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批判大寫歷史（History）的危險，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是，正如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指出的，認識論的障礙總是成對出現，如果不改變批判的模式，批判者會和他指控的對象墮入同樣的陷阱之中。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對歷史哲學的分析，其價值正在於揭示當啟蒙者針對專制國家提出烏托邦式的批判時，歷史是如何自動轉變成為一種歷史哲學的1。而當歷史蒸發成一種歷史哲學，批判者也和他們的被告一起親手建築了一座「知識的集中營」或囚禁生活的「圓形監獄」。因此，僅僅指出「線性的空時間」和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可抹煞的關係，這算不上甚麼新的見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看到，從烏托邦的天堂吹來的風暴雖然冠以進步的名義，但它實際上只是將普通人的生活變成層層疊疊的殘骸2。如果我們以為僅僅揭示這一點就能夠拯救脆弱的「歷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的話，那麼我們就不單犯了幼稚病，更會在不知不覺中重蹈覆轍，?踏這些普通人的生活。  


      杜贊奇告訴我們，如果要避免和民族國家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民族主義的線性敘事，最好是採納他所提出的「分叉歷史」。在線性歷史的暴政中，歷史的多樣性、複雜性消失了，只剩下由圍繞單一的民族認同組織起來的封閉敘事，這種敘事的封閉策略拒絕理解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們的生活，而「分叉歷史」卻要充當那些被壓制的聲音的喉嚨。但杜贊奇的「分叉歷史」真的能夠（甚至是打算）幫助我們理解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們嗎？在全書嘗試撰寫「分叉歷史」的第二部分中，我們只看到各種「高級」話語。杜贊奇著作的副標題是「置疑有關現代中國的敘事」，但它置疑的，也許只是「現代」和「中國」，而不是甚麼「敘事」，因為在他的筆下，正是各種各樣的敘事擁擠不堪地佔據了歷史的岔路口。這些敘事的作者往往赫赫大名，又有誰不知道梁啟超、陳獨秀或者蔡元培呢？然而，在這些響亮聲音的背後，杜贊奇向我們許諾的那些被壓制的聲音呢？我們聽到的，只有那些關於如何反對「封建迷信」的爭論。但是，和那些所謂「壓制者」（既包括話語精英，也有各種制度和邉樱┮粯樱�杜贊奇�P下的「封建迷信」只有一個含糊不清的背影，成為各種官方敘事和精英敘事的聲音背後無聲的沉默3。也許，這些聲音將注定在歷史中沉默？我不知道。但真正遺憾的是，在杜贊奇的筆下，甚至連沉默也被小心翼翼地遮蓋起來。我們只看到無休止的爭辯──從國民黨政權與激進文人的爭辯，倡導「文化」的保守主義者與相信進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4，直到杜贊奇念念不忘的他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或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爭辯5。因此，儘管我們在杜贊奇的分析中看到「歷史」總是和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等綁在一起被拉上批判的法庭接受控告，但我們卻根本不知道原告是誰，罪狀是甚麼，只看見杜贊奇作為原告和被告雙方的律師，代替所有人在發言。在「分叉歷史」中，真正的原告實際上依舊在法庭的門外徘徊。  
      
      問題的關鍵也許在於，人民真有一種杜贊奇聲稱的「反表述」（counter-representation）或「反敘事」（counter-narrative）嗎？也許我可以先從一個故事開始6。  
      
      在我們進行口述史研究的一個華北村莊中，被訪談的老人大都會明確地告訴我們：在
40年代，這個村子曾經一度為「治安軍」（日偽軍）佔領，修建了炮樓，挖設了壕溝。至於對這些軍隊的印象，他們大都含糊其辭。在他們的記憶中，各種留駐的軍隊和過往的軍隊彼此之間沒有甚麼不同，他們的行為就像「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模糊得失去了面孔，在記憶中只剩下了一些含糊的名字和糟糕的聲譽，即使一些細緻逼真的故事，也往往沒有「主人」。當事人只記得「私人故事」，卻忘了故事若要轉變成為歷史，就需要準確的時間定位和精緻的人物範疇化。不過，這裡並非沒有歷史。  
      
