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钱世》
东方早报 2009-5-10 1:26:36
在“金钱进化史”上，金融失败的次数及影响，远远比不上金融成功，若非如此，人类社会断无今天之繁荣昌盛，这等于说只要不断改进改善利用金钱的制度，我们便会不断从废墟中爬起振作上路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林行止
The Ascent of Money -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iall Ferguson著
企鹅出版社
2008年5月第一版
笔者曾提到富格逊（Niall Ferguson）的新书 The Ascent of Money -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直译为《世界金融史——金钱的崛兴》，及后一想，觉得译名虽然可“信”，但平铺直叙，“信”“达”合格但不够“雅”，和内子谈起，她冲口而出：《钱世》。揣摩本书内容，说的正是钱的“身世”，它细腻地介绍了金钱在文明世界崛兴的过程，即其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此译符“信雅达”要求且易记易上口。可是，《钱势》又如何？《金钱进化论》亦不错，这些俱足以展示金钱与时并进（其实是带领世界进步）的势头，因此均称恰可。至此，笔者踌躇莫决，对当年严复为一译名而“旬月踌躇”的心情，完全了解。
迟迟未评介这本书，一来是“事忙”，二来则在等待欣赏其DVD后才作“定论”。这本书是作者应BBC之请而写的电视纪录片“剧本”（DVD二片共六集），成书当然做过大量加工及润饰，惟其浅白通俗的特色不变。不过，由于每一集都有主题，遂令本书读起来如杂志文章的结集，并无一气呵成的气势。有一小事似可一提，笔者购DVD时“撳错掣”，结果又买了一本英国版的书——和美国版不同的是英国版有多幅精美彩图。
富格逊今年四十五岁（1964年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出生），毕业于英国剑桥，现在大西洋彼岸另一剑桥的哈佛任教，被誉为“当代最有成就”、“英国最著名历史学家”的学者；他不仅对近代史见人所未见（如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英国——并非已有定论的德国——把发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悲剧“提升”至国际冲突；此说在史学界并无共识），且其文风明快、文笔流畅可读，因此大受读者和传媒欢迎。不过，本书虽把金钱进化过程写得条理清晰、摄影极佳加上他的“卖相” 不错，DVD应更可观。然而不然，他说起话来面部表情太太太太多，几乎每句话都要又扬又攒那两道浓黑的长眉，配合大动作的手势还有耸肩缩肩，“势气迫人 ”，极尽吸引观众注意之能事，笔者有点吃不消，遂有看DVD不如读其书之感。
能文善道的学者较易成名，有实学者因此成为象牙塔内外人所尊崇的名人，这类学者，经济学界亦有不少。1977年4月笔者在《信报月刊》发表短文《拍成电视纪录片集的经济史》，介绍J. K. 加尔布雷斯应BBC之邀把其新作《变幻的时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拍成一套十三辑的纪录片，加尔布雷斯身高六英尺七英寸，风度翩翩，以高超的写作技巧闻名（《经济学人》则评之为“太花哨”），加上腔调柔和、口才便给，是少有的能写善言的大家；笔者的读后及观后感是他对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尔塞斯、李嘉图、熊彼德和凯恩斯等人的理论，如数家珍，轻松写出、娓娓道来，令人增益不浅，亦明白经济学对人类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笔者当时写道：“正如凯恩斯所说：‘那些自以为完全不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人，通常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这句话笔者后来多次引用，如今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略”，虽说具中国特色，一样无法摆脱凯恩斯的阴影。
