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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书评》第5期:童话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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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书评》第5期:童话的诱惑

来自:译言  译者: 不知知

  发表时间:2013-06-15  浏览量:17485

   

  童话背后的故事。

  本期目录

  打破常规的三位儿童文学作家(译:cutecobra)

  为什么儿童对怪诞故事情有独钟?(译:良辰美景)

  很久,很久以前:童话的诱惑(译:rachelcai)

  “辛德费拉”:失落已久的童话(译:音速小猴)

  五大童话的历史渊源(译:ledtral)

  本期简介

  曾几何时,儿童读物的目的是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模式,启发、鼓励年轻读者以不失父母所望。不过不出所料,孩子往往不愿依照父母之意选择自己喜爱的读物,例如莫里斯•桑达克的经典童话《野兽出没的地方》,家长觉得这故事太过离谱,孩子们却被惹得哈哈大笑。不仅儿童喜爱怪诞的故事,连童话故事本身最初也荒唐离奇,也许您已经听说,《格林童话》起初是相当血腥、暴力、儿童不宜的,几经修改才适宜儿童阅读。那么童话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这得从童话的分类说起。

  童话故事有两类。一类为文学童话,安徒生的作品即属此类,这类童话形成于17世纪末,属于原创文学作品,只不过题材上富于幻想——伤心的鸭子、整夜跳舞的公主等等。另一类则是文学童话的鼻祖,即口头传承的童话。这类童话历史悠久,起源已无从追溯。历史学家罗伯特•丹顿将口传童话的讲述者比作南斯拉夫游吟诗人。讲故事时,每个人都添添减减,故事也就发生了变化。受工业化的影响,口传故事开始慢慢消失。知识分子们视之为灾难,开始收集、拯救童话,这才出现了包括《格林童话》在内的许多故事集。

  上期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一些奇趣美好的童书,透过本期的几篇文章,您将对童话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本期首先向您介绍的是三位打破常规的作家,荒诞搞怪之事在他们的作品中煜煜生辉;第二篇文章分析了儿童为何对怪诞故事钟情不已,以及绘本何以成为孕育荒诞主义的温床;接下来是一篇重磅好文,详细解读了《格林童话》的背景以及童话故事的发展历程;之后为您带来的一本童话故事集与《格林童话》颇有渊源,风格却大不相同;最后一文介绍了五个比小说更诡异的真实故事,供您作补充阅读,正是它们为我们今天听到的童话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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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的三位儿童文学作家

  

  2013-11-26 译言

  《夜间厨房》(莫里斯•桑达克)

  文:PAMELA PAUL

  译:cutecobra

  莫里斯·桑达克、谢尔·希尔弗斯坦和西奥多·苏斯·盖泽尔(即苏斯博士)三位儿童文学作家妙趣横生的作品已经是今天儿童文学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他们的书曾被认为是极其少儿不宜的。

  这三位作家共同出书,可谓一个苏斯式巧合,(你瞧,我们并不比你们差,我们也可以出新书!)此举挑战了人们对传统儿童读物的概念,并以一种让人欣慰的方式改写了儿童文学的面貌。

  曾几何时,儿童读物的目的是为孩子们树立良好的行为模式,启发和鼓励年轻读者以不失父母所望。翻开这些读物,你能看到书中描写的孩子们都非常听话,穿戴整洁,不哭不闹,但并没有反映儿童实际的行为方式,也没有取悦儿童天性中不修边幅、自利和不听话的一面。

  然而,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不但没给孩子上好课,反而鼓励自恋的、不端的行为。在桑达克1963年出版的杰作《野兽出没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Are)中,一个孩子拿着叉子追逐他的狗,并且对他的母亲大喊大叫,结果这样一个坏孩子却被加冕成为国王,并享用了热呼呼的晚餐。 “我塑造的人物和小时候的我如出一辙,同我认识的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孩子无异,我们小时候都是小兔崽子,”桑达克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所以对我来说,马克西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一头小畜生,与别人无异。但那时候他惹火了不少人。”

  荒诞搞怪的事情在这些作品中煜煜生辉,惹孩子们大笑的都是些不正经的东西。比如希尔弗斯坦的一首童谣这样写道:“浴缸里的小孩太多了/我刚刚洗了屁股/可我不敢肯定那是我的/浴缸里的小孩实在太多了。”连语法都是错的。

  另外,这些书的内容也并非童言稚语。桑达克1970年出版的《夜间厨房》(In the Night Ketchen)中编造了一个尼莫似的梦想世界,其灵感就来自于残忍的大屠杀。故事中那个愉快的面包师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试图把一个叫米奇的小男孩塞进烤箱。此外,米奇更是明目张胆一丝不挂,作者准确形象地描述了他的生殖器以及旁边一些被人认为是“阴茎形状”的牛奶瓶和奶油烘焙原料。这到底是一个自慰式幻想,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关于烘焙食品的梦?毫无疑问,美国图书馆协会将之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挑战性的书”之一。

  但在1970年,桑达克以其出色的童书插图成为第一个荣获著名安徒生奖的美国人。尽管如此,他的书并没有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幼儿教育读物。桑达克的下一部巨著《在那遥远的地方》(Outside Over There, 1981年),是一个关于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单刀直入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妖精团伙从姐姐的眼皮子底下绑架了襁褓中的妹妹。这本书包含了神秘的性暗示,故事中的姐姐因绑架事件而欣喜若狂。

  “《在那遥远的地方》真的是一本儿童读物?” “在一本儿童读物中涉及这样的问题是否合理?”克里斯托弗·莱曼·豪普特在《纽约时报》中问道。在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中他说,这本书有“噩梦的性质”,吓坏了他“多少有点内向”的孩子。

  谢尔·希尔弗斯坦的作品也同样被质疑是否适合儿童读者。1964年,希尔弗斯坦在为《爱心树》(The Giving Tree)寻找出版商时遇到了麻烦,虽然他已经卖掉一部童书《会开枪的狮子》(The Lion Who Shot Back),但出版编辑认为《爱心树》落入了一个含糊不清的介于儿童读物和成人文学之间的流派,前景并不看好。

  “瞧,谢尔,”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威廉·科尔后来回忆对希尔弗斯坦说,“你这棵《爱心树》的问题在于……作为儿童读物它太过悲伤,而作为成人读物又太过简单。”另一个编辑更是不屑一顾:“这棵树脑子有问题!神经质!”人们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希尔弗斯坦,后来则称他为“怪人”。然而,这个人却曾经给《花花公子》画过漫画,还创作了约翰尼·卡什的《一个男孩叫做苏》(Boy Named Sue)的歌词。

  《爱心树》后来仍然狂销八百五十万册。故事所隐喻的无私奉献精神深受基督徒欢迎,女权主义者则谴责这本书是披着道德故事外衣的父权制幻想。著有经典研究《深入绘本文学》的作家埃伦·汉得勒·斯皮茨评论道,这个故事“延续了无私精神的神话,歌颂了倾其所有却只被利用的母亲,以及一个只知索要不知回报的男孩,他丝毫没有感激之情,也不懂得换位思考,无异于一个贪得无厌不知好歹的畜生。