      村中的老人並不知道，在這個村子裡駐紮的那些面孔含糊的「外人」中，還有一位是抗日政府派來的地下工作者。這位被戰友們稱為「大神」的革命者，擔任了該村的「維持會長」。在他的革命事跡中，有一個「智取手槍」的故事。在關於這位革命工作者的小傳7中，這個故事是這樣被講述的：  
      
      抗日政府有位領導同志知道「大神」在治安軍的據點裡面本領很大，想讓「大神」為
他換支新手槍。「大神接受了任務，茶思飯想，又悟出了一個門道」：一天夜裡，一個偽軍排長查崗回來，「大神」把他請到維持會，一會兒喝得醉醺醺的。那個排長，解下手槍，敞開胸懷，兩個人划起拳來，正嚷得來勁，突然從門外闖進兩個彪形大漢，胳膊上戴著八路軍袖章，猛喊一聲：「不許動！」繳了槍，又把他倆捆得緊緊的，用毛巾堵上嘴：「對不起，委曲點兒，把槍借我們使使。」接著又打了個收條：「營長，今借手槍一支，抗日戰爭勝利後歸還。」落名：「八路軍」。  
      
      被劫了槍的治安軍「怕聲張出去丟人，只好啞巴吃黃連，壓下了這件醜事」。這個故事以「大神」親自將手槍交給了八路軍的首長時風趣的話結了尾：「我挨這頓捆可真不好受呢！」  
      
     「大神」的故事聽上去就像我們今天經常看到的革命事跡一樣普通，就連這個看上去
似乎驚心動魄的場面，也早已通過各種革命教育變成我們耳熟能詳的革命技術。但是，當我們發現了這個故事的另一種講法的時候，故事聽起來就有點像是出自博爾赫斯（Jorge L. Borges）的筆下了。  
      

60年代，響應中國作協的號召，一些作家下鄉「深入生活」，撰寫了我們調查的這個村莊的「人民的歷史」。令人驚訝的是，在這部歷史的抗日戰爭部分，「智奪機槍」成了村史中重要的一章8。在這個故事裡，不僅容易「解下」的手槍變成了需要「背著」才能四處走動的機槍，而且最關鍵的是，故事多了兩個重要人物──村民中的地下黨員。這兩位新角色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當「十同」（這是「大神」的化名）將「背著」機槍來喝酒的偽軍機槍班長灌醉後，正是這兩個村民將這挺沉重的機槍轉交給八路軍。這兩個人物的增加，將一位活動超出村莊範圍的革命者的英雄事跡變成了村莊歷史的一部分，變成了「人民的歷史」，儘管這裡的人民仍然是由村莊的精英所代表的。  
      
      很普通的一個故事。但仔細想一想，兩個故事之間出現了許多難以解釋的矛盾。「手槍」和「機槍」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差別。隨身攜帶的手槍無需另外找人來幫助攜帶，可是機槍就不同了，它確實需要兩個人民代表來幫助才能交給八路軍。由於是機槍，我們就需要一個機槍班長，只有他才有可能（？）「背著」機槍四處走動。而這個在「人民的歷史」中被奪走「機槍」的班長只有含糊的外號（「李大個子」），他最終因為丟失了機槍而不得不開小差逃跑了；而在更具寫實色彩的「手槍」的故事裡，他原本和「奪槍」的故事毫無關係，他是一個有名有姓、出生在東北的青年排長，最後在「大神」的教育下率治安軍反正，槍口對準日本鬼子，成為一個革命者。  
      
      從以上兩種版本的歷史來看，我們立即會面對一個問題：哪一個更真實？可惜，我們無法找到答案。對這個故事，我們沒有找到哪一個村民能夠提供更完整也更可信的說法。因為在他們講述的個人生活史和村莊歷史中並沒有這個故事的位置，而且，兩個故事都有些空白，「手槍」不知道怎樣從兩個「彪形大漢」手中回到「大神」手中，而我也始終難以想像一個背著「機槍」喝酒的形象。  
      
      突然，我又想起了杜贊奇，他也許會興高采烈地說：歷史分叉了！不，我想告訴杜贊奇的正是：歷史並沒有分叉，分叉的只是敘事。他所看到的實際上是斷裂的歷史，這些歷史的地層錯綜複雜地糾纏在一起，但又保持著清晰的等級制。在超村莊的地層上講述的「手槍的故事」和在村莊的地層上講述的「機槍的故事」並非同一個故事的兩種講法，它們是兩種不同層次的歷史生活。而那些打算撰寫「人民的歷史」的作家，實際上並沒有信守承諾。當他們試圖借助村中兩個地下黨員將這個超越村莊層面的故事納入村莊歷史的時候，他們那些大膽的、想像的敘述所填補的，正是這些不同歷史地層之間的空白。  
      