三年后的1980年，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根据他于1962年出版的论文结集《资本主义与自由》，与夫人鲁思合作，改写为十章本的《自由选择》，并于同年应美国公共电视之请，拍成一套十辑的电视片集，令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说深入民间。佛利民滔滔雄辩、机锋毕露，令这套纪录片集畅销二十年而不衰，受其影响者不知凡几。金融海啸令佛利民鼓吹赋予企业家无限自由的哲学，成为导致金融灾难的“幕后黑手”，他的学说“退隐”自不可免，但若干年后势必“复出”……有趣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保守学派当道时，自由学派的加尔布雷斯在政坛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日渐消退，但去年年中以来，又见不少诠释、鼓吹其学说及为他“平反”的文章，那与佛利民及其信徒的处境刚相反。经济学亦坠入风水轮流转的循环？
此后二十年，似乎未见类似的纪录片面世，直至2002年，在耶鲁和剑桥受教育的经济研究者丹尼尔·耶津（D. Yergin, 1947- ），应美国公共电视之邀，把其于1998年（与友人合作）的著作《制高点——政府与市场之争重塑现代世界》（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制成三辑纪录片，声容并茂地缕述了自由市场在二十世纪崛兴以至贸易环球化的经过，是了解自由经济如何“打败”计划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流体系的最佳纪录片；耶津通过和若干领袖人物（依出现次序）如切尼（布什的副总统）、克林顿、金里奇（Newt Gingrich，克林顿时期曾任国会少数派〔共和党〕领袖，是主张银行可自由经营不应受任何规管的健者）、鲁宾以及加尔布雷斯、佛利民与J. Sachs的对谈，为这部纪录片平添生趣。
精简的解说加上“活动的配图”，这类纪录片，笔者认为是弘扬经济学的最佳媒介，亦是了解经济学与文明社会关系的快捷方式（看这类纪录片虽然亦得聚精会神，总比读书轻松）；张五常教授也许应该“现身说经济”，在《经济解释》基础上，加上街边玉器交易的机灵和年宵市场卖橘的热闹，拍成纪录片，以张教授一头爱因斯坦发型（格力威和最近来港的祈幸[E. Kissin]亦如是）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势，大收旺场，可以预卜！
富格逊以历史学家（现为哈佛历史及商业行政学讲座教授）替金融发展史作传，虽然提及的史实和数据不少已是众所周知，但他大都找到一点前人未及的趣闻逸事，加以均能从新角度切入，并无老生常谈之感，而他的诠释时有新锐之见，少有陈腔滥调之词。和上面提及诸书不同，富格逊这本书是为纪录片而写，因此可读性甚高，读者不必因其厚达四百余页而生畏，更不可因为看了纪录片而弃读。
《钱世》于去年5月写成，其时次贷风暴正在酝酿，至11月中旬出版时，世界经济已为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海啸淹没。相信是循出版社之请，富格逊为之写了一篇近二十页的“介绍”，对金融海啸的成因有相当透彻的评论，和他在12月份《名利场》（Vanity Fair）发表“打印”出来达二十二页的长文，内容差不多——数据雷同，意见大同小异，只是用词遣字略有差异……这篇“介绍”，是读本书及希望了解金融海啸来龙去脉者不应错过的好文章。
富格逊认为金钱不是什么“东西”，是一种“关系”，而“关系”建立在债权人（credior）和债务人（debtor）的互信上。当人类开始“ 文明化”时，受时空的限制，“以物换物”的实物交易便无法满足“各色人等”的要求，农民需要借贷以度过青黄不接期，商人必须寻求融资以待货品出“厂”或从外地运到；而在封建主割据、商业社会未形成、税收有限或地主（富裕）阶级不肯交税的年代，政府更需要通过发行债券向市场借贷以融资战争。富格逊特别强调佛罗伦萨银行家发明债券的重要性，他甚且说他的老乡弗莱明笔下的英国特务○○七姓Bond（邦德）及他获得“杀无赦”授权，反映的正是Bond（债券）足以兴邦灭国的威力（页69；在DVD中他以夸张表情表述）！
