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多

原标题：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老师们，我们是满怀敬畏地在写这封信。

大学老师这个岗位太光荣、太特殊了。大学是教化人的地方，我们的情感底色、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都因为大学的涵养。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学的教育，正是要研究和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正是要构建符合世界先进潮流的文化体系，正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承去承载中华民族的未来。因为特殊的职业身份，老师不再普通，也不能普通。你们不是在公园的人群中随意褒贬时事的那个人，更不是在虚拟的互联网上灌水拍砖的那个人。课堂上两个小时讲授的内容，比不得酒桌上面红耳热的谈资，也比不得信手转发的一条微信。大学课堂是答疑释惑的地方，你们是传播知识的人，我们要的是教书育人。

一想到将要提出的问题，我们笔端滞重、内心复杂。

这个策划，缘起网友的一则留言。今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10月21日，辽宁日报官方微信以《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为题开展征集，后台共收到300多个微故事。一位叫Kiko的大学生的留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如果中国真像老师们讲得这么灰暗，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多么重大而现实的提问！

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我们忍不住要写这封公开信，是想与老师们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应该怎样在大学课堂上客观准确地讲授中国？如何把光明的心态跟专业的知识一起传授给学生？怎样在回答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研究老师的问题，我们选择再老老实实地当一回学生。辽宁日报的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大家被老师们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所感动。但同时，“呲必中国”的现象也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大致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

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求教于老师时，不管是博导、教授，还是讲师、助教，主流的回答都是旗帜鲜明的：不能这样！但也有老师如此质问：

“课堂怎么讲老师说了算，你能干涉我的学术自由吗？”

“对社会现实问题避而不谈，这课还怎么讲？怕发牢骚，这个社会也太脆弱了吧？”

“党和政府要善于听群众发牢骚、讲怪话，否则社会压力怎么排解？”

……

一个普通的张三李四是可以这么质问的。但亲爱的老师们，因为你们职业的高尚，因为大学课堂的庄严和特殊，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清晰的来路。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每一个时期都不是孤立的片段。当今的中国，其政治形态、社会结构、观念习性，都受到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必然烙下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评说中国，不能只看地理的横坐标，更要看历史的纵坐标。中国所走的路，由来长矣，可能与别人平行，也可能与别人交叉，但绝不会重合。中国的路，肯定不会笔直，势必遇到沟坎，但借别人的尺子来规划、用西方的刻度来丈量，是行不通的。大学的老师，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应该把这个道理传授给学生。

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整体的模样。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客观真实，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问题导向、问题意识是值得提倡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始点。除了问题，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也有需要总结的做法和经验。“问诊”中国，需要给出全面准确的报告单。大学生尚未走入社会，对国情的了解还不深刻，老师有责任讲述中国整体的模样。完整的中国，绝不是灰暗的，而是色彩斑斓的；绝不是消极的，而是坚韧昂扬的；绝不是迷茫的，而是目光四射的。

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有光明的未来。文学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更有情绪、情感和情怀。学生们都是“向日葵族”，习惯朝着老师转。站在讲台上是一个心态光明的老师，教出的就是一群积极光明的学生。社会上都是光明的建设者，这个国家必定有光明的未来。

老师们，在大学课堂上如何讲中国，我们冒昧提出这样的建言：

在你们编写案例的时候，请善待身处其中的中国。可以端出中国的问题，但端出来要讲清楚、讲明白，讲过了要作客观理性的评价，评价之后要回到原点，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别把中国当做靶子，随便拍打，随意责骂，谁都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痛。

在你们发表看法的时候，请注意语气和分寸。敢讲不是个性，会讲才是本事。说一些激愤的话可能会让学生一时兴奋，但真正能让学生一生记取的，能够赢得尊重的，还是深刻的洞察和独到的见解，是经岁月检验后沉淀下来的思想和智慧。

