紧张的心理压力得到放松。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活动称作“简化了的仪式”。
　　这是“信仰渗入”的结果,这里“信仰渗入”称宗教的日常化。这样的提法似乎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缺陷:到底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宗教信仰渗入到日常生活中,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发展为宗教的信仰呢? 王铭铭在总结了几位汉学人类学家就大传统(正规宗教) 、小传统(民间信仰) 的争议得出:民间宗教是在与“大传统”的不断互动和交换中发展的结论。我们若仔细比较宗教行动与日常的这些行动,会发现这种交互活动的不平衡与不对称,即民间信仰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从宗教(大传统) 的发展史看,它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在于它的无法比拟的权威性(有政府的行政网作为强大的后盾) ,它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在宗教的实践过程中,它的理念、教义,通过其内在与外在的权威与力量,在自上而下的运动中渗入到日常生活(民间) 中去。马克斯•韦伯在《中国宗教》(1915) 中认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有儒教和道教,民间只有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民间巫术和习俗是道教的延伸,自身并不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
　　格尔兹则说:“它们(宗教象征符号) 塑造这一氛围的方式,是在信仰者当中唤起某种鲜明的习性集合(包括倾向、能力、癖好、技艺、习惯、义务感、趋向) ,使其行为举止与经验性质具有一种长期的特征。”宗教在与人类社会心理互动的过程中不仅自我塑造,而且还塑造了人最重要的本质部分––思想。这样,宗教完成了“渗入”过程。
　　从表面上看,日常中的这些类似于宗教的活动的地位并不显得很重要,其松散的结构、无序的规则、随意的实践,都难以给人带来巨大的震撼和诚惶诚恐的崇拜。但实质上,它贯穿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作用。当然,“信仰的渗入”的过程是漫长的,其方式可以是潜移默化的,也可以是强制性的,“渗入”的力度、宽度、深度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西方国家,几乎全民是教徒,因此,其生活习性,民众的气质表现出强烈、浓郁的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十分忌讳“13”这个普通数字,楼层没有第13 层,球衣号码没有13 号。人们厌恶,甚至恐惧这个数字,而其隐喻意义正是来自于宗教。“13”代表着背叛、刽子手、出卖耶稣的凶徒。西方人的宗教观念与日常常识重叠之处更多,说明“信仰的渗入”更全面、更深刻。
　　人们就这样囿于自己所创造的无形磁场中,虽有一种束手束脚的感觉,但他们并不想破坏或者逃逸出这个磁场。在许多无意识的情况下,他们显然为宗教所驱使,在日常活动时浸入一种持久的宗教倾向中。

三

　　探讨人的这些世俗化的活动时,我们不会有揭开一些大型仪式的神秘面纱时的吃力感觉,因为,日常的这些行为几乎不涉及政治、权力、权威,不被操纵和表演。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跟宗教一样:“像环境、政治、力量、财富、法律、义务、个人好恶以及美感一样,塑造了社会秩序。”
　　正因为其如此普通平凡,正如我们需要进食、睡眠一般,我们就容易忽视这样一个简单而基本的问题:它与本能的生理反应(如进食、睡眠、呼吸) 具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对此,格尔兹解释说:“人类行为的本能控制和文化控制之间的界线,是一条划分不明确和游移不定的界线。
  　实际上某些事情完全靠本能就能控制。但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其他的东西则主要和文化有关。”在人类的本能行为之外,人们搭建起一座可操作的知识框架,通过其强大的模塑功能,延伸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也得以顺利延续。具有宗教性质的日常活动无疑也正是这个知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的生活化的形式,使其剔去了烦琐的作风与神秘的气质,简单明了,人们更易于接受和操作。
　　通过上述对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的深度观察,笔者认为“, 宗教的渗入”是“文化的渗入”,因为我们正是在文化的指导下成为个人家庭、社会。本文目的正是要通过对宗教的日常化作出合乎逻辑的阐述,从而更进一步联系到格尔兹对文化的解释,尽管难以得出具有普遍原则式的结论,但仍能以格尔兹的一句话作为结论:
　　“对人类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例外,都是文化的造物。”

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