历史上最早的信贷，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巴比伦出现，第一个有记录可寻的金融世家是艾智比（Egibi）家族，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数以千计的泥简（Clay Tablet），记录了向艾智比家族借钱者的名字；艾智比家族经营贷款凡五代达百余年之久。考古学家指出在这段漫长期间内，艾智比家族渐成巨富，而欠款不还的情况甚为罕见；至于两千七八百年的信贷如何达成以至利息高下，似不可改。
银行的英文Bank从意大利文Banca而来，后者为Banco的衍生字，其意是长椅（Bench），从《钱世》插图所见（页43），这种长椅与今日在公共场所所见者不同，它是英国酒吧摆放在门外供顾客饮酒、玩扑克、“抝手瓜”的二边长椅，中间有阔宽台面，亦常见于学校饭堂供学生两边排排坐就膳的那一种，惟有这种形式的Bench，才能让“银行家”（放债人更多是“大耳窿”）和顾客分坐一边而把有关“文件”摆在台上……然而，这种长椅不称 Bench而叫Refectory（学校饭堂）Table或Attaching-Trestle。有点可惜的是，笔者特别注意（反复看了数次）DVD中介绍意大利银行业草创期的景物，富格逊没有把Banco入镜，未免美中不足！
一如十八世纪伦敦证券买卖在咖啡室进行，中古世纪“银行家”坐在附有台面的长椅上做买卖（接受存款），最初“存户”要支付费用给“银行家”以保管其财富的安全。这种情况旋即逆转，因为“银行家”很快找到把存款贷款出牟利的门径。为了扩大贷款必须吸引存款，引诱存户的利息因此出现，伴随而至的是银行间的竞争。“有借有还”，正常的情况下顺利运作，可是，一旦遭逢意外，债务人无力还债，便全盘皆落索。不过，商业及个人“欠款不还”在古代虽有所闻，却不常见且均在银行能够承受“风险范围”，即银行很少因为客户“赖账”而倒闭。有能力令银行受重创以至把之拖垮的唯有政府，而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在位五十年，发动多次战争，史称百年战争）和那不勒斯皇帝罗拔（1299-1343；在位三十四年，史称“智者罗拔”[Robert the Wise]）财政支绌，欠债不还，令三家意大利银行（Bardi, Peruzzi和 Acciaiuoli）破产。乘时而起的是著名的美第奇家族（Medici），经营银行业断续四百余年、“富甲一方”；1434-1494年且是实际统治佛罗伦萨无名有实的“土皇帝”。
美第奇是大家熟知的名字，不过，传其名的除了金融，还有其对意大利文化艺术和文艺复兴的贡献，今天大家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所见众多“古迹” 及艺术品，都有美第奇的影子。该以地方小流氓起家然后做“正项生意”（当年的先进行业纺织制衣及零售业）发迹的家族，以庶民的背景，能够一度雄霸当年欧洲第一名城佛罗伦萨，与家族成员“分散投资”，渗透各种势力范畴而非全部进入银行业有莫大关系。其家族中有两人当了教宗（这显是“手民之误”，因“正史”及富格逊在DVD中都说“三位教宗”）、两名成为王后、三人获赐公爵衔……在商界、政界及宗教上占据要津，从而在多方面发挥影响力，牢牢保住家族基业。这种策略，仍是现代财阀采用（也许更多用“代理人”[家臣]从政）的模式！
意大利人于文艺复兴期（十四至十六世纪）发明债券，其公开买卖则始于十八世纪的英国。
1688年12月至1689年2月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又称“不流血革命”），确立了国会的至尊地位，若干重要的“建制”亦于期内相继成立。1694年立法创设英伦银行，从此王室固然不能借故“欠款不还”（1672年查尔斯二世公然宣布“赖账”的丑闻在金融史上占重要一页，迄今仍经常被谈及），亦无法操控币值，因为国会已负责规范王室开支而央行负货币发行之责，这些“建制”均非王权所能及；于 1717年实行金本位制后，英镑币值便不可能因为君主的意志而改变，这是英镑在往后二百余年成为世上最稳定货币的底因。
