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
                                       ——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

徐晓军  2009年3月2日 13:4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提要：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必然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质变，因此研究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当前乡村社会关系功利化、理性化的共识，本文以面对生命安全这一人类的利益底线作为试金石，考察乡村农民与乡村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取舍行动。通过对乡村艾滋病人原社会关系系统的断裂、旧关系修复与新关系重建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而与之对应的是内核部分的高度情感化。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日益简单，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使乡村生活的风险加大。因此，在乡村家庭作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上，建立以经济利益导向为基础、现代"抽象体系"为媒介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社会关系系统，来变革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以现代的利益关系纽带取代对传统伦理、情感关系纽带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以适应乡村市场化社会发展的未来。 　　关键词：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结构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博士后合作导师李培林先生耐心细致的指导。本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和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宣讲，并得到箫今、熊景明、阮丹青等教授的修改意见，在出站答辩过程中景天魁、黄平、李银河、罗红光、杨宜音等老师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艾滋病村庄的内外部关系研究"（06JC84000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文化建设与社区认同研究"（08BSH018）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中国人之关系取向，在日常生活中最富有动力的特征是'关系中心'或'关系决定论'.在社会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的相关事项"（杨国枢，1992：106）。因此，关系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社会文化概念（金耀基，2002；杨中芳、彭泗清，1999），社会关系结构也成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窗口与指标。费孝通先生（1998：27-32）曾屡次强调"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结构"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而"差序格局"这一本土社会学概念的理论价值正在于它对于社会结构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同时把握（阎云翔，2006）。作为制度化的角色与关系中的人的配置，社会结构是"在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148）"，为了表明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我使用了社会结构这个术语"（拉德克利夫-布朗，1999：213），正如华尔德所说，社会结构不是群体的集合，而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网络（Walder，1986）。因此，社会关系结构既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表现，甚至不妨说"，社会关系格局（结构）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林聚任，2007：52）。 　　具体的社会关系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由原材料组成的，构成社会结构的模型就是在它们中间建立起来的"（列维-施特劳斯，1995：300），因此，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成为乡村社会结构的缩影，隐藏于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是社会关系质变的结果。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及其角色是研究社会结构性变迁的重要视角（郭于华，1994），对于那些无法直接研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学者来说，社会关系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视角。 　　自20世纪中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与解体，确立了新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确立了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政治与民主参与制度，以及随后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乡村社会面临传统上的时空限制被突破、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的结构性变迁，即乡村的实践性"社会结构巨变"（郑杭生、杨敏，2006）。