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
作者：马戎
( 三) “群体优惠” ( 团体的多元主义) 与“个体扶助”( 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政策
1. 指导族群关系的两类“多元主义”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Gordon) 的思路, 在族群关系的发展取向上大致存在着4 种社会类型: (1) 种族主义社会; (2) 平等基础上的同化主义社会; (3) 强调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的多元社会; (4) 强调结果平等的团体多元主义。
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戈登认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liberal pluralism) 的重要特征, 就是政府与社会对每个个体的族群身份“不进行甚至禁止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认定, 以便将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或不同族群起源的群体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统一实体, 同时它也禁止应用任何形式的族群标准, 不管应用这种标准是为了任何类型的族群歧视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少数族群特殊照顾的目的。当然,按照这种结构, 这些少数族群群体中的许多成员, 也都会受惠于以解决有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 如反贫困法案、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等。这里, 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群体成员, 是因为他们个人在社会法案中合适的资格而受益, 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背景的作用作为群体而受益。……这样一个社会里, 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 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10 ] (P. 131) 这种政策以《宪法》和公民权利为依据, 对于国内任何需要帮助的弱势个体公民给予扶助, 而不考虑其种族或族群背景。
另外两位美国学者格莱泽和莫尼汉也指出
美国) “1964 年的《民权法案》是对‘自由主义期望’的具体化。‘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族群血统’等所有这些先赋的范畴都被宣布为非法(outlawed) 。这些早期的侵犯性词语不再用于对人进行分类, 政府尤其要戒除肤色分别。”[10 ] (P. 10)
关于社会结构的这个设计思路完全刻意忽视族群区别, 在资源分配与机会竞争中完全不考虑个体的族群背景, 强调的是公民的平等权利, 包括获得竞争机会的平等权利和有困难时从政府获得帮助的平等权利, 同时也承认个人在学识能力和勤奋程度上的差别, 认为这才真正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平等”理念和“公平”原则。由于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通常涉及少数族群成员) 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弱势个体或小群体, 他们都会得到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扶植或救助, 但他们之所以获得这些帮助是因为自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而不是自己的“族群身份”。
团体的多元主义: 戈登指出“团体的多元主义” (corporate pluralism) 具有以下特征: “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 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 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 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 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更多的是结果的平等, 而不是机会的平等。”[10 ] (P. 131)
这一思路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对待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有相似之处, 即都以族群整体作为政策实施对象。戈登所说的“结果的平等”意即对各族群来说, 社会分配结果(如各种资源与利益)应当大致是均布的, 例如采取资源或机会按人口大致比例进行分配的方法, 不考虑个体能力的差异。这类政策的核心精神仍然是强调平等与公平, 不过是群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 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比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按照这个思路就会设定一个目标, 设计一个考试录取政策(如使用不同试卷, 采用不同的录取标准, 或者为某个族群集体加分或制定其录取比例等) , 努力使各族群受高等教育者在学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近或相同。考虑到因历史原因导致一些族群的教育水平偏低和该族考生成绩的实际情况, 这样的政策可以为这些族群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加快这些族群的教育发展, 有利于各族团结和社会整体性发展, 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政策可能会使部分利益受损的族群成员对竞争规则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2. 以个人为单元的平等和与族群为单元的平等
西方国家的平等观念关注了两个层面: 一是对于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来说, 《宪法》和政府宣传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竞争机会平等”(法律上的平等) , 使少数族群因优惠政策而产生的依赖心理的副作用尽可能降低; 二是在具体地区以族群或个人为对象来制定和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时, 仍然会考虑和照顾到族群差异的协调, 对弱势族群和个人给予适当照顾。当然, 在西方国家具体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时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 种族和族群不平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的族群优惠政策在理论和宣传方面有时强调以族群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同时也没有指出现时的优惠政策只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 没有指出只有改变族群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差距才有可能达到列宁提出的族群“事实上的平等”, （注15）这就使得目前的宣传对各族广大干部和群众思考问题的角度具有某种误导作用, 使他们在与其他族群攀比时只看结果而不去分析原因, 也不考虑个人之间的客观差异。这种政策实施的后果是汉族和少数族群对政府实施的相应优惠政策都有看法: 汉族成员从个人角度考虑, 认为自己受到不应有的不公平待遇(没有在法律或制度上得到平等的竞争机会) , 从而降低了学习、工作热情和帮助少数族群的积极性; 而得到优待的少数族群同样不满意, 他们从族群层面考虑, 认为与其他族群相比, 本族群在整体上尚未达到“真正事实上的平等” (高级官员少、科学家与教授少、大企业家少, 等等) 。当少数族群成员的实际竞争能力较弱而又希望得到晋升机会时, “事实上平等”的诉求和相关的优惠政策是他们在竞争中享有某些“特殊权利”的理论和政策依据。这种各自从不同层面(少数族群的参照系是族群, 汉族的参照系是个体) 、不同角度(少数族群考虑的是竞争的结果, 汉族考虑的是竞争中的机会平等) 考虑“平等”和进行比较的思路, 会加强族群之间的隔阂和不满。我们需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总的来说, 随着社会发展和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 各个族群之间由历史造成的发展距离会逐渐缩小,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平等” (即不考虑社会分层因素而强调的“事实上的平等”) 观念逐步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的平等” (即把“法律上的平等”从政治、司法领域扩展到教育、经济领域) 观念过渡。惟有这样, 才可能通过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真正而非“照顾”的发展, 通过基本消除“族群分层”的结构性差异,最终达到在个人竞争实力基础上的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
分析和判断社会平等(包括个人层次和族群层次) 的客观情势和发展趋势, 需要系统收集与分析国内有关“族群分层”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族群分层”状况的调查研究是美国社会学家们在族群研究中最为重视的一个专题领域, 他们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视角来分析族群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区位和互动关系, （注16）在此基础上讨论和研究如何以群体政治/法律平等为起点,逐步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整体性扶助政策过渡到对需要帮助的个体公民的政策- 社会扶助。
( 四) 从“文化互动- 融合- 演变”的视角来分析族群关系
无论是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国家, 还是作为多族群国家中的各个族群, 在它们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必然包含有不同文化互动的内容。关于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 一般的定义是: “各种支配社会行为的风俗、传统、态度、观念和符徵, 便是文化。”[11] (P. 38) 但是, 从族群研究的角度来看, 文化的内容必然包括了宗教、语言、习俗这些要素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社会基本伦理和价值体系。（注17）
美国学者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世界上的族群关系, 认为世界各民族、族群分属几个不同的文明体系: 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 它们之间的角逐与冲突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矛盾。[12 ] (P. 29 - 30)
1. 各文明体系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生与传播
我们不否认世界上存在这样几个不同的文明,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几个文明并不是“自从盘古开天地”或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的, 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逐步发源并形成体系的。
其次, 每个文明的形成过程也离不开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 在发展中也必然会吸收其他文明的某些成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如日本文明曾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 历史上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刻影响。（注18）因此我们不能把现存的各个文明体系看作是与世俱来、彼此隔绝、僵死和静态不变的东西, 而是自诞生之日起就时时刻刻在变化, 在相互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在潮起潮落中不断演变的活生生的文明体系。有些文明体系之间在历史上就存在某种相互竞争、彼此依赖的共生关系。
