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北京，夏日炎炎，记者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泽咸家中拜访。先生剪了很短的头发，看上去神采奕奕。
在张先生的书桌上，一本魏晋南北朝史、一支铅笔随意摊放着，书上有铅笔浅浅的勾画。80多岁的张先生说，闲来无事，随便看看。记者的采访便围绕读书这一话题展开了。
读古籍：“那真是苦，苦极了！”
“我到北京58年了，1956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工作，后来就一直在这里。”离开家乡多年，张泽咸浓重的湖南乡音始终未改。
张泽咸是汉唐史专家，而他对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对宋辽史也有涉猎，他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隋唐历史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学术研究日渐细化的今天，已经很少有学者能够从事这样长时段的研究了。然而，张泽咸却告诉记者：“我原本想读近代史。”
张泽咸介绍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分管中国上古至南北朝史研究，历史二所分管隋唐至明清史研究，历史三所分管近现代史研究。出身农家的张泽咸此前没读过古文，古文基础不好。他请求调往历史三所工作。时任一所副所长的尹达先生幽默地表示，同意请求，就在本所学习“近代史”秦汉一段。尹达还说，如果将来想学“现代史”，那就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就这样，张泽咸开始阅读秦汉史籍。
“我没读过什么书，那个时候的史书没有标点本，也不是自己的书，没办法在上面画。线装书我读不下来啊，那真是苦，苦极了！”
从零起步，读古籍是苦功夫，治学也是如此，这样的“苦”，张泽咸可谓吃到了极致。历史学家王曾瑜曾评价说，治史成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治史者中，张泽咸博览群书，对史料所下的苦功夫，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写卡片：为研究工作夯实“地基”
在书架的最上层，整整齐齐叠放着一些长方形的盒子。张泽咸告诉记者，那是他读书的卡片盒，每个盒子大约能放一万多张卡片。他将读书所得抄写摘录在卡片上，重要内容用红笔圈画，并尽可能标明摘录史料的时间和地点。
勤奋苦读，这四个字形容张泽咸再恰当不过。他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他每天晚饭后早早睡觉，晚上十点钟起床到办公室“偷偷地”看书写作，及至拂晓再悄悄回到宿舍。“当时他们都很奇怪，怎么每次到集体宿舍去，张泽咸总是在睡觉。”他笑着谈起那段深夜酣读的时光。
日复一日，张泽咸抄写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并写出了十七八万字的秦汉史论文。这些卡片是张泽咸读书的点滴记录，更是他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张泽咸究竟抄写了多少卡片？他告诉记者，当年从“五七干校”回京，发现此前抄写的读书卡片已经散佚过半。1999年，张泽咸身体状况欠佳，已难以从事研究工作。他将自己一字一句抄写的40多盒卡片以及记载着自己每天读了什么书、读到哪里的日记都丢掉了。他指了指书架上尚存的不足十盒卡片说，“丢掉了，没有了，就想得少了。不然我一天到晚总是翻来翻去地看。现在就剩这些了。”
叹感慨：现在是读书的好时代
在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堆满了历史典籍和学术著作。其中大部分书中都夹着颜色泛黄的纸条，那是张泽咸阅读时所做的标记。
张泽咸告诉记者，通过大量阅读积累丰富史料，这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他以研究唐史为例，由于自己读过隋代及更早的南北朝史籍，因此研究唐史时，便能追源溯流，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1959年，张泽咸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筹备建馆工作，从没学过考古的他开始涉足考古和文物领域。此后，他经常翻阅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著作，他认为，相关学科的知识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张泽咸不止一次遗憾地表示，不会外语和电脑限制了他的学术视野。当代学者需要了解的信息种类多、来源广，不仅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没有固定界限，不同地域与不同师承关系的意见分歧，可以通过相互切磋而合理解决。学术研究既要博采所长，又能成一家之言。”张泽咸表示。
如今，电子文献资源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对比自己为读书而费尽的周折和遗憾，张泽咸感慨地说，“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正是读书的好时代，应该更好地认真学习啊！”
文字来源：
http://www.cssn.cn/zf/zf_dh/201407/t20140715_125412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