由家庭经营体系重建等乡村制度变革所形成的结构性力量，成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李培林，1995），社会结构转型作为影响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李培林，2006）。在乡村社会结构向现代转型这只看不见的"大手"的巨大推力作用下，从社会的结构性"巨变"来推断，乡村社会关系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应该是结构性的质变而非仅仅是一种量变的积累。 　　乡村社会关系结构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是从深层次挖掘的乡村社会特征，直接体现了乡村的基本社会结构性特征，其准确的把握对于其他理论研究，特别是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一直受到乡村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进入现代阶段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却一直没有力作出现，很多乡村研究者仍然频繁地到西方汉学家们对50甚至100年前的中国乡村研究的成果中寻找理论支持，费孝通先生1930年代的研究结论，也持续地被引作为现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理论前提，甚至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面对发生了巨大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关系现实，学者们对"差序格局"作了大量的修补：①「在此不是想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进行否定，这些修补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该理论的巨大价值与重大影响，虽然该理论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根基，但时过境迁，在国门大开、西文现代文化大量"入侵"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的冲击却是不争的事实，各种"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提出，给我们真实地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加速消失，这实际上也消蚀了"差序格局"理论适用的传统文化根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格局，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确立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带来了差序格局的变动（孙立平，1996）；差序格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儒家伦理的差序，而是包括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差序（陈俊杰、陈震，1998）；差序格局的内涵、范围、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姻亲关系与拟亲缘关系的渗入扩大了差序格局的范围（卜长莉，2003）；出现了"差序格局理性化趋势"（杨善华、侯红蕊，1999）。这些修补，②「周建国提出的"紧缩圈层结构"（周建国，2005）被部分学者认为（林聚任，2007）是一种试图"替代"差序格局的观点，但笔者认为这一模型的观点更像一个社会分层（紧缩圈）与社会流动（紧缩层）相结合的模型而非社会关系模型，而客观分层方法与实际的主观体验方面的差异使该理论脱离了中国的乡村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与其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但在解释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时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学者做出了超越费孝通先生自己都"可能低估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的重大意义"（阎云翔，2006）的解释。 　　因此，当中国乡村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时（景天魁，1999），当我们的乡村社会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时空坐标后，乡村社会关系问题绝对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开放性问题。这里实际上需要回答：进入现代阶段的乡村，其社会关系状况到底如何？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经过现代结构性的巨变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变化？ 　　二、综述与研究设计 　　综观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大量研究成果，虽然部分学者从文化传统与心理行为的角度对中国人际关系进行了探讨，如金耀基（2002）提出的"关系、人情、面子"观，翟学伟（2001）提出的中国人际关系"人缘、人情、人伦"的三位一体模式，杨宜音（1998）提出人情消费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保持中的社会心理含义，基普尼斯（Kipnis ，1997）强调了"关系"生产的主观性和情感性，但这些"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吴重庆，2001）的研究往往过于宏观，虽然部分成果建立在当前中国农村实证调研的基础上，但绝大多数作品还是从中国文化的高度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度展开探讨，并且试图建立整个中国人\华人世界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具体的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实践还存在一定距离，削弱了对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实际解释力。