在你们比较中外的时候，请多一份历史的眼光。短短几年的留学，所见所闻可能是浅层次的，常挂嘴头的未必是“真经”。即便是西方制度的优越之处，也不能简单复制。我们从根本上都是文化层面上的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了解自己的历史，才能找到最无悔的道路。

大学课堂上的中国随意被抹黑，一些老师在讲台上牢骚失控，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在整个社会，都潜藏着类似的情绪。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职场人天天发牢骚，生活越来越好，牢骚却越来越多。大学课堂，是当代中国社会宏观景象的一个投影；身份特殊的大学老师，也有着作为社会一员的普通身份。只不过，那么多牢骚和消极，在最不该反映的地方反映了。

心理学家说，抱怨是人的本能。抱怨带来的轻松和快感，犹如乘舟顺流而下，那是因为我们在顺应自己负面思考的习性。而停止抱怨，改用进取的态度去思考光明，却需要意志力。

社会是不完美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克服很多困难，不顺心、不如意在所难免。人，要以建设性的姿态去生活、去工作，要有去改变、去改革的激情和热情。不抱怨、不牢骚，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看似简单却很有讲究。我们要有勇气去改变能改变的事情，也要有韧性去适应暂时不能改变的事情，并有智慧地区分两者的不同。小到个人和单位，大到社会和国家，都需要这种精神，也匮缺这种智慧。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是特殊的。你们在讲授知识，也在传播思想；你们在研究当下的中国，也在影响未来的中国；你们在讲台上散发着学识和修养的魅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匡正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相信你们乐于接受这份特殊，能够对学生负责，能够对事业负责，能够对国家负责。那么从今天起，在课堂上讲好我们的中国吧！

多么希望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为了社会健康地前行，为了中国光彩的明天，拜托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马修老师来到一个被称为“死亡池塘”的学校，那是一个汇集了所有“不安分学生”的学校，组建起了一个合唱团。学校发生意外，马修被迫离职，并且要求不许和孩子们告别。马修老师离开时，一片片纸飞机从孩子们被禁锢的高墙窗口飞出来，看不见孩子们的脸，却看见许多只手在挥。——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
http://news.ifeng.com/a/20141114/42473425_0.shtml   2014年11月14日 14:10
来源：《辽宁日报》

[ 本帖最后由 张多 于 2014-11-14 19:24 编辑 ]

吃青蛙的仙女

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3-05/22/content_882066.htm

新华网 （2003-05-22 14:40:12）        来源：文汇报

王晓明先生在《另一种可能》一文中说：“(讲课时)你一讲有趣的例子，大家都抬起头来，再说两个笑话，气氛就更加活跃，可你一旦进入抽象的分析，对不起，许多眼神很快就黯淡下去，逼得你赶紧去搜索新的趣事……不少大学的课堂，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故事会，对有趣的细节的渲染，逐渐取代细致紧张、步步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占据授课的中心位 置。”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王晓明所描述的情形，相信在象牙塔执教过的老师都会深有感触的。我们经常目睹这样的场景：老师在台上口干舌躁，而学生或者酣然入眠，或者谈笑风生，或者津津有味地听随身听，或者心无旁骛地看闲书……更有些学生残酷地称呼中文系的老教授为“古董”或“老学究”，一位老先生曾向我叹道：“现在的大学生真难教！现在的大学教师真难当！”

　　大学课堂难道成了老师们的伤心地了吗？难道只有侃侃明星的花边新闻，聊聊名人的边角猛料，说说稀奇古怪的趣事，骂骂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才能抓住学生的眼球？难道老师只有华山一条路像明星一样拥有说学逗唱嬉笑怒骂的本领才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果真这样，老师岂不成了说书人或艺人。老师牢骚满腹，埋怨学生难伺候，学生这边也颇有微词：“讲得味同嚼蜡，真没劲！”“听某某讲课，不如回家看书！”师生各执一词，如此说来，我们的大学教育莫非真的出了问题？

