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人类学为出发点，兼顾民俗学、社会学等四五个相邻学科，讨论这些学科均具有的不尽相同的面（比喻为“蝗虫法”）的与点（比喻为“鼹鼠法”）的研究取向特点。这些研究取向均旨在更广和更深地获得整个的或区域的人类认识综观为目的，因此无须厚此薄彼。这样，我们需要认识不同学科不尽相同的蝗虫法与鼹鼠法，需要找到不同学科研究框架设计和田野调研相互借鉴与有机连接的契机与方法，需要寻找跨学科研究协作的交接点。为此，本文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加以多元例证、评论与展望。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Other Disciplines: Methods of“Locusts”and “Mole”
Zhuang Kongshao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other four or five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and folklore, etc., all of which do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distributional features in some areas, metaphorically the methods of “locusts”, and in terms of particular location, metaphorically the methods of “mole”. All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are supposed to be treated equally, because the purpose of all the orientations is a holistic and ultimate knowledge of human beings in a deeper and broader sense of the term. Therefore there is a nee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methods of locusts and moles for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for a pursuit of the junctures and methods for mutual references and relations in different research frameworks and fieldwork for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Thus the paper offers a multi-exemplification and argumentation, as well as a prospect, for the methods of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
庄孔韶
一，不同学科的“蝗虫”法与“鼹鼠”法
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都有一个积累性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指通向更为广博的和深度的人类认知，大而论之，是对地球上人类各族群与区域社会文化的一览无余，以及对人类心物构成之深掘为目的，为此，对人类自身的综观需要无尽的面与点的考察积累与良好整合。
上述学科都已经历了数十年逾百年的努力，学科壁垒之形成主要是以其发生以来不同之理论基石、方法论与具体的方法奠定的。例如，在人类学的来源研究中，特定形成的田野工作（初始于无文字的部落社会，对应于传统的书斋研究），一直是学科的首要标志（尽管其他学科也做田野考察）。不仅如此，诸如调研的普同性（universalism）整体性（holism）适应（adaptation）和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等 则是人类学独创或既有的认识论基础。做为田野工作的收获，是以不同文体的各类民族志为重要展示结果。 [1] 从早期人类学家开始，田野研究的理想之一就是通向跨文化的比较，以及最终实现遥远的人类综观。不过殊路同归的现象发生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等许多学科都以不尽相同的思路走到了比较之路，而实现理想的人类综观大概就是到了学科交融的时代吧。
说到人类的普同性认识，默多克（G. P. Murdock）从全世界数以百计的民族志资料中总结出人类共有的60余种文化要素以及相关的世界民族志样本。 [2] 虽说这种设计被认为是“被割裂于文化系统之外”，但这具有巨大覆盖面的事象记录民族志的确推进了比较文化的进程和对人类共性的具体理解。在找到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文化抽绎法之前，人类学家对人类本性与文化之面和点的交互研究热情依然如故。
从早期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思路看，它和进化论同样是要建立人类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他们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定文化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共性是许多文化圈相交的结果，以及得出文化传播会淡化民族差异的见解。拉策尔（F. Ratzel）还试图从地理条件的角度，把文化要素标成人类文化分布图，并尝试推测其历史的联系。 [3] 格雷布纳 (F. Graebner) 还提出文化圈重叠部分的文化层现象，从而推算出文化层的时间顺序和文化现象迁移路线，而且他还提出了鉴别文化亲缘关系的形式标准和数量标准。 [4] 他的文化圈和文化现象均展示在澳洲和大洋州地图之上。拉策尔及其继承人的研究方法表现了科学理性和严谨求证的德奥学人风格。尽管传播论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开创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寻求人类文化传播的类别与形态的可能性提供了有益的实践。