为了彻底解决王室的财务问题，英相佩尔林（Sir Henry Pelham，1743-1754年在位）在1749年发行统一基金（Consolidated Fund），等于由政府承包斯图亚特（Stuart）王朝（1371-1714）欠下的巨债。政府发行的债券保证不会“倒闭 ”，债权人可安心持有、收息，届期收回本金，“金融市场”遂趋稳定，而在这种孳息固定的条件下，不记名债券（简称Consols，已成为稳健的代名词）可以在市场买卖；至十八世纪末叶，伦敦的债市已相当活跃、成熟，甚且吸引外资（主要是荷兰人）参与，奠下了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
富格逊以大量史实，力指金融业因为政府的需要而兴起，政府通过银行融资战事及替王室清偿债务（其负债叠叠多半因为发动战争引致），与马克思认为金融业控制了政府的结论相反。事实上，英国在十八世纪崛兴的一项重要原因正是政府建立了信用后，能够以比其他国家特别是其宿敌法国较低的成本（利息）从市场集资；换句话说，拿破仑对外用兵的经济成本远较英国的军事开支高！
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一座农场被抵押拍卖
有限公司（Joint Stock, Iimited-liability Co.，缩称Ltd.co）被富格逊认为是“神奇制度”，因为出问题时股东不必赔上身家。其出现把金钱的作用发挥至极致，资本市场之崛起，可说与之关系最大。第一家发行股票在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上市的是于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它获得贸易专利，等于保证利润（有如香港的专利公用事业），在其最初二百年间，每年平均“殖息率”达百分之十八，其三百五十八个股东因此均成巨富（香港的嘉道理家族是最佳示范）。
与股市共生的是投机。在第三章“吹气泡”中，富格逊列出金融泡沫必然出现的原因，比如经济条件突变、过度兴奋、过度悲观及失却信心的投资者不问价抛售的自相践踏。不过，笔者以为他把泡沫经常出现归纳为这三点原因较具体可取：1.“信息不对称”即有人获得比普通投资者更快更多的信息；2.国际资金自由流通（十八世纪荷兰资金“回流”曾导致伦敦债市急挫，现在的资金流向对金融市场的升沉更具决定性作用）；3.信贷泛滥资金成本廉宜。
这三点观察是历久常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投机令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在你赢我输的“零和市场”中，如何保障利润降低不稳定带来的损失，保险业应运而生，以富格逊的说法，这令金钱在社会进步上的作用向前大跃进。
保险的源起，可追溯至十七世纪中期，1666年烧掉大半个伦敦的火灾后，火险的意识开始为时人思索，至1680年，尼古拉斯·巴邦（N. Barbon，1640-1698；政客、医生及投机者）成立以伦敦第一为名的火险公司；而经常发生海难（包括海盗劫船）亦促使以其姓为名的咖啡馆东主爱德华·劳合（E. Lloyds，生年不可考，卒于1730年）开始做海险生意（劳合经常听客人谈海难事件得来的灵感）；寿险则始于佛罗伦萨，其源起是打赌教宗及国王的寿命而起。不过，上述种种保险，以当年的情况，严格来说只是赌博，评估风险或然率并定出承保收费标准理论的是法国神童数学家帕斯卡（B. Pascal，1623-1662），其于1662年写成的概率论，奠下今天精算学的基础；帕斯卡认为以过往的信息为预期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的根据，人们因此可通过购买保险来摊薄或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