  通过《人行道的尽头》(Where theSidewalk Ends, 1974年)和《阁楼上的光》(A Light in the Attic, 1981年),希尔弗斯坦将另一个出版流派死角——儿童诗歌——扭转成一座富矿。这两本书正如《大青蛙布偶秀》(The Muppet Show)一样成为老少咸宜的畅销书;《阁楼上的光》位居《纽约时报》一般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长达182周,傲居榜首14周。

  桑达克和希尔弗斯坦在反文化运动中扎根,但他们的前身则是另一位更深层次的非主流儿童书的作者——西奥多·苏斯,又称苏斯博士。作为家境富裕的德国移民的儿子,苏斯就读于达特茅斯大学和牛津大学,转身从事漫画和儿童文学创作前,曾在推销过杀虫剂和标准石油的广告公司小有成就。

  他的处女作《苏斯博士:玛百莉街大变身》( And to Think That I Saw It on Mulberry Street, 1937年)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每天观察着桑树街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臆想出生动的故事,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仅仅把他所见的朴素事实讲给爸爸听。苏斯吃了27次闭门羹后才找到出版商,之后他接着创作了巴塞洛缪·库宾斯、霍顿和圣诞怪杰的故事。

  他颠覆性的天才自1957年出版的《帽子里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这本书的创作受儿童单词表的启发。“他们是如何编出这些单词表的?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个谜。”苏斯在一篇纽约时报书评文章中抱怨道。他指责报纸为青少年儿童推荐的书籍远远低于他们的理解能力。

  《帽子里的猫》只用了223个简单的单词,却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在近乎荒谬的文字限制下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书评》称其为“最原创、最有趣的少儿读物之一,”并补充道:“它带给小读者和家长们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时至今日,桑达克、希尔弗斯坦和苏斯的作品定义了儿童文学的概念,他们的新书也不例外。 《大黄蜂阿迪》(Bumble-Ardy),桑达克三十年来首次创作并绘制的童书(基于1971年《芝麻街》中的一个桥段)讲述了一个从来没开过生日派对的性情粗暴的猪的故事。自然,他为自己筹划的生日派对演变成一出闹剧。《一切的一切》(Every Thing on It)是1999年去世的希尔弗斯坦的第四卷诗歌散文,包含很多关于狂妄的意大利面的诗歌,比如“贝蒂,贝蒂,/冲意大利面打个喷嚏,/把它弄得黏乎乎,湿漉漉)。《Bippolo种子和其他失落的故事》(The Bippolo Seed andOther Lost Stories)收集了苏斯博士一系列以前只刊登在杂志上的故事,其中特载的各种无厘头废话更是与臭奶酪先生和海绵宝宝如出一辙。

  苏斯、桑达克和希尔弗斯坦三位作家的书籍已经成为各个儿童图书馆必备的经典。它们体现了我们所捍卫的传统。正如桑达克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所说:“感谢上帝,我们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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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儿童对怪诞故事情有独钟?

  

  2013-11-26 译言

  文:Nicholas Day

  译:良辰美景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件美国所有小孩的父母睡前必做的事。蜷缩在床上,我开始给我的儿子念故事,故事荒诞离奇:

  我一边啃我的枕头一边留神椅子。我把墙壁打开,我用耳朵走路。我用十只眼睛走路,两个指头看东西。我把头取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坐在上面。我把屁股搁在天花板上。吃完音乐盒后,我把果酱洒在地毯上当不错的甜点。拿着窗户,爸爸,给我画些画来。

  要是这段文字读来有些尤奈斯库的味道,那是因为这本来就出自他手。20世纪60年代末,具有罗马尼亚血统的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出版了一系列他自称的“愚蠢的故事”并把它们献给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女儿。瑞士艺术家艾蒂安·德莱赛尔为整套图书精心绘制了插图。出版商则是颇为古怪的Harlin Quist出版社,它认为睡前读物的目的就是要“弄醒孩子,让他思考,刺激他,招惹他,甚至折磨他。”

  一经出版,莫里斯·桑达克便赞其为“过去十年最富想象力的图画书。”尤奈斯库的剧本以及莫里斯·桑达克的经典童话《野兽出没的地方》彻底打破了禁锢绘本书籍的儿童枷锁,但是后来它们却销声匿迹了几十年。自此,有如传说中的独角兽,尤奈斯库的书屡招议论却难得一见。

  现在,麦克斯韦尼出版社将4个故事汇集成册——《四个故事》(Stories 1, 2, 3, 4),重新发行。故事里的乔丝特“已经是个33个月大的大女孩了”。她的妈妈要么不在家,要么就是睡大觉。而她的爸爸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几乎没有清醒过,尽管如此,但他总能讲个故事给乔丝特听。这几个故事情节奇怪而杂乱,有些地方根本算不上是故事,顶多是一个父亲在努力地自圆其说。

  《四个故事》(尤金·尤奈斯库)

  不难发现,彩色绘本里的这些怪诞成分更多的是面向成人读者(至少是那种购买前卫图书的成年人)而不是儿童。我们也往往倾向于将其看作书店里的异类。当你拨弄书架,只想找一本好点的书给幼儿园小孩当生日礼物时,这些荒诞内容就会显露出一种坚定不移、蓄谋已久的无聊感。但这都不是事实。事实是,一直以来绘本都是孕育荒诞主义的温床。即便是今天,只要耐心观察,你仍会发现荒诞主义仍在绘本出版这片精心美化的花园里滋长。

  总有一股现代主义暗流涌向绘本文学,代表作家包括格特鲁德·斯泰因、E.E.卡明斯,以及唐纳德·巴塞尔姆。在俄罗斯,许多最受儿童喜爱的作品都是由先锋派作家创作的,因为给儿童创作可以保护作家免受斯大林的迫害。被誉为20世纪最苛求的作家丹尼尔·卡姆斯在俄罗斯人眼里只是小菜一碟。

  事实上,大部分为儿童珍视的荒诞文学都很难提升我们成人。近来你有读过《爱丽丝梦游仙境》

  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吗?我们看见的是被修剪过的卡罗尔【注:刘易斯·卡罗尔是这两本书的作者】,不如原著中的灌木丛那般锋利。然而对儿童而言——他们理智尚未健全,叙事能力也欠连贯——只要跟学龄前儿童玩上十分钟就能证实这一点:这些绘本并不比《托马斯和朋友们》里费尽心思的宣传鼓动更不协调。

  古人早就观察到,儿童天生就是先锋派文学的读者。(波德莱尔这样说过,“在儿童眼里,一切都重新开始。”)。说得很有道理:我儿子听尤奈斯库的故事,还不时笑出声来,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故事多么的神经兮兮。故事很荒谬,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故事。