这种大面积的人类文化特征及其分布概观，还可以在后世的苏联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体现，如列文、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等分别或联合为苏联和/或中国领土上完成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图解―一个相互叠压又关联的系列民族志地图与研究论著；而中国民俗研究中出现的“民俗区”、“民俗亚区”和大河流域的“民俗带”等的民俗分布示意及研究古今皆有； [5] 如若提到单项文化事象的大面积研究与展示可在早期芬兰的历史－地理法的史诗与传说研究成果中体现。他们通过对口述与文本的传播、分布，力求发现同源史诗与传说的不同文本、它们的类型与历史过程；单一事象研究的大面积展示成果更为多见，如由美国社会学家雷伟立近年来完成的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地图及其研究著作，属于社会学人口分析范畴。
可见，不同学科获取全球与区域人类认知的构想是相通的，不仅书本知识不能被垄断，田野工作也不完全是人类学的专利。如今民俗学、社会学等均通吃古今文献和田野调研，甚至部分历史学家也进入了田间陌头。想一想吧，这些学科都关注着地球上各个地理区域不同时空的人群，因此发现不同学科的研究课题有时颇为雷同也就见怪不怪。上述不同学科均呈现的大面积的研究成果，尽管时代不同，所依据的理论构想不同，但其终极目的却是相似的。
至于不同学科的精细与深度探索取向却有所不同，这主要受学科框架和方法理论进程的影响。和社会学对比而言，人类学从发生期就包含了对人类两大基本特性，生物性和文化性的整体性探讨，人性之模塑与（他者）文化的关注是其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四大分支，包括体质/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 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说，社会学不包括前三项。例如和考古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博物馆物质文化研究，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克卢伯（Kroeber）有一句被人广为引用的名言：“人类学家有博物馆，而他们（社会学家）没有”。 [6] 博物馆是收藏和保护人类物质文化的最重要场所，也是展示和诠释“异文化”的地方，从人类学早期，田野藏品就一直和以书写为主的记录民族志相辅相成。而值得提及的是民俗研究也包括藏品，各国各地区倒是首先建立“本文化”的民俗博物馆，在时间上早于人类学博物馆的出现。由于民俗志和民俗藏品总是携带有往昔的历史情感，巩固了个人、族群与区域之认同，它们伴随着民俗节庆与日常生活分享和延续了日益累积的文化资产。
传统上，社会学家关注西方工业社会，而人类学家先后调查部落与小农社会，也造成两个学科在收集资料的方法上的差别。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问卷和发现其他可测定的资料。长期以来，样本分析和统计技术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准备；而人类学的统计并不普遍，尽管当代人类学在卷入现代国家的研究之后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学长期积累的田野参与观察方法获得的诸多理论指导下，做深掘的比较文化研究，这一偏重定性分析与诠释的研究是人类学的擅长。随着现代学科之间的进一步开放，人类社会文化研究的科学与人文主题在定量与定性的考量上的不确定性，一直游移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然而社会学的“向文化开放”（opening to culture) 的运动 [7] 对于社会学家的惯常主题无疑增加了更为质性化的思考，例如关于族群性、地方人口与文化偏好的研究即是；同时，人类学家也进入城市与工业社会的主题，尽管他们关于国家模式下的城市移民（农民）心态和大众媒体角色的研究仍不脱离传统人类学的色彩，但可能的量化统计已经出现在研究成果中。
在涉及人性与文化的研究与应用课题中，特别是那些涉体质、医学、公共卫生、人性与人类行为、文化生态系统等的研讨中，即使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面对相同的社会问题，其研究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设定问题的出发点时，人类学关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相互整合的整体论原则导致对人性－生物性－文化关系的综合性探讨，并使社会文化问题转入现代体质与生物人类学的方向上加以讨论。因此，人类学和社会学经常体现它们研究思路的叠压又分疏的特点，尤其在微观和深掘的研究之中。
人类学以外的民俗学家和社会学，毕竟还是有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和产出。大学一开学，从不同学科教授的指定读物就会发现，社会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就表现了差别，主要反映在理论与方法的用法取向，以及量化和定性等的主张上。目前，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的论文内容的比较上看，这两个学科相互之间也许走得更远了（不排除相近的主题和质性做法）；而我们看得见中国的民俗学和人类学却又一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而也仍旧存在带着老传统烙印的新民俗志和新民俗论。也许让我说，走得远和走得近自有其道理。