第一家以严格精算推断出来的“现代保险基金”，是由两名格拉斯哥（富格逊的故乡）牧师华莱士（R. Wallace）和韦思德（A. Webster）在爱丁堡大学数学教授麦克林协助下成立。华莱士和韦思德有感于人均寿命短促（1800年英国人均寿命三十七岁；卫生条件奇劣的伦敦人只有二十三岁），孤儿寡妇生活不好过。以苏格兰教区而言，传道士去世后其后人只一次获发半年薪津的抚恤金，以后的生活便只有听天由命。为了这些未亡人的生计，他们遂于1743年成立基金，资金来源由参与者供款……现代退休金制度由此产生！从十九世纪开始，政府插手有保险功能的社会保障及免费医疗，其经费当然是通过税收及供款的“全面参与”；但“风险国有化”（Nationalized risk）有许多缺点，而首先把之私有化的是智利。在佛利民的影响下，1979年独裁者皮诺切特（其劳工部长为佛利民在芝大的高足）提出退休金政策方案，允许并鼓舞受薪者退出政府的退休金计划，可以自由参与私人公司的计划……富格逊为此专程前往智利“实地考察”，得出退休金由私人公司经营对受薪者的好处远远大于政府管理的退休金，那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世界，置业买楼早已成为人民的基本权利。可是，人民普遍置业的历史不足百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尔街大崩溃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为 “救市”颁行新政，其中一项政策便是成立物业按揭公司，低息对“合资格人民”提供物业按揭利率后，才使置业率即人民居住于自置物业的比例大幅扬升。
物业的重要性，自古以然。“古时候”，只有王公贵胄和地主（当年尚无“巨贾”）拥有产业（Estate），大部分人都是付租的租客；出租产业不仅可令业主因有“不劳而获”的收入而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且有政治参与权。1832年前的英国，根据一项十五世纪通过的法例，惟拥有年租值四十先令的业主方有选举地方及中央议会（国会）议员的投票权。十八世纪初，国会的五百一十四名议员中，有三百七十位均属地主。到了二十一世纪，英国土地仍落在少数地主阶层手里（不少世袭贵族仍靠“领地”的租金过活；在伦敦黄金地带有大量物业的西敏寺公爵身家七十多亿英镑，在英国豪富榜上居季军），只是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已今非昔比。自从身为十四世伯爵的英相休姆（放弃勋位后才能参选进入下议院）1964年被工党的威尔逊击败后，英国地主-贵族在政治上已完全无作为；上议院徒具形式，“口水会”而已。
英国是“议会之父”，然而，选民的资格，于1884年，经过数度“改革”之后，仍以每年支付十镑租金者为标准，即有财力交租十镑租金才有选举权，当然，有年租十英镑收入的业主亦有投票权。1928年，这项与物业有关的规定才取消，是年才正式进入不分阶级的人人一票的“全民投票”时代。可是，投票条件的放宽，不等于自置物业的普及，至1938年，只有少于三分之一的英国家庭住在自置物业！
三十年代以前，英、美的物业市场情况不相伯仲，其时美国家庭拥有自置物业的，不外约五分之二而已，这皆因物业按揭即分期付款供楼并未普及之故。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认为“打救”负资产业主既可阻遏经济下沉，尚有塑造所谓“拥有物业民主”（Property- owning democracy）的远景，事实上，这确是对抗“红色革命”（red revolution，革掉富裕阶级老命的武力革命）的有效策略。当年失业严重，福特车厂失业工人示威酿成五死多伤惨剧，民怨沸腾，当局若非制订出种种免费午餐式的福利政策，美国的确存在“变天”的风险。房利美、房贷美的前身国营“物业贷借公司”和“联邦物业供款银行”，不仅把三五年的物业按揭期延长至十五年，利率亦一再调低，而物业供款还有税务豁免，不少经济学家指政府实际上是“按揭市场的包销者”……在当局鼓励人民置业的政策下，1960年，美国已有六成家庭拥有自置物业，2004年增至百分之六十九，2008年跌回至百分之六十七点五。按揭物业的金融机构做的是稳赚生意，大家熟知的“三-六-三规则”（3-6-3 rule）的发轫地正是美国，这即是说，主攻物业按揭的公司以三厘利息吸纳存款、以六厘息的代价借出（以物业为抵押品）、下午三时负责人便可施施然打高尔夫去也。在置业意欲日高及经营物业按揭机构争夺顾客而对准业主提借种种诱因，意味获得按揭的条件愈来愈宽松，埋下了引起金融海啸的次贷危机！
