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2009，我们从家乡出发

——  本报记者回乡过年见闻实录 这台漓渚镇黄山畈村的家庭工业设备是从国外进口的 青壮年人口的迁移使得农村留守老人增多 形状各异的广西来宾奇石 农村传统婚礼一瞥 编者按： 　　2009，中国从农村开始；2009，我们从家乡出发。 　　这是我们4位记者分别发自浙江、安徽、广西、内蒙古家乡的报道，这些家乡的变化部分代表着中国农村的变化。记者关注着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完全忠实于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这也是社会转型中的乡土中国，她们可能还不完美，却因此有更多的成长空间，这种成长以另一种原生态的面貌凸显着生命力的顽强。也正是因为了解这种真实生命力量的可贵，才让我们从原点出发的步伐，更加坚定。 农村家庭工业“成长的烦恼” 本报记者  袁国女  发自浙江绍兴 精明农民的选择    2009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八清晨，烟花爆竹声响彻浙江省绍兴县漓渚镇黄山畈村的乡间小道。村里人告诉记者，这是该地区的惯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村里几十家小型家庭工厂选择这一天开市。这会儿他们放的就是开门炮，烟花爆竹放得越多越响，意喻着来年的生意就越好。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浙江一带的乡村经济。最初，当地农民把赚钱的眼光投向邻近的上海，在上海的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的是浙江的农村建筑包工队。但是慢慢地，随着口袋里有了点小本钱和眼界的开阔，一股跑供销热出现在了乡间。精明的浙江农民突然发现，原产地商品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差价惊人，一转手往往能够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于是，农民们纷纷干起了“跑采购”。从一开始的卖花花草草、本土特产，到后来的塑料小商品、衣物鞋袜。如今，浙江“农民商人”遍布全国。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满足于转卖所获得的小利，逐渐地，他们把机器搬进了农村。规模大的如今已经发展为上市企业，而数量最多的还是村民们利用自家的空余房屋或院落办起的家庭工厂。 　 　村民们跟记者笑着说，你别看我们这些家庭工厂规模小、人员少，但是我们的机器不少还是国外进口的，我们的产品还远销世界各地呢。据了解，绍兴市家庭工业已经遍及园机针织、经编绣花、五金配件、建材等多个行业，仅2007年工业总产值就达73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31亿元。拾大工业之遗、补市场供应之缺是这些家庭工厂能够在企业林立的现代社会，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难念的生意经 　　 现成的人力、齐全的厂房，再加上一定的资金和少量的机器，家庭工业的发展基础似乎很简单。但是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提醒记者，当地家庭工业是经过多年的积累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建立在当地特殊的经济条件上的。以发展比较成熟的纺织业为例，那是一个以绍兴县城柯桥轻纺城为中心，连接着纺织品制造商、经销商、印染厂商、染料商、定型厂商以及各类中间商等等组成的一个完整市场，产、供、销各个环节缺一不可。正因如此，当地的家庭工厂才能有较为稳定的原料来源和销售渠道，这也是为何此生产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复制的原因。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农民们慢慢学会了关心全国经济政策，懂得了诸如“单证、码样、白配、品质样”等术语，也在其中摸索了不少生意经，如什么时候进原料是最便宜的，一年中的哪几个月是销售的淡季，什么样的产品能够在市面上卖个好价钱……但是这些生意经毕竟更多的是经验的积累，有时并不可靠。2008年，金融危机的突然来袭，便让这些家庭工厂吃了一个哑巴亏。兰亭镇桃园村的村民阮铁军跟记者聊起此事时，还唏嘘不已。阮家经营着三家纺织园机，按照往年的经验，每年的7、8月是一年中的淡季，却是购买原料最好的时机。当时他还是按照往年一样早早地买进了10万元左右的原料丝，结果金融危机一爆发，原料丝从每吨13000元跌至7000元左右，足足亏损了约4万元，今年打算扩大生产的计划只好打消。由于处于市场链条最低端，再加上农民本身对市场信息的把握不够准确，家庭工厂生产往往呈现出更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 发展中的瓶颈    家庭工业的成长烦恼，并不仅限于此。设备和技术水平发展滞后无疑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绍兴县不少乡镇的家庭工业所用的生产设备还相对比较落后，加工设备基本上都是手动或半自动。如羊毛衫加工的横机，以手动横机居多；机械加工用的车床、钻床、冲床等还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设备；织布机也有不少是半自动剑杆机。生产设备的落后，必然带来的是人力劳动强度增大、生产效率低，质量受到限制。而熟练机修人员的稀缺更是家庭工业老板的一大烦心事。在漓渚镇黄山畈村，几十家的纺织园机厂，仅有一位机修工，经常出现各家争抢的局面。住房也是厂房，村民们的生活不得不伴随着大量的噪声、废气、废渣、废水和烟尘。