特别是民俗学，由于早就有民族学人类学取向，所以你会看到使用功能主义的早期论文，以及今日使用展演论、情境（语境）论和“深描”的诠释理论的民俗研究论文。不过，并不尽然。在民俗学者擅长的口传史诗研究中，跨学科理论之田野活用，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古老的类型学上也有新的发现，例如两种口传艺人－“原文”型艺人和自由发挥艺人 [8] 即是。而类型之发现表明进入了分析的开端。让我们对比一下非常相像的考古学，它们有“不能说话的”传统的器物类型学，然而石器的分类紧接着是考察它们曾经是如何使用的（有时通过复制的过程或重拟的方法）。 [9] 这似乎和对死的文字文本类型学的研究相似，很少有特定的契机能获得如同对当世民间表演艺人的直接田野观察分类。当然，这一点是共同的。考古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类别分析均是为了进入詮释。例如同为干栏长屋的民族志考察类别却有不同族群的或不同生境的不同的平面配置和大家族结构变体。为了不使细密的类别记录民俗志、民族志让人觉得“浅薄”而流于学科的附庸地位，那麽记录的框架和理论的总体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关于前者，区域文化总是影响记录的框架与民俗细部的延伸方向；关于后者，理论之不断更新意味着记录总体框架和细部也不断改善。
在功能主义的早期研究框架之后，普洛普（В.Я.Пропп）的民间故事形态学 [10] 首先开启以民间故事分析形式、体系及其（形态学）成因，确立话语的个体意义。作者因多种民间故事同源，侧重于“起作用的角色”（人物）的当地形态，即故事变体；尤其注重故事的结构，以及详细的要素和比较的分析式。他的形态学实际是将传播和结构加以连接的生成学说－即由形态学（动态）代替类型学（静态），这是从传统记录民俗研究细部深掘的值得称道的成果，使传统的民俗学史诗（田野与文本分析）大面积说唱记录民俗志研究得以新的理论框架的把握。然而，既然理论把握的优势和局限并存，那末，记录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把握，以及对任何细部记录的选择与定调都要小心。
一个学科成长的过程中，传统的研究线索与风格总是难以中断的，因此学科自身发展和对外开放与借鉴都是理所当然的进程。一个学科总是渐渐呈现定位（又在变化），如人类学和社会学。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的情况并不少见，作为学问人的个性而言更是这样，本来学问就是难以限定的。因此，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开放和定位不是矛盾的。
笔者现在把文章继续回到和人类学相邻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点面结合的主题上来。人类认识自己总是从面上的普查与感受来认识人类文化的普同性，因为人类从文化的“面”上的普查性理解之后才能更好地把握“点”的比较研究，否则不免会发生片面性评价，而最重要的是容易“忽视隐性之共同性”。 [11] 以现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学科知识积累来看，比较研究实施之前，大面积的普查民族志或民俗志是深度点状研究确定选题的知识基础，差异性的历史性原因不仅有跨越时空的，也有平面配置上的。因此，一个国家或一个地理区域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成果的质量，常常取决于所辖各个地方的学者和地方文人是否广阔而细致地完成了大面积的民族志与民俗志，这就是点面整合性研究的重要前提所在。
当你关注使用覆盖较大地理面积（相对而言）的、体现区域文化之宏大时空内涵的，或者认同某一偌大族群人口的认识框架的观察法、调查法和研究法，笔者都笼统比喻为辛勤可敬的“蝗虫” 法。而学者（个体或群体）长期孜孜不倦地在一个调研点或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挖掘和“深描”（例如解释人类学的常用术语）者则是执著可爱的“鼹鼠”法。我们从本文开始提及的对人类自身广而深的认知范畴评估，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大体都有各自的蝗虫法和鼹鼠法， [12] 只是学科视角与方法不尽相同罢了。笔者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尝试给予不同的形象比喻，是想让诸位的理解能比较轻松。
二，社会学的“蝗虫”法大作：等待民俗学和人类学
去年，笔者组织了一场以中国汉人社会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的初衷就是实现跨学科学者的同台演讲。在人类学家以外，我们邀请了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以及影视民族志制作者等。我特别提到与会者之一，美国社会学家雷伟立教授（William Lavely）。 [13] 他推动中国时空计划（CITAS）数据库的研制，专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婚姻和家庭研究，像这类主题，不也是人类学或民俗学关心的！但他有他的做法。他的一项研究是基于大量的案例（A case-control survey(N=1100)），随机访谈和相关官方数据，旨在考察中国周边农村县份的婴儿死亡率。最后得知这些地区女婴的死亡率竟高于男婴一倍，并且，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如果是女婴的话，则溺婴和弃婴的情况常有发生。