战后的英国政府，不论工党或保守党，均视提供国人以“负担得起的物业”为国家责任。为了争取选票，保守党麦克米伦政府（1957-1963）的做法比工党更慷慨，首先定下新屋落成数量目标，如1958年的目标是新建成住宅（House）四十万户（以人口比例计，1997年香港的“八万五”尚算保守），在1959至1964年间，英国落成的住宅三分之一由地方议会（Local Councils）斥资兴建；到了工党威尔逊上台（麦克米伦之后是同党的休姆，他在朝差两天才一年），此比例提升至一半以上。“公屋”（Council House）太多是英国城乡市容破旧的根本成因！
不过，英国人拥有自置私人物业，至1971年仍不及半，此事待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才大为改观。保守党政府不仅于1983年在国会通过“解除按揭利率课税法令”，又把按揭利率压至通胀率之下，同时把“公屋”廉价出售，自置物业比例才大幅增加——从1981年百分之五十四（一千一百万户）上升至 2002年的百分之六十七（一千七百万户），2008年则跌至百分之六十五弱。
收租本为最稳健的营生，开发土地兴建物业出售则是厚利生意（即使不在建筑与实用面积上做手脚）；可是，历史上发生多次土地价格暴挫，租金收入急降的“土地大熊市”，显示去年中以来因次贷风暴引致的物业衰退，绝非近世才有的新事。
农业社会时代，土地价格及租金高下，以农作物是否有价为依归。提及农作物价格，不得不略谈英国独有“输打赢要”的谷物条例（Corn Laws），这是爱德华六世（1547-1553在位）期内一系列立法，以确保农庄主人的收益。以1670年的条例为例，它写明夸脱（quart，一点一三公升）小麦在五十三先令四便士以下时，课小麦进口税十六先令；其价在八十先令，则课税八先令；1689年，英国小麦丰收，为了鼓励出口，国会通过“小麦出口奖励金条例”，规定小麦夸脱价若低到四十八先令以下，出口津贴为五先令……自由贸易学说兴起后，“谷物条例”于1846年被废除，小麦价格迅速从每夸脱约合三美元急挫至五十美仙，田地年租率亦由百分之三点六五跌至百分之二点五一，引发了当时的“地产熊市”。在英伦、爱尔兰及牙买加拥有六万七千公顷田地的白金汉公爵竟因此破产——他是英国史上生活最侈奢最不检点的贵族大地主，1845年其年收入达七万三千英镑，是年开销十万零九千一百四十英镑，累积负债高达一百零二万七千二百八十二英镑（当时是天文数字），那是他豢养多名情妇、讲究排场、挥霍无度、官邸的豪华连维多利亚女王亦自叹不如有以致之。长期入不敷出财赤累累，在地租收入萎缩下便全盘皆落索。
近年一再把物业再按借贷消费的中产阶级，“适逢”次贷风暴，如果政府不施援手，便会重蹈白金汉公爵覆辙。
本书第七章“从帝国到中美利加”（From Empire to Chimerica），细说英、美这些近代“金钱帝国”的盛衰；如今惨遭“金融海啸”之痛，华尔街主宰国际金融的地位一落千丈，苦不堪言的美国若能和中国“合作”、维持中国赚钱美国花钱的“夫妻关系”，便可“继续繁荣”。这是稍早前笔者把Chimerica译为“中美利加”的原因——事实上是，中、美若各走各路，闹“离婚”，美国无钱可花而中国亦断了财路！
作为“金钱帝国”，美国的金钱随印随有，当然多得数不完，但这只是近四五十年的事。百余年前世界屈指一数的“金钱帝国”，则以英国最富裕，其财富之得，除从事海外贸易（根据其利益有时行保护主义有时主张自由贸易）外，还有凭其坚船利炮，肆意掠夺天然资源丰富的殖民地所累积。英国当年的富有，可从在1914年英国私人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总数达四十亿英镑可见；而在1865年至1914年间，英国扩张在远东的势力，一方面割据香港（1842年）及新界（1898年），一方面购进值七千四百万英镑的清朝债券及“直接投资”，表面上这反映了英国投资者勇于承担风险的性格，实际上亦显露了英国人谨慎稳健的一面。在这段期内，清朝积弱，中国不仅乱成一团，1894至1895年有对日甲午战争、1900年则发生义和团运动，而1911年则有“革命党”推翻清朝的流血革命，经济上更乏善足陈……在这种经济颓态毕呈、政局动荡不靖的局势下，英国投资者仍对中国投资不离不弃，皆因当时中国海关控制权落在英国手中，按规定清廷可从海关收益分成，这方面的收入，保障了债券能如期派息及赎回。这等于说在看似风险甚大的投资上，英国人稳坐钓鱼船，坐收厚利。当然，到了清廷覆亡，军阀割据，不少清朝债券便变成迹近废纸的“灯罩”！