第三, 各文明体系的传播地域时而扩展时而收缩, 随着历史的进程(迁移、战争、传教活动等) , 信仰各宗教人口群体的范围与边界也在不断变化。同一个部落或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先后信仰不同的宗教。例如从公元8 世纪至19 世纪中叶, 印度北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 这一地位后来被印度教所取代; 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在公元10 世纪之前曾一度信仰佛教,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就是一个当年的历史证据; 哈萨克族至今还存留有萨满教的遗迹, 如果我们认为西北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自古以来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这无疑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四, 即使是在今天, 处于各宗教、各文明之间交叉地带的人口, 仍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或宗教信仰相对模糊的状态。我们可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很多这样的事例。
2. 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可跨越族群边界而为多族共享
如果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各族的文化,那么许多族群确实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语言, 但也有一些族群在与他族交往过程中接受了他族的语言(如中国的回族、满族; 俄罗斯的犹太人) ;再从宗教的角度来分析各族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族群相互交往过程中, 由一个族群创建的宗教可能会逐步传播到其他族群, 最后导致许多族群共同信仰同一个宗教(如中国有10 个族群信仰伊斯兰教, 境外许多国家和族群信仰伊斯兰教) , 语言的差异并不构成信仰同一宗教的障碍。
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国家(民族- 国家, 即nation-state) 、族群、语言、宗教这几个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组合关系用下图来进行说明。在图中, 当中边界颜色较深的圆圈表示作为政治实体“国家”及其行政边界。假设在这个国家中有3个族群(族群1、族群2、族群3) ; 其中族群1和族群2 使用同一种语言(语言1 , 如中国的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 , 族群2 使用另一种语言(语言2 , 如中国藏族使用藏语) ; 3 种宗教在这个国家的民众中都有信徒, 其中族群2 的成员主要信仰宗教A (如中国的回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 族群3 主要信仰宗教C (如中国的藏族主要信仰佛教) , 族群1 的成员则分别信仰宗教C和宗教B (好比中国的汉族, 有的信仰佛教, 有的信仰基督教) 。在这3 个族群的成员们当中,都有一小部分人实际上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宗教信仰(各圆圈之间的空间)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各族中都有些人确实“没有明确宗教信仰”。所以有时我们听到某某民族“全民信教”的提法, 其实是不客观也并不科学的。
当然, 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多个族群、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信仰, 这里只是希望通过这个示意图来表示国家- 族群- 语言- 宗教四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相互组合关系。
各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俗(饮食、服装、住房等) 除了部分与宗教戒律相关之外, 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沙漠、热带雨林、高原、山地、海岛等) 和生产活动类型(如畜牧业、农业、狩猎业、渔业等) 密切相关。所以居住在相似地理条件、从事相同经济活动的人群,尽管可能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 但可能持有相似的生活习俗。如蒙古族的蒙古包, 与同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的帐房在结构上就十分相似, 马鞍和骑具等也基本相同, 但两者有不同的语言并信仰不同的宗教。
文化的这些要素或组成部分(语言、宗教、习俗等) 在各族群当中的实际配置情况, 需要从多个视角来理解和分析。首先是历史的视角, 每种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其次是动态的视角, 每个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在不断演变之中; 第三是彼此渗透- 融合的视角, 每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长期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学习与借鉴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 要把族群放到文化创建- 发展- 互动的框架中去观察, 族群自身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中, 一个族群可以放弃原有的语言而接受另一族的语言, 也可以放弃原有的宗教而接受另一族的宗教。所以, 我们在调查、研究当代中国的族群关系和族群问题时, 需要从“文化互动- 融合- 演变- 共生”的视角来考察, 需要从各族群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互动和相互学习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分析。
3. 在文化交流过程中,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江南有橘, 移之江北, 则化而为枳”。一种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 从一个国家(族群) 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族群) 中时, 这种文化必然会经历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流和某种程度的相互渗透, 其原有形式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其内容有些部分被接受, 另外一些部分没有被接受。这样的例子很多。印度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 与当地的苯教渗透结合而成为现在的藏传佛教;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 吸收了中国的儒学而出现了禅宗;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 清真寺的建筑风格逐渐吸收和采取了汉式的殿堂风格, 以便与汉族的文化氛围相适应; 墨西哥由于其气候和建筑材料的因素, 当地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与罗马十分不同, 这属于文化形式的“本土化”。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 《古兰经》被译成中文, 讲经也开始采用汉语; 基督教发源于中东,最早的《圣经》是用希伯来文书写的, 但是现在美国人读的圣经是英文译本, 中国人读的圣经是汉文译本, 这并不妨碍信徒们对经典内容的理解和他们的信仰, 这属于文化传播语言方面的“本土化”。又如哈萨克族在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之后, 并没有完全执行伊斯兰教教义法, 而是制定了符合本地民情的法律, （注19）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外来宗教“本土化”, 部分接受, 部分不接受,二者同时并存。
另外, 一个群体(A) 可能同时会与另外两个信奉不同宗教的群体(B、C) 为邻或有密切交往, 这时这个群体的成员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外部影响下出现多种倾向, 一部分受到B 群体的影响转为信仰B 群体的宗教, 另一部分受到C群体的影响转而信仰C 群体的宗教。人口众多、分布很广的汉族人口当中, 由于受到外部各种宗教势力的影响, 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成员同时存在。居住在青海省的土族民众中, 与藏族毗邻的部分人口信仰藏传佛教, 与汉族毗邻的部分人口则受到汉族民间信仰(二郎神等道教神祗) 的影响。[13 ] (P. 172) 所以, 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多样化和不断更变的, 绝不能以一个单一的模式去简单套用, 必须经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对现实情况的深入调查才能了解到各族在文化传承和实践中的真正情况。正是在这些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 我们才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族群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
文化之间的传播- 渗透- 融合- 共生是我们分析当代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我们需要重视政府在族群关系上的政策导向, 我们需要重视“族群分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优惠政策对其的影响, 我们需要重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文化传播与互动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而文化传播与互动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群体认同体系和自我定位。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律与阶级矛盾, 对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和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眼界,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工作中, 可以根据选题的实际情况, 参考以上的几个研究视角来对计划研究的专题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核心命题和基本思路。
四、六个研究参照系
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种族、民族、族群、宗教等问题, 在学术界需要研究的各类问题当中, 可以说是头绪最多、相互交织、千变万化、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为了脚踏实地地做好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 应当关注四个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向我们提供系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信息的来源。
一是中国民族关系史: 中国在几千年民族交往历史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族(不同群体)观”和看待群体关系的传统思想与实践, 有关的历史文献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宝藏。