　　这种借鉴明星和说书人表演来单纯追求课堂气氛的授课，因其轻松简便和学生容易青睐，我姑且称之为“快餐教学法”。“快餐教学法”当然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一味靠搞笑和表演来提升学生的听课激情，不免陷入了哗众取宠的泥淖中和舍本逐末的怪圈里，以致走入讲课靠搞笑、不搞笑不听课的恶性循环，这不啻于饮鸩止渴。当珍贵的教学时间在搞笑中弹指一挥，学生没能学到该学的专业知识，岂不可惜？！而老师的专业知识没有被派上用场，多年的学养竟换位于取悦学生，岂不悲哉？！

　　当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时，据说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听课的也深受感染。如此声情并茂、手脚并施，学生当然会满怀兴趣地听讲。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讲课时旁征博引，运用自如。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学生因此叹为观止。与梁启超的表演相比，陈寅恪先生的讲课则平实得多。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总是平铺直叙，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放过；每当他讲课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因为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常有人听上好几遍，仍会有新鲜感。即便是《武则天与佛教》这样极易使人联想到“宫闱秘事”的讲题，他也讲得严肃而严谨。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的话。如此讲课，学生能获益匪浅，自然会聚精会神。

　　从大师讲课的例子可以看出，老师能否受学生接纳乃至欢迎，与是否具有表演才能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能否拿出真东西，能否有使学生信服而受到教益的本领。当然，老师如果口若悬河、身体语言充沛，无疑对增加个人魅力和使课堂生气盎然大有裨益。而口才与表演能力皆属一般的老师，因其坚持一字一板、按部就班的传统授课方式，也许课堂上不无沉闷寡味，但如果确实腹笥丰盈也能赢得学生的服膺。

　　讲故事、说段子当然不是提高学生听课积极性的不二法门。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将专业知识的艰涩难懂尽可能化解为简单平易，把枯燥乏味的内容换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就使学生不仅不至于兴趣索然，反而被撩拨得兴致盎然。当然，还可以采用增加师生互动，譬如采取专题讨论的方式。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访问中国后也曾指出：“中国仍然采用以讲课为主的教学方法，学术环境仍以授课和背书为主，没有多少讨论。这方面变化不大。”他所指陈的诟病在大学讲课中堪称由来已久，因此在讲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多直接交流，这样就能拓宽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无须通过搞笑的方式即可达到使学生专心听课的目的。也许，关于大学老师如何讲课业内人士见仁见智，但无论怎么倡导无论怎么改革，首要的一点应该承认和遵循，讲课的目的是能够使自己的知识得以传授给学生，不能使课堂流于浮华、轻薄和搞笑。(王石川/安徽大学中文系)

辛巴达

《辽宁日报》编辑部：
     看了贵报2014年11月13日A04版上的《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一文，作为一个在大学教新闻传播学相关课程的老师，有些话想对你们说。我并不想以你们的那种口吻来说话，若是，完全可以表述为：辽报，请不要这样讲老师。

      关于这封“公开信”，网上已经有很多人讲过很多，我只想从新闻专业（或许我对新闻专业的理解也和你们的理解不完全相同）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在云南大学从事新闻传播相关课程教学工作近20年，除了上《新闻采访写作》课，我还上了《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这样一门方法课。之所以会有后一门课，一是因为我刚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时很多课都是我上大学时的老师上的，别人对我说：你一个新来的，不要去抢你的老师的饭碗。因此，当时我除了参与我的老师所上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的教学，也在想自己到底开一门什么样的新课。正是在准备《新闻采访写作》课的教案的过程中，我看到有国内学者编写的《新闻采访写作》教科书上有这样一句话：新闻采访是一项调查研究活动。但是我总觉得新闻采访的调查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弄清调查研究的问题，我自然地把目光就转到了社会调查方法方面。当时也受到了一些日本学界的“社会信息”的提法的影响，就把这门课程的名称定为《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这样的一个名称，或许和新闻学也更加接近一些，但是所讲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或许是因为我既讲《新闻采访写作》，又上《社会信息调查研究》，我对你们公开信中所讲到的调查方法方面的问题尤为敏感。因为在上《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课程时，我也经常会结合新闻采访中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所写出的稿件从方法的角度提出批评。因此，我在这里主要就方法方面的问题和你们交换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公开信”之后我所发的一条微博中，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你们的“公开信”中说到“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我在微博中写成了“15万字”，这是我的错，也顺便向你们道歉。