投资永远带有风险，于此便是一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开始走下坡，惟百足之虫，英国和英镑在国际贸易上及金融仍担当重要角色；到了三十年代华尔街崩溃引发祸延全球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英、美都受重创，但美国适时采取了“新政”，稳住局势，加上在二次大战中美国“置身事外”，战争未延至本土，而英国则因卷入战争负上巨债，以致英镑币值如水就下，1930年一英镑兑四点八六美元，其后便一路下泻；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固定汇价的影响下，美国和美元便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主流。不过，固定汇价令当年的贸易和炒风都不活跃，直至六十年代后期，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真有如一潭死水。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15日片面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国际货币汇价开始自由或肮脏（政府暗中干预）浮动，虽然“市场汇价”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况，浮动因此在理论上不成问题（汇价最终反映经济实况），但投机活动很快令国际金融混乱失序，而“高潮”是长期资金管理公司（LTCM）的没落。这家由数名世界知名计量经济学家（包括两名诺奖得主）经营的对冲基金，曾为投资者带来重大利润，1994年3月投入一千万至1997年变成四千万；1997年该基金资产六十七亿美元，翌年其持有的七千六百多张形形色色的期货合约总值达一千二百四十四亿，即“杠杆比率”约为二十与一（一元资本做二十元生意）。所以如此进取——当然，比起引爆这次“金融海啸”的银行的大胆程度则属小巫——皆因该基金绝顶聪（精）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得出一条可以横扫天下的方程式；此刊于321页的方程式，笔者当然不明白，富格逊亦说他“愈看愈糊涂 ”（baffled）。LTCM的风险之大，不难想见，因为在近七千七百张合约中，只要有数十张出问题，由于“孖展”太高，便全盘皆落索。
美国政府出手解LTCM之困，可惜治标不治本，种下利用OPM投机的银行家肆无忌惮赌得太尽的祸根；除了“发明”千奇百怪行内人亦多不了解的衍生工具，“杠杆比率”更高达六七十倍，过度利用金钱的功能，终于酿成这场残害世界经济的大灾难！
据富格逊的分析，中国虽然发展神速，创下奇迹，但衰落中的美国，仍远较中国富裕，其人均收入仍比中国高二十余倍（三万四千元与两千元之比）。荒谬的是，中国通过对美输出令其数以亿计人民有工可做，而为了在出口市场上竞争，中国必须保持其赖以“发迹”的廉价优势，因此，除处处对资本家让步以令其间接成本低企之外，尚不断在市场“微调”其汇价以收低汇价强化出口货具竞争力之效，而手法是不断在市场上以人民币买进美元，相对美元，人民币汇价维持在中国政府认为可接受即有利促进出口的水平。这是如今北京拥有世上最多——在二万亿水平美元储备的根本原因。
这种情形，令富格逊得出中、美的关系类似夫妻的结论，进而铸造“中美利加”的新词。中美一共约占世界十分之一陆地、约有四分之一人口、约有三成经济产出；他们联姻真是“天作之合”（a marrige made in heaven）。中国努力赚钱、“死悭死俭”，然后把积蓄借给美国，令美国人继续做其尽情挥霍的“大花筒”。中国廉价出口令美国不致出现“物价推动的通胀”，同时压低美元利率，那意味资金成本下降。可是，这种表面看起来珠联璧合互补不足的婚姻，终于因为资金成本太低，银行乐于做免首期的物业按揭而酿出大祸事……
在“金钱进化史”上，金融失败的次数及影响，远远比不上金融成功，若非如此，人类社会断无今天之繁荣昌盛，这等于说只要不断改进改善利用金钱的制度，我们便会不断从废墟中爬起振作上路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不幸的是，目前世界正处于金融废墟之中，如何把被“金融海啸”淹没破坏的制度纳入正轨，尚需大家的努力，而这是需要各方付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