二是欧洲传统的“民族观”及其演变。这可以从多民族帝国时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等) 开始追溯直至17 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 (建立民族国家) 的理论与实践; 在美国等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中出现的族群观念和处理族群关系的实践是欧洲传统的一个分支。
三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等) 的实践。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族”定义、关于民族的政治平等、对少数民族的各项扶助与优惠政策, 以民族为单位的联邦制或区域自治制度, 等等。
四是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 族群的历史演变。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拉伯国家等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 独立后如何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进行各自的“民族- 构建” (Nation-building) 的理论讨论与实践。
除了以上4 个比较主要的可以提供有关民族- 族群的知识和信息体系之外, 其他非西方殖民国家(如日本等国) 的经历也值得关注。在上面这4 个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的来源当中, 中国的民族交往史是我们理解中国当前族群关系的基础,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当今的中国族群关系就是在中华民族各族群几千年相互交往- 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另外3 个知识和信息体系, 正是我们在比较研究中理解和分析中国族群关系演变的主要参考系。
比较研究是社会科学认识客观事物、分析类型和变化规律的主要方法之一。所以在具有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政治经历(殖民或被殖民) 、不同意识形态环境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比较,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是我们今天开展民族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和路径。
从以上的思路出发, 在今天我国的民族研究中, 我建议可以提出6 个可供比较研究的参考系, 这6 个参考系, 是把前面谈到的除中国民族交往史之外的另3 个知识和信息体系进一步细化而得到的。
1. 苏联70 年民族理论、制度、政策的实践
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建设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实践最集中地体现在前苏联, 近70 年的理论建设和制度实践使苏联成为我国学者思考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最重要的参考系。
需要注意的是, 在苏联解体以前的苏联官方文献和学者研究论文中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很少能够反映出基层社会族群交往的实际情况和普通民众关于族群意识、民族政策的真实想法, 偏重于政治宣传色彩而不是客观的学术研究。我国对这些文献的翻译和诠释也受到很大影响。这种状况很容易束缚我们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眼界和思路。
近些年来, 一些前苏联学者来到西方国家,他们对当年苏联政府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陆续发表了一些反思性的文章。在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 有些西方学者或其他国家(如印度) 学者开始进入前苏联国家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 他们对前苏联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政策、联盟制、民族建构的评价与分析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前苏联的知识, 值得我们关注。例如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 撰写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14 ] 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各共产党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做了系统的分析; 美国学者康奎斯特主编的论文集《最后的帝国: 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15 ]提供了一些关于前苏联族群分层的数据和理解民族关系的思路; 另一位旅居苏联多年的印度学者Behera Subhakanta 在讨论和对比印度和前苏联在“民族构建”中的不同做法时, 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16 ]
由于中国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前苏联学来的, 对前苏联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对思考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2. 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族群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由于长期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的大量外来移民, 现在西欧大多数国家已经成为多族群、多宗教的国家, （注20）各国政府不得不在本国《宪法》框架下制定和调整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来处理本国族群关系和宗教问题。二战后那些主要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为西欧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 同时他们即使遇到歧视, 由于参考系是贫穷的母国,心理上仍能平衡; 但取得平等公民权的移民第二代, 则会不满与主流族群在权益上的差异, 这是前几年英国、法国种族骚动的原因之一。各国学者们在有关专题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发表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刊载于几种主要的学术期刊上（注21）) 和学术专著, 有助于我们了解近年来欧洲国家在处理族群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政策, 可为我们分析中国的族群关系提供重要参考。
欧洲许多国家都是在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建立的, 在此建国过程中, 行政区划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各地区、各群体是如何逐步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认同的, 在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整合进程是如何完成的, 期间经历了哪些问题和坎坷, 在理论上进行了总结, 都需要我们了解和思考。欧洲是研究“民族主义”的学术重镇, 欧洲学者不仅研究本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族群整合, 也对亚非拉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构建”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是我们理解当代“民族主义”的知识宝库。
此外, 一些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挪威等)目前仍以一些族群为对象实行“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分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参考系。我们需要分析这些国家的《宪法》与区域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了解各“自治区域”创建的历史条件、具体内容、实施中的社会后果与现存问题, 了解目前各国主流社会和实行自治的少数族群对这一制度的评价和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 分析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3. 美国等移民国家“种族- 族群”政策的实践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从政治稳定、经济规模、科技实力以及全世界人才仍在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的发展态势上看, 它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能够保持这样一个优势地位。但是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种族- 族群关系的历史基础是很差的。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 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 几百万黑人是作为奴隶被贩运到美国的,《排华法案》直至1943 年才被废止, 2000 年美国的非白人族群占总人口的31 % , 如果种族- 族群问题处理不好, 美国目前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不可想像的。
美国的国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殖民地时期形成了一个以盎格鲁- 萨克逊新教徒为核心的主流族群, 在美国成为富裕的民主国家后, 开始吸收各国的个体自愿移民, 这些属于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移民自愿被主流社会“同化”以站稳脚跟和争取发展机会。我们需要系统深入地分析美国是如何根据自身国情的变化不断修订调整种族- 族群政策的, 在200 多年种族关系演变期间, 主流社会是如何认识种族主义、同化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的, 在理论上有哪些总结和讨论,对未来的政策导向是如何设计的。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M. Gordon) 1964 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对美国历史上的族群关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 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政府在处理种族- 族群关系的实践方面也有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
4. 印度、印尼等前亚洲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构建”的实践