  过去几十年,故事对童年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大课题。心理学家凯瑟琳·纳尔逊认为儿童通过“剧本”来加工这个世界——他们将杂乱无章的经历按顺序排列成一个个小的故事。先做这个,然后是这个,再是那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省掉细节,保存形式,本能地把生活编织成俄罗斯套娃式的一系列故事。(要明白这点,你可以去读一下《摇篮里的故事》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孩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不是愉快地咿咿呀呀而是沉思当天发生的故事。)

  正如心理学家苏珊·恩杰观察到的,我们往往会忽视生活中具有故事潜质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们对故事的认同非常传统(必须有情节、人物、结构几大要素)。但是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儿童的生活,却充满支离破碎的故事。(到底什么才算是一个故事,这又可以成为一篇论文的课题了。)恩杰所讨论的研究对数对母子/女之间随意的谈话进行了录音。结果是,平均每个小时我们听到了9个故事,而故事的创造者就是这些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们。

  儿童的生活充满了悬而未决又毫无意义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一本情节怪诞的绘本并不比日常生活对故事的要求更有挑战性。作为一位了不起的绘本作者,克里斯·凡·艾斯伯格在评论奥利弗·杰弗斯的新作《这只四不像是我的》(The Moose Belongs to Me)时说,虽然荒诞派绘本“无需言之有理,但仍然应该有观点。”看来艾斯伯格一直为故事结尾没有对“观点”交代清楚而耿耿于怀。

  但是《这只四不像是我的》仍然是一本充满情趣的书。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意恩杰的观点,认为故事是传达意义的一连串事件,而不是有意义的东西。意义并非一定要存在于情节中。有时候,意义藏身于一本书给读者留下的感觉里——以杰弗斯的新作而言,就是拥有一只名叫马塞尔的四不像而产生的自豪感、责任感和焦虑感。

  某些方面,我讲的那些最荒诞的故事也一定会让我儿子以赛亚觉得奇怪:插图完全脱离了故事的情节;岌岌可危的婚姻留下线索;无休止地引用泡菜。但奇怪的并不是这些荒诞的内容,而是尤奈斯库的童话破坏了我对故事的期望,而不是以赛亚的期望。

  今天的年轻读者都习惯了欺骗。让虚构之人意识到自己是虚构的,或将一个童话改写得面目全非已成为当下绘本界的普遍做法。你甚至可以因此拿下凯迪克奖。最佳绘本刻意高捧荒诞而轻理性。在奥利弗·杰弗斯的另一新作《卡住了》(Stuck)里,一个小男孩的风筝断线卡在了树上,于是他把一只鞋扔出去取风筝,接着他把另一只鞋也扔了,然后他又把猫扔了出去。他不断地扔东西:梯子、几个消防员、还有一头“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出现”的大鲸鱼。

  当然同尤奈斯库相比,这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叙事框架完整无缺,只是里面的一切混成一团。我们可以用一些真正荒谬的书,一些可以暴露成人世界不完美处的书,一些可以推翻叙事传统而不用考虑就此罢手的书。

  创作绘本的艺术家和作家可能不愿意疏远真正的购买者——成人。但是这些书的真正读者呢?他们一点也不会有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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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童话的诱惑

  2013-11-26 译言

  巫婆为白雪公主试吃苹果

  文:JOAN ACOCELLA

  译:rachelcai

  《格林童话》中有一篇故事名为《固执的小孩》,篇幅仅为一段。下文出自童话研究学者杰克·再普斯的译本。

  从前有个固执的小孩,他从来都不听妈妈的话。后来,连仁慈的上帝都不喜欢他,让他生了场重病。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他。很快他就不行了。人们把他放进坟墓,洒上泥土。突然间,一只小手臂从泥土中伸出来。人们把那只手臂塞回墓里,又盖上新土。但是他们一盖上土,小手臂就又伸出来。这样来回了好多次。最后,小孩的妈妈不得不亲自来到坟墓前,用细枝条抽打那只手臂。鞭打几下之后,小手臂才缩回去。第一次,小孩在地下得到了宁静。

  这个故事,语言直白,应该能一读就懂。但并非如此。小孩是否是被活埋?那只不肯屈服的手臂更像是种象征。妈妈呢?难道她鞭打儿子的手臂不会难过?最后,我们得知,在一顿鞭打后,那位儿子总算得到安息。真的么?之前他可是想要活命的?但这个故事最糟糕的部分是,除了不听话之外,我们对这个小孩一无所知,他无名无姓,我们也不知他年纪大小和相貌丑俊。甚至都不能确定这小孩是男是女。(德语原文中,格林兄弟用的是中性词“小孩”,而再普斯翻译时认为这是“男”孩)。因此,这个故事虽缺乏细节,难以令读者将之与任何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反而具有了普遍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活该。A.S.比亚特曾提到这篇故事真正的恐怖就在于“它不像是对小捣蛋们的警告,反而像是对世间万物阴暗面的管中一窥。”《格林童话》中大部分故事都是如此,即使是那些以大团圆结尾的。

  格林兄弟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位律师)。哥哥雅各布出生于1785年,弟弟威廉出生于1786年。一家人住在黑森州哈瑙镇的一栋大宅子里,距卡塞尔市不远。兄弟两人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但是威廉十岁时,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父亲去世了,格林家变得一贫如洗。兄弟二人历经艰难,总算上了一所不错的学校,并如他们父亲生前所愿,考上了法学院。但此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一项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所有收获都收录在著名的《儿童与家庭的童话》(Nursery and Household Tales)中。这本书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812年和1815年首次出版。现在我们将这本书称为《格林童话》。

  格林兄弟的成长过程中,德国浪漫主义正盛行。当时人们认为德国农民存有深远的前理性文化,并以此为支撑形成了民族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就包括了浓厚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前理性文化的着迷。大学里的年轻人在读过普鲁塔克的作品后,开始分享那些传说,那些山精讲给樵夫的故事,并开始出版这些故事(即民间传说)的合集。格林兄弟二十出头时就加入了这一活动。他们这么做也出于政治原因——毕竟,拿破仑侵略了他们所爱的黑森,其弟热罗姆此时被任命为法国附庸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不得不说,这一系列事情促使德国知识分子去相信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并且有着统一的文化,并促使他们希望德国也能在政治上统一。

  格林兄弟一路坚持下来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在他们的大半生中,他们在同一间屋子里工作,书桌就面对面摆着。传记作家认为兄弟俩人的性格迥然不同——哥哥性格内向、难以相处,而弟弟却随和可亲——但这种互补恰使他俩更加亲近。威廉在38岁左右时,鼓足勇气结了婚,新娘和他们是多年旧识。她搬进了兄弟二人的屋子,根据他们的工作计划来安排家务事。