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居住生活环境。 　　  乡村小道上的家庭工业，烦恼确实不少。但烦恼归烦恼，企业还是要发展，目前，漓渚镇成立了针织工会，不久将真正成为拉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柱。 隐形的人口流失 本报记者  张梦薇  发自内蒙古呼伦贝尔      与其他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不同，新一代移民选择以教育为依托，“农村包围城市”，“到远方去”实现他们的梦想。至于故乡，已然与他们两两“相忘于江湖”。 新时代的“孟母搬迁”   　　春节是王家最热闹的时候，家里的五个孩子四个在外地工作，春节期间，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过年，这种局面几乎年年上演，像王家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走在街上，看到穿着与当地的冰天雪地不太协调的红男绿女，不消问，肯定是从外地回来过年的人了。 　　 免渡河，这个靠近俄罗斯的边陲小镇，地广人稀，以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在旧版本的地图上你找不到它的名字。当地人要么留在家里，以土地为生；要么离开这里到外地谋发展，而要实现走出去的梦想则多半通过高考这条途径。因此，便不难想象教育会被赋予怎样重要的地位。能否考上大学，以及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它不仅能满足家长们的谈资，更意味着选择何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镇上有两所初中，没有高中。近年来，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同样的教育环境，将来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家长们纷纷寻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选择让孩子到20公里以外的城里去读初中，有的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到城里去读书。由于学生的年龄小，家长就开始“陪读”，租房便是自然。对于那些经济富有的家庭来说，干脆就在当地买了房，最后举家搬迁过去。因此，“陪读”这种短期的行为最后常常演变为长期的或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因教育而来的人口迁移，俨然成为了新时代的“孟母搬迁”。 　 　如果说“陪读”带来的人口迁移还只是小部分的话，那么高考带来的则是人口的成批迁移。有人算过一笔账：这个县级市有三所高中，随着高考的扩招，每年有将近600人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脱离农村的开始，年年高考，只见人走，难见人回。考取的学校越好，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毕业后，这些人经过再次分散流动，散落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留给家乡的，只有春节可数的几天。王家四个孩子，是为例证。 　　 高人工  低房价 　　 本来就“人丁稀少”的地区，在春节过后，越发显得冷清。而且，由于外流的都是青壮年，这种教育体制导致的人口迁移使得城镇的人口老龄化严重，而县城的人口却出现激增的局面。当然，随着大学毕业生的不回归，县城人口的增多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县城不日将重步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后尘”。 　　 留守的老人们，年龄一般都在55岁以上。对于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城镇来说，人口流失现象虽然不至于像南方某些地区那样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齐，但是它却意味着人力成本的上升。该地区干临活的壮力工，市场均价是80元/天。特别是到了秋天农忙的时候，只能雇到清一色的“娘子军”，一个收土豆的妇女，一天就要支付80—100元不等的工钱。但就是这样，也很难雇到壮劳动力。所以，秋收前，当地人纷纷从更远的地方重金提前“预定”工人。    人力成本高，房价却奇低，尽管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房地产价格不断下滑，但是该地区的房屋价格下滑几年前就已经出现。随着累积的人口外迁量的增多，房屋空置率渐高，房价已是“跌破成本价”。这里的住房不按平方米计算，而是整体算钱，如三间大瓦房，有100多平方米，外加一个占地近一亩的院子，开价3万元，价格还可以再商量，仍然无人问津，而盖一座这样的房子成本大概需要5万元。几个人口迁移严重的地区更是恐怖，同样规格的房子，3千元都没人买。    更严重的是，利用当地的资源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不能够为当地所服务和利用，该地区虽然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种地，但因为信息和渠道的不畅，往往采取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据一位种了近20年地的农民讲，他租种的近3万亩土地，由于连年耕种，黑土地慢慢地变成了褐色，现在远远望去，有些已经泛白，沙尘暴刮起来时，甚至能飘到日本去。