他和马森教授还利用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1%样本，分析了大约35万个出生资料，以观察儿童出生性比和婴儿死亡率，得出了重要的相关因素。他还绘制了中国出生婴儿性比地图，图中以深浅不同的颜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生儿性比的分布概貌，这一中国人口分析的调研报告和地图系列，显然属于笔者所谓的“蝗虫”法杰作。然而，由于和雷教授有经常的交往，当地图上看到局部地区的颜色深浅度（及所根据的相应资料与数据）和当地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他本人也在中国也有多次田野工作，例如在海南黎族地区考察出生婴儿性别偏好同经济变化的关系），如到相应的地区去专题研究那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鼹鼠”法补正。
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重要跨学科收获是，认同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联手研究的县级层位的学科交流意义。人口研究的“蝗虫”法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它除了提供自身学科的研究需求（如人口问题预测等）以外，还为人类学引出了区域文化与人性的家庭婚姻特点的问题意识，也为民俗学提供了男女性比过高的人口症结分布同地方婚育习俗的关联性思考。当然，人口学的高性比地图指出的未来中国特定地区的可能的人口症结问题分布，将考验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旧日的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地理覆盖面与质量，即民间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是否达到了了如指掌的水准(广而深的诠释)吗？当一个可以预见的社会人口问题即将出现的时刻，人类学和民俗学可以做出及时的回应吗？随之，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关于中国特定区域，如民俗学的特定的民俗区专题考察就有了确定的问题取向（如古今溺婴习俗在何种民俗区域盛行）；以及，人类学擅长的童养媳存在的意义和性比的微妙联系也就找到了联系。不过，雷教授大面积的性比分布图不是肤浅之“蝗虫”之作，因为同时发表的论著对其依据的人口样本及各种选择的资料做了详细的评估与分析。这样，就该问题进一步扩展研究而论，探讨跨学科调研之交接点成了这次会议的重点。经过讨论，与会者人定位于县级（限中国，特别是和人口研究相关的课题）调研交接点，即社会学面朝下和人类学点朝上达成高性比成因专题调研合作之可能性，亦即蝗虫法（面）和鼹鼠法（点）有效结合的实用设计与行动。显然，我们也希望阅读民俗志的单个事象普查和民俗学家的专题研究成果，社会学的高性比区划和民俗区划具有内在的联系吗？这里，民俗学蝗虫法的细腻的普查成果显得非常重要。
三，“鼹鼠”察变：更改切－林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
和社会学的人口性比分布图相仿， 半个多世纪前的列文完成了《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专著
[14] ，而关于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最流行的是1950年代切博克萨罗夫和林耀华共同研究的分类成果。他们按“经济文化类型”划分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多种类别、原则和关联性阐述。
[15] 由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的的物质文化特点，这就使具有相近的生产力水平和相类似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近的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特征，从而构成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除了他们划分的狩猎采集业、农业、牧业等大类以外，还有分区的亚类别，例如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苔原驯鹿型、游猎型、北部和西北草原游牧型、西南部存在的山地游耕型，以及南北汉人社会的稻作和麦作类型等。这一经济文化类型划分虽说就其生物多样性的表达受当时知识限制略嫌单薄外，“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已经关注到生态环境及其文化形态的有机联系。然而，很遗憾，中苏学者联手完成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的论述与描图（带有中国版图范围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亚类型图示）—这一多年影响中国民族学学人的学术努力，却没有像他们在苏联版图内完成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两相叠压的双重论述与图示，即缺少一个历史民族区的姊妹篇。
[16]
然而其经济文化类型分类背后的“历史民族区”（有译历史民俗区）十分重要。它旨在说明区域生态－生计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包括一些具体的区域民俗事项分布）之间的历史上的有机联系，这一涉及文化地理、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民俗相关性分类系统图示，对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地方经济文化变迁问题仍有人－地关联性的比照作用。回想中国古代从司马迁起就有民俗区划，今人也有根据史料为两汉重构民俗区划，并探讨了环境甚至政治对民俗区划生成的影响。