  他们的另一动力是他们的工作。最终,他们研究的领域开始有所不同。威廉依然钟爱民间传说。《儿童与家庭的童话》(Household Tales)自第二版(1819)以后所有版本的编辑工作都由他独自完成,最后一版于1857年出版。而雅各布开始涉足德国历史的其他领域。雅各布独立完成21本书,威廉士14本,而他们合作完成了8本书——可谓可观。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儿童与家庭的童话》最脍炙人口,但同时他们也是严肃的语言学家,并且在生命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德语词典》的编撰。这项工作规模浩大,不亚于《牛津英语词典》。威廉73岁时去世。雅各布继续编撰词典。四年后他去世时,词典才编到“F”词条。后来的一些学者完成了词典的编撰工作。

  童话故事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文学童话,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夏尔·佩罗、E.T.A.霍夫曼以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等人的作品。这类童话形成于17世纪末,属于原创文学作品——实际就是短篇小说——只不过题材上富于幻想:伤心的鸭子、整夜跳舞的公主等等。为了让这些故事能在壁炉边代代相传,作者也就采用了天真的语言风格。另一类童话则是文学童话的鼻祖,即口头传承的童话。这类童话历史悠久,起源已无从追溯。口传童话更像是传统而不仅仅是些故事。英国小说家安吉拉·卡特曾写过几部以格林童话为蓝本的惊悚小说。正如她所说,询问一篇童话的出处就像去探究是谁发明了肉丸。每位讲述者的故事都会有所不同。历史学家罗伯特·丹顿将口传童话的讲述者比作南斯拉夫游吟诗人。在20世纪,阿尔伯特·罗德和密尔曼·帕里曾对后者进行研究,以此来了解荷马史诗是如何写成的。也可以将近代以前的这些故事的口述者看作盎格鲁-撒克逊黑暗时代的游吟诗人或是西非流浪艺人的传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讲故事。但是学者们倾向于将童话与妇女联系起来。她们呆在家中,在进行单调的劳动时——譬如说纺纱(纺纱经常在童话中出现),相互间讲些故事来解闷。而讲故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添添减减,故事也就发生了变化。

  在格林兄弟所处的年代,受工业化的影响,家务琐事正逐渐变得简单,有些事甚至不再需人力去做。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口传故事开始慢慢消失。知识分子们认为这是种灾难,开始收集和拯救童话,这才出现了包括《格林童话》在内的许多童话故事集。在《格林童话》第一版的介绍中,格林兄弟声称书中所“收集”的素材都来自于当地的口传童话,并且是“完全正宗的德国故事”。这就意味这些童话来自于地位卑微的人们。兄弟俩称故事主要来自于桃乐西娅·菲曼,一位来自卡塞尔附近村庄的农妇。他们声明不论是菲曼还是其他人讲述的故事都是只字未改:“没有添加或删减任何细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版中故事的提供者大部分来自于中产阶级:兄弟俩的亲朋好友,以及朋友的朋友。而菲曼并不是农妇而是位裁缝的妻子。她同时也是胡格诺教徒。换句话说,她所受的影响基本来自于法国文化,而她无疑也非常熟悉包括佩罗作品在内的法国文学童话。这就是所谓的“完全正宗的德国故事”。但菲曼至少还口述了一些故事。而第一版中有许多内容并非来自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其它童话故事集。

  最重要的一点是,兄弟两人,尤其是威廉,会将故事彻头彻尾改写。与前一版相比,每次新版的细节都更为突出,用词更加文雅,更符合基督教教义。在这一过程中,故事变长,有时甚至是原先的两倍。以下三句话由民间传说研究学者玛利亚·塔塔提供,出自《野蔷薇公主》的原稿,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睡美人》:

  纺锤刺破了野蔷薇的指尖,她立刻沉睡过去。刚刚回宫的国王和随从、墙上的苍蝇、城堡里所有的一切也都陷入沉睡中。城堡四周长出一丛丛荆棘将城堡覆盖住,人们再也见不到城堡的样子。

  接连七次修改之后,在《儿童与家庭童话》最终版本中出现的是这样一段话:

  野蔷薇拿起纺锤想要纺纱。可她刚摸到纺锤,魔咒就生效了。纺锤刺痛了她的指尖,她刚感到疼痛,就立刻倒在身边的床上,陷入沉睡中。睡意在王宫蔓延。刚刚回宫的国王和王后一进入大殿就睡着了。整个王宫也都陷入沉睡中。马厩中的马匹,院子里的狗,屋檐上的鸽子,墙上的苍蝇都睡着了。甚至壁炉中的火苗也睡着了,架子上的烤肉也不再噼啪作响。厨子正要揪厨房小厮的头发来惩罚他做错的事,也一下把手松开,睡着了。风也停了,城堡旁边的树叶纹丝不动。城堡四周开始长出一片荆棘。每年,荆棘越长越高,最后将整座城堡团团围住,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城堡的一丝踪影,甚至连屋顶的旗帜都看不见。

  正如塔塔在她所著的《经典童话》(1999)一书中指出,某种程度上,格林童话介于口传童话和文学童话之间。但是,不应该指责兄弟俩偏离了原作。首先一点,那是谁的原作?在格林兄弟前一个世纪,佩罗曾写出《睡美人》的一个著名版本——威廉在扩写《野蔷薇》时也许借鉴了这一版本——但事实是,《野蔷薇》要更早于佩罗的时代。大多数文学童话或多或少源自于民间传说,而一经出版,这些文学童话又会反过来影响民间传说。最后,如果将口传童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往往是读不下去的。塔塔以格林童话第一个版本的初稿为例。以下这段仅是一句话的一部分:

  第二天一大早,护林人两点钟就出去打猎;他一走,里恩臣对卡尔说,如果你来烦我,我也去烦你;卡尔说我不会烦你;里恩臣说我只想告诉你,昨天厨子提了很多水进屋子,我就问她为什么。

  这样的文章也许能发表在《美国民俗期刊》之类的杂志上,但没人会建议别人来读读看。

  然而,格林兄弟改变的不仅是故事的风格。他们还改变了故事的内容。格林童话第一版并不是针对儿童读者,同样明显也不适合乡下壁炉边天伦之乐的场合。它主要是为辛劳一天的成年人提供消遣,内容粗俗也是消遣方式之一。但是第一版的销量和得到的评价令兄弟俩大失所望。因为其它针对儿童的童话集相对更加成功,兄弟俩便决定将第二版沿着儿童读物的路线。在这一版的介绍中,他们不再宣称自己忠实于原先的民间传说,而是指出尽管他们坚持原始材料的精髓,但是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描述。这或多或少与第一版中的简介相反。最重要的是,任何不适合儿童的内容都被删掉了。

