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读《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
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①]一书，现已被广泛公认为社会学思想中的经典之作。他的独特贡献，是他在经济人类学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博兰尼范式”(Polanyian paradigm)。[②] 通读《巨变》全书，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博兰尼范式”之后的更深层次价值判准是博兰尼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在我看来，《巨变》一书的论述进路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博兰尼在社会理想图景的指引下提出其经济人类学预设，经由自律性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保护之间的“双重运动”，从整体性社会的视角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论述其独特的市场社会观，主张人类在面对权力和价值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探讨自由的意义。本书评试图揭示隐藏在博兰尼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背后的社会理想图景，并进一步探讨这种社会理想图景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下日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具有多大解释力的问题。

一、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

博兰尼一般被认为是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③]的创始人之一。经济人类学探讨不同社会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主张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对原始社会的经济研究。在博兰尼看来，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并不与占有物品这种特殊的经济利益相连结，实际上这些过程里的每一步骤都是配合着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博兰尼在《巨变》一书中写到：“最近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就一般而言，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不会因要取得物质财货以保障个人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④]
博兰尼首先追问了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如何确保生产和分配秩序的问题。博兰尼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经济类型——互惠性（reciprocity）交换、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市场交易，原始社会主要依靠互惠性交换和再分配这两种与经济并没有直接关联的行为原则来维护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博兰尼论述这一问题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巨变》一书译为马凌诺斯基）和图恩瓦尔德(Thurnwald,《巨变》一书译为尊窝特）的研究成果。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货物与劳务的交换大多是在一稳定的合伙关系中进行的，或是与特定的社会义务有关，或是伴随着非经济性的互惠关系……大部分，即使非全部，的经济活动，都属于某种互相馈赠和回赠之链；就其最后的平衡状态而言，这是平等互惠的。”[⑤] 简言之，互惠就是取和予，今天的给予会为明天的取得所回报。图恩瓦尔德则发现，除互惠行为之外，从原始的渔猎部落到规模最大的帝国，储藏与再分配（storage-cum-redistribution）制度的实施最为普遍；而这有时候是与互惠行为联合运作的。[⑥] 换言之，再分配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货物被集中推存在仓库中，然后分配给社群的每一个成员。
在博兰尼看来，互惠性交换由于对称性（symmetry）之制度模式而得以顺利推展；再分配则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集中性（centricity）之制度形式。对称性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讲的作为每一个野蛮社会中相互义务不可或缺的基础的二元性（duality）。这种对称性表现为村落的对称，例如在超布连岛上每一个海滨的村落都有一个对等的内陆村落，甚至体现为个人的对称，例如在库拉交易中，每个人在其他岛上都有他的交易对手。而集中性则体现为部落首领和仓库。猎物集中交给部落首领，部落首领将猎物集中堆存在仓库，然后分配给部落的各个成员。在博兰尼看来，对称性和集中性这两种制度形式恰恰分别与互惠性交换和再分配行为原则的需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在这样一个架构中，财货之有序的生产和分配是经由互惠性交换和再分配等一般行为原则所控制之各式各样的动机而得到的。在这些动机中，图利（gain）并不是很突出的。
在博兰尼看来，一直到中世纪末期之前，市场在经济制度中所扮演的是不重要的角色，流行的是其他的制度形式。在中世纪末期之前的各种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始社会中，社群可以保证其成员免于饥饿。博兰尼在《巨变》一书考察了汉穆拉比王朝、希腊罗马时代以及中世纪时期等各种不同非市场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的实际机制。他发现，这些非市场社会之中的生产和分配制度都嵌入了以互惠性、再分配和家计（householding）等行为原则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制度之中。这种将经济制度嵌入社会制度的模式有助于各种社群部落之生存和团结社会秩序之生成。
由此可见，隐藏在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之后的理路其实是，经济学不应仅仅研究相互竞争之目的下稀缺资源的分配，而应考察人类群体在实践中如何处理生产和分配问题以确保他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博兰尼在其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指引下，反对传统经济学将效率作为评价社会安排的标准，坚持将团结的社会秩序作为衡量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的理论判准。博兰尼预示着，如果人类将经济制度从社会制度分离出来，必将导致市场支配社会，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社会，市场社会转而给人类社会的稳定性带来巨大的威胁。

