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原文发表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摘要：加藤鎌三郎《北京风俗问答》(1924)，从当下的具体事件出发、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了民国初年北京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人口、城市结构、居民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状态和种种变化，是北京历史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理解20世纪初年的北京现代化过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北京风俗问答》显示求新向善是当时的主旋律。20世纪的前20余年，是北京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在这一主旋律中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关键词：北京;现代化;《北京风俗问答》
　　A Metropolis in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Beij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rough Dialogue on Beijing’s Customs
　　Zhang Bo
　　Abstract: The book Dialogue on Beijing’s Customs written by Jia Tengliansanlang in 1924 whose literary form. is Dialogue about current events records the basic state and chang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administration, urban population, urban structure and citizen life of Beijing and it’s integral component of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city. The book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o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Beiji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ialogue on Beijing’s Customs shows that seeking goodness is the main theme at that time.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is one important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of Beijing 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Keywords: Beijing; modernization; Dialogue on Beijing’s Customs
　　作为一座有着3000余年建城史、800余年建都史的城市，北京凭借其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优势，至少从元代起就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士前来从事经商、传教、求学、旅游等活动。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的方面记录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所想，从而留下了以北京为主题的多种著述。[2]这些著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民情等，为研究和认识北京城市的结构形态、社会变迁、国际影响、发展脉络以及时人的北京印象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是北京历史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人加藤鎌三郎所著《北京风俗问答》即是这些著述中的一种。该书初版于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是作者在留学北京时和恩霖先生就人情风俗、时事世态等进行交谈的基础上写成的。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它“既为学习当代北京官话提供了好的资料，也为了解当代北京风俗民情提供了好的资料。”[1]例言[3]客观地说，这两句自我评价是恰切的。该书从多个具体事件出发、用对话体的形式，分100章，记录了20世纪初期北京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人口、城市结构、居民生活、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古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蜕变情形，其中既有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也有时人期待它能够改进的不少地方。
　　一、北京的变化
　　《北京风俗问答》(以下简称《问答》)反映的北京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一)城市管理机构的设置