在西方殖民主义军队进入之前, 亚洲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体系和文化传统, 由于地理毗邻,亚洲各国也保持了相互间长期的文化与人员交流, 如儒学在越南、朝鲜与日本的传播, 佛教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传播等, 这使亚洲各国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文化渊源。但是在殖民主义时期,英、法、荷兰、美国等国占领了印度次大陆、马来亚半岛、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 使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系统和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战之后这些地区纷纷独立, 基本上是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建立独立国家并开始本国的“民族构建”。在这一行政区划内的许多族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的群体是由西方殖民者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在独立后各国的“民族构建”过程非常复杂和多变, 有的比较成功(如印度) , 有的不那么成功(如巴基斯坦的东部分裂出去, 成立了孟加拉国) , 有的依然面临分裂的问题(如印度尼西亚的亚齐) 。各国在“民族构建”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总结, 对于中国学者认识我国的族群问题, 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些西方学者开展的研究, 如安德森1983 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对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17 ] 或者本国学者对自己国家的研究, 如Behera1995 年出版的《民族- 国家》对印度“民族建构”历程的分析,[16 ] 都值得我们关注。这些亚洲国家在历史上都与我国有一定的往来, 在文化上有过长期的交流, 它们在三个历史时期(殖民主义之前时期、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独立建国时期) 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形态、思想历程与政治- 文化实践, 都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 族群问题的重要参考系。
5. 非洲的“部族社会”与建立现代国家的实践
在1914 年第一次大战之前, 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之外的全部非洲都在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之下, 非洲各地原有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被各国殖民政府用武力征服后, 根据列强之间的条约和协议被分割为不同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中的大多数在二战后的30 年中陆续成立了独立国家, 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基本上是在原殖民地的行政区划内建立的。
在殖民地时期, 殖民政府为了统治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部族体系, 利用原来部族的酋长们来实施有效的统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前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刚果等国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生态, 就会发现部族、部落仍然是当地的基础社会组织, 部族首领是当地的政治领袖和部众效忠对象, 部族关系在各国的权力竞争和资源竞争中依然是当地社会最核心的问题。在传统的“部族社会”和参考西方“民族国家”形式组建的现代国家机构之间, 必然存在许多的不协调和相互矛盾之处, 这些国家在面临这些问题与冲突时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 在实践过程中都有哪些经验与教训? 外部势力又是如何干预这一进程的? 这些国家在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身份认同整合等方面分别发展到了哪一个阶段?（注22）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与分析, 相信对于认识我国边疆地区的族群关系也会有重要的启示。
如果我们借用格罗斯“部族国家—公民国家”的分析框架, 非洲国家可能是我们理解“部族社会”、“部族国家”最适当的参考对象。可惜的是我国学者对这一方面的了解十分有限, 需要从最基础的历史资料和信息方面积累知识, 才能使非洲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族群问题的有效参考系。
6. 拉丁美洲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
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 北美的美、加两国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发展态势形成巨大的反差。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征服并建立南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和最早建立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之间最重要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是宗教(天主教与新教) 的差别、政治理念(公民共和与君主制) 的差别,还是什么其他的差别? 与北美比较显著的种族边界相比, 拉丁美洲的种族混血现象十分普遍, 甚至形成了许多名称不同的混血族群, 这对当地民众的族群理念和认同意识肯定会带来影响, 也会给当地的族群关系打上特殊的烙印。
在这样的基础上,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运动与“民族- 国家”的构建过程也会体现出不同于北美和亚非殖民地的特点, 这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在我国非常缺乏。毫无疑问, 对于拉丁美洲各国族群形成历史、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族群关系现状的了解, 有助于我们在比较中更深刻地认识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和中国的族群关系。
以上就是在“民族构建”和族群关系方面可以给中国学者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经验教训的6个参考体系, 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系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但是目前国内研究民族问题和族群关系的学者们尚没有对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在对世界各地的民族- 族群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方面, 我们与西方学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相信从事世界历史、民族史研究的同行们可以从与这6 个参考系相关的文献研究中发掘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应用意义的研究选题。这些研究的成果也将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石。
当我们对以上这6 个参考系具备了比较系统的知识之后, 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与中国几千年的民族交往与融合史进行比较, 也可以在它们相互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探讨其核心概念的产生与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分析其民族关系政策的出台与实践后果, 那必然会对我国的族群研究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五、目前中国民族- 族群问题可考虑的研究选题
当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确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证精神, 就可以通过吸收不同的知识来源来拓展眼界, 系统认识若干个可供比较研究的参考系。那么, 有了这样的准备后, 我们就可以讨论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 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可考虑的选题有哪些?
关于中国民族问题和族群交往的研究选题,可以根据历史分期大致划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偏重于历史上的有关问题, 另一部分偏重于当前社会现实中的问题。
( 一) 中国历史上与近现代的民族关系研究
1. 第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交往史中反映出来的“群体认同”的内涵与实践
在东亚大陆这块土地上, 自古就繁衍生息着许多不同的群体, 他们之间如何相互区别? 如何相互称呼?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族群之间差异的本质? 这些都是最根本但是从来没有人根据历史文献详细加以论述和分析过的问题。费孝通教授在1989 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5 ]从地理环境、考古发现、迁移历史、政治整合等方面对中国民族史做了一个宏观的描述。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理论框架, 我们还需要基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对每个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群体、各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 这样的研究目前仍是十分缺乏的。例如我们总说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被汉族所同化, 但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蒙古族和满族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由于哪些原因、又是具体如何接受汉族文化传统的, 同时又把哪些自己的文化传统注入进了汉人社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
近百年的时间里, 我国出版了多种版本的《中国民族史》, 结构和体裁各不相同, 思路和视角也有很大区别。如1934 年王桐龄发表的《中国民族史》, 在整体思路、研究方法上就很有特色, 并且比美国学者戈登早30 年就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体系。[18 ] 台湾学者王明柯1997 年出版的《华夏边缘》和2003 年出版的《羌在汉藏之间》, 对于历史上的族群交往与认同意识的演变, 也通过一些个案做了很精到的分析。我们需要从宏观叙事思路和微观事件分析这两个方面入手, 努力理解在中华文化传统中, 具有不同族源、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他们是如何相互看待的? 采用什么规则来对之命名? 各群体认同的内涵是什么?怎样看待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前景? 历史上持续发生在各群体之间的在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各方面的互动融合以及各群体在居住地域、历史叙事中的相互组合、连接、镶嵌等, 也都需要我们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研究来加以分析。
我们可以从群体称呼的演变入手, 如探讨在中国文字中“族”字的使用、“夷夏之辨”的实质含义、“民族”一词何时出现并如何使用。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19 ] 把《左传》、《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族”字的使用做了一下梳理。这个核心概念的文献梳理工作可以接着再从秦代一直延续到清朝。
对于中原群体(后来被普遍称为“汉人”)与边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一个政治设计, 也都有一个引导群体关系发展的政治、文化导向。在这方面历朝历代都留下大量文献,《二十四史》中各朝正史对于邻国和边疆少数族群都有专篇, （注23）对当时的族群关系和交往情况都有一定介绍,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族群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一些民间流传的野史和文学作品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时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和认同意识状况。（注24）李炳海1997 年出版的《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是这类研究的一个例子。