二、博兰尼的市场社会观

（一）自律性市场
博兰尼的市场社会观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自律性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 又译成自我调节性市场）的概念，其核心是自由的货物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在自律性市场中，货物、劳动力、土地以及货币都被商品化了，它们对应的价格分别是物价、工资、地租及利息，它们对应的市场分别是货物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
博兰尼敏锐地意识到，十九世纪的文明建立在霸权均势制度、国际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场制和自由主义国家制（the liberal state）这四个制度之上。而金本位制的源泉和母体是自律性市场制度。金本位制其实不过是企图将国内的市场制度扩展到国际领域上的一种制度；霸权均势制度则是金本位制的上层结构，且局部透过金本位制来运作；自由主义国家制度本身则是这种自律性市场制的产物。[⑦]
在博兰尼看来，在部落社会、封建社会或重商主义的社会里，都未曾有分离的经济体制；而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⑧] 博兰尼通过研究工业革命为止之市场的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制度仍是隐伏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下；市场只不过是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权威之控制与节制的一项制度装置的一个附属特征”。[⑨] 然而，事实上，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活动被抽离并分解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是一个奇特的转折。[⑩] 此外，到二十世纪初，市场自律性遭受了巨大的损伤。
博兰尼非常巧妙地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批评了自律性市场。博兰尼首先批评了古典经济学论者公认的一个观点——市场是一个自然的制度。这种观点认为，图利（gain）是人的本性，人们都努力争取个人的利润（profit），人类具有以物易物、买卖以及交易的自然本能，因而“只要让人们自由行事，市场就会自然形成”。然而，在博兰尼看来，“市场乃是由政府有意识干涉且激烈干涉之后所产生的结果”。[11] 在博兰尼看来，“个人的交易活动在其他经济行为准则占优势的社会中通常并不会导致市场的建立——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12] 这一点既可以通过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来予以证明，也与贸易与市场之历史的研究相符合。
博兰尼进而驳斥了古典经济学中一个流行的看法，即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自律性市场体系）的出现为自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结果。[13] 这种天真的想法建立于个人具有图利的本性和人类具有交易的自然本能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博兰尼在批评“市场是一个自然的制度”这种观点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驳斥了这种天真的想法。如果没有社会的反应和国家的干涉，那么市场本身不可能达致强有力的自律性市场制度。[14] 博兰尼明确指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并非地区性或远程贸易逐渐扩张的结果，而是由于国家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15] 在理论上，这是因为地区性市场或远途贸易本质上都不具有竞争性。
博兰尼的批评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对古典经济学这两个假设——市场是一个自然的制度，资本主义是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结果——的驳斥只是为他批判自律性市场制度作了一个铺垫。博兰尼在社会理想图景的指引下怀着人道主义关切的胸襟和现实主义考虑的心智对自律性市场提出了严厉和无情的批判。“自律性市场将劳动力、土地以及货币视为商品，并组织这些商品在市场上进行实际的买卖。倘若容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之命运、自然环境、甚至购买力大小之唯一的主导者，它就会摧毁这个社会。”[16] 简言之，自律性市场总是试图迫使社会屈从于市场。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乌托邦（utopia），亦即一种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
（二）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运动
博兰尼市场社会观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的自我保护。在他看来，市场制度和社会的自我保护之间存在“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的倾向。“在一整个世纪之内，现代社会的原动力是由一个双重倾向支配着：一方面是市场不断的扩张，另一方面是这个倾向遭到一种相反的倾向——把市场之扩张局限到一个特定的方向——的对抗。”[17] 无节制的市场迫使社会濒临解体而危及人类社会本身，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正是人类社会对这项灾难的反应。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企图终止社会的支配运动，而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则重构社会的这种支配地位。只要市场原则试图去支配社会，企图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到社会。因此，“十九世纪之欧洲文明的解体是一全然不同之原因——社会为了避免被自律性市场之行动减绝而采取的一些措施——的结果。”[18]
博兰尼在社会理想图景指引下并不仅满足其自己关于“双重运动”的判断，而且在“双重运动”基础上运用阶级关系理论来解读和塑造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史。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重运动”，或者说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持久的制度压力。社会阶级之间或者说社会团体、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经由“双重运动”造成的持久的制度压力，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欧洲文明的崩溃，并在将社会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之基础上引发了二十世纪的法西斯的巨大灾祸。布洛克（Fred Block）和索马斯（Margaret R. Somers）在《巨变》一书的导论中，亦即在《超越唯经济论的谬误：卡尔·博兰尼的整体性社会科学》一文中也明确写到：“博兰尼希望藉着阐明法西斯主义和二次大战皆根源于自律性市场的兴起，而能向战后的世界指出通往更合乎人性的和更理性的结构之途”。[19]
博兰尼进而在社会理想图景指引下运用经济人类学观点和“双重运动”洞见来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具有三个古典的教义：必须由市场来决定劳动的价格；货币的发行必须受一独立机构的支配；货品必须能在国际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阻挠或保护；简单地说，就是劳动市场、金本位制、以及自由贸易。”[20] 由于汤森、李嘉图等人在理论上将自由放任视为信条，经济自由主义在通货和贸易实践中的得势更使得自由放任逐渐演变为一个狂热的教条和好战的信条。
博兰尼批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前设——自由放任是自然产生的。正如市场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制度一样，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实施的，政府往往经由一个集中的官僚体系来推动经济自由主义信徒们提出的各种措施。此外，博兰尼批评经济自由主义者误读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这是因为他们坚持从经济观点来评断社会事件。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将神秘的力量赋予给自律性市场制度，而这恰恰是经济人类学论者所坚决反对的。
博兰尼还批判了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所谓的“反自由主义之阴谋”。博兰尼以其市场和社会之间“双重运动”的主张巧妙地驳斥了经济自由主义者这个似乎无法反驳的阴谋。在博兰尼看来，反自由主义之阴谋纯粹是虚构的，因为“散布市场制的自由主义运动，面临一自卫性的对抗运动，试图限制其发展”；“并不是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发展出各种形式之“集体主义的”相反倾向，而是因为不断扩张的市场机制影响到重大的社会利益而引发这种相反倾向”。[21]
博兰尼更进一步揭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坚持自律性市场的优先性，它只是在确保自律性市场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必要的政府干涉。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自由放任在与自律性市场发生冲突时，往往屈于次要的地位。“如果自律性市场的需要，与自由放任的需要互不相容时，经济自由主义者就会转而反对自由放任，并且象任何反自由主义者一样，采用管制与约束等所谓集体主义式的手段。”“干涉主义”与自由放任是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一贯地拒绝“干涉主义”，“在市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时，经济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呼吁政府干涉，以便建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以后，仍须政府干涉，以便维持它。”[22]
（三）市场社会
市场社会一词只能用来指称如下的社会整体：在其中市场的原则扩及，并组织土地、劳力和货币；同时将此三者视为真正的、而非假想的商品，并依此原则来建构社会。《巨变》其实就是对市场社会之兴衰的说明。这个过程包括两次重大的转变：由重商主义而兴起的市场社会，以及因市场社会崩溃而导致的法西斯主义与世界大战。[23]
在博兰尼看来，仅是贸易与市场的扩张并不会自动引发市场社会的形成，只有有意识的政治干预行动才会导致市场社会的产生。政府对工业革命及各种后果作出的各种干涉，最终保障了市场社会的建立。一旦经济体制以单独的制度、特殊的动机、且享有特别的地位等方式组织起来了，这整个社会就必须依次而改头换面，以便让这个体制能按自己的法则运作。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市场社会中运作的意思。[24]
博兰尼批评市场社会，不是批评市场社会建基于经济之上，而是批评在市场社会中市场支配了社会，批评市场社会中的经济建立在“图利”的观念之上。这种批评其实就是以社会理想图景为判准批评市场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法则。