　　城市管理作为城市各种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城市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金元以降，北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20世纪之前长期没有正式的市政管理机构，有关城市规划、治安消防、基本设施、环境卫生、救灾济贫、财政税收、户籍人口等事务，一直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双重管辖。进入20世纪之后，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出现专门的市政管理机构，1900年成立的安民公所是其雏形，1901年成立1902年裁撤的“北京善后协巡总局”，1902年成立1905年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隶属巡警部(1904年成立)的工巡局，都是事实上的市政管理机构。清政府灭亡后，1913年袁世凯下令将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合并为京师警察厅，隶属北洋政府内务部，负责京师市内的警察、卫生、消防事务，并兼管交通、户籍、营建、道路清洁、公厕设置修缮、公共沟渠管理等。1914年8月，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创办京都市政公所，该机构与京师警察厅一起既分工又协作，共同管理着北京的内外城。城市管理机构的设置，将北京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水平和效能，对于北京城市生活的主要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答》关于城市管理机构变化的集中表述不多，但在第五章，对话者对 “北京之警察”进行了高度赞扬：“要由我看起来。前清所办的新政像警察邮政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五样儿。到了现在就是邮政跟警察很有进步。若是拿著邮政跟警察比较比较。可又是警察办的最强了。”还有许多散出的表述，从中可见警察厅已承担了城市管理的多种职能，比如他们要解决居民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争执冲突(见“中央公园武剧”)，要修理各处的暗沟(见“北京之沟渠”)、维护城市安全(见“巡警哀荣”)，还试图解决度量衡的统一问题，等等。重要的是，当居民遇到不公平、不满意的事情时，他们会十分自然地想到向“政府”问责求助。这一点在“北京之尸气”、“烟土畅销”、“金丹”、“军队之黑幕”、“屠兽厂”等中均有体现。这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新型城市管理机构职能的多样性以及居民对它的依赖性。
　　(二)城市设施的建设和改进
　　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交通系统、通信系统、环境系统、防灾系统等工程性设施和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社会福利等社会性设施，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条件。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设施的变化既表现在工程性设施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性设施方面，主要通过对既有设施的修、改建和建设新设施两种途径得以实现。
　　在元大都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北京城本有其自成体系完整的城市基础设施，然而，伴随着封建帝国的衰落，外来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入侵、国内多种革命力量的影响以及城市人口的增加，到19世纪末期，古都北京颓败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许多设施破败不堪、不敷足用。进入20世纪之后，在京师警察厅、京都市政公所等机构的领导下，道路得到改善，污水排放系统得到整修，现代供水系统得到建设，电灯、铁路也应用起来。比如1904到1929的25年间，北京共修筑了96.7公里的碎石路和8.27公里长的柏油路。[2]591900到1925年的25年间，北京共实施395条沟渠的修建工程(包括修理和淤泥清理)，其中内城309条，外城86条。[2]89-119 1908年，自来水公司正式施工，当时北京城共铺设了185公里长的钢制水管，安装了423个公用自来水龙头，还有60个水龙头作为消防之用。1905年，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成立，到1921年，公司共有7台发电机，总发电容量为2900千瓦。[3]2401906年，连接北京到汉口的卢汉铁路(又称平汉铁路、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运行;1909年，由北京丰台柳村经居庸关、八达岭、河北沙城、宣化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1915年，北京城内修建了环形铁路工程，并设6座车站。“环形铁路的通车使跨省铁路在北京地方的联结实现了合理化。”[3]261对于这些，《问答》均有所反映。比如第11章“北京之沟渠”反映了对北京排污系统——沟渠的清理，第47章“火车站欺人”提到火车、电灯、电话的使用，第57章“未来之电车”反映电车即将进入人们的生活。
　　除了工程性城市基础设施之外，北京的社会性设施也有较大变化，医院、学校、图书馆、公园、电影院等均在古老的都市获得了存在空间，根据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所著《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当时“城里有46所医院，1098名医生，其中109人接受到西医训练。洛克菲勒中华医学基金会附属的医院[4]和卫生学校拥有出色的人员和设备，可以同任何地区的任何一所医院相媲美。”[4]8到1919年，“北京的公立、私立学校数目为324所，其中28所是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水平，18所为中学或大学预科，5所补习学校，7所特殊学校。高级小学57所，初级小学143所，半日制学校54所。还有10所其他初级小学程度的，北京周边地区还有91所小学隶属京师学务局。”当时的学生约有55000人，其中7000名为女生，有些学校也开始允许男女同校了。[4]127除了一些小型图书馆外，当时还有5家大型公共图书馆，即京师图书馆、北京儿童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馆、北京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分馆。娱乐中心、公园、电影院也出现了，当时的娱乐中心有两个，即新世界和南城娱乐园;共有6个剧院放映电影，即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大栅栏的大观楼、哈德门外的华安电影院、东安市场里的吉祥戏院、南城娱乐园、“新世界”等，公园有3个，即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1906年，今北京动物园)，由明清社稷坛改建而成的中央公园(1913，今中山公园)和由先农坛改建而成的先农坛公园(1916)。相对于工程性设施而言，《问答》对社会性设施建设的反映稍多一些，第4章“电影进步”、第8章“中央公园武剧”、第33章“中学招收女生”、第53章“协和医院之腐败”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性设施在北京的增长。