[17]
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发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生态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共同创造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在不同生境上不同族群的生计方式及其相关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关联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生物－文化的多样性整合的规则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成了对日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或陷入困境的重要评估标尺。如果把切－林分类范式中抽出那些如今已有新的理论发展的生计类型看，中国的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作四类最为引人注意，因为他们占了中国主要的版图面积，以及人口和民族的大多数。而且这四种类型的人类居住地都被不恰当地干预过而承受苦果。这就属于人类学对上面提及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系统失序的改善研究。如果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不知不觉地翻看旧日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陈述和图示，才会觉得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这些辛勤的中苏民族学家描绘和绘制民族志地图，由于地方点上地貌、生计和生存方式的急剧改观，已经到了重绘面上的经济文化类型陈述与图示的时候了，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所理解的切－林氏的蝗虫法中国经济文化类型陈述与图示中，森林苔原驯鹿型被认为是最具传奇性的生活方式之一。例如，历史上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长期住在针阔混生林带，林地密布着苔藓植物，是驯鹿群啃食的天然“饲料”。他们游猎和放养鹿群，一年一个移动周期，其大家族组织正是适应了这种灵活的游徙生活方式。鄂温克人熟知驯鹿的辎重、转移和奶制品等的实际价值，好的生活经验与群体意识无形中规定了苔原承载驯鹿数量的习惯标准。在居住地，驯鹿不仅做为彩礼交换互惠，还是人与神之间神灵的重要媒介。
[18] 鄂温克族的游徙人群与驯鹿种群和谐地相依为命，创造了自身的积极的生命价值。所以鄂温克族的小生境系统整合了动植物种群、地方族群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整体。
这样的森林生态环境，在最近几十年间，却因森林大面积砍伐而消失，而附着地表的苔藓植物亦减少殆尽，随之，驯鹿业也难以为继。社会的发展颓势造成少数族群心理及社会病症，酗酒和非正常死亡比例增加很快。
[19] 狩猎游徙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一样，还遇到了从民国时期的“弃猎归农”政策；解放后和大跃进时期，以及直至今天，地方政府仍积极贯彻定居政策。但定居的思维与行动在游猎驯鹿民族生活中造成文化中断，出现“弃农归猎”或因不熟悉务农而使生活无着，甚至酿成高酗酒和高自杀率的严重后果。
总之，在中国东北部主要为满－通古斯语族的森林狩猎和苔原驯鹿类的民族共同遇到了社会发展与文化生存的困境。主要表现还在于：1，从清代、民国、以及解放后，政府数次推动上述少数民族下山定居的失败的努力，导源于定居优于传统林中游徙生活方式的“进化论”影响，以及外来价值观的强力跨文化实践。2，在若即若离于游徙与定居之间出尔反尔的生活状态，小民族陷入了社会文化生存的窘迫状而不能自拔。文化中断状态不能弥合，心理与社会问题丛生。3，即使是小民族同意或接受的社会发展试验（如新的定居试验）也需要讨论文化中断－文化适应的“过渡期”选择问题。（如我们曾参与了由地方人民、政府官员、学者和驻京诸国际组织（含非政府组织）等的关于鄂温克人定居方案实施的多头对案讨论会，以评估政府对少数民族新的定居计划与行动。）
[20]
不仅如此，在中国各地游猎、游耕、游牧和农业四大类乡土社会均被外力干预后出现不可逆情形的时候，重构一种变化了的新生计生态系统就不得不关注恰当的技术支持和促进文化整合。其中，地方族群的主体性地位之保持和尝试寻找生计方式与文化心理上的转换时空是文化适应的最重要的前提。
显然，切－林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描绘的额尔古纳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状态现在已经发生变化，那末，那里游猎、驯鹿、家族公社和桦树皮民俗文化何在呢？人类学上多次“文化中断”的100年间，植被志、生计方式、人口志、民俗志和民族志都随之会发生内容的改变，可见，人类学和民俗学都没有静止的知识，鼹鼠之屡次察变，将推动新的民俗志（图）和民族志（图）耐下心来慢慢完成。
文章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42e510100ao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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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4-28 12:3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