2. 清末民初“民族国家”概念的引入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
中国族群关系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始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此后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方列强这样的“蛮夷”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生存的严重威胁, 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也迅速进入中国,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 原来的“文化主义族群观”受到极大冲击, 中国人不得不逐渐接受西方关于“民族国家”、“民主共和”、“宪政”等观念, 并从初期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转变到“五族共和”。这个时期关于“民族主义”、“国族”、“种族”的大讨论反映出当时中国思想界在许多基本观念上的大调整和大转换。根据当时的文献来梳理“民族主义”等西方观念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路径, 分析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这些观念的理解、运用中的发展脉络, 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关键。（注25）
罗志田1998 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是这一选题研究的范例。这本书从古代的“夷夏之辨”论述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最后讨论了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前文提到的孙隆基的论文《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谈到“炎黄子孙”、“黄帝崇拜”甚至岳飞等人的“民族英雄”称号仅仅是20 世纪初才被梁启超等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发明”出来的。伦敦大学的Frank Dikotter 在1992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中的观点虽有不少牵强之处, 但他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献中关于“种族”观念的梳理是国内尚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20 ] ( Prasenjit Duara , 1995 , Rescuing History f rom the Nation :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中提出的中国民族观演进的“复线理论”, （注26）引经据典, 言之成理。这些成果对我国学者开展这一选题的研究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3. 1911 - 1949 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民族观”与相关政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领袖们对国家的政治框架和族群关系曾有不少讨论和设计。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等著作中对“民族”、“民族主义”的有关论述,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会议的文件、民国政府处理外蒙古、新疆、西藏事务的政府文件、报告以及蒋介石等人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论述, 是我们了解当时民国官方政策和社会流行的民族观念的重要文献。
中国共产党于1921 年正式成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 历次党代会的文件都有涉及民族问题的内容, 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未来建国的结构设想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具体意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 根据形势的需要成立了民族学院, 培养民族干部, 研究民族问题。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民族政策, 对1949 年以前我党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思考、政治立场、具体政策的演变需要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与分析。
4.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回顾与反思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族群关系进入第三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族群关系格局变化中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民族识别”工作。今天我国由56 个民族(族群) 组成的民族格局, 是20世纪50 年代政府组织“民族识别”工作的结果。以官方的“民族”识别和每个公民的“民族成分”为基础, 中国几乎全盘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与政策。
但是具有几千年群体融合传统的中国毕竟不是沙皇俄国- 苏联, 在遵循斯大林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对中国各地不同群体进行“识别”时, 难免出现了一些牵强与矛盾之处, 也造成了“识别”中的遗留问题。在21 世纪的今天, 对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反思和再认识, 理应成为当前中国族群问题的一个重要研究选题。由于许多当年亲身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正在陆续离开这个世界, 对他们的访谈工作需加紧进行。历史上的任何事件之所以发生, 必有其原因。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 如当时政府为什么决定进行这项工作, 各地“识别”工作采取的具体形式、发展轨迹和后果演变, 当时学者、官员和群体领袖之间如何互动, 如何对“识别”结果达成一致意见, “识别”之后对当地民众的认同意识和族群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 以及今天人们如何看待当年的“民族识别”, 等等, 我们必须通过对文件档案、当事人的访谈等, 对这些问题及时开展研究。中国现在有法定的55 个少数民族, 还有一些未被认定族属的“人”(如 人) , 在这些选题上得到的研究成果和知识, 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目前, 已经出版了一些对“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总结和讨论的文献,[21 ] 但是利用史料文献和口述史资料对“民族识别”开展研究的国内学者尚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菅志翔发表的关于保安族的“识别”及身份认同现状的研究成果。[22 ] 近年来有些国外学者也对中国的“民族识别- 民族构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如郝瑞( Stevan Harrell) 对彝族认同意识的研究, 杜磊(Dru Gladney) 对西北回族的研究[22 ] 和Kate Palmer Kaup 对广西壮族的研究,[23 ] 都展示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 我国学者如果落在西方学者的后面, 要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来了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 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5. 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新提法
“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 都是一场浩劫。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政府对包括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 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或针对民族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和一些新的做法, 其中包括对“民族问题说到底, 是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一观点的讨论与批判。
对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和理论界对我国民族问题基本思路、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阐述与实践, 目前仍然缺乏系统的梳理与讨论。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比较零散,工作难度较大, 对于在“纠偏”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 站在今天改革开放的立场上, 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个历史时期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方面出现的变化, 探讨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这些方面的研究对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族群关系非常重要。
( 二) 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专题研究
1. 新世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变与发展
费孝通先生在1989 年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是他根据我国几千年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总结出来的, 现在已经被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费先生的论文只是提出了一个纲要性的分析框架, 关于各个历史朝代的具体实践, 特别是在新世纪、新形势下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将要如何演变与发展, 还需要我国学者根据当今中国各地的具体情况加以深化、细化以及进一步提出创新性的思路。
根据美国等移民国家的模式,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划分出“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两个层面。但是根据前苏联和印度在“民族构建”中的经验, 在国家层面上努力构建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上也能够加强全体公民认同的“民族文化”, 可能也是十分必要的。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十分强调“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文化的一体化”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公民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 族群的移民国家, 出生在其他国家的人口占美国公民的10 % , 在家里不讲英语的人口也占总人口的10 %以上, 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的集体认同, 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美国的主流社会仍在积极构建一个“美国人的共同文化”, 培养美国人的“爱国心”, 美国的影视节目处处显示出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社会。（注27）印度也是一个多种姓、多宗教、多族源的国家, 印度的电影也在努力推广“印度人文化”这样一个全民的文化认同。相比之下, 在中国的影视节目中,“少数民族电影”似乎成为影视中的特殊一类, 在大量影视节目中几乎完全见不到少数族群的形象, 这里是否也反映出一些“认同”上的疏忽甚至是误差。在细化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方面, 我们还有无数工作需要去做。在这些专题上, 可以理出许多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应用意义的研究选题。
