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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式批评不过是评论家们的互相抚摸

“炮轰”式批评不过是评论家们的互相抚摸

“炮轰”式批评不过是评论家们的互相抚摸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5月19日 07:53 来源:中国青年报




  “炮轰”式批评不过是评论家们的互相抚摸

  胡印斌

  只是,文场的热闹之外,我们却依然感觉到文学批评缺席的丝丝缕缕的寂寞。知人论世的、探幽发微的、切磋琢磨的、公允平和的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很少看到了。而那些经过刻意雕琢高调祭出的“炮轰”,其表露出来的批评姿态,或曰批评身段,更多是一种观点的自我欣赏,最多也不过是评论家之间的互相抚摸。

  整体形象欠佳的中国作家再度遭遇“炮轰”。这一回,是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南大、南师大等高校六位教授,对当代文坛6位重要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张炜、张承志,一一捉对,同时“开炮”,推出6篇“作家创作局限论”并结集《当代文学六国论》出版。据主事者、《钟山》执行主编贾梦玮表白,面对这些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们没有一味叫好,也没有兜圈子,而是批评矛头直指这些作家的创作局限,“方式有点儿犯嫌,用心却是良苦”。(《新华日报》2009年5月14日)  

  且看六教授抛出的炮弹。指贾平凹“试图容纳一些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又无法挣脱沉重的乡土羁绊”;莫言的“笔下,男男女女好像都无法抑制性冲动,都满口污言秽语,表现为一种极为低级趣味的迎合”;王安忆的小说充满了“强迫性的历史遗忘”,很多重大社会运动或历史事件,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肤浅和表面;余华的写作充满了重复,笔下人物显得夸张而扁平;张炜的精神缺陷是整个一代人的精神缺陷;张承志进行现实批判时,往往手持单一的宗教武器,缺乏现代人文精神应有的宽容和多元……

  说来有趣,中国的作家总是遭到“炮轰”,以至于看过去,他们似乎不再是一个个勤勉的写作者,也不是一颗颗记录时代的“民族良心”,而更像是一座座顽固的堡垒、一滩滩绝望的死水,总是需要批评者猛烈“炮轰”。文学后进者,炮轰之;列国汉学家,炮轰之;高校教授,还是炮轰之。很多时候,这样的“炮轰”更愿意以“五教授”、“十博士”、“六教授”之类的集合概念呈现,仿佛人一多了,那炮的口径就会凭空增大,至少也成为排炮。而“炮轰”之下,堡垒居然变身文学高地,死水也能漾成一江春水。

  只是,文场的热闹之外,我们却依然感觉到文学批评缺席的丝丝缕缕的寂寞。知人论世的、探幽发微的、切磋琢磨的、公允平和的正常的文学批评,已经很少看到了。而那些经过刻意雕琢高调祭出的“炮轰”,其表露出来的批评姿态,或曰批评身段,更多是一种观点的自我欣赏,最多也不过是评论家之间的互相抚摸,其更在意姿态是否够激烈,身段是否够火辣。似乎,文学批评非得折腾成一群人声势浩大的“炮轰”,才算得上是“用心良苦”。至于这样的批评能否提炼出一些什么价值,反倒并不是最重要的。

  以上述六教授对六作家的“炮轰”而言,那些意思早有评论家指出过,未见新鲜,算不得什么振聋发聩。姑且列举若干说法如次。北大教授曹文轩曾直言当代作家喜爱写“脏和丑”并以写“脏和丑”为一种“现代性追求”,“现在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都刻意地往恶俗方向去,整天捧着屎盆子端详。”(《北京青年周刊》2005年4月26日)批评家吴亮批评张炜《精神的背景》概念的混乱:“仅凭一种井底之蛙式的对外部世界的粗浅个人印象和好恶,肯定不具备谈论当今时代(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全球的)精神背景的能力。”嗣后李锐也加入进来,关于精神背景的争论也成为2005年文坛的一大风波。

  即或作家自身,对批评家提到的“创作局限”,也有所体察,贾平凹老早就夫子自道:“别以为我是凤凰,梧桐树上不是我的家园,也别以为我是鸡雏,屋角里放一把干草就可以做窝生蛋,我的两不是决定了我的不刺激,也决定了我的不为同聚和类分的尴尬。”(《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

  批评的姿态既已讨嫌,兼之又“卑之无甚高论”,六教授“炮轰”之泛不起多少涟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是喜欢看热闹的网民,也对动辄“炮轰”的行为艺术产生了审美疲劳,不愿意跟着冲动了。实际上,这不过是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处境尴尬的又一次体现罢了。要么是红包式的好好批评、推销式的广告批评,要么是求全责备的酷评、逞才使气的炮轰。文学批评独立品格的模糊乃至消失,使得每一次类似的批评实践都有些形迹可疑。如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为什么批评”的关心,远远要多于对“批评了什么”的追问。

  上世纪三十年代,主持《大公报·文艺》的萧乾坚持一个原则:持论客观,不捧不骂。为了保持评论的独立性,萧乾从不接受出版商赠书,而是自己去书店选购,分头寄给评者。《大公报·文艺》能在当时读者和作家中间产生影响力和公信力,并非虚誉。只是,这种独立的批评姿态后来竟渐渐消失了。有时候,文场像是一个市场,奉行利益交换的原则;有时候,文场更像是一个官场,权力则是通行的准则。“持论客观”成了掩盖偏私之见的标榜,而“不捧不骂”则干脆演变成了“非捧即骂”、“亦捧亦骂”、“先捧后骂”。

  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补益的情境一去不返了,两者越来越成为两条道上奔跑的不相干者。作家成名越来越呈现出市场行销的特色,与批评的关联度日渐式微;而批评家一旦丧失了独立评论的地位,也就顺带丧失了批评的合理性。这个时候,即便好事者勉为其难逗弄出来一些花样,其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娱乐性效果也要远远大于建设性,耍猴的人和猴子一道被人家看了热闹,难以挽救文学批评整体性的疲态,更不要说构建什么理论体系了。于是,扰攘热闹中只剩下一地无聊的弹皮,还有徒劳的口水。而文学批评,还是没有。

  刚刚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显示,文学评论严重缺席。该报告主编、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文学批评急需改进和调整。有的批评家思想与情绪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一旦面对超出已有经验的新的文学现象,他们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失语、缺席,显得力不从心和束手无策。报告对于文学批评缺席的意见,不过是对某种现实的追认而已。“缩小了的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放大了的文坛”,自然怪相出够。当然,捧角和炮轰的批评大抵是不作为考察对象的,不然,那才是洋洋大观的景象呢。

  实际上,文学批评的尴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学术现象,更应该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我们无法苛责时代,我们只能立足文学批评本身。在市场化时代,在一切屈从于权力的社会氛围中,坚持文学批评的学术操守、学术理性,注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惟其艰难,方显坚持的价值;惟其艰难,更期待批评家踏实的努力。读者需要有见地的预测、评说、解读,作品也需要专业的引领乃至针砭,批评家就是“作品和读者间的一座好桥梁,一个负责的介绍人”(萧乾语)。一个“好”、一个“负责”,仅凭一通“炮轰”是万难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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