　　(三)风俗习惯的革新
　　风俗习惯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社会群体长期积淀下来的、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稳定性是其突出特征，然而在20世纪初期，北京诸多风俗习惯都起了很大变化，并主要朝着简约、“文明”的方向发展。比如新式婚礼废除了一些繁文缛节的仪式过场，程序相对简单，并因此可以节省不少花销，已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节日方面，主要是“把拜年的这个恶习惯去掉了”，“也可以用邮政拜年了”，并破除了一些禁忌，如民间有拜年不许过破五儿、否则就是孝家的说法，“可是这个规矩。现在是没有了”。再比如传统社会社交礼仪的一项基本规则是男女授受不亲，然而“中央公园武剧”显示男女可以一起进行打球等娱乐活动，男女大防开始打破。
　　(四)居民日常生活的丰富与便捷
　　城市管理、城市设施、城市空间、风俗习惯构成了北京居民的生活环境，伴随着这些要素的变化，居民的日常生活本身也发生重大变化。民国之前，北京居民主要的娱乐活动是听书、听戏、逛庙会等，剧院、妓院、庙会和会馆是其主要活动场所;随着电影院、公园、娱乐中心的出现和运营，看电影、逛公园、到娱乐中心玩耍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电影进步”表明，伴随电影院的增多、影片质量的提高、票价的降低，看电影已成为新风习：“光绪二十八年。前门外大栅栏儿有个大观楼。他那儿是起首第一演电影儿。每人八毛至一元六毛的戏价。……后来慢慢儿的才俗习了。后来落到八个子儿十个子儿一个人。”又“中央公园武剧”显示，中央公园——北京第一座经过精心规划、由皇家坛庙改建成的公共活动空间——已成为品茶、纳凉、打球的好地方。
　　交通出行也变得更加快捷、方便和多样了。19世纪末期之前，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主宰着北京居民的生活，步行之外，短距离运输旅客和货物使用的动力主要是骡子，长距离的多用骆驼和马匹，有权有势的人家会使用轿子。伴随着铁路的开通、人力车的引进、自行车的使用，北京城市进入混合性公共交通时代。《问答》有多个对话以具体事件揭示了多种交通工具的应用。比如对话的一方“我”去翠微山旅行是骑自行车，同行的三个朋友则是雇驴。此外，这次旅行中，“我”和“我”的朋友们还使用了轿子和洋车。“京绥上日记”所述更清楚地显示了多种交通工具如何共同服务于时人的日常生活：“那天早晨。要上东车站坐环城车上西直门。没想到我到了东车站。环城车已然开了。我只好改坐洋车。上京绥站去了。到了京绥站。已然八点多钟。上了专车。”第二天早晨“到了绥远车站下了火车。同著朋友。打算先到归化城去逛一回”，[1]209走着到了归化城里，又雇了两辆骡子车。在绥远城拜会都统时，又“看见一辆汽车一辆马车并排的停著。”
　　多种交通工具的综合应用极大地方便了时人的出行，相对于以畜力和人力为动力的传统交通方式而言，新型交通方式更快捷，远行能力更强大。从《问答》看，它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因此充实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人生感受。试看“我”骑着自行车去翠微山旅行的经历：“再看看两旁的树木乡间的野草。田野的菜疏虽然一样的绿色可是有深有浅有浓有淡全都大不相同。不过我骑在自行车儿上。很命的直跑。实在有点儿看不清了。只觉得绿汪汪一片。有意思极了。”[1]45-46
　　20世纪初期古都北京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上述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问答》对话者体验到、并被加藤鎌三郎书写下来的那一部分。从性质上讲，它们是时人认为进步的、明显持欢迎态度的变化。
　　二、需要改变的北京
　　然而，多方面的“进步”并非当时社会现实的全部。蜕变中的北京又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亟需变革的地方，以至于时人会用下面的语言评价这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北京社会真算是一天此(比)一天的糟了。”“现在的社会竟说糟还不行。简直的是坏了。并且是坏到极处了。”[1]12下面这些正是“糟”、“坏”的表现并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一)贫困问题
　　贫困一直是困扰着中国民众和政府的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期的北京城，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现象相当普遍。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引用1914年警察局相关调查数据说：整个北京城，“有96850人，也就是总人口的11.95%，被列为‘贫困’和‘赤贫’”。[4]289-290《问答》第10章“一文公司”提到的贫困状况更加严重：“北京的人足有十七万户。不能生活的人家足四五万户。”第26章“生计日绝之北京”也用“中等人家。全成了下户。下等人家全都成了花子”来概括当时的贫困。不仅如此，文中还分析了竞争激烈、经济凋敝、工作机会缺乏、就业需求难以满足是致贫的重要原因：“现在的北京生路。已然快到了绝地了。您要想打个主意挣饭吃。是实在难极了。”因为政界“叫外省人给占满了”，“商界的买卖全都不强”，“作小买卖儿。也是不赚钱。”