2. 语言的使用与双语教育体系
语言文字具有双重功能, 它既是族群传统文化的象征与承载物, 也是学习知识和与其他族群交流的工具。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语言的工具性功能越来越强, 特别是劳动力就业市场化以后, 掌握中国的族际共同语(汉语) 和国际共同语(英语) 逐渐成为就业和发展的条件, 这对各少数族群地区现有的教育体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对现有双语教育体系、民族院校体制进行调查研究, 探讨如何进行必要的调整, 既坚持《宪法》赋予每个少数族群成员的公民权利, 又能使他们顺利地实现就业和个人发展, 已成为当前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来到少数族群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大都积极学习当地民族语言, 而现在汉族学习少数族群语言的热情下减。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应当怎样分析中国今后各族群之间的语言学习模式, 是语言调查的一个重要专题。
语言的学习渠道、使用状况、政府的语言政策及其实践后果, 始终是国外族群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4 ] 国内学者近来也开展了一些实地调查, 如滕星对彝族双语教育的调查、周炜对西藏自治区的语言使用的系统研究,[25 ] 都是在这一领域中的积极尝试。
3. 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
从历史直至今日, 族群之间的交往总与人口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迁徙, 欧洲向新大陆的移民, 二战之后的跨国劳动力流动, 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民族格局和族群关系的重要关键。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我国各族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呈现出一个新的态势。如果各方面关系协调得顺利, 这会积极促进各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 但是如果在有些方面头脑不清、处置不当, 也完全可能导致新的矛盾。在中外历史上, 不同类型的民族迁移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
从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看, 同时存在着汉族劳动力向西部少数族群地区的流动和西部少数族群人口向东部沿海大城市的流动, 但是对于这些人口流动的细节, 我们并不清楚。是哪部分少数族群人口离开家乡流向东部城镇? 他们主要从事哪些经济活动? 他们的认同意识是否在发生变化? 他们又把哪些信息传递给家乡的族人? 与此同时, 那些来到西部的汉族人口是什么情况? 他们对当地的族群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2005 年在西部几个主要城市组织了流动人口调查,[26 ] 类似的人口迁移调查目前还是非常需要的。
有一些族群因为环境生态的改变而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经济活动(如鄂伦春族不再能够以狩猎为主) , 或者由于生态保护的目的而不得不迁出传统居住的热带丛林, 这样的迁移活动导致他们改变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这些迁移活动及其各方面后果(社会组织、生活方式、收入消费模式、族际交往等) 的调查研究是理解这些族群的重要研究选题。
4. 居住格局与族际交往
在农村的自然村落和城市的街区, 各族居民的居住模式(是混杂居住还是彼此隔离) 是了解当地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专题。经济结构、历史因素、政策因素、族群分层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族群的居住格局。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结果总结出来的居住格局, 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也可以对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纵向比较, 从中分析导致不同模式和造成格局变化的原因。
美国种族- 族群研究把居住格局作为重要选题, 发展出像“分离指数”这样用来计算族群居住隔离程度的指标, 国内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在族群居住格局方面的专题研究,[10 ] [27 ]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亟待加强。由于最近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流动人口数量急剧增加, 我国城市中的族群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如旧城改造对原来族群居住格局的影响, 流动人口形成的族群新聚居社区, 城市为发展旅游、突出特色而建的“民族街”、“民族园”等等, 这些现象及其对当地族群交往的影响应当及时得到研究。
5. 族际通婚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族群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出现一定规模的族际通婚, 因此族际通婚是西方种族- 族群研究的一个核心专题。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都是影响族际通婚的重要因素, 族际通婚中的地区差异、族别选择、性别选择、社会身份选择等可以显示出一个社会的认同体系和价值观念。西方国家对这些专题有大量的经典研究文献, 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和不同职业群体的族际通婚特点及发展趋势。[28 ] 我国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选题, 调查分析一些地区城乡的族际通婚状况, 并与其他国家的族际通婚进行比较研究,[29 ] 但是总的来看, 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调查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6. 群体优惠政策对民族身份认同与族际关系的影响
我国目前实施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集体性优惠政策, 这些政策的内容涉及到教育、就业、计划生育、干部任命等许多方面。我们大致知道,在我国的不同地区(如在少数族群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 , 针对不同族群(对待“自治民族”和“非自治少数民族”) , 在不同的领域(大学招生、计划生育等) , 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和执行力度有所不同, 但是对于各地如何具体制定和实施这些优惠政策? 各族民众对这些优惠政策的接受程度与评价是什么? 接受或持批评态度的理由是什么? 从长远前景看, 这些优惠政策产生了哪些积极和消极作用? 在这些方面比较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还是比较缺乏的。
7. 中国各地区的族群分层现状与发展趋势
“族群分层”即是族群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指各族群人口(劳动力) 在受教育程度、行业与职业分布、收入分布结构等方面的整体性差别。我国现有的政府统计都以行政区划为单位, 而不以族群为统计单位, 所以无法进行族群间的结构差异分析。为了分析中国的“族群分层”现状及近年来的变化趋势, 需要研究者开展实地调查来自己收集必要的数据与资料, 分析当前各个地区族群分层的实际情况, 分析造成族群间结构性差异(教育、就业、职业、收入、消费) 的原因, 分析在什么程度上是历史的原因,在什么程度上是政策倾斜的结果, 还是各族劳动力现有实际竞争能力的差距。同时, 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 我们可以探讨政府和社会可以采取哪些有效可行的做法来消除现存的族群间的结构性差异。
在其他国家, 为了缩小族群之间在社会分层中的差距, 加强对少数族群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扶助是经常采取的措施, 如加强在少数族群地区的教育投入, 强化双语教育, 提供技能培训, 扶助少数族群地区发展旅游业, 等等。这些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
8. 中国各族民众的身份认同体系与公民意识
研究民族- 族群问题, 最核心的命题就是身份认同。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 、不同的社会环境(城市、乡村、边疆) 、不同的人员(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农牧民) 所具有的身份认同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分到了耕地牲畜的各族农牧民和解放了的农奴很感激政府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民主改革”, 他们有“忆苦思甜”的对比为参考系, 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有很深的感情; 而“文革”前后出生并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 其参考系为中外影视节目中的“城市生活”, 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而重新浓厚起来的宗教氛围成为其中一部分人的新的精神支柱; 境外势力的影响也随着对外开放而逐步增强, 这些影响有可能会加强部分干部和青年的族群政治意识而淡化国民意识。
因此根据新一代青年的成长环境和思想特点, 需要对不同的职业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状况的调查分析, 分析影响人们认同变化的因素, 研讨加强公民意识的具体措施。
汉族人口尽管规模很大, 但终究还是中国56 个族群之一, “汉族人并不等同于中国人”,但是有多少汉族成员在考虑自己的身份认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对其他55 个族群的发展历史、人口规模、居住地区、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究竟了解多少? 他们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相关制度究竟了解多少? 如果我们在汉族地区开展这方面的调查, 结果可能是令人十分吃惊的。这与政府在东部城镇和广大汉族人口中没有大力普及民族知识的情况相关。在一定程度上, 现在民族知识在汉族人口中的普及程度还赶不上20 世纪50 年代, 当前各地族际交往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 与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文化误解密切相关。
9. 少数族群中的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研究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 简单地予以否定并称之为“精神鸦片”是过于简单了。即使是在科技和经济十分发达的美国, 宗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只要遵纪守法, 不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稳定, 不里通外国, 公民的宗教信仰是受到国家保护的。