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利益导向机制的形成，乡村社会成员的利益观念和行为得以展现，乡村人际关系在差序上的亲疏远近实质上演变为利益关系的远近。由血缘关系、伦理维度决定的差序格局，一旦产生即已固定；而使这种既定关系得以维持、扩展、变迁的关键，在于关系双方在互动中对彼此占有的稀缺资源的交换或利益的交换，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介入，变得愈来愈理性化了。①「虽然理性这个概念"界定不清而让人疑窦丛生，削弱了其说服力"（林聚任，2007：52），但从大多数相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将其界定为"经济理性"（李培林，2002；徐勇、邓大才，2006），即"向经济利益看齐"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与合适的。」"被高度社会化、将货币收入最大化作为行为与动机的社会化小农"（徐勇、邓大才，2006），已毫不犹豫地将利益作为了自己社会关系行动的主要标准。作为学术共识，"利益"概念也成为绝大多数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变迁研究成果的关键词。 　　较早发现这一利益导向"巨变"①「借用于李培林所说的农民从"生存理性"过渡到"经济理性"的"巨变"（李培林：2002）。较中存在的，关系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社会关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刘林平，2002）。」的是关于乡村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王思斌通过对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工副业生产更宜于非亲属家庭之间的联合，在这样的商品生产中，即使有亲属联合存在，他们在生产中的合作也是以生产合作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亲属的身份出现。由于受经济利益的支配，其亲属关系变得越来越非亲属化。与此同时，经济利益也已经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亲属家庭走到一起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生产上更有效地合作，是为了经济上的互利。因此，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关系疏远。王思斌进一步断言，只要农村仍执行现行政策，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这种亲族性社会关系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王思斌，1987）。折晓叶提出了"利、权、情"秩序的新观点，所谓利益秩序，"是合作者出于获利目的而结成的合作格局，它以合作时支付的'本钱'，如土地和资金为依据。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允许合作利益圈子以外的任何人分沾".她还明确指出，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折晓叶，1997）。侯红蕊则认为在中国农村家族文化的背景下，"利益+情感"的双重整合使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产生了"拟似家族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差序格局"包容范围的扩大并波及日常生活领域，虽然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侯红蕊，1997）。 　　伴随着乡村工业化进程热点问题的是对流动农民工的高度关注。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与工具性应用受到了高度关注。李培林通过对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工具性地运用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并像当初农民进入乡镇企业时把这一关系网络移植到企业中一样，再一次成功地把这一关系网络移植到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圈子（李培林，1996）。而经过市场的加速渗透，刘林平对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提出更加尖锐的观点，认为关系的功用是在比通过对乡村社会关系的直接考察，学术界也同样发现了利益在乡村社会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前面对"差序格局"修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利益的维度纳入了进去，"互惠"或者利益在决定一方和另一方关系的亲疏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乡村社会关系是"差序格局理性化"（杨善华、侯红蕊，1999）。徐晓军从乡村社会交换变迁的角度，提出乡村社会中"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与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使看似"传统"的人情原则与看似"现代"的商业原则实现了整合，其直接后果是通过"人情+利益"的机制整合在了一起（徐晓军，2001a ）。林聚任也通过实地调查，认为乡村社会中差序格局发生了裂变，在涉及利益特别是直接经济利益时，差序格局仍然有一定的适用性，在一般的情感交流中，差序格局开始裂变，而在信息的传递方面，已看不到差序格局内血缘与地缘的作用（林聚任，2007：121）。 　　