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民族”一词是来源本土还是自外引入，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邸永君近年又有了新的发现——

“民族”一词非舶来 正史见于《南齐书》
                                                   邸永君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不见于中华古籍。其起源大致有三说：或认定乃是经梁启超由日语引进，见于其１８９９年所撰《东籍月旦》；或认为最早见于王韬１８８２年所撰《洋务在用其长》；或认为最早出现时间为１９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１９０３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至２００１年，青年学者如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人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如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见《世界民族》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页）。

    如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正史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戎业可遵；戎俗实贱，故颜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编）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之汉族无疑。而所谓“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变更，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华夏族中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别”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文化统一的观点出发，在其所编《春秋》中便主张“尊王攘夷”；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反对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４８９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５３７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见《南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７２年版）。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７１３至７６１年）之时（见《道藏》，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出版，１９８８年版）。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２００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
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中国，因此甚至可以推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取自汉典，亦颇值得深思也。
文章来源：邸永君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diyongjun

代启福

今晚听了他的讲座，太经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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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
众所周知，我中华先贤前辈遣词造句力求言简意赅，行文力求流畅洗练，能用单字表达者，绝少使用双字，故而古代汉语中名词以单字为多。民族之概念，在古籍中与之对应之词有“人”、“民”、“族”、“类”、“部”、“种”等若干，而“民族”这一双字词，在古代汉语中的确是难觅踪迹。多年以来，诸多学者试图在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其出处，但遍索经籍典册，却收效甚微。就中国学者而言，欲加深对民族研究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就必然要涉及到汉语“民族”一词的出处、涵义与用法问题，因此，搞清汉语“民族”一词之由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80年代，学者彭英明于汉代学者郑玄之《礼记注疏》中，发现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1）之语。但一览便知，此处“民族”二字虽前后连缀，但并未组成一个名词。与此同时，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韩锦春、李毅夫等二位专家对“民族”一词的出处、用法和含义等问题也极为关注，并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对相关史料、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爬梳与摘录，取得很多收获。由于汉文典籍浩如烟海，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寻到出处。但终有斩获，他们在中国近代的书刊中，发现多处“民”、“族” 二字连用组成一词之情况，并将其最早出现时间确定为1882年王韬所撰之《洋务在用其所长》。王韬云：“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2）而真正具有当今“民族”含义之出处，当属梁启超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及能言之详尽焉”等语。（3）至于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界“民族”之定义，则始于1903年梁启超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将德人布伦齐利的民族八大特质翻译引进之时。（4）由于长期搜寻未果，“‘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华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中国民族学大家林耀华先生就认为：我国“民族”一词的使用是“受日语的影响，日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我国又从日语引入”。（5）由牙含章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民族”词条综合当时的研究成果，认为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晚，最早出现时间为19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即伯伦知理，笔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6）我国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民族”之词条，其舶来身份似成定论。
至2001年，青年学者茹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茹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7）
茹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
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8）
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 、 “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与江东之汉族无疑。而所谓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改变，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中原华夏族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论语》中强调“夷夏之别”（9）；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10），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虽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调和佛道两教之纷争，但实际上却是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抵制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这就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11）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713—761年）之时，（12）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
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中国，因此甚至可以推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取自汉典，亦颇有可能也。

注释：
（1）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5页。
（2）载《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96页；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理论室1985年印，第22页。
（3）梁启超：《东籍月旦》，载《梁任公全集》卷四，第209页、212页。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理论室1985年印，第32、33页。
（4）见《饮冰室合集》第5册，第71-72页。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理论室1985年印，第51页。
（5）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175页。
（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7） 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第1页。
（8）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第934页，《高逸传·顾欢传》。
（9） 《论语·八佾》，引自张以文《四书全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0）《孟子·滕文公上》，引自张以文《四书全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
（11）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第2页,《出版说明》。
（12）参见《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62 页 。
http://www.lwwzx.com/Freepaper/32981_2.ht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