  和美国电影协会评级委员会的标准相似,他们将与性有关的内容认定为不适合儿童阅读。在第一版中,被邪恶的教母囚禁在高塔中的长发公主乐佩,每晚都会在窗前将自己的长发放下,王子沿着长发进入塔中与她做伴。终于有一天,当教母帮乐佩穿衣服时,乐佩大声诧异自己的衣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紧。“坏孩子!”教母叫道,“你干了些什么?”乐佩所做的事在第二版中只字未提。这样的删减持续了半个世纪。到最后一版中,故事要比一开始纯洁许多。

  但书中暴力的内容并没有减少。一些朋友告诉格林兄弟第一版中有些内容过于恐怖不适合儿童,他们也就此进行了修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第一版的《汉塞尔与格蕾特》中,母亲和父亲一起决定将孩子遗弃在树林中。在后面的版本中,打算这么做的是继母,而父亲是几次三番犹豫不决之后才勉强同意。显然,格林兄弟很难接受孩子的亲生母亲能做出这样的事或是孩子的父亲对此也能欣然同意。

  这种顾虑值得称赞,但同时又令人困惑,因为在其它的童话里完全找不到这样的做法。许多故事里有断肢、分尸、食人的内容,更别提一般的谋杀,而孩子们所受的这些暴行往往是来自他们的父母或是监护人。脚趾被砍断;断指在空中飞过。其中一个令人发指的典型例子就是《杜松树》。和其它故事一样,有位痛恨自己继子的继母。有一天男孩回到家,继母问他要不要吃苹果。男孩刚靠近存放苹果的箱子,继母就立刻把盖子放下,当场把他的头砍断。这个时候,她才开始担心。她把男孩的尸体放到椅子里摆好,把头放上去,并在脖子上系了条围巾把伤口挡住。继母亲生的女儿玛琳走进屋内,说哥哥看上去有些苍白。那就扇他一下,母亲建议道。玛琳扇了男孩一个耳光,男孩的头就掉下来了。“你做的事太可怕了。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继母说道,“我们把他炖了吧。”后来,丈夫回来了,女人盛给他一碗炖菜。丈夫非常喜欢,说道:“其他人一口都不许吃。我觉得这个就是为我煮的。”你能相信你在读这样一个故事么?

  但是你慢慢也就习惯了这些暴行,甚至有时还觉得它们很滑稽。在一个欢快的故事里,一个男孩看见男人子的半个身从烟囱掉下来,你应该对此感到难过么?当你翻到下一页,发现一个名叫《孩子们之间怎么玩屠夫游戏》的故事,你应该担心么?有些故事确实让人感到心烦意乱,通常这些故事里除了暴力,还有一些与之完全相反的品质,如和平或温柔。在《十二兄弟》里,一位已经有12位王子的国王决定如果下一个孩子是女儿,那么他将杀掉这12位王子,这样公主就可以继承更多的财产。于是他命人打造了12口棺材,每口棺材里放着一只小枕头。小枕头!为那些他将杀掉的王子们准备的小枕头!

  总之,格林童话里几乎没有心理描写——主要原因就是篇幅短小。尽管威廉一再增加细节,这些故事还是非常简短。杰克·再普斯译本中的《长发公主》仅三页,《12兄弟》五页,《小红帽》不到四页。你刚被这些故事震撼到,它们就匆匆结束了。就和《圣经》中的章节一样,这种简洁反而更显深刻。

  二战以来,有人认为格林童话中的暴力体现了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路易斯·斯奈德在他所著的《德国民族主义根源》(Roots of German Nationalism, 1978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释他认为格林兄弟所赞美、鼓励的有害的民族特性:“服从、纪律、权威、黩武、崇尚暴力”,以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的确,格林童话确实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兄弟俩希望年幼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德国文化,更好地去做一名德国人。但在19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着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西方帝国也因此垮台。尽管希特勒以民族自豪感为主要借口而进行纳粹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自豪感本身有错。纳粹主义的壮大,得益于许多潮流运动,而此前它们并无害处——譬如说,20世纪初期的体育文化运动,以及当时野外远足和健美运动的热潮。这变成纳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歌颂纯洁、力量和土壤——但是这一点同样存在于与纳粹对抗的国家,包括美国。

  虽然如此,格林兄弟仍是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而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发展成为日耳曼主义。对于他们二人,纳粹是心怀感激。希特勒政府命令所有的德国学校都要教授格林童话。因此,在战后一些城市,同盟国禁止将格林童话列入学校课程。在今天,仍然有些人,尤其是女性主义者,想要将格林童话束之高阁,因为书中的坏人往往是女性,她们残害小女孩,而这些小女孩也很少进行反抗。《白雪公主》中,当女主角被可怕的王后继母追杀时,她几乎没有任何自救行为。最终她完全陷入被动,躺在水晶棺材里一动不能动,等待着王子的拯救。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一书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库巴认为,白雪公主是“父权制度下的理想女性”。

  吉尔伯特和库巴实际上也为那些邪恶的继母辩护,认为“即使她们杀人”,也是在行使“父权文化下女人唯一的权力”。言下之意,比起那些她们想要除去的“小芭比娃娃们”,这些女人至少有些魄力。这种感受并不罕见。在哥本哈根港口边的一块岩石上坐着安徒生笔下小美人鱼的青铜像(与迪斯尼的结局不同,书中的美人鱼没有得到王子)。这些年来,铜像的头多次被人锯掉;铜像也多次被炸飞。一次,一个阳具被塞到她手里,看来是以此庆祝国际妇女节。同时,一些作家建议女权主义批评家仔细研究格林童话集。小说家艾莉森·卢里是位儿童文学专家,据她所说,《格林童话》里最受欢迎的故事,尤其被迪斯尼翻拍成电影的故事里,女主角们就像弱不禁风的花朵;其它故事里的女主角们反而勇气十足。

  但是,反对格林童话并不需要加入任何政治阵营;你只要是位关心儿童心理健康的热心人士就够了。二战之后的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提倡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并关注作品的健康问题。不会再出现人肉炖菜,而是《朱蒂参观消防队》(Judy Goes to the Firehouse)。(1963年,莫里斯·桑达克却逆着这股风潮,发表了《野兽出没的地方》,引起很多人不满。)不愿舍弃格林童话的作家建议我们应该继续给孩子读这些童话,但同时要指出故事里有害的内容。譬如说,如果你孩子打盹了,你应该摇醒她,告诉她王子拯救白雪公主体现了父权制度下的男性领导权。

  另有些作家提议我们再次改写这些故事。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让格林兄弟说了算?杰克·再普斯在他所著的《打破魔咒》(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1979)一书中提到了《侏儒怪》。这个格林童话中国王提出如果磨坊主的女儿能将稻草纺成金子,他就会娶她做王后。可对此她根本就是无能为力。一位地精,就是侏儒怪提出帮她将稻草纺成金子,条件是她必须将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交给他。最后,磨坊主的女儿反悔了,侏儒怪一怒之下将自己撕成两半。出于对侏儒怪的同情,再普斯引用了作家艾尔梅拉·布伦德尔所改写的结局。布伦德尔认为侏儒怪所要求的仅仅是有人陪伴,对他被撕成两半的结局感到伤心。他提议将结局改成磨坊主的女儿并没有毁约,而是邀请侏儒怪和他们一起住进王宫:

  “我们一起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很多乐趣。”侏儒怪一开始会气得脸色发白,听完她的话之后,又欣喜得满脸通红。他会爬上椅子,亲吻王后的脸颊……他们会幸福地住在一起,直到生命的尽头。

  W.H.奥登曾将这些支持净化格林童话的人们描述成“支持科学饮食的团体,实证主义家长的协会,提倡有益休闲的联盟,以及谨小慎微的进步人士联合阵营”。

  同时,有些人相信不论格林童话有多残忍,对我们都有些间接的益处。其中的一个阵营以精神分析评论家为主,代表人物就是臭名昭著的布吕诺·贝特尔海姆。他在1976年所著的《魔法的使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犹如一块滚烫的砖块投入当时儿童文学相对温和的池水中,引起激烈的反响。贝特尔海姆认为那些童话使孩子们将自己被压抑的不洁欲望和坏蛋(恶龙、巫婆之类)联系在一起,而坏蛋们最终都被征服了,这就能帮助孩子们协调控制这些欲望。作为一名弗洛伊德主义者,贝特尔海姆认为最重要的冲突是恋母情结。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痛苦的心理斗争,格林童话才常常出现恶毒的继母。因此,孩子们才可以有机会去恨母亲(以继母形象出现的母亲),而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爱着自己的母亲(亲生母亲,在童话里基本不出现)。

  这样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贝特尔海姆后面有些过头了。他认为《青蛙王子》中公主讨厌那只两栖动物的原因是青蛙皮摸起来“黏黏的、潮潮的”,与孩子们对性器官感觉类似。精神分析评论家们习惯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这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人类——尤其是公主们——一般都不喜欢黏黏的、疙疙瘩瘩的动物。要引起人们的这种厌恶,并不需要把它和性器官联系起来。此外,这只青蛙一天到晚缠着公主。最终还爬到她的床上。公主的反应是一把抓住它,把它摔到墙上。青蛙被摔得炸开来,内脏就沿着石灰墙流下。幸运的是,这一摔使它变回了王子。但是即使它仍然只是普通青蛙,多数人还是会支持公主的做法。

  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帮助我们适应现实,而杰克·再普斯的观点则恰恰相反:童话的价值在于教育我们不要去适应现实,因为我们要拒绝适应身处的这个压抑社会。再普斯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研究德语和比较文学。他著有60本研究童话或与童话有关的书,包括批评研究、童话集、译本等。他最新的一本作品是《不可抗拒的童话:文学体裁的文化和社会史》(The Irresistible Fairy Tale: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aGenre, 普林斯顿出版),但基本还是重复他自己多年来一直提倡的童话理论。再普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深受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以及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影响。因此他相信童话中的道德伦理天真简单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镜中社会”,鼓励我们审视现实世界中颇受争议的道德体系,并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如他所说,童话能够“揭露人们追求权力的疯狂,这种疯狂无论是在政客、公司老板、各级政府、教会领袖还是在卑鄙的暴君身上都可以找到;童话还能揭露这些人道德上的伪善。”由这种解释得到的结论在意料之中。譬如在《丑小鸭》中,嫉妒天鹅的丑小鸭体现的是一种“即便不算种族歧视,也至少是明显的阶级偏见”。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好笑,那必须得提到再普斯在书中体现了对童话真正的热爱,他尤其大爱《格林童话》。文学批评令难以人理解之处就是,无论再普斯的观点多么过时,现在仍然受到一些作家的推崇。贝特尔海姆的观点也是如此。玛利亚·塔塔似乎成为童话界新的领军人物。在《解读格林兄弟》(Annotated Brothers Grimm, 2004年)一书中,她明显在对所有人示好。这使得她书中的一些注释读起来过于随意、令人困惑——她附和了再普斯、贝特尔海姆、吉尔伯特和库巴所有人的观点。同时,她又显得非常天真。她吃惊地发现这些19世纪的故事中,有一些故事具有反犹太情绪。她试图找出这些情绪的基础。威廉当时是不是结交了错误的朋友?她认为无论如何,书中的性格描写对犹太人很不公平。然而,我仍然会推荐她这本解读后的格林童话。这本书的插图由瓦尔特·克兰、亚瑟·洛克汉、古斯塔夫·多雷和马科斯菲尔德·帕里什等著名画家绘制,非常华丽生动。该书的第二个好处是,她单独挑出了一些“成人童话”放在书后——她认为这些故事必须经过家长的检查才能读给孩子们听。这其中就包括了《固执的小孩》,同时还有《拿刀的手》和《荆棘里的犹太人》。被塔塔称为“最令人震惊的童话”的《杜松树》反而没有被列入“成人童话”,也许是因为它特点太过鲜明,是典型的格林兄弟的风格,所以不能将它与整本童话分割开来。(家长不读给孩子们听就行了。只是把书交给孩子们,要记得把这个故事剪下来。)

  事实是,大部分格林童话并不能改写得十分体面。那些最需要改写的故事有时反而比格林兄弟原先的版本更令人担忧——比如说,安吉拉卡特受《小红帽》启发所写的《狼群的陪伴》。这个故事强调了小红帽遇到大灰狼时的性欲望。当小红帽走进祖母的小屋时,她几乎立刻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她并不害怕,问道:

  ——我的披肩怎么办?

  ——扔到火堆里吧,亲爱的。你不再需要它了。

  她把披肩揉成一团,扔进火堆。披肩立刻被火舌吞噬了。

  然后,她把衬衫拉过头顶;小小的乳房就如白雪发出晕晕的光。

  她就这样脱掉了所有的衣服。然后,她对着狼笑了一下,撕掉他的上衣,扔进了火堆里:

  她会将他可怕的头摆放在膝盖上,会帮他捡虱子,或许她还会把虱子放进嘴里,把它们吃掉,就像他命令她去做的,就像她会在一个野蛮的婚礼仪式上这样做。

  风雪会渐渐停住。

  风雪停住了。白雪胡乱地堆积在山上,就像一位盲妇罩在山上的白色床单。落在树枝顶部的积雪越来越多,压得树枝嘎吱作响......