      你们在“公开信”中说：“辽宁日报的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从方法的角度来说，我要问的是：你们选择这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以及相关课程的依据是什么？从抽样的角度来说，这应该不是一个随机样本。如果不是一个随机样本，那仅仅只能说你们所看到的现象仅仅是这20多所高校的情况，它并不能代表全国。全国有多少高校，你们了解“中国”，无需我多说。这是从方法上来说你们的这封“公开信”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从“公开信”中透露的信息，你们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就是听课、记笔记。你们说整理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若按100门课来算，平均每门课大约为1300字左右（或许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平均数并没有意义，比如说拿《辽宁日报》收入最高的人和阿里巴巴马云的收入计算平均数，你们就马上能意识到计算平均数可能存在的问题）。在社会调查方法中，在讲到研究伦理时，十分重要的一条是“知情同意”，即调查者要告知被调查者，并经被调查者同意之后才能接受你的调查。这一点，你们是否已经做到？

      在你们的“公开信”中，会让人感觉到好像你们是通过“暗访”来收集材料的。新闻采访中适当地可以使用“暗访”，但是从社会调查的角度来说，这通常是不允许的，这是做新闻和做社会调查的不同。这并非说新闻采访中完全不能使用“暗访”，但是“暗访”通常是用于那些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或事，若记者暴露了真实身份之后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因此要使用“暗访”。但是对于大学的课堂，若你们也采取“暗访”，是不是在你们看来，大学的课堂就是“黑窝”？如果你们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设，你们可能的结论，即便不做如此巨大规模的调查，也可想而知，所谓调查，都是吓唬人的。这样一种结论预设再去找材料的方法，它并非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调查方法。这种做法，穿着“调查”的外衣，极具迷惑性。媒体中时常采用的“主题先行”，也是同一类的。

      接下来说说你们在13万字的课堂笔记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大学课堂上的中国”的三类问题，即“缺乏理论认同”、“缺乏政治认同”、“缺乏情感认同”。我一方面钦佩你们的概括能力，概括得如此精炼；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这样的结论和材料之间，似乎缺少关联，并且在所使用的概念（“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并无清晰的界定。下面分别说明。

      先来说结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时常要处理大量的访谈或观察材料，因此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具体的认识和体会。在处理这样的资料时，首先需要对资料进行分类，如果按你们调查的思路，比如说把资料分为肯定、中立、否定三类（当然这得保证在记录时对三类资料都要客观地记录，不能只记录那些对你们的观点有利的），要在对三类资料总体的分布情况全面呈现的基础上，我才能来说你看：否定方面的资料所占比重最大，他们就是在给中国“抹黑”。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够站得住脚。你不把完整的资料呈现出来，专挑那些否面的例子，就和前些年十分流行的“妖魔化中国”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

      再说概念的界定方面的问题。你们所提出的三个概念，如同你们所使用的“中国”概念一样，是十分抽象的。从三个概念后面你们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的例子来看，若要让我帮你们做一个提炼，那就是“党”。其实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表述得这么“学术化”、“条理化”、“理论化”，直接说出来就好了。免得引来概念不清的麻烦。

      还有同样是很重要的一点，你们所讲的三个方面都指向“认同”。关于认同的研究，通常来说，是要通过较为可靠的量表对当事人进行测量，不是说由调查者根据调查对象的某些言辞来进行判定。就像我不能根据你们的这封“公开信”来判定你们就一定认同什么一样。

