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陈辽遗作: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本帖已经被作者加入个人空间

陈辽遗作: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民国时期,梁启超(1873—1929)著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06年12月为止,有上百部中国文学史、近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却并无中国文学学术史。有十几部文学思潮史,其中涉及文学思潮,也没有学术思潮史。有几部思想史,主要是谈政治思想,也没有学术思想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多种,主要原因在于,要从上千个学者、名人、作家的著述中爬罗剔抉出学术思想来,谈何容易!2006年12月,河南大学出版了刘锡诚先生(1935——)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终于打破了新中国无学术史的记录。从2011年起,刘锡诚先生集中精力,费时三年,悉心对原书进行修订和增补。2014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这部110万字的增订版《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研读这部新增订的煌煌巨著后,我认为,该书具有六大鲜明特色,应该大书特书。


特色之一是,时期划分创新。一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分期或以朝代划分;或以年代划分;或以思潮划分;或以某一社团(如“左联”)的成立划分;大致雷同,看不出该时期文学、思潮、思想、学术的特殊性。在他们笔下,文学的发展似乎是径行直遂,总是前进、向上的。其实,南朝的文学,“绮丽不足珍”,早就受到后人的批评。《学术史》从民间文学学术实际出发,认为民间文学学术,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收集和研究、关于民间文学的主张、思想和理论、民间文学田野调查、与民间文学有关的刊物宗旨和具体实践,等等;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学术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8)、歌谣运动的兴衰(1918—1926)、学术转型时期(1927—1937)、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1949—1966)、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1976—1999)。各个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特殊性;相互之间的区别;下一时期与上一时期之间学术的衔接、传承和发展;阅后一目了然。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无民间文学学术,干脆不划出“文革”十年民间文学学术时期。一句话,实事求是,一切立足于民间文学学术的实际。这样,各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特殊性有了,区别所在有了,传承和发展也有了。


过去,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总是把梅光迪视为思想保守的代表人物。但是,恰恰是梅光迪,使用了“民间文学”这个词汇,并提出“文学革命”要从“民间文学”入手这一思想。“仅此两点,在当时的学界当属首创。”《学术史》把梅光迪作为“现代民间文学的滥觞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相反,“左联”,一般人都认为是革命文学阵营之所在,但是,“左联”中的人物,除鲁迅、茅盾、周文等少数人对“民间文学”持肯定态度外,其余大多数人却把“民间文学”等同于“封建文艺”予以彻底否定。什么是创新?仅就划分时期而言,这就是创新!因为,前人不曾有过如此从实际出发的学术史分期的划分。


特色之二是面、点结合。刘锡诚先生把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学学术作为“面”,同时又把该时期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民间文学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理论作为“点”,如此“面”、“点”结合,就如实地、深入地显示了不同时期民间文学学术的全貌。如第四章《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刘锡诚先生把沦陷区北平的民间文学,上海、香港、北平的俗文学派的崛起,南溪、昆明、贵阳的社会一民族学派,大西南的民间文学采录,胜利后的上海民间文学界、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香港的民间文艺活动,作为“面”;而把郑振铎、赵景深、黄芝岗、叶德均、刘兆吉、吴泽霖、光未然、袁家骅、陈国钧、顾颉刚、罗香林、常任侠、徐旭生、闻一多、朱自清、薛汕、程憬、孙作云、丁英、李白英、钟敬文、柯仲平、林山、董均伦、钱毅等人在民间文学学术上的成就和观点作为“点”,给予充分地、深刻地研究。“面”“点”结合,战火烽烟中的我国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成绩,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特色之三是“重”、“轻”得当。在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的历史发展中,有的学者的观点正确,影响广泛且深远;有的学者观点有争议,影响有限且短促。如果有闻必录,轻重不分,平列地加以论述,那就不但违背史实,而且失之公正了。刘锡诚先生不是这样,他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民间文学学术界内的知名人物的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视为“重”;但也不忽略那些曾经在小范围内产生过某些影响的学术思想,视为“轻”,“重”、“轻”得当地给予论述。如鲁迅的神话观,不只评说了神话的产生;神话是先民的集体口头创作,是社会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神话的演进与消亡;神话幻想的特点是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把自然力神灵化;神话中的幻想是以现实作根据的;原始先民对神话是信以为真的;而且还论说了神话与文学的关系,神话是文艺的萌芽、小说的开端;探索了我国古代神话何以仅存片断的原因等。刘锡诚先生既肯定“鲁迅无疑是我国神话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又同时指出“鲁迅的神话观点往往带有他早期的思想特色和局限”,总共给予18页的篇幅。此外,对于郑振铎等人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俗文学史》的问世,也着“重”作了论述。对于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尊重他们的学术思想,也给予一定的评说,但并不多费笔墨。有关四大传说研究(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术史》作为“重”,加以细致、切实的研究,而对于中国不多的“动物故事”,作为“轻”,几乎一带而过。“轻”“重”得当地论述民间与学学术思想,使《学术史》的学术含金量大大提高。