  瞧!小红帽熟睡在奶奶的床上,甜蜜地躺在大灰狼温柔的怀抱。

  格林童话中的暴力是否需要象征性地解读?在《从野兽到金发美女》(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1994年)一书中,玛利亚·瓦纳指出多数现代作家忽略了格林童话里的“历史现实主义”。近代以前,妇女死亡最普遍的原因就是难产。鳏夫多会再娶,而新妇常常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和前妻留下的孩子争夺稀少的资源。这才会有邪恶的继母。至于资源匮乏这一点,罗伯特·丹顿曾经写过当时一个农夫的基本食物就是面包加水烧成的粥,有时会在粥里加几片自家种的蔬菜。而一般情况下,他们连这种粥都喝不起。格林童话《饥荒时期的孩子》中(塔塔将这个故事归入“成人童话”),一位妈妈告诉两个女儿:“为了不饿死,我得把你们给杀了。”小女孩们乞求妈妈饶命,两个人分别出去找回来一片面包。但这远不够,母亲又说她们必须得死。“她们答道:‘最亲爱的妈妈,我们会躺下睡觉,会一直睡到世界末日。’”就这样,她们一起躺下,然后就死了。这个故事令人发指,但我认为它也是个令人期待的幻想——孩子们死时可以没有痛苦,没有吵闹。

  也许你会说格林童话和其它艺术形式并无二致。这些童话仅仅凝固了我们人生的过往,却又同时丰富了我们生活的经历。再普斯喜欢童话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它们给人以希望: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而我认为,大多数人重视童话是因为童话没有用希望来耽误我们,而仅仅是证实了现实。即使有人不知饥饿为何物,更不知道凶狠的继母是什么样子,他们仍能够了解——从梦魇里、书本上、新闻里——什么是彻彻底底的黑暗,没有安全感、失去安慰和信任又是怎样一种感觉。童话告诉我们这种了解,或者说恐惧,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的。也许,就如那两位饿死的小女孩所期望的一样,我们死后会进入天堂。又或许我们不会。尽管威廉将童话和基督教教义连在一起,但是这些童话所祈求的是人的本性而不是上帝。人性是生命前进的动力,而人性本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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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德费拉”:失落已久的童话

 2013-11-26 译言

  《睡美人》,约印于1876年

  文:Maria Tatar

  译:音速小猴

  巴伐利亚的童话故事又要流传开了吗?在德国雷根斯堡市立档案馆里,500篇不为人知的童话故事在尘封了一个多世纪后终于重见天日。对于全世界的童话狂热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而故事的情节更是激发了他们的兴趣——这部童话是由19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弗朗兹·哈维尔·冯·舒恩沃斯编辑并封存的。那500篇新故事中有好些已经被印刷出来搁在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我在哈佛教文学、民间传说和神话)、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书架上,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

  舒恩沃斯被格林兄弟赞誉为“很好的聆听者”,也是一个严谨的“故事收集者”——他出版了三卷19世纪中期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但很快这些书就被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积灰。2010年,舒恩沃斯的拥护者埃丽卡·艾兴泽从档案馆里挑选出100多则故事,集结成《罗茨韦弗王子及其他童话》(Prinz Roßzwifl undandere Märchen)出版。那些故事还没有被翻译成英语,而且其中很多故事还是手稿。但这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它们和我们熟知的童话故事差别大吗?

  舒恩沃斯的故事集里有许多激烈又充满活力的内容,这是你在格林兄弟和夏尔·佩罗的作品中难以见到的。(他们的著名作品有《小红帽》《白雪公主》《灰姑娘》《长发公主》等等。)舒恩沃斯的故事比其他作品更添了严酷的现实。他笔下的“灰姑娘”是一个樵夫的女儿,用金色的鞋子从太阳和月亮那里换回了她的挚爱;他笔下的磨坊姑娘挥动斧头斩断了黑色巨猫的尾巴,唤醒了王子。故事保持了冷静的文学情感,舒恩沃斯故事的开头直截了当——“公主生病了”,或者“王子在树林里迷路了”,而不是我们常见的“很久以前……”

  尽管舒恩沃斯受到格林兄弟的影响,但他对巴伐利亚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更有兴趣。他想将异教徒的往事和具有民族色彩的故事记录下来,保留那些迅速消逝的文化传统、传说和习俗。这就是他的故事风格比较粗犷的原因。口述者经常忽略故事的心理暗示线索,故事情节非常跳跃,一下就从城堡来到了树林,遭遇了巨兽、猛龙、巫婆或是别的恶棍。几乎没有旁白或者细节来告诉人们这些事情为何又是如何发生的。推动情节发展的问题经常是“然后呢……”

  在我们的文化中,格林童话和夏尔·佩罗童话里被诅咒的对象经常是女孩或公主,很少会是男孩或王子。可是在舒恩沃斯的故事中,“辛德费拉”比“辛德瑞拉”更受罪,英俊年轻的男子陷入了野玫瑰花丛中沉睡百年。男主角也要当园丁,做仆人,有时还会被充满敌意的父亲放逐到森林中,就像那些在家做苦力还被恶毒母亲或者继母诅咒的女主角们那样。他们也要像白雪公主那样去乞求猎人放他一条生路。他们也同样漂亮——舒恩沃斯用德语单词“schön”(漂亮),来形容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

  为何我们所知的故事里缺了那些命运如同“白雪公主”、“睡美人”或“青蛙王子的妻子”那样的男性角色?男主角同样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在19世纪,童话由原来在炉边说来消遣的段子变为了孩童枕边的故事。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那些口述故事的传统,失去了它跨越年代的魅力。母亲们、保姆们在床头为孩子讲故事,似乎她们都钟爱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格林兄弟建立了一种在英美文化中关于民间传说的金科玉律:警惕不要说那些迫害男童、让他们在童年受苦的故事。如果我们追溯到雅各布和威廉生活的岁月,你不会对这种观念感到大惊小怪,他俩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儿。他们年幼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们只能努力工作,自己学习,勉强维持这个脆弱的家庭。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一起学习法学,一起工作、记笔记、抄录手稿、编辑作品。他们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为他们不朽的德语字典建立了索引卡。如果他们的故事里手足情深的兄弟要远远多于吵架敌视的兄弟,这当然也不足为奇。而舒恩沃斯的故事常常提醒我们,父亲会把一无所有的儿子踢出家门寻找财富,这样家里就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兄弟之间也常常势不两立,为了土地或者王国而相互背叛,就像圣经中约瑟夫兄弟的故事。

  舒恩沃斯的故事风格清新明快,在《金发国王》一篇中这个特点就很明显。金发王子的奇遇综合了《青蛙王子》《白雪公主》《生命之水》的片段,像万花筒般变化万千。故事让人们想起童话故事中的巫术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绚丽的美景,充满了迷人的奇思妙想。当金发王子踏入“魔法花园”时,我们也会和他一样情不自禁地为眼前的美景惊叹:花园沐浴在阳光里,遍地鲜花,茂盛的树木上长满了金银的树叶,水果都是宝石做成的。一只金龟子找到了一个愿与他共度一生的女孩,于是它变成了王子,还邀请大大小小长腿的生物都来婚礼上跳舞蹦跳。另外一则故事也很动人:男孩克服了自己对于一只雌蛙的厌恶感,为她洗澡,与她在幔中嬉戏。早晨他醒来发现自己在一座阳光明媚的城堡中,身边是一位美丽无比的公主。终于,我们对童话魔法的理解发生了真正的转变,因为突然间我们发现,顺服的公主和屠龙英雄之间的区分,不过是格林童话中的虚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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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童话的历史渊源