      《 辽宁日报》不能代表中国媒体，不能因为你们这样的“无知”就完全否认了全中国的媒体。你们这样的一封“公开信”，因为在资料获取的方法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从而导致漏洞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完全谈不上专业水准。大学不是不能批评，大学老师也不是不能批评，但是在批评时，在方法上、逻辑上，应该能言之成理。这些，也正是大学需要告诉社会的。在你们所批评的那些人中，或许也有精通社会调查方法的行家里手？若有，我建议你们首先虚心地向他/她们学习，千万不要把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的那一套再搬出来！

                                                                                                                                                    云南大学新闻系教师郭建斌

                                                                                                                                                         2014年11月16日凌晨
详见郭建斌微博

辛巴达

新闻学子致辽宁日报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
                                                                                                        2014年11月14日 23:30

    辽宁日报编辑部的诸位同僚，

   你们好，今天看到贵刊刊发《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本科是学习新闻学的，刚看到这篇社论题目觉得很好笑。这篇文章中其实全都是评论性的话语，我没有看到多少真实可靠，提供准确姓名准确来源的采访信息。所以感到好笑，敢问贵刊编辑部的诸位同僚们有几位是经历过高校的新闻教育的呢？

   但是当我的同学纷纷转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篇文章，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笑的问题了。

   首先，我是一个辽宁人，我并不因为辽宁日报给出了这样的新闻评论而耻于承认我是一个辽宁人，就***高校老师这样或者那样说中国不好，但是他们不耻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第二，关于老师这样说中国是不是不好。由于我是一个文科生，不了解理工科的情况，这里不谈论理工科的老师们。这篇文章“旗帜鲜明”的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老师”。那么我就有一点点话语权了，因为新闻学，包括《辽宁日报》在内的传媒，都属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在中国曾经遭受过了强烈的冲击，这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我们今天不谈历史。

   社会科学，是在教育学生：“这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告诉学生“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与”这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两者之间的距离，从象牙塔里走出的学生，才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经过教育的人才，应该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怎样给这个社会带来改变。

   所以，与其说是老师们缺乏对于当代中国的认同感，不如说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们，缺乏对于教育的认同感。

   第三，关于”老师，请不要这样说中国“这个结论。首先不一定是学生们下的，因为我没有在这篇《公开信》中看到任何公开姓名的被采访者，任何有确切来源的直接引语。请贵刊不要以”保护采访对象“拿来作借口，因为就算是我，我也敢堂堂正正的用的自己的自媒体来给《辽宁日报》编辑部写这篇文章。反过来说，社会科学的学生，如果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促进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就会认真思索社会现状与理想中的社会有多大的差距，会思考老师讲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过时的，哪些是亟需改变的，哪些是在其他条件改变下再改变的。

   所以这一”老师，不要这样讲“的结论，不知道是由谁提出的，在《辽宁日报》的论证中，也是漏洞重重。我们新闻评论的要求是逻辑推理的思维以及言必有物、言必有用。这一篇《公开信》中，有很多诉诸感情的语言，类如“亲爱的老师”，这说明此文的作者在论证结论的时候遇到了逻辑上无法推理通顺的情况，所以采取情感上寻求与读者认同的策略。还有，“注意语气和分寸”、“多一份历史的眼光”，这样的话，我本人称之为——正确的废话。

   以上，是我为社会科学部的老师的辩护，以下，我们来聊聊贵刊违背了哪些新闻伦理。

   一、违反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学生可能认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但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因为没有统计数据表明，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老师这样讲是不对的，所以这一看法，不能被称为舆论。即便是学生们真的都这样想，我在上文中说了，没有确切姓名的采访来源啊，记者的观察采访，只代表了记者的想法。总的来说，这篇新闻违反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好在，这篇新闻看起来不是那么真实，所以不会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