      同樣一個歷史事件，往往是不同層次的歷史生活的交匯點。但許多時候，即使在同一事件中，不同的生活現實也彷彿擦肩而過，互不理睬。工作組到村莊中發動群眾，既是村莊歷史（村民的「翻身」）的一部分，又是知識份子改造歷史的一部分，同時更是龐大的土改邉拥囊徊糠帧６�普通�r民除了模模糊糊地記得工作組成員的名字以外，對這些徹底改變了他們生活的人在村子裡的行蹤幾乎毫無印象9。冀東平原的傳奇人物毛森司令，既存在於縣裡的文化精英撰寫的革命歷史人物傳記中，也存在於那些由我們的訪談對象講述的神話中。無論是傳記還是神話，都是話語傳播者踩著生活的地層所講述的歷史。這座由不同地層堆積起來的歷史金字塔，其塔尖正是由那些全國範圍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鋪就的。只有在「梁啟超」這樣的精英的眼中，才會有著眼全國的歷史。在這些歷史中，甚至像「大神」這樣的演員也總是沉默的，他們對歷史的作用是用被概化的「範疇」（比如「人民」、「勞動人民」或者「貧農」等等）來計算的。而當我們下降到縣的歷史地層，我們就會發現一些新的、活動著的身影。在這些人的世界中，那些國家精英成了遙遠的神話人物，而在另一邊則是更多的、更沉默的人民。與線性歷史相對的，並不是分叉的歷史敘事，而是分層的歷史生活。那些沉澱在歷史最底層、記憶中分不清過往軍隊類型的農民，過著似乎難以稱得上是「歷史化」的日常生活，他們並沒有提出與線性的全國歷史不同的另一種歷史表述──一種反敘事。即使有甚麼和杜贊奇的所說的「線性歷史」相對的，也不過是一種拒絕敘事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一種身體記憶。村莊中的人們度過的是一種村莊歷史，不過其中的精英人物有時能夠與超村莊的歷史發生關聯。這樣說，並不是像傳統的歷史觀那樣認為村莊的事件「組成」了超村莊的歷史，因為在我們眼中，任何事件都是這些不同歷史之間的一次遭遇。村莊精英與超村莊歷史的關聯，就在於當他們將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身體化的歷史」（embodied history）轉變為一種可以講述的歷史、一種歷史敘事時，不得不借助超村莊的歷史來為他們的故事提供「參照框架」。在敘述村莊的歷史進程中，時間關係、歷史因果關係這些必不可少的「歷史轉換語」（shifters）10，都是精英們掌握的基本話語技術。而正是這些話語技術，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區分開來11，成為一種新的權力咦鞣绞降幕A。這裡，我們再次看到杜贊奇著作中蘊含的關鍵矛盾──線性歷史的危險到底是壓制了一種沒有找到發聲機會的「反歷史」，還是拒絕理解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們？人民創造了歷史，但是，是誰的歷史？  
      
       「手槍」和「機槍」的故事並不是兩個衝突的文本或敘事，而是兩片破碎的歷史（broken history）。分層的歷史是沒有辦法黏合的歷史。我們和經歷歷史的人們一樣，只能面對一些歷史的碎片，而沒有一塊拼合了所有故事的大歷史。基於這個現實，觀看歷史也許只能採用近視的辦法，它讓我們看得細一些、慢一些、少一些、模糊一些。在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後，我們應該有勇氣說：我們是「歷史的極少主義者」，拒絕填補歷史的空白，拒絕黏合歷史的碎片，拒絕治療充滿錯?和病患的歷史。因為，正像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當年指出的那樣，更多的疾病來自這種徒勞的治療。  
      
      米什萊（Juliet Michelet）當年曾立志撰寫人民的歷史，但是，他終於發現，人民的語言對於他來說是不可進入的。最後，米什萊寫下了一句平淡而沉痛的話：「我不能讓他們說話。」  
      
      
      
     註釋  

1 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Oxford: Berg, 1988);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2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9).