就一般中国人的层次而言，针对利益在现代市场化背景下对社会关系的高度渗透，学术界也提出了大量的利益相关命题。王晓霞、乐国安（2001）认为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注入，人际关系的契约化、功利化越来越明显，体现在人际关系的等级原则弱化，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开始冲击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功利性的人际关系正在淡化"人情"关系，逐渐抬头的家庭势力毕竟抵挡不住现代开放性人际关系的诱惑。张海东、杨隽（2000）认为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质量，谋求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占有社会资源的捷径，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一种新的资本化趋向，而社会关系资本化的社会动因还是利益驱动。周建国、童星（2002）也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急剧变化，人际交往中理性成份日益增加，人际关系结构表现出由情感型向理性型变化的趋势。 　　最后，与追求"利益"相一致的"工具主义"社会关系倾向，也受到了高度关注，许多（海外）研究中国社会关系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人情和关系中的工具主义内含（孙立平，1996）。高德针对傅义高提出的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的观点（Vogel ，1965），通过对文革之后中国人际关系的考察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工具主义，在社会中普遍盛行的"关系学"就表明了这一点（Gold，1985）；魏昂德通过对中国"庇护关系"的研究，提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工具主义"的论断（Walder，1986）；雅可布通过对台湾的研究，强调华人社会中的"关系"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纽带"（Jacobs，1979）；杨美惠通过对中国礼物交换与私人关系的研究指出，"关系艺术"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行动策略，是一种正式的社会力量（Yang，1989）；李沛良提出"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表明人们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建立功利性社会关系的努力，认为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从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同时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李沛良，1993）。 　　从上面的众多研究可以看出，乡村农民的社会关系从"生存理性"过渡到"经济理性"的"巨变"（李培林：2002）真实地发生了，在这种新型的乡村社会关系中"，除了利益的考虑之外，其他的因素已经明显减少"（孙立平，1996）。因此，利益成为解读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关键词，也是研究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最理想的切入点。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命安全可以说是最高利益。对于社会行动者而言，利益始终是影响社会关系建立、维持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在重大利益、生命安全利益选择面前。因此，在重大利益事件中而不是在平常生活事件中考察社会关系状况能比较好地弄清社会关系的本质。在重大利益事件中，平常生活中不易发现的各种隐藏的、潜在的关系都将浮出水面，社会关系的结构也将暴露无遗。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鄂东两个行政村中艾滋病人①「在临床与艾滋病防治过程中，艾滋病人（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是与艾滋病病毒（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携带者不同的人群，但由于二者在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相同的地位与属性，因此本文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合称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系统重构的过程与结果，来分析当前乡村的社会关系结构。 　　感染艾滋病的后果——生命的死亡——是乡村农民们所有利益的底线，任何利益都没有生命安全利益重要，生命没有了其他任何利益都没有意义。受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吴毅，2007）的影响，乡村农民们在一般事件中往往保留着对未来预期的行动选择，一般事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行动的同时，也驱使他们针对他人特别是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应星，2007），因此，在一般事件中很难凸显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本质，在利益底线没有充分暴露时，对乡村社会关系的把握和判断很可能不够精确。 　　在本研究中，大量艾滋病人在村庄的突然出现，①「中西部农村因采血感染的大多数艾滋病人是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的，而艾滋病的发现与公开也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非在有控制（也无法控制）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无论对于艾滋病人还是非艾滋病人都是非常突然的。」