   二、违反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学生、老师，是很明显的争论双方。我们当下的新闻媒体很明显的存在这个问题，既然采访了学生，那么为什么不采访老师呢？马克思在19世纪就提出“一般的公正”是报刊的一种形式上的姿态。这是关于新闻媒体的客观性原则最早的论述。时至今日，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依然连这一形式上的姿态都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只让有网名的学生发言，而不让事件的当事人，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老师发言呢？作为自媒体，我不负责任的推测一下，很有可能发表那些社科学类的老师想法，《辽宁日报》的论点就不攻自破了啊。

   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客观性，是新闻的基本要求。可以说，《辽宁日报》的这一《公开信》违背了灵魂也违背了基本要求。如果把文章比喻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以说是又违背了道德，又犯了法。

   三、作为省级党报，偏离了党关于创新宣传思想工作的要求。本文通篇没有什么“瞧瞧人家国外”，在本文的最后阶段，我将依然采用国内的话语体系，论证辽报的《老师。。。公开信》一文是落后的思想的表现。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宣传工作者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禁锢在“以宣传为本位”的新闻观念中。这一思想，是在1942年，陆定一发表在《解放日报》中的《我们关于新闻学的基本观念》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针对的是此前《解放日报》总编博古“以新闻为本位”的观念。

   “以宣传为本位”其正确之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这个大的背景中的。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指出，今天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大不一样了，过去有效的，现在未必有效；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势在必行，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突破。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这段话不是随便说的，针对着积习已久的落后思维模式。

   2012年以来，我们日益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这里不把改革的理论展开讲，单说社会科学类的老师，他们站在学界和业界的前沿，深刻了解这个社会的问题，对于改革，都有各自想法，可能这些想法都不相同，但是只有这些想法真正表达出来，面向广大学生表达出来，这些学生将来都是要肩负起改革和发展中国的任务的人。《辽宁日报》想要关闭学生接受改革思想的阀门吗？作为自媒体，还真是认为贵刊居心叵测啊，是不是想要破坏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啊？

   会有人看到现在已经坐不住了，认为《辽宁日报》本着一个探讨的态度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只是抛砖引玉，是不是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高校老师应该合理的阐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现状问题的批评应该保持一个“度”啊？

   是应该保持一个“度”。以下仅表达我个人观点。

   是应该保持一个“度”，但这个度，不应该是《辽宁日报》把握的，也不应该是政府机构把握的，也不应该是高校管理部门把握的，甚至，不应该是信息的传播者——老师，来把握的。而是应该由信息的接受者——学生，自己来思考，自己来把握。

   高校的学生，经历了高考，年龄上也已经成年，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时候的学生，还是一个三观正在形成的人，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具备了信息的选择能力，对于接受的思想和观念，知识和技术，有能动性。

   而对于信息的传播者来说，也就是，老师、管老师的人、管老师的人的部门、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的新闻媒体等等，言论自由的阀门，只有两种形式——打开的和关闭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可能存在半开半闭的，或者四分之三开，四分之一闭的，因为人，不是机器，信息流，也不是水流。省级党报，想要伸出手去，拧一拧这个阀门——且不论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一媒体试图操纵教育的行为，就是“以宣传为本位”的陈旧的新闻观念在作祟。

   1989年，邓小平总书记在深圳发表南巡讲话，他是这样强调他对于解放思想的决心的“不换思想，就换人。”

   当然，也许仅仅是因为这篇文章写的不好，给了作为读者的我一个“贵刊存在思想陈旧的问题”这一错觉，在这里也向扎实做下新闻采访工作的记者道歉，毕竟我只看了第一期的《公开信》。期望贵刊：1.遵循真实客观的原则；2.使用严肃认真的话语进行社论，不要再模仿学生的口吻；3.不肯换思想的人，可以换一换了。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4/75/13/1_1.html