我国的宗教研究多集中于宗教史、宗教仪式和教义文献, 而目前特别需要开展的是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的社会学研究, 对少数族群中的宗教组织形式、教职人员的产生机制、宗教教育现状、教众的宗教活动、宗教机构的经济活动等专题研究。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 为了吸引本地人入教或者不反对伊斯兰教的传播, 曾经采取了一些“本土化”的做法, 如在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传教方式等方面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调整, 许多地区的清真寺都采取了汉式的殿堂建筑形式,信众的认同已经是“中国穆斯林”, 同时伊斯兰教成为中国众多宗教中的一种, 信众有正常的宗教活动, 并保持自己特有的生活习俗。
自从改革开放和允许朝觐之后, 境外极端宗教势力和原教旨主义开始渗透进中国的一些地区, 一些地区新建或加建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有了一些变化, 一些不再流行的服饰习俗又重新恢复起来, 这些方面的变化是否标志着一些信众在政治和文化认同方面的新倾向? 几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趋势是否出现了某种“去中国化”的新动态? 国外的宗教团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朝觐回国人员带回哪些社会影响?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政治和行政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注28）这是一些十分敏感但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即使回避这些问题, 并不表示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正视这些现存的问题, 采取客观、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这些相关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10.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情况的调查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根本性制度,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各地民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项制度的产生与推行是一个历史过程, 当年对于采用这一制度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设立5 个自治区和各自治州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当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少数族群领袖人物和普通民众怎样思考这一决定? 对于这一制度设立历史情况的及时访谈、文献梳理和理论思考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各地少数族群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汉族的历史关系各不相同, 民众对于是否需要实施或长期实施“区域自治”的客观要求也各不相同, 当年是否一定需要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可以通过调查讨论来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实际情况。
在这一制度实行了半个世纪之后, 地方政府、当地少数族群领袖人物和普通民众又是怎样看待这一制度的? 在“区域自治”相关法规的实施过程中, 各地少数族群的干部、知识分子、普通职工、农牧民群众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各自得到了哪些具体的实惠? 这些实惠是否只能通过这些法规来获得? 当地的汉族干部与民众、非自治族群的干部与民众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法规和优惠政策的? 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才能得到回答。
我们在研究“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 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我们在制定民族政策时通常比较尊重少数族群领袖人物的意见, 但是对占各族群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想法调查和了解不够。二是不大关注这些地区汉族民众的看法。汉族约占全国人口的91.6 % , 在许多民族自治地方也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 他们怎样看待这一制度和各项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 同样是需要关注的。如果这些汉族民众在心里对一些做法有抵触、不支持, 那么相关做法的实施效果和社会和谐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三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区域自治”这一制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 同一项制度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甚至在同一个年代, 在某些地区采用一个制度可能是客观需要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可能是不必要的。中国的民族问题异常复杂, 具有多样性, 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情况具体调查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
总之, 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优惠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 需要在不同地区开展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和认定各族民众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希望。各少数族群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与汉族绝大多数人、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族群, 当地民众对眼前和局部利益的考虑也必须尊重, 民众目前的认识水平和利益诉求是一个我们必须接受和尊重的客观事实, 也是我们制定和调整政策的基础。
六、结束语
在新世纪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 我国发展科技需要思想创新, 发展经济需要理念与制度创新, 研究民族问题同样需要理论创新。而为了实现民族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真正解放思想。解放思想, 并不是不要原则。在学术研究中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基本立场, 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努力突破旧有的思想框框, 从全国绝大多数民众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 探讨在激烈国际竞争的复杂形势下如何加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创新。凡是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各种思路, 凡是有利于避免在这些方面可能出现重大挫折的各种建议, 我们都应当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来思考, 而不能简单地“论安言计, 动引圣人”, 对其他观点以“不合经典理论”而加以排斥。
民族理论创新还需要加强社会调查, 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学者如果不开展实地调查, 就容易停留在纯理论(甚至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讨论上。世界变化太快了, 变化太大了, 不了解社会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就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的思想解放了, 努力进行实地调查了,还需要拓宽眼界和知识面, 如果不注意吸收国外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探索, 简单地以意识形态为藩篱拒绝外部的信息, 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容易上升到理论高度, 也很难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整体思路和大框架提出新问题、新观点。
从总的发展形势看,“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拓宽眼界”是目前推动中国民族研究向前发展的关键。为了推动民族理论创新, 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来理清思路, 通过审时度势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 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 了解大多数人的意愿, 同时在具体做事时则要力求谨慎稳妥。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我们必须承认任何重大的体制改革都面临政治风险,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 亿人口和56 个民族的大国, 就像一艘行驶在汪洋大海中的巨轮, 有时必须调整航向, 有时必须调整前进的速度; 由于船员队伍规模庞大、成分复杂, 建立坚强和有权威的领导和决策核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 还必须在全体船员当中构建出一个与共同的最高利益相协调的集体认同, 使每个船员都把全船的共同利益在心目中视为自己的最高利益, 这样才能群策群力, 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挑战。那些敌视中国, 或者把中国看作潜在敌手而千方百计试图分裂和削弱中国的国外政治势力, 就像是大海上不断兴起的惊涛骇浪, 而那些泛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所策动的分裂主义活动, 就像是航线上不断出现的暗礁浅滩, 是否能够顶住这些惊涛骇浪, 是否能够避开这些暗礁浅滩,就依赖于舵手的英明决策和全体船员的齐心协力。在我们的前方, 有的航船已经触礁而沉入了海底(如前南斯拉夫) , 有的航船因舵手在大浪中航线决策的严重失误而导致触礁损坏, 不得不进入船坞拆卸装修再重新起航(如前苏联- 俄罗斯) 。中国航船的舵手和全体船员们, 应当从这些前船之鉴中最充分地吸取经验教训。
调查研究中国的族群问题, 这不仅与1 亿少数族群人口密切相关, 也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族群和谐、经济繁荣和文化创新密切相关,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同时我们分析和理解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族群演变与发展问题, 也必然在学术领域对人类理解世界上的民族- 族群研究做出贡献。
在我于2004 年发表了“去政治化”的文章后,[8 ] 有些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在学术讨论中十分正常。我所提出的(包括已发表和在本文中表述的) 都只是自己的个人观点,是自己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一些学术探讨, 希望引起讨论。凡是基于学术讨论的批评意见, 我都非常尊重和欢迎, 因为争论可以拓展思路, 增加信息交流, 促进学术发展。
注释：