给乡村社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甚至达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艾滋病的死亡威胁、生命利益的底线，给乡村农民们留下的是一种短期的、即时的而非长期的博弈，事件中每个人的利益底线都充分暴露了出来，这是研究乡村社会关系的一个本质性个案（intrinsic case），是我们准确把握乡村社会关系的本质与结构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切入点。②「2008年8月初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的过程中，有些学者提出艾滋病人的道德污名可能会影响他们与非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取舍，从而影响生命利益底线作为独立变量的研究设计。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调查村庄的艾滋病人全部都是因采血或在当地输血感染的，对于这些艾滋病人，普通村民普遍持同情态度，不存在道德污名的问题，道德污名不是影响他们排斥艾滋病人的因素，因而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设计。」当然，鉴于艾滋病事件的特殊性，这种本质性的个案研究设计，在方法论上很容易受到怀疑。因为从事个案研究的研究者受到定性研究方法论学者的规则限制，不十分重视对特殊性进行研究，认为有关特殊性个案（extreme case） 　　的本质性研究没有那些关于个案总体的普遍性研究重要（Denzin，1989；Glaser ，1967；Herriott Firestone，1983；Yin ，1989）。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特殊事例的研究，只要它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重大问题就是合理的（Ragin ，1992），本质性个案研究不管多么特殊，这样的个案研究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Stake ，2000），也可以被视为获得最后结论的一个步骤（Campbell，1975；Vaughan ，1992），特别是那些与现有规则背道而驰的个案。因此，从艾滋病事件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可以用来为一般情况服务，就研究目的而言，对这种独特现象的揭示有可能比一个典型现象更加具有说服力"（陈向明，2000：105）。 　　三、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系统的断裂与重构 　　生活事件是指一些引发生活改变的刺激，生活事件的应对是指一个人对内存的或外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反应方式。当生活事件发生时，各行动主体面对利益的考量，作用于当事人的共同机制以及当事人在应对时所体现出的共性特征与群体差异，体现了隐藏在当事人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庄农民在艾滋病事件中的社会关系取舍行动，来发现乡村的社会关系结构。 　　社会关系的普遍断裂，是我们对鄂东X 县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乡村农民们进行调查时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被确诊为艾滋病后，这些农民花大半辈子精力在社会交往中所建设的社会关系系统在瞬间断裂，突然间被抛向那条令人颤栗的"愚人船"（福柯，1999）。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乡村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系统迅速地得到修复与重建，重构后的社会关系系统再次赋予这些精神死亡的躯体新的生命。 　　（一）初发期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的全面断裂 　　乡村艾滋病人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由艾滋病所引发的体力不支所造成的不同程度地脱离社会的主要活动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脆弱性；由艾滋病毒所造成的功能性或器质性病变或衰弱而产生的日常生活方面的脆弱性；由艾滋病毒可传染性所造成的人际交往方面的脆弱性；以及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变化而产生的广泛的心理脆弱性（也包括非艾滋病人），这些脆弱性导致乡村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系统在初发期发生全面的断裂。 　　1.对家庭亲密关系的侵蚀 　　共同生活在一起、具有亲密关系的家人是与乡村艾滋病人中心个体距离最近的社会关系群体，也是艾滋病事件最先侵蚀的对象。 　　ZHM 夫妻二人共卖血两次，不幸的是就在这两次的献血中，她就感染了艾滋病，而万幸的是其丈夫没有感染上。但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的夫妻生活最终没能抵得住艾滋病带来的恶劫，丈夫离开了她，离开了这共同的家。"在那一刻，我觉得整个生命都是黑暗的，没有一丝阳光！我曾想过放弃，想过自杀，但一想到两个孩子，我就舍不得！""他的选择我是可以理解的，可理解终归是理解，我心有不甘啊，这么多年的夫妻。怎么说走就走呢？"（20070816ZHM ）①「根据学术规范，本文将被访人的姓名隐去，全部用其首写字母代替，编号为访谈时间加上被访者姓名首写字母合并组成。」 　　艾滋病事件直接导致了ZHM 家庭的破裂，这是艾滋病事件对艾滋病人家庭亲密关系系统最直接、最表面、最极端的破坏形式。而更多时候，艾滋病对乡村艾滋病人亲密家庭关系的破坏是在无形之中像肚里蛔虫一般潜伏在亲密关系的背后，在艾滋病事件发展的初期，不断地侵蚀着病人与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之时刻处在断裂的危险之中。这种慢性侵蚀从降低艾滋病人的家庭地位开始，伴随着履行权利义务能力的下降，腐蚀艾滋病人自构的尊严和自构的家庭价值观，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生命底线，让他们最终选择主动与家庭成员决裂。 　　