辛巴达

我读《辽宁日报》的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支持辽报，驳某新闻系学生

    昨天《辽宁日报》刊出一篇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随即引发了热议，而后一位新闻系的大三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新闻系学生致辽宁日报的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番热闹场景，笔者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为了分羹什么的，只是表达观点。在这里关于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我不作赘述，大家关注此事的话，应该也已经了解过了，在这里我仅附上链接：

    http://nb.people.com.cn/n/2014/1115/c365630-22912385.html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502581&boardid=1

    下面是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辽宁日报》列出的现在大学课堂的情况。从目前的现状看，没人敢说这种情况没有，且目前中国大学数量如此之多、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老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都是事实，至于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不得而知。我们可以先不论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至少是存在的，且确实是受大家关注的，从这次网络上的热闹程度可见一斑。这说明此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包括学生、老师和教育部门。

    教育问题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国家也将其提到战略的高度上，我们也都认识到现在的中国教育存在不少问题，然而我们也不没办法以此作为依据而忽视国家施政的本意，至少我们应该能有共识——绝不会要搞垮中国的教育，中共再需要忠诚的党员，他也还需要有能力的员，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只是不同的人希望这些人才从事的行业不一样。

    我们今天谈教育问题乃至于其他的社会问题，都是本着为了国家更好这一前提的，如央视某位首席记者所言，“我们都是为了建设而不是破坏”，我今天的个人观点也都是基于这个想法，鉴于本人认识有限，有许多观点尚有不妥，欢迎拍砖，只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冷静地对待现实的问题，并促成问题的合理的更好解决。

    刚才简单谈到了《辽宁日报》所反映的部分情况，现在分析来自所谓某大学的新闻系同学的文章的观点，个人总结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辽宁日报》的语体和表述方式欠妥，该同学认为此种形式不像党报的说法。这片文章确实与我国党报的传统语言表达形式不一样，可是同时我不禁有一个疑惑——我们一直对党报的宣传语态和刻板语言很有微词，现在辽报首当其冲改变了文字语态，读者又表现出这般看不惯，一方面表现出厌恶看到既有的党报形式的情绪，另一方面又拒绝她的改变作为，这岂不是很矛盾？不知是否有谁能给包括《辽宁日报》在内的党报提供更合适的解决方式以适应如这位同学的读者的需求？

    另外，这位新闻系同学还提到了说这篇文章缺少事实的论证，比较虚。我看也是事实。然而对于其认为辽报违反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的观点，我就不同意了。这篇文章不是新闻报道，倒是接近新闻评论。新闻评论重在析理，着重说明观点。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呈现对大学课堂的既有观点，不是做这个统计，而是就一定（注意：我这里用的是一定，一是为了表明全面的调查和叙述是不可能的，二是为了表明这种现象确实是在不小范围内存在着的）的社会现象表达《辽宁日报》的观点，这无可厚非。我们可以反驳辽报的文章观点，但是没办法否定它的立意。这同那句著名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一样的道理。《辽宁日报》就自己了解的非个例的情况进行自己的分析、论证，这没错吧？

    第二，这位同学大致是在指出《辽宁日报》“思想观念陈旧”，并给《辽宁日报》戴上了“居心叵测”、“破坏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的帽子。《辽宁日报》在文章中都没有这样的上纲上线，这位同学为何这般？这倒不是说要限制这位同学的言论，只是隐隐看到了“红卫兵”的作风，只是那时候的他们打的招牌是反新，这位同学现在打的招牌是反旧，不说戴的帽子对不对，单就这件事而言，本只是一种表述和讨论，在还没有摸清事实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对《辽宁日报》的文章的判断和分析，也仅仅停留在其文章和之前辽报微信以《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为题向各位微友征集微故事的行为，再加以自己的理解而做出的），做这样的而已揣测是不合适的，不应该出现在这篇文章中。对此，也请不要以言论自由来做说辞，因为我们每个人和集体都需要起码的尊重。