　　严重的贫困问题不仅是贫困者的灾难，对整个社会都会造成巨大威胁，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认为“不但竟是可惨。也实在是可怕”，甚至由此联想起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在时人看来，贫困问题是需要“赶紧想法子”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对于致力于此的“一文公司”，他们热烈欢迎：“但愿意青年会服务团的人赶紧提倡那才是北京社会的幸福哪。”[1]20
　　(二)组织、机构中的腐败问题
　　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或偏离公共职责的腐败行为一直是为人痛恨的社会痼疾，当时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存在于各行各业。“只要是有势力的买卖。就没人敢惹。电灯不亮。电灯公司是照旧的要钱。摘下耳机子没人理。电话局也是照旧的收款。”火车站的售票员也骗人钱财，医生看病则敷衍了事，极端不负责任，工作人员态度恶劣崇洋媚外，即便被誉为“北京最完全的医院”的协和医院亦不能免。更有甚者，如“今日之医院”所说：“富贵人闲人差不多的都要时常住院。并不是为治病为的是消遣消遣。”医院竟成为“吃喝嫖赌”的快乐地方。至于警察、军队腐败更加严重。警察没收毒品，往往不按规定烧掉，而是偷偷卖了，大家分钱。军界则偷偷运送鸦片，在战事来临之际，不考虑如何战胜敌人，而是谋划如何借机赚钱，甚至不惜与贼人相勾结。官场同样腐败，“植树之成绩”一章做了深刻揭露。民国时将清明节定为植树节，并有植专门的植树经费，但十余年过去，并没有多少成绩，因为“他们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提倡森林的事业过成了一种典礼就是了……到了植树的地方儿。叫人替他种一棵树。就算完了礼节了。他们可以借著这个典礼。到城外头逛一逛。进了城。有吃应时小卖儿的。有吃英法大菜的。这可全都算在植树的开支里头。酒足饭饱。回家一睡大觉或是打几圈麻雀牌。就算完了事了。您若问一问他种树的方法土地的好歹。他是全然不知。所以每年所种的树。种上就死。死了就扔。扔完了过年再种。”[1]196此外，像“救世军”、“悟善社”、“孔教会”等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也各有其弊病，存在着类似问题。
　　腐败现象令时人对政府合法性产生深深的质疑，并对社会稳定怀着深深的忧虑。这在“流寇李自成”中有十分坦率的表述：“(明朝灭亡)所以然的缘故。就因为国家没有忠臣不知爱民。这才闹到国破家亡了。您瞧瞧现在中华民国的情形要比起明朝来。自然是有过之无不及。怎么会不叫人害怕哪。”
　　(三)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食品药品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深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和市场机制失灵，食品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出于私利或盈利目的，在知情状态下人为影响食品药品的质量，是导致食品药品安全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问答》揭露了当时食品药品领域内存在的假冒伪劣状况。“牛奶黑幕”一章揭露了牛奶销售中的掺杂掺假、陈旧变质、以次充好、虚假标签等现象，“药肆真伪”、“减价一半”两章揭露了一些药店以次充好、运用虚假促销手段坑蒙消费者的恶劣行径。
　　(四)城市环境卫生问题
　　北京的环境卫生在19世纪前期就已相当恶劣。一位西方游客这样描述1821年春天的北京：“全年淤积起来的所有脏物都堆积在大街上，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气味。”[3]109后来的几十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20世纪之后，经过整治，到《问答》成书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一篇作于1923年的文章曾经这样写道：“10年前到过北京的人或许对这个城市当时破敝不堪的景象仍历历在目。街道上布满了污泥，几乎无人尝试过要对街道的任何方面进行改善。河流像污水沟一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如果10年前北京的这个人今日重访北京，他会感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他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的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5]尽管如此，当时北京城内环境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清道夫开挖沟渠，“黑泥臭水弄了一市街”;一些人家家里死了人，“没有钱买好棺材，再加上天热。办事的时候儿是臭一院子。出殡的时候是臭一街。”屠宰牲畜的方式也破坏了环境卫生：“羊肉铺的人就把羊梱在门口也不管有碍交通不有碍交通大宰其宰。招得好些个人围著瞧。弄了一地的血一地的屎。”宰猪的地方，更是“又脏又臭”。[1]150-151粪便的处理方式也是导致环境卫生较差的重要因素，北京居民的排泄物一般由专门的掏粪工清理，拉着粪桶的掏粪工沿街行走是“北京城的一景”，令人作呕的气味弥漫全城，经久不息。对于环境卫生的脏乱差，人们表现出强烈不满，并迫切盼望改变。“北京之尸气”中一句“这个事情没法儿改良么”，很好地表达了人们解决环境卫生问题的热切期待。
　　(五)爱慕虚荣的社会风气和一些习惯做法
　　《问答》的对话者认为需要改变的还有爱慕虚荣的社会风气，其主要表现是在娶媳妇儿、聘姑娘、办丧事等人生大事上面的花费远远超过主办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本没有钱他偏要往好看里办”，其结果是劳民伤财，浪费多多。此外，一些习惯做法也被认为存在问题。“花轿应当改良”一章明确提出应当改良婚礼上使用的花轿，因为目前的形制极易对坐在里面、包裹严实的新娘造成伤害。这反映了一种为了人(指新娘)的安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可以改变传统婚礼中若干规则的重要理念。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生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母教缺乏”中对家庭教育中常见的不当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第一就知道养不知道教。甚至于连卫生都不知道。那更是可笑的很。第二样儿惩罚孩子都是随着自己的喜怒。没有真正的公道。……胡打乱罚咬牙发狠儿先打哭了又哄笑了的现象了。这不是管孩子简直的是毁孩子。我不知道中国的妇女们到了多咱才能懂得教育哪。[1]188-189