在左倾思想严重时期,文学史界有过“以论带史”的说法和做法,一部中国文学史被写成儒法斗争史或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新时期到来后,这种说法和做法得到了纠正,但“以论带史”的影响还在。刘锡诚先生不是这样,他在《学术史》中实践的是“史中出论”。当他对学术史的叙写与论述到了相应时刻,他自然地适当地从“史”中提出“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把1954年《民间文学》创刊时钟敬文的《发刊词》和1957年《民间文学》的《编后记》当作错误言论来批;到1958年发动新民歌运动以配合“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大政治运动;到组织创作新歌谣去配合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这时,刘锡诚先生“史中出论”,指出:我国“把民俗学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科学,把民俗学的学者斥为资产阶级学者”,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文学创作,把它当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显然是进入了误区”。在对新时期的史诗研究作了叙写和论述以后,刘锡诚先生又水到渠成地发表高论:“20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史诗研究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了我国自己的史诗学理论框架和体系,初步形成了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更令人欣喜的是,史诗作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体裁,已经赫然地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殿堂。”我国历史著作本来就有“史中出论”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在叙写了某人某事的历史发展后发表他的言论。他写完《项羽本纪》,以“太史公”的名义写道:一方面称颂项羽的功绩“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批评项羽:“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刘锡诚先生继承与弘扬了这种来自历史又高于历史的“论”的修史传统,我认为它既是《学术史》的特色,也是十分可取和应当提倡的。


《学术史》特色之五,与国际民间文学学术接轨。国际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到了今天,有三大概念已经成了国际民间文学界的共识:一、民间文学必须是原汁原味的,口述者是谁,何时口述,何人记录,必须严格符合历史真实,原汁原味。二、那些文人编写的所谓“民间故事”、“民间文学”,是伪民间文学,必须把它们剔除在民间文学之外。三、民间文学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学术史》“以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否存在着流派和流派的消长为切入点,对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的耙梳与研究”,从一开始就只搜集研究原汁原味的神话、童话、歌谣、传说、故事、民族学调查中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采录、民间叙事史、史诗等相关资料,认真、切实地加以论述。凡是文人编写的所谓“民间故事”、“民间文学”一概不收。譬如,山西有个清徐县,说是该县《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有“次子出外”字样,遂认为罗锦无名字的“出外”“次子“即为《三国演义》原作者罗贯中。但经学者考证,纂修《罗氏家谱》的罗礼,和罗锦“出外”的“次子”罗才某的关系是侄子和亲叔叔的关系。罗礼纂修《罗氏家谱》,时在1567年,约40岁左右。他的“出外”的二叔罗才某比他大25岁至27岁,出生于1500年上下,即明弘治十三年左右。庸愚子(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的时间,为弘治甲寅,即1494年,罗才某尚未出生。因此,可以肯定,《罗氏家谱》中的罗才某,根本与《三国演义》无关。山西清徐县的所有关于罗贯中的“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均出于文人之手,是假民间文学,《学术史》一概没有收录。但《学术史》无论是对歌谣研究会派对歌谣的采集,还是对新时期马学良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都作了翔实的记叙,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马学良“所倡导的,恰恰是田野考察和参与研究的要义。他的学术思想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干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学术史》的全部叙写与国际民间文学学术接轨,它已成为国际民间文学学术的组成部分。


最后,《学术史》特色之六,是它学术性和通俗性兼备,成为一部可读、耐读的学术著作。一般的文学史、思潮史、思想史著作大多写得学术性有余,通俗性不足。不是同行、专业的普通读者,很难从头看到尾。《学术史》的行文,简洁、明白、凝炼、流畅,既是学术性的又是通俗性的。其间穿插着一些故事,如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神话”一词;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遭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创世神话研究,等等,都写得情文并茂,兴味盎然,叫人一口气读完。如此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的著作,为学术著作走向一般读者开辟了一条通道。


新中国第一部特色鲜明的民间文学学术史,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实在难得。我为刘锡诚先生贺,更祝愿《学术史》不只在民间文学界,而且也在文学界、学术界、史学界产生久远的影响!                                                                                                                           (2015年10月9日脱稿)


作者陈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艺理论批评家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此文脱稿后,11月9日住进医院,10日发给我电子版,并与我通电话,委托我找个地方发表,我随即投稿给《论坛》,得两位主编的大力支持,立即发稿。谁知12月2日不幸逝世,成为几十年文墨生涯的绝唱和绝笔之作。作为老友,我得知噩耗,十分悲痛。

TOP

此文分析得好!!

TOP

悼念陈辽。他眼界开阔,积累丰富,从文学史的角度立论,发别人所未发。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