    接下来，我谈一点自己的观点。

    昨天晚上深夜十二点左右，笔者还在同一位老友在谈论此事，说起中国的教育。就辽报反映的情况，我们都承认有，新闻系同学的观点有没有道理？也有。那我们要讨论什么，希望藉此促成什么呢？也许什么也不会有，过几天这条新闻也许就淡了，但是作为还处在中国教育系统里的我，更为了我的后代，我不敢不就这个问题做一点思考，哪怕只能是思考。

    中国现在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诸如行政化、官僚气息太重。然而，诚如我上文所言，党在一开始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绝不会是抱着希望中国教育垮掉的心态，刚开始都是好的，只是后来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上行却没下效，并且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国家也在不断尝试做出调整和改变。可是，毕竟中国的人口众多、学生也多、国情也复杂，且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有很都问题凸显出来，解决更是十分艰难的事务，太猛和太快都是有风险的，中国经不起那种风险。因而，从现实来看，有时候一定的把控是需要的。

    我们时常思考一些教育和社会等现实问题题，高层想必也是知道的，他们难道不想改，不想中国好，可是做起来有那么容易吗？我们有抨击的精力，为何不好好想想对策，要是想出了对策，那也是为中国教育做出贡献，以后各个大学里出现最多的雕塑就不只是陶行知先生，也许就会加上一个你。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这样的建设性意见，单纯的基于反对和抱怨的批评有何意义？

    再说说高校的老师，现在高校里有没有满嘴西方主义的人，我们也许不是，可我们能保证身边没有吗?我也承认，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很多方面确实比中国做得好，我也想去哪些国家看一看。可想而知，中国的未来也将会走向更加民主和自由，现实是目前确实做不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开始民主化进程虽说已有100来年，但中间插曲不断，张勋、袁世凯、蒋介石、后期的毛主席都对民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所以我国真正的民主进程很短，而且不连续；而欧美呢，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民主探索和自我适应地改进，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中国也别想花几分之一的时间达到他们的地步，中国也没有这么厉害！再者也不符合规律，改革是一个过程、是渐进的。我们都看到了我国这些年速度飞快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问题，怎么就不想想飞快的政治改革会带来什么后果？苏联的前车之鉴的钟声还没有散去，影响仍在！的确，我们现在是比别人差，我们也希望好起来，那就更应该踏踏实实、一步步来，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未来的创造更需努力。我们不能一方面嚷着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另一方满叫着改这改那，恨不得明天做世界老大，这是对自己很大的讽刺！

    我时常想起我遇到过的和我听说过的每一位讲历史和思想政治的老师，总结以后发现不外乎三类。一类是坚定的员，听他们的课就像是在看党章；第二类是满嘴自由、民主和宪政，第三类是极少的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老师。太多的老师给学生的讲述的内容是太多片面的自我想法。

    我想说，我们大学生应该有独立之思考、独立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可事实却是不乐观的。我们每个人都不要高估当代大学生的能力以及他们的独立性。有多少大学生在听了某种观点后，会去认真思考、求证、探索？很少，而他们在以后谈起这类问题却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把某位老师、或某本书、或某个网站的某面观点搬过来，还自以为高谈阔论。我自己也会有这种行为，我在努力改善，也不隐晦，这都是为了真实地表达这种现象。

    对此，我认为，我们每个大学生对于任何观点、任何现象，都应该在求索和思考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解，同时不断补充新观点，而不是管中窥豹、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对于高校老师，我认为，就历史、政治和社会问题而言，如果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应该努力向学生尽可能地展现更全面的事实，辅以自己的理解，同时呈现异己的观点，供学生参考和思考，学生信任老师，老师也不能辜负学生的信任。如不能够，就应按照书本来他他是谁来，该怎样就怎样，专心教好书，搞好学术，自己了解的不全面的就不要讲，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了解的渠道，如推荐书籍等，培养学生的求索能力，岂不更合适？

注：此前已“木小填”id发的同标题文章有些许文字错误，现做更改。若值班编辑看见，还望将前一篇文章删除。
   
2014年11月16日02:05

    11月16日14:0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