注1：现在“民族学”在学科目录中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以研究对象或专题划界, 以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知识体系来研究民族问题的, 都冠之以“民族”两字(如民族经济学、民族教育学等) 再放置于这个门类之下, 与相关学科(经济学、教育学) 在体制上形成了某种分割, 这样的思路可能并不利于民族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
注2：“我们更要进一步取消19 世纪那种在学术上神圣的三位一体概念——把人类行为分割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独立自主的学术领域, 并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同的逻辑和进程” (华勒斯坦: 《超越年鉴学派?》, 载《学科·知识·权力》, 三联书店, 1999 ,P. 224) 。
注3：积极吸收外国思想成果的例子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在短期内就把欧洲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著作译成日文, 大大推进了其“脱亚入欧”的速度, 使日本在短短30 年内就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在吸收外国思想成果方面比较保守的例子是阿拉伯国家, 它们在翻译介绍其他文明的历史文献与学术成果方面仍然数量较少,这是阿拉伯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多少有些脱节的重要原因, 因此近来开明的阿拉伯学者开始呼吁改变这一状况(阿多尼斯、沙巴斯塔里:《阿拉伯学者对本土文化的反思》, 载《回族文学》, 2006 年第3 期) 。
注4：我认为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族源状况、政治地位、文化意义等与美国的黑人、亚裔、印第安人等少数族群(ethnic groups)大致相似, 为了避免与“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 在中文、英文的使用中造成混淆和误解, 我倾向于用“族群”来称呼中国的少数民族(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 民族出版社, 2001 , P. 156) 。
注5：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研究已译成中文的主要参考文献有: (1) 埃里·凯杜里在1960 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中文版2002 年由中央翻译出版社出版) ; (2) 厄内斯特·盖尔纳在1983 年出版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文版2002 年由中央翻译出版社出版) ;(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1990 年出版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文版2002 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 (4) 安东尼·史密斯在1996 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文版2002 年由中央翻译出版社出版) ; (5) 安东尼·史密斯在2001年出版的《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中文版2006 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
注6：例如印度尼西亚殖民政府在其行政管辖领域内构建的“想像的共同体” (安德森: 《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注7：如在近几年研究机构对香港民众认同观点的调查问卷中, 有这样的选择答题: “你认为下面哪一种说法最能代表你自己的身份认同: (1) 首先是香港人, 同时也是中国人; (2) 首先是中国人, 同时也是香港人; (3) 是香港人; (4) 是中国人”。对于这四种答案, 被访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项。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意识及其变化。
注8：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 中央王朝在具体实践中也允许一些边疆群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治权力(如采用土司制度) ,但是中央王朝对待少数族群的基本方针是“文化化”的导向。
注9：在联盟层面有“民族院”, 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 设有总理、国务院及下属机构。
注10：关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这一研究视角的主要参考文献有: (1) Rothschild 在1981 年出版的《Ethnopolitics》;(2) 马戎在2004 发表的论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6期。
注11：“理想型”(ideal type) 是社会学对社会形态进行理论分析常用的方法, 即根据有关理论来假设一个具有某种特质和典型性的“抽象”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 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参考系与现实中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进行比较, 用以分析现实中社会形态或组织所具有的特点或过渡性。
注12：原始宗教的主要特征反映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手段比较初始, 所以把许多自然力(降雨、洪水、海啸、地震等) 和生产过程(生殖、农耕、渔猎等) 的规律看作是“神”的意志和行为, 因而出现相关的崇拜。中世纪宗教的主要特点是“政教合一”, 宗教组织行使行政权, 介入司法、教育、税收、民事纠纷等世俗事物(马戎: 《西藏的人口与社会》, 同心出版社,1996 , P. 178) 。而现代宗教的典型是实行了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 放弃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和教会对信徒的人身控制,不干预世俗行政权和司法, 不与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相冲突, 在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扮演劝善和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角色。
注13：人类历史上的主要迁移形式是“部落迁移”, 而在现代社会主要是“个体- 小家庭迁移”。
注14：国内有些学者出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考虑, 主张在非洲研究中不再使用“部族”一词而改用“地方民族主义”(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 P. 196) 。
注15：“族群在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差异”是指各族群人口(劳动力) 在受教育程度、行业与职业分布、收入分布结构等方面的整体性差别, 显示在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否存在“富族群”和“穷族群”的现象(马戎:《民族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P. 232) 。
注16：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英文文献为Simpson 和Yinger 在1985 年出版的《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注17：“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 ……(族群) 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 来相互区别”。(Smith National Idertity Reno : University of Nerada Press , 1991 , P. 20)
注18：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创世说、经典教义的文本和宗教组织形式, 我们可以发现同为发源于中东地区的这三个宗教在许多方面是十分相似的, 而这三个宗教与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发源于中国的儒学之间则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注19：15 - 19 世纪期间建立的哈萨克汗国曾先后颁布实行《哈斯木汗法典》、《额什木汗习惯法》和《七项法典》, 见《哈萨克族简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 P. 190。
注20：据说阿拉伯穆斯林人口已占法国总人口的10 %～15 %。
注21：如《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注22：根据各国实际国情, 一个国家在这几个领域推动整合的进度可能是不同步的: 形式上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可能最容易, 文化(语言、宗教等) 整合就会有很大难度, 而身份认同方面的整合可能是最难达到的。
注23：例如《宋史》列传第243 - 251 为“外国”, 列传第252 - 255 为“蛮夷”; 《元史》列传第95 - 97 为“外夷”; 《明史》列传第199 - 207 为各地“土司”, 列传第208 - 216 为“外国”, 列传第217 - 220 为“西域”。
注24：如明代凌 初编撰的《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定终身”, 其中描写北宋时辽国的风土人情: “官员职名大半与中国相参, 衣冠文物, 百工技艺, 竟与中华无二” (凌 初, 1993 : 24) 。这些话本大多取材于流传多年的民间传说, 反映出历史上族群融合的痕迹, 至少反映了明朝中叶人们对宋代边疆社会的看法。清朝末年出版了一批十分流行的章回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 , 其中有些描述涉及到“旗人”形象和族群交往案例, 可以用来分析当时的满汉关系和认同意识。这样的专题研究也可以写成视角新颖、可读性强的学位论文。
注25：有些其他国家关于本国“民族主义”演变历程的研究, 如日本学者吉野耕作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中文版2004 年) , 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参考系。
注26：其实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就提出在不同的大局态势下, 中国人会采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立场来处理民族关系(孙中山:《三民主义》, 岳麓书社, 2000 , P. 35) 。
注27：这从电影主角的种族搭配即可以观察到: 如果主角是两个英雄警察, 那么总是有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黑人; 如果主要英雄人物是一个白人警察, 那么他的上司几乎一定是一个黑人; 如果剧情中有餐馆的场景, 那么还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餐馆老板。总之, 这些电影在角色搭配之中让观众置身于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场景里, 让他们对此习以为常, 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一现实。
注28：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实行伊斯兰法典, 这是中世纪宗教的典型特征。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就具有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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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3期 第34 卷(总第172 期)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9/02/179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