三、对博兰尼的经济人类学和市场社会观的追问

人的本性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关于人的单一本性的任何观点本身可能恰恰破坏了人性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可能不太全面，博兰尼的学说也许有失偏颇。如果博兰尼认为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站不住脚，我们完全有同样多的理由怀疑博兰尼经济人类学关于“社会人”的假设也未必令人足够的信服。博兰尼在另一本书中写到：“亚里斯多德是正确的——人不是一个经济人，而是一个社会人”。[25] 对于博兰尼来说，一个“社会人”是对其同伴命运负责任的人。关于原始社会中的人性，我们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原初假设是“经济人”，即人是计算个人利益的理性人；博兰尼经济人类学的原初假设是“社会人”，即人是为社会利益而行动的行动者。我们无法重构历史，无法揭开原始社会的谜底。然而，我们可以观察19世纪以来的历史，这段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异化成了商品。我们追问的问题是，导致这种结果的近因究竟是人类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经济人”，抑或是人类开始是“社会人”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堕落了自身的本性，或者人类本性本身就是多元的，而且是变化着的。博兰尼关于“社会人”的假设可能建立在他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之上。这种基于社会理想图景建构起来的“社会人”的“道德责任”对于日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当下世界究竟具有多大解释力？
博兰尼一方面批评了经济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博兰尼看来，社会既是复杂体，又是整合体，个人宁愿维持其自身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倾向于选择变化，并不必然倾向于选择经济利益最大化，因而个人自由的概念或许就是一个幻象。正如长期以来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历史清楚表明的那样，人类实际上宁愿选择现有制度安排的稳定性，而不是个人自由或者竞争自由。于是，博兰尼反对亚当·斯密关于经由经济的个体公平竞争达致“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的社会秩序的理论，反对由这一理论推导出来的自由主义国家架构和自律性市场制度。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博兰尼同时又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信念，他主张“进步只能经由基于道德原则之有意识的人类行为而获致。”[26] 如果我们运用博兰尼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来解释，那么这一问题就不会令人感到那么诧异了。在博兰尼看来，与个人类似的是，阶级同样并非主要是一个经济的群体，而是一个社会的群体。阶级本身只是经受历史变化的一个社会结构的派生产品，阶级可能是这些历史变化过程的“承运人”和“反应器”，但阶级本身绝不是导致历史变化的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因此，博兰尼并不同意阶级斗争最终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进化论观点，也并赞同将阶级利益仅仅当作经济利益的看法。总体上看，《巨变》一书提出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合的社会观显然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并非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形态，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博兰尼试图从其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这一伦理道德来论证整体社会的合理性，而马克思主义论者则根据阶级斗争与阶级利益这些经济关系来划分社会的历史形态。我们追问的是，在个人、阶级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个人和阶级是否仅仅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只能被动的接受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和阶级是否确实都倾向于选择稳定，而非选择变化？如果确实这样，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提出的“现代性的断裂”又如何予以解释？换言之，如果社会结构一直是整体的架构，那么现代社会制度是如何从传统社会秩序分离出来并发生断裂的呢？
近代市场社会是一个被“拟制”出来的社会。显然，在这种认为杜撰出来的近代市场社会的深层，仍然残存着非市场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且这些机制必然要表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博兰尼确实依据其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这一伦理道德批评了传统的虚拟的经济“科学范式”，建立起了“博兰尼范式”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概念。这些概念和范畴包括制度形式、制度安排、制度过程、自律性市场、互惠性交换、再分配、市场社会和双向运动。另一方面，博兰尼根据其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这一伦理道德来反对市场社会种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反对将传统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对非市场社会的分析，揭示和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的非市场社会的制度形式，描绘和预示了未来非资本主义的非市场社会的美好蓝图。然而，本文追问的是，博兰尼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新“范式”所必需涵括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进路？他又在何种程度上试图对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进行修正，为“福利经济”和“福利社会”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辩护？