　　当时普遍认为需要改变的还有中国人历来崇尚的多世同居的大家庭制度，因为打破大家庭制度改组小家庭，有诸般好处，包括：“能养成子弟自立的心”，“能维持父子兄弟的感情”，“能减轻家长的负担”，等等。[1]29-30
　　贫困、腐败、食品药品不安全、环境卫生差以及不良的社会风气等现象无疑构成了20世纪初期北京社会问题的诸多面相，它们为《问答》的作者所书写，更为广大北京居民所关注。这些被期待着解决、改良的现象，与那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交织混杂在一起，共同讲述着当时的北京——一个正经历着蜕变的古老都城。
　　三、艰难中前行：20世纪初期北京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一种人类文明演进的趋势，同时也是近些年学术界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关于何为现代化，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罗荣渠曾将其概括为如下四类：(1)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实质就是工业，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3)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4)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同时，他又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提出自己对现代化的理解：“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6]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这个概念，是将其视为等同于工业化，或者将其定义为“一个比工业化更为复杂的过程……不局限于社会现实的一个领域，而是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科技、文化、人民生活等一切基本方面”，[7]当我们在21世纪初期通过阅读《问答》去回望90年前的北京时，我们都有理由说当时它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而且在不少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这不仅是因为已经或正在北京出现的“城市管理机构的设置”、“城市设施的建设与改进”、“风俗习惯的革新”、“居民日常生活的丰富与便捷”等诸多变化，体现着对工业文明的接受和对最新科技成果的应用;而且因为城市的主体——人也在走向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正是城市现代化的基石与核心。只有城市的居民和管理人员从心理和行为上都具有现代性，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问答》一书运用对话体裁，撷取了围绕着约90个主题展开的100章翔实的典型对话。每次对话往往从具体的生活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说起，通过连续、多次的问答，对话者不仅将具体生活事件的来龙去脉或社会现象的表现叙述清楚，而且十分鲜明地表述了对于这些事件和现象的看法与态度，从而使《问答》充满了对生活事件和社会现象之是非、善恶、良陋的评价。从这些发生和呈现于特定时空中的生活事件、社会现象以及对它们的评价来看，当时的北京居民已在不少方面具备了现代人所必需的“现代性”，即关心社会发展、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人生态度积极向上、崇尚自立自强，同情弱者，关爱他人，具有反思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以及敢于批判、积极追求文明和进步的精神。比如面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人已表现出普遍的关心，像“青年会服务团”这样的民间组织(或曰第三部门)不仅对贫困状况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创建发动北京全城居民、具有积极救助意义的“一文公司”，将解决贫困问题纳入实践层面，《问答》对话者也热情支持，这正是时人“同情弱者，关爱他人”的有力证据。又比如，《问答》所涉及的约90个主题绝大多数都关系到社会群体，谈论时事、批评时事，表达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更美好社会的诉求，都是关心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而将当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新兴事象区分出是非、善恶、良陋、文明不文明，并热情讴歌、积极倡导是、善、良、文明，严厉批评、期望改变非、恶、陋、不文明，则是时人已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以及敢于批判、积极追求文明和进步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多大程度上将具有现代性的事象视为“进步的”、“文明的”本身，显示了人的现代化程度，那么他们将理应界定为是、善、良、文明的界定为是、善、良、文明[5]，将理应界定为非、恶、陋、不文明的界定为非、恶、陋、不文明[6]，与我们当下的判断保持相当大的一致性，就表明反映出他们的价值判断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当然，尽管在20世纪初期北京已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并不是说北京的现代化已达到高水平。事实上，这一时期，北京的现代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古都北京现代化面临着多种阻力，它只能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制约中艰难前行。