  2013-11-26 译言

  文:radmanovac

  译:ledtral

  被囚禁在泡泡里、被虐待的孩子、被困在史前时光胶囊——你可能对这些童话里的故事并不陌生,而大多数人也都明白,那些迪士尼出品的甜蜜故事并非童话的本来面目。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有些美好(或在有些版本中是古怪)得不真实的故事实际上来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下面为大家带来五个比小说更诡异的真实故事,正是它们为我们今天听到的童话提供了灵感。

  1.真假公主(安娜斯塔西亚)

  俄罗斯女大公爵安娜斯塔西亚·尼古拉夫纳成长在一个扭曲的家庭,母亲沉湎于超自然力量而变得暴躁、酗酒、纵欲,父亲则根本对女儿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安娜其实还算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女孩,直到她被软禁并在地下室中被处决,随后又有至少十个人声称自己是公主复活。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公主和她的沙皇家庭在他们的旧宫殿里并没有受到多少欢迎,并在1918年7月被布尔什维克行刑队粗暴地处决了。不久后,人们就开始相信安娜斯塔西亚并没有死,随即迅速在那些浪漫主义者和招摇撞骗的家伙们中广为流传。

  最著名的“安娜斯塔西亚公主”当属安娜·亚当斯,关于她是否是沙皇家族一员的争论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当她于1984年去世之后,她的DNA检测结果最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尽管在1989年,当时的一位刽子手将行刑描述得惨绝人寰,但安娜和她的哥哥亚历克斯的尸体并没有出现在沙皇家族的大墓地中,这也更让人们相信他们逃过此劫。然而,2007年两具尸体最终被发现,也使这个历时多年的猜测烟消云散。

  2.灰姑娘

  作为最古老而原汁原味的童话故事之一,灰姑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一名古希腊女子罗多比斯。这个故事讲述了在大约公元前500年,一个名叫罗多比斯(意为“玫瑰色的脸颊”)少女被从色雷斯掳到希腊并卖身为奴(事实上,与此同时在这座岛上还有另一位著名的希腊奴隶,伊索)。

  姣好的面容、金黄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眸使她迅速从那些面容黯淡的埃及奴隶中脱颖而出并得到了主人的青睐,作为回报,她得到了非常昂贵的金鞋子。幸运(或许是不幸)的是,她的主人赏赐她的黄金鞋使她被埃及法老阿马西斯二世一眼相中。

  这位有权势的统治者把罗多比斯召入了自己的后宫(她的主人查拉克斯尽管赏赐了她金鞋和一袋金粉,却也无法预料之后的发展)。显然,当时的法老并非只有一个妻子,而是拥有许多妃嫔。因此,罗多比斯,或者说灰姑娘,从一个普通的奴隶变成了法老的女人。这也许是每个女孩的梦想,不是么?

  3.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考虑到白雪公主的故事充满了幻想和口述故事的零碎细节,它事实上来自历史反倒令人称奇了。白雪公主的故事来源于16世纪巴伐利亚贵族少女玛格丽特·范·瓦尔德克。

  美艳动人、年方十六的玛格丽特在1549年搬到布鲁塞尔城堡,并和西班牙王子菲利普二世一见钟情。然而这桩婚事受到了她多管闲事的继母的反对,当然还有菲利普的父亲——西班牙国王,他认为他们的结合从政治上讲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西班牙王室炮制出了一个阴谋来了结这一切,他们毒害了这位年仅21岁的年轻女孩。她在临死前写下的遗嘱清楚地显示了中毒之后痛苦而颤抖的笔迹(这个阴谋显然不是她的继母所为,因为她在玛格丽特之前就已死去)。

  相似之处还不仅于此:玛格丽特在巴特维尔东根长大,她的哥哥经营一座雇佣童工的铜矿,这些孩子由于饥饿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发育迟缓。由于这在当时并不被视为很严重的问题,人们把这些孩子称作“侏儒”(尽管他们不会哼着欢快的小曲)。同样的,那儿也有一个向孩子们兜售毒苹果的粗鲁老头,因为他觉得他们都是小偷。

  4.花衣魔笛手

  关于这场神秘的消失案人们众说纷纭,从疯狂的连环杀手到政府组织的大迁徙林林总总。花衣魔笛手事实上被认为是一名黑死病人——这也解释了他的出现为何与老鼠联系在一起,而他斑驳的肤色外貌也可能是由于黑死病晚期导致的皮肤损伤。没有人知道德国小镇汉姆林究竟发生了什么,但1264年那里似乎的确经历过一场神秘的儿童大规模失踪。1300年,当地教堂一块褪色的玻璃上有这样一段语焉不详的描述:“在圣约翰和保罗之日,130名汉姆林少年出发远征,穿越重重险阻到达柯本山脉,最终不知所踪。”

  然而,黑死病的解释并不能说明为何瘟疫只影响了孩子们。这也导致了另一种观点,即这些消失的孩子们其实投身于少年远征。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在中世纪相当普遍,让孩子们参与成年人的圣战。在这种情况下,吹笛手的角色很可能是一名领头的少年,他声称受到召唤带领孩子们为基督收回圣地。

  5.蓝胡子

  蓝胡子并非轻松愉快的床边故事,它事实上是根据史上最凶残的连环杀手的故事所改编的。吉尔·德莱斯是一名来自布莱塔尼的骑士,也曾是圣女贞德的战友。他的早年生活颇为普通:学习拉丁语,留着颜色黯淡的胡须(这也是他的绰号蓝胡子的由来),家财万贯,并以基督的名义杀人如麻。

  当结束了自己戎马生涯之后,有着奢侈而古怪的爱好的他迅速把万贯家财消耗一空,变得一贫如洗。而他的生财之道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名为“巴顿”的魔鬼,并用美貌的少年作为祭品。我们并不清楚魔鬼的要求是否包括献祭前残忍的凌辱仪式,不过在服用大量烈酒和药物之后,蓝胡子会强奸他的牺牲品,并将他们斩首、肢解甚至割喉。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吉尔的罪行被他审判者们过分夸大了(他们将600到800件令人发指的命案归咎于吉尔头上),事实上1437年人们在他的住处至少发现了40具尸体。而在吉尔自己的供述中他承认,当作为祭品的少年死去之后,他会亲吻他们,欣赏那些俊美的肢体和头颅,把孩子的身体残忍地切开,愉悦地看着他们的内脏;很多时候,当少年们在痛苦中挣扎时,他会坐在他们身上,兴高采烈地看着他们死去,一边发出愉悦的笑声……在夏尔·佩罗的童话版本中,死去的孩子们被替换成了他的妻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故事的恐怖色彩,因为残忍的恋童癖者实在不适合作为睡前的休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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