四、结束语

博兰尼的《巨变》一书始终贯穿着博兰尼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这种社会理想图景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分析性的，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预示性的。对于前资本主义的非市场社会，博兰尼运用这种社会理想图景描述了互惠性交换、再分配和生计等行为原则，以及与这些行为原则相对应的对称性、集中性和自治性等制度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博兰尼运用这种社会理想图景在自律性市场、社会的自我保护和双重运动概念基础上分析了市场支配社会的严重后果和负面效应，并且批判了传统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预设和基本观点。对于未来的整合的社会，博兰尼运用这种社会理想图景预示了人类正视权力和“价值”等社会现实、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世界新蓝图。
这种社会理想图景是一种社会整合模式，它对于民族国家或次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释力。例如，再分配在小型共同体中必然对应着一种向心结构。在这种情形下，货物和服务汇集到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独立于货物和服务的特殊运动而自动运行，最后这个中心将货物和服务分配给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囊括向心结构的小型社会就整合了再分配这种交换形式。因此，在博兰尼认为可欲的社会理想图景中，经济必需嵌入社会之中，社会必然整合了经济。在这种社会整合模式下，整体的社会本身决定了在其共同体边界以内的所有社会行为，包括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在民族国家或次国家层面上，似乎存在国家、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这一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代表。本评论开放出的两个问题是：这种整体的社会能否用来有效解释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个体和群体在这种整体的社会中仅仅充当被动和消极的角色吗？换言之，在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是否存在整体的全球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是否可能构筑一幅人类共同认可的全球社会理想图景？个体和群体是否可能与国家一起作为整体的全球社会的积极行动者？





[①] [匈]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以下简称《巨变》。

[②] Fred Block & Margaret R. Somers，《超越唯经济论的谬误：卡尔·博兰尼的整体性社会科学》。载于《巨变》导论，第3页。

[③] 经济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

[④] 《巨变》第115页。

[⑤] 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ty, 1926. P.39-41. 转引自《巨变》第410-413页。

[⑥] Thurnwald,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P.Ⅻ. 转引自《巨变》第413-414页。

[⑦] 参见《巨变》，第59－62页。

[⑧] 参见《巨变》，第147－155页。

[⑨] 《巨变》，第143页。

[⑩] 参见《巨变》，第149－150页。

[11] 《巨变》，第384页。

[12] 《巨变》，第135页。

[13] 参见导论，《巨变》，第12页。

[14] 参见《巨变》，第135页。

[15] 《巨变》导论，第13页。

[16] 《巨变》，第151页。

[17] 《巨变》，第227页。

[18] 《巨变》，第383页。

[19] 《巨变》第11页。

[20] 《巨变》，第233页。

[21] 《巨变》，第246、247页。

[22] 《巨变》，第251页。

[23] 《巨变》导论，第12页。

[24] 《巨变》，第131页。

[25] Karl Polanyi,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rdern: Essays, ed. by George Dalton,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8, P.68.

[26] 参见《巨变》导论，第7页。








本书评发表于《中国书评》第四辑，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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