至于如何治理，他自己并不清楚，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在乎的，是秋收时忽高忽低的粮食价格，他很希望能够及时了解粮食价格的信息，但是如何开拓渠道、如何掌握市场粮食价格变动的规律，以解决卖粮难的问题，对于这位初中毕业生来讲，似乎有些难度。 尴尬的选调生制度    人口迁移带来的高人工低房价现象，在邻近的乡镇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当地政府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因此，几年来，政府一直在推行选调生制度，即在内蒙古自治区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中通过考试者，将被选取进入到各个市镇的事业单位系统，福利待遇和公务员相同。但是，事业单位的新陈代谢比较慢，不可能容纳过多的选调生，再加上事业单位作为服务性的系统，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选调生制度往往“看上去很美”。另外，当地的工业企业不多，即便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回到家乡，当地也很难有适合他们的岗位。也就是说，在他们一路向前，选择通过高考“出走”的那天开始，已然切断了回头的路。     正月初十未过，当地日渐浓厚的送别气氛就开始升温。     “人多的地方才有江湖”，王家儿子临走时留下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留恋家乡的山清水秀、患难亲情；更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人潮涌动。家乡是落叶归时的根，而人多的城市，对他来才是修炼“武艺”的圣地。     “我留在城市，是不想让我的儿女们像我一样，起点从农村开始。”女儿小清说，为此，她一举留在了北京，这个她认为高起点的首都。 奇石，被侵蚀的自然资源 本报记者 潘启雯  发自广西来宾     这几年，玩奇石人数陡增，随着奇石资源逐渐枯竭，有识之士发出这样的呼吁：保护并合理开采奇石已经迫在眉睫。春节期间，记者回老家过年时，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走访。 竭泽而“采”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来宾红水河边上，大多是无证“小作坊”的无序开采，造成的问题就是大量奇石资源的浪费和流失。在走访中随处可以看到，大量破损的奇石被随意丢在河边、田地里。在采石场，你看到的每一个“坑”都是一个老板的“采石点”，每个老板都按自己的意图进行开采，大坑连着小坑，你在上面开工我就在下面采石。采奇石的主要工具就是切割机，切坏的奇石被随意倾倒——于是，河两岸的树木绿地慢慢地被碎石块和泥土所掩埋。更为可怕的是，疯狂的开采奇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河两岸居民住房的安危。 　　“在纯经济思想的支持下，因为有可观的经济收益，河道两岸的农民就混乱开采，不理智开发，风起云涌搞石头，最后进入了这样的‘误区’：重开发轻收藏观赏、重经济收获轻理论学术研究。买卖奇石艺术品，呈粗放型路子——为了收藏值钱的石头，可谓领导挪房子，农民挪床子。”来宾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尹华俭这样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家乡石文化的研究明显落后于奇石实践，奇石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少玩石者，多少年来还一直停留在奇石的买卖、挖掘这个原始的初级阶段上，不注重对奇石文化的研究，更有一些玩石者对奇石资源进行盲目挖掘，竭泽而渔；没有对奇石资源进行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更谈不上鉴赏能力的提高，致使大量奇石精品以极低的价格流落到了外地。此外，来宾奇石市场的发展重在经济，对艺术欣赏、物理元素研究、产地研究等方面存在不足，奇石文化滞后于整个“玩石队伍”的发展——这也许是经济落后的大环境造成的，人们急于提高经济收入，这可以理解。但是奇石是一种稀有资源，开采到后期可能就没有了，也可能有，就是新石种的发现。只是现在河道上许多水电站建成，水位上升，使打捞困难。水文环境变化了，比如水流缓慢了，新石种短期内难以形成。 资源亟需保护 　　如何合理开采奇石？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尹华俭先生同时指出，首先得要大家知道奇石是一种文化，是大自然的东西，不许雕琢、造假。打造家乡奇石品牌，要做好几件事：一、清理现状，借鉴文化遗产保护和矿产保护的方法制度，对无序开采进行制约，有一批专家指导农民开发；二、阐释奇石文化，保护好奇石。现在很多优秀的石头外流，这是一种损失。看不见，溜走了，像国宝流出国外一样，精品不在，就难办了；三、纠正人们的玩石观念，打击造假。总结经验，形成科学的赏石观、开采观；四、政府要营造环境，如建设奇石文化展示、活动、研究的场所等。 　　人与奇石，其实是“有限”生命与“无限”生命的对比和博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诗人梁小斌写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在家乡人的眼里，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被改写成——来宾，你的奇石丢了。如何合理开采、利用奇石的难题，恐怕还需要家乡人继续思考和探讨下去，但是家乡的奇石资源开发似乎已接近尾声，只能向深水区和新的地方开发，这就需要有好的、科学的开发技术，同时更需要资源保护意识的提高。 