　　首先是经济凋敝，财政困难的制约。现代城市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然而当时的北京经济凋敝，百姓“生计日绝”，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于贫困之中，市政府筹措资金的渠道和能力十分有限，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不能在更大规模上改善设施，拓宽城市服务。“屠兽厂”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好例。北京屠宰猪羊是在街道上，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和食品卫生，本来北京市政公所早有设立专门屠兽厂的想法，“不过是建厂设沟。用的钱是很多很多。因为没有地方儿筹款。这才不能进行了。”
　　其次，新技术、新型管理方法的应用和推广，可能会触及既有利益格局，导致产生新的问题，如果缺乏应对新问题的能力和方法，就会引发反对的舆论和行为，从而延误进程。北京在“取缔粪夫”上所走的道路就反映了这一点。
　　再次，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使朝向现代化的变革进展颇费周折。在“贺文明结婚”中，对话者中的一方因为节省开支的缘故采用了新式婚礼，但是由于怕“女学生太开通，受不了他那个过伙的文明”，而娶了一个“顽固人家儿的姑娘”。[1]70又中学招收女生问题，本来是对男女不平等之传统观念和做法的突破，但学校害怕“旧家庭反对”，“今天会议。明天会议。会议了半天”，也只想出一个“不牛不马”的办法，即“把中学校里划出一个地方来。作为女学生的教室。饮茶厕所各地方儿并且跟男学生这边儿实行断绝交通。”[1]72-73
　　最后，由于北京的现代化进程与衰败化、革命化、半殖民地化[7]相伴随，多种力量交错在一起，互相作用，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社会流动过于迅速，宰相府转眼成会馆，举人顿时为车夫，社会秩序失衡，贫富差距拉大，房价大幅度上涨，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严重，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都是北京走向现代化的制约性因素。至于本文第二部分列举的需要变化的六个方面，既是现代化处于初级阶段的表现，也是北京进一步现代化的阻力。
　　然而，现代化毕竟是一种世界潮流，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和方向，对向往工业文明、科学便捷、富裕和谐的人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潮流之中的北京，在20世纪初期，尽管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却也工业文明的强大引力下，在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求变向善的时代诉求中，朝着现代化步步行进。
　　结 语
　　20世纪初年的北京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蜕变的北京，《问答》用对话体的独特方式对其作了记述，尽管这些片断的记述在揭示历史真实方面远不如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那样系统完整，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当现代化不仅仅是指城市设施和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现代化时，这本书所反映的时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选择与评价，就格外具有意义。
　　通过《问答》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正经历着迅速而复杂多样的变化：影院、公园等公共设施迅速营建，这增加了城市的娱乐空间，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电灯、自来水、轨道交通等设施的应用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警察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管理的方式;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较快，在应对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贫困问题突出，官僚腐败盛行，出现了不少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生活于其中的民众一方面享受许多变化带来的方便与益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诸多的不满意、不理解和不适应。不同的人感受着北京在这个时代的样态和变化，也表达着不同的认知以及对进一步变化的不同诉求。但整体上可以说，求新向善、走向文明开放是当时的主旋律。进入20世纪后的前20余年，是北京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在这一主旋律中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8]
　　【参考文献】
　　[7] 罗荣渠认为近代中国的变革至少贯穿了四条明显的线索，或曰四个过程，它们是自身衰败的过程、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过程、革命化过程以及现代化过程。并认为“在这四个过程中，内外因素诸种力量交错作用。”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这一观点也可用来说明北京的情况。
　　[8] 在本文即将付梓之时，笔者读到邱运华《北京文化现代形态的发生和论域研究——清末民初(1898-1936年)的文化史意义》一文，文章认为，“1898-1936年之际，北京文化的现代性之发生，成为连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晚清帝国封建文化的重要中介”，成书于此一时期的《北京风俗问答》亦可为北京文化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一些佐证。该文发表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