CF在采访时谈到："当我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后，非常害怕。 　　不是对死亡的害怕，而是对未来的害怕。我从书上了解到这个病不仅不能治愈，而且不能下地干重活。我们家这么多地谁来种啊，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念书、大的又不成气（老大因犯事现在还在农场里劳教），还有他们两个以后娶媳妇的事，谁愿意找个艾滋病公公啊？？我不能下地干活，那么大的太阳，她一个女的（指着其老婆）在那里拼命，我看着心疼啊！我不住地骂自己，又不住地想该怎么办。后来，我突然想到，也许我死了，她可以再找一个啊，于是我就？？是他们救了我啊，我的老伴还有我的儿子。为了不再让他们伤心难过，我放弃了再次轻生的念头。可是，你看我现在完全是个负担啊！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这个家里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一把锁啊？？（边说边不住地抹泪）。而且这病还具有传染性，我等于是个放在台面上的不定时炸弹啊，说不定哪个时候就把我的家人给炸得鲜血淋漓！"（20070815CF） 　　萦绕在CF心头的始终是"自己是个负担，根本就没有什么用"这个念头，使他相信自己对于这个家庭除了拖累之外再也不会有任何贡献，因此他从内心里感觉不到自己对于这个家庭的价值。尽管这么多年共同生活中相互了解、关心、信赖、信任和承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基于父子、夫妻关系所形成的责任和人伦之情，也许可以缓解他在家中受尊敬程度的下降，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它。事实上也是如此，CF说他活下来的理由只是为了他的家人不再为失去他而伤心，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负担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尊严是自我在拼取地位时建构出来的，从来都是与地位相伴的，地位没有了也就意味着尊严不在了。尽管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可以保持表面上的尊严，但内心深处自我建构的活着的尊严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直接影响着艾滋病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心理距离的逐渐拉开是最典型的表现，这种对艾滋病人与家庭成员的慢性侵蚀，随着艾滋病人生命预期的逐渐缩短和病症的逐渐显现，家人对艾滋病人的耐心与忍受能力也将进一步降低，艾滋病人与家庭成员的裂痕很快就扩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在贝克尔所说的"家庭理性"（贝克尔：2004）的指引下，行动者或者说家人之间是遵循"利他主义"原则的，为了不成为家人的负累，乡村艾滋病人往往选择自杀的行动主动与家人断绝关系。 　　2.对家庭以外非亲密社会关系的剥离 　　角色之中包括了互惠的期望，即交往双方都期待着交往利益的对等性。这种利益可以是现实的、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精神层面的；这种对等可以是即时的，也可以是长远的，但不管怎样必须是可预期的对等。既然角色扮演中涉及到利益，就必然有对成本-收益的估计，即便这种估计只是在内心深处或无意识当中。虽然主导中国乡村社会个体人际关系的人情法则依然存在影响，但利益的成本-收益分析多半在人情原则的指导和掩饰下进行，人情法则本身所带来的困境同样也会将艾滋病人与家人以外的社会关系置于断裂的危险境地。 　　JH告诉我们："我自杀，其实在一瞬间已经向所有知道我和不知道我的人公开了我的病情。我只是不想成为家里的负担，却没想到一不小心，反而给家里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在那段时间，我的一些亲戚朋友并没有像以往我生病那样马上来看我，尤其是那边的亲戚（指妻子娘家那边）。后来她妈妈和她大哥过来看了我，才陆续有亲戚来看我。到了家也只是坐坐就走，也不吃饭。这还是近的亲戚，那些远一些的亲戚早就没影了。"（20070715JH） 　　TFA 向我们描述了她刚刚被确诊为艾滋病时受到的待遇：以前都会到她家串门的邻居，一下全消失了；以前和邻居共用的厕所也被他们上了锁，意思明显是不让她用，怕传染；公用的水井也不让她去打水；公用洗衣服的河口也不让她洗衣服；以前她去邻居家坐过的凳子，他们家或者拿去消毒，或者直接扔了；借邻居的东西，他们也不要她还；甚至邻居在路上遇到了她，也要么掉头从其他路走，要么就是快速从远离她的地方通过。（20070816TFA ） 　　"我没啥同学，只有一个是隔壁村的，以前还偶尔有些来往，但自从事发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往来了！"（20070811ZHN ） 　　艾滋病人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日常生活上的脆弱性从根本上将艾滋病人家庭拖入交往中弱势的一方，而且这种地位很难改变，这就使得因互惠而与之发生联系的人们不得不面临着长期甚至无期地处于无回报或低回报的境地；而且最为致命的是（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交往时还存在被感染的可能性，这是在拿生命作赌注，而赌赢后的利益是少之又少。因此，他们必须重新审视、定位甚至取舍这份关系，必须在内心深处矛盾地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成本-收益估算。甚至哪怕是这一次仍然还在交往，下一次也必须重新经历矛盾的煎熬。交往的惯性已经打破，交往的成本类似于新的交易成本的达成一样艰难。于是我们看到，乡村艾滋病人公开病情后，他原有的社会关系系统在一瞬间全部断裂，与他有社会关系的人都在经历一个痛苦的成本-收益抉择过程，即便是最亲的亲属也是如此；邻居、同村人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们，由于交通通讯的方便，虽然在交往中还有些人情原则，但在地缘上具有替代性，也依次很快断裂了；至于其他的同学与朋友关系，原本较远的空间距离更是直接成为他们之间关系断裂的"最佳形式". 　　（二）调整期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系统的重构：旧关系的修复与新关系的重建 　　经过了艾滋病初发期的全面断裂后，乡村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系统在调整期得到了重构。