3 作為所謂「被壓制者」的代表，就是僅僅用一段論述含糊地交代過去的所謂「大同
軍」。而即使這段資料也是引用了一位日本學者的研究，這大概正是杜贊奇的這本書讓我的許多朋友失望的原因之一吧。這本書喪失了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中對中國現實的經驗感受力，反而暴露了他在理論素養方面的欠缺。事實上，《文化、權力與國家》中對福柯和布迪厄的探討就多少有些無關痛癢、似是而非，但相對於全書的歷史分析來說，這些論述畢竟只是次要問題。但在這本糾纏於理論問題的著作中，理論分析方面的含糊不清成了致命的缺陷。實際上，長期以來，中國研究在理論的研究傳統方面十分單薄，既缺乏系統性，又欠缺和主流理論界的對話，因此當中國研究近年逐漸注重將對經驗料材的分析與理論問題的探討結合時，這種理論探討卻往往要麼流於生搬硬套，理論成為經驗分析早已得出的結論的一種「學術包裝」；要麼「無中生有」，理論的探討既脫離了對經驗材料本身的細緻分析，也忽視了對理論自身的觀念史和語境的研究，結果經驗的材料成了刻意追求學術時尚的理論部分的蹩腳註解。在這方面，杜贊奇的這本新書可能還不是最糟糕的例子。  

4 也許，二者的差異並不像杜贊奇相信的那麼大，而且，在現代中國的敘事舞台中， 圍繞「文化」觀念形成的許多話語並沒有處於邊緣地位。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新文化邉优現代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許多杜贊奇一廂情願認定的對立，從來就沒有像他想像的那樣純粹。梁啟超、楊度、周作人這些人身上的複雜性就遠比杜贊奇的敘事更具有「分叉性」。不過，我們在這裡主要關心的並不是這些「話語精英」們。  

5 大概這才是杜贊奇全書的真正動力吧。不過，杜贊奇竭力批評的所謂「絕大多數民族主義研究的兩個假設」似乎很難算是真正的批評，這不僅因為像吉爾茨這樣的學者早就試圖在分析中努力觸及這樣的問題，參見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第9章；而且，即使針對安德森的分析，也很難說杜贊奇這樣的「控告」是合理的，畢竟這並非安德森討論的主題，參見Benedict An 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1991)。此外，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已經有許多相當優秀的分析（特別是在法國大革命這一研究領域）。例如，布魯貝克對德、法的比較分析就比杜贊奇對中、印的比較分析更具啟發性，參見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本文討論所依據的文獻材料和口述材料，均由北京大學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研究中心 收藏。出於技術原因，沒有提供完整的文獻目錄。  

7 這個小傳收入了該縣的文史資料中。  

8 之所以驚訝，是因為在我們掌握的另外兩種涉及同一時期的村史材料中，都沒有撰寫這個故事，這固然可能有撰寫者在取材方面的考慮。但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似乎是這兩本村史的撰寫者和我們一樣，沒有聽到村民向他們講述這個故事，甚至根本就沒有人提到這個小村子裡的大革命者（即使提到，他們也會認為這個人原本和這個村莊沒有甚麼關係，也就是說，他對這個村莊的歷史進程沒有造成任何具有因果意義的影響）。否則，他們大概不會放棄這樣一個絕好的歷史素材和教育故事。  

9 在我們的調查中，除了少數幾個精英人物外，普通人甚至連這些工作隊員是否來過，來了幾個人，姓甚麼，都不甚清楚。在他們的記憶中，這些人和此後歷次邉又信上聛淼臒o數「工作組」或「工作團」混淆起來。  

10 參見巴爾特（Roland Barthes）：〈歷史的話語〉，收入《符號學原理》（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48-62。  

11 在我們表明要對這個村莊的歷史進行口述研究時，村中的幹部首先推薦給我們的 人選，基本是掌握了這些話語技術的精英，他們往往能夠依據超村莊（往往是全國性）的歷史進程框架來講述村莊的故事以及他們個人的經歷。當我們提出要訪問一些普通村民時，他們往往善意地指出，這些人「不會說」、「說不出甚麼」，甚至告訴我們這些人「糊塗」，而這些普通村民也同意這樣的評價，對我們找他們談「過去的事兒」大惑不解。這裡，婦女的情況尤其突出。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