春节，结婚进行时 本报记者  王玉  发自安徽安庆     俗语称：“腊八日子好，大姑变大嫂”，这句话一语道出了过去农村青年男女结婚的最佳时节。这次春节回家，记者发现春节前后忙着相亲、结婚的青年男女随处可见。 　　凌晨3点，火车终于靠站了，这是皖西南大别山麓的一个县城。走出车站，呼吸着湿冷的空气，我不禁感叹道：“20个小时无座、无暖气又无开水的旅行虽然辛苦，但终于是回来了。”“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为了能回家过春节，这辆临客挤满了像记者一样在外地工作的青年男女。 　　 我家所在的小镇，离县城还有40里地，需转一趟客车。今天是戊子年腊月二十九，正逢镇上赶集，也是年前最后一个集，人山人海，好不热闹。走在嘈杂的街道上，两边的货摊、店铺林立，网吧、美发厅、超市、手机店……年轻人喜爱的时髦玩意儿一样不少，可以看出小镇也是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农贸大市场附近，我碰到一位干姐姐。她告诉我，今天上街是为邻居家小芳（化名）说对象的事。俗语称：“腊八日子好，大姑变大嫂”，这句话一语道出了过去农村青年男女结婚的最佳时节。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农村青年男女都选择在春节前后相亲、结婚。 自由恋爱与媒妁之言    在二三十年前，农村的婚姻还往往局限于本县内，以邻村、邻镇为主，多为一些亲戚、朋友的介绍。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男孩娶外地媳妇、女孩嫁到外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表姐的男朋友家就在皖北，他们俩是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在村里，对象为河南、四川、云南人已不稀奇。媳妇不是本地人，趁着春节期间办一桌酒席，请请亲朋好友，就算正式结婚了，无需什么繁琐的程序，礼节更加简单。适婚男女青年逐渐由农村走入城市，经济开始独立，加上工作环境由田间进入了车间，彼此接触的机会增多了，自由恋爱成为婚姻的主流亦很自然。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虽然自由恋爱结婚这些年来占绝大多数，但通过媒人介绍结婚的，还是有一定市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大事，主动权虽然由父母转到儿女身上，但儿女年龄一大，父母还是急着到处张罗。相亲，在我们这地方叫“察亲”。小芳之所以年底还忙着相亲，主要是她已24虚岁，在农村里要算大龄女青年了，做父母的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她母亲说：“在外面找对象，我不放心，还是家里的知根知底，有事情也好照应。现在男孩、女孩平时都在外面打工，要是今年春节不能解决，只能等下一年了。” 传统仪式简化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目前普遍有结婚快、礼节简化的趋势。在过去，从相亲到定亲，再到结婚，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二年。现在只要男女双方愿意，随时可以举办婚礼。这种结婚方式，也导致传统的结婚习俗逐渐走向消亡。腊月二十六，表婶嫁女儿，娘家对于这种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很是不满，因为这在他们那一辈是不可想象的。正月初六表弟结婚那天，并没有看到家具、电器、衣被等丰厚的“嫁妆”。一问才知道，为了省去麻烦、避免浪费，已全部折为现金。    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也使婚姻金钱化、物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攀比、要高价礼金的现象。大年初一，去邻居家拜年。牛哥（化名）的爷爷已90多岁，在卧室里快活地摇着重孙子，毕竟是四世同堂。可这小孩来得并不容易，牛哥和他媳妇是在外边打工时认识的，也算自由恋爱。女方家里却不怎么认账，狮子大开口，礼金要6万。没办法，给了4万现金，还有2万的欠条。当然，也有些开明的家里不会要太多，担心男方为结婚借债，日后会拖累女儿的生活。 早婚早育普遍    过去，农村里早婚早育现象主要受“早生子、早享福；传宗接代、接替香火”观点的影响，责任在长辈。现在却是另一种景象，我们镇上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务工，而且年龄有越来越小的趋势，许多初中未毕业的青少年都加入了出门打工的洪流。他们辍学早、打工早、年龄小，在外面谈恋爱、同居，既缺少父母的监管，又不懂得避孕等知识，造成早婚早育很普遍。    村里一位婶婶常带着3岁的小孙子四处玩耍，那是她家小儿子的孩子。要知道，她家小儿子才23虚岁。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去合肥打工，和同样一位来自外地的打工妹谈恋爱，由于双方年龄都很小，不懂得避孕，只能“奉子成婚”。这种情况在农村较有代表性，发生在女孩子身上尤为突出。我家附近有两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都是早婚早育。堂哥的小姨子，今年虚岁才19，刚刚辍学打工，现在已经看好对象，春节后就会随男方一起到外面打工，早婚早育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由自由恋爱造成的早婚早育现象又种下了黑户多、离婚率上升的隐患。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2-10 14:0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