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讲，由于政治的需要，民俗遇到了一次发展的机会，不过回过头看，中国人似乎永远在等待机会，因为多年来的革命传统一直都是机会主义的，但是治国理政除了把握机会，还需面对“新常态”，因此民俗发展也一样，如果寄希望于领导人一时的引领，可能最后失望越大。因此中国民俗学多年来提倡的让民俗回归常态，回归日常的政治构想其实就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民俗观念，民俗复兴意义不用多说，而且只要领导人提倡传统文化，很多人，包括学术界都会努力抓住这个机会的，但是高潮兴奋之余，可能民俗也有更多“新常态“挑战，这个挑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技术时代，信息时代下的世俗化浪潮，换句话说，就是人心不古。进而，民俗学学科无论采取何种理论走向和发展策略，都不能足以证明或左右”中国人“这个庞大的群体的心理走向。当然，利用民俗或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利用去西方化的理论阐释策略，都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毕竟今天民众的生活方式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西方人更对东方文化感兴趣，东方人也在更加努力追随西方文化，美国人大部分都开日本车，但也不影响他们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东方与西方相互建构，也相互消费，纵观国际，文化研究相关学科的学术理论发展都遇到瓶颈，不可能再像二十世纪那个黄金时代，所以中国的问题很多时候与世界各国的问题一样，中国人的自信力不比别国好，可能也不一定很差，而建构国家认同，建构地方认同无论利用民俗或是其他资源，其目的就是潜在地反抗今天无处不在的”相互侵入“，但即使这样，流动依然绝对的，而中心依然是相对的，如何在绝对的流动性中寻找每个人，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或每个国家安身立命的那个”中心“，确实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