旧的关系系统中，一部分由于断裂张力太大，原关系的情感与利益联系纽带无法将其拉回到正常状态，就像弹簧拉过了极限，再也收不回来，从而彻底断裂；另一部分关系由于断裂张力的减小，同时由于艾滋病人的弱势状态可能造成的二者间情感纽带的加深，从而将这原本断裂的关系拉回到正常关系范围内，使旧关系得到修复。与此同时，艾滋病人"艾滋病身份"资源对于部分新的人群具有吸引力（利益），艾滋病人在与其接近并接受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一系列新关系。因此，乡村艾滋病人部分旧关系的修复与新关系的建立，在重构了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系统的同时，也更新了艾滋病人原有的社会关系系统（图1）。 　　1.乡村艾滋病人旧关系的修复 　　基于亲密关系及较强责任意识的家人关系最容易得到修复。从乡村艾滋病人家庭成员的角度来看，如前文所述，亲密关系内部的行为准则是"利他性"，当艾滋病事件在一个普通家庭发生后，艾滋病人会想到"自杀"这一利他行为，艾滋病人的家属也会为患病家庭成员做出一些利他性的行为，如开导病人、帮助其改变心态接受这一事实、克服药物副作用带来的生理痛苦、利用亲情减少病人的心理负担、帮助病人恢复信心，重新融入社会，等等。可见，艾滋病人的主观动机，加上家庭成员"利他"的行动取向，促成在交往中遵循着责任原则和人情原则、在血缘上又没有替代性的亲属，最先与艾滋病人恢复了旧关系。 　　ZMF 于2002年发病，当时手端不住碗，生活不能自理，由于不想拖累丈夫和子女，于是选择绝食。丈夫哭着说："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死我也陪你一起死。"听了丈夫的话，ZMF 只好就着泪水一口一口吃着丈夫喂的稀饭。ZMF 告诉我们，不仅丈夫对自己倍加体贴，两个女儿对自己也很好。她说："去年暑假，大女儿还接我到广东中山去玩了2个月。但是后来回家就生病了，大女儿又给我寄了500块钱，一点儿不嫌弃我，还经常来看我；现在二女儿正在成都读研究生，她男朋友也是本县人，他们也不嫌弃我，每年放假都回来看我，而且吃住都在我家，丝毫没有顾忌。"ZMF说，老伴和两个女儿现在就是她所有的指望和生活下去的勇气。（20070711ZMF ） 　　LHG 的丈夫："我们现在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她好好活着，等艾滋病疫苗研制出来，我倾家荡产也买给她治病。"他们的女儿说： 　　"妈妈，只要能治，我们就是到大街上讨饭也一定给你治好这个病，让你做一个健健康康、正正常常的人。"（20070715LHG ）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到，即使家庭中的某个成员不幸染上了艾滋病，出于多年夫妻感情、骨肉亲情，其他家庭成员没有抛弃他们，而是主动安抚他们，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压力，恢复生存的勇气。得到家庭关爱的艾滋病人也积极配合，放弃轻生的想法，和其他家庭成员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共同面对"艾滋病"这一家庭"灾难".在艾滋病人家人的亲情关心下，艾滋病人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往往很快修复。 　　基于利益和感情的亲缘关系的修复遇到的变数较大。相互依赖理论（莎伦布雷姆，2005：145）认为，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当事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简称CL），也就是当事人认为在与他人交往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即价值预期）。比较水平与既得结果的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当前关系的满意程度，即如果既得结果超过了比较水平，行动者就会感到很幸福，超过得越多则越感到越幸福；反之，如果既得结果低于比较水平，尽管既得的结果可能也不错，但是行动者也会感到失望。同时为了衡量我们在其他关系中是否会更好，我们还需要第二个判断标准，即替代选择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of alternatives ，即CLALT ），替代选择的比较水平是指脱离目前的关系，转向可以得到更好的、更为满意的替代对象。CLALT 和当前关系的结果决定了目前关系结构的稳定性，如果CLALT 高于当前结果，则现在的关系就不太稳定；反之，现在的状态就比较稳定。 　　亲缘关系的非艾滋病人一方因为对方感染了艾滋病而对目前的关系结构不满意，但是由于亲缘关系遵循"利益+感情"的原则，责任意识相对较弱。在缺乏高责任义务约束，而且CLALT 比较高的情况下，艾滋病人的亲缘关系成员会由于利益的影响，将艾滋病人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内剔除，主动断绝与艾滋病人交往的可能。所以，与家人关系相比，艾滋病人亲缘关系成员退出乡村艾滋病人关系网络的变数很大。 　　在ZGY 的四个兄弟中，他是老大，老二在家务农，老三在县档案局工作，老四在武汉铁路局工作。在ZGY 感染艾滋病以前，城里的老三和老四逢年过节都带孩子回家看看他们的大哥和二哥（注：老二没有感染艾滋病），后者有时间也带点家里的东西到县城或者到武汉去看看他们。但是自从02年ZGY 发病后，他们来看过一次就很少回来了。回来时，饭不吃，茶也不喝，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也不要了。自从政府的宣传后，他们偶尔也回来一下，但不带孩子，也会从家里带点东西回去。（20070711ZMF ） 　　"后来我的病情稳定后，我想回公司继续工作，因为那个工作不累，很轻松，而且我的病对别人也没有威胁，我就让我老婆与小舅子联系，小舅子找借口，因为他自己是老板，转告我，由于公司的人都怕我，公司其他领导怕影响工作情绪，开会决定不让我回去，他也没有办法。"（20070814YZY ） 　　基于利益形成的拟亲缘关系、非亲缘关系是指因各种各样的利益目的联结而成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修复遇到的障碍最大，其原因：第一，艾滋病人社会地位下降、资源拥有量减少。由于感染艾滋病，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实际拥有的资源也大量减少，仅有的少量资源为非艾滋病人所不齿。在缺乏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交换资源的情况下，艾滋病人无法在社会交换中吸引非艾滋病人注意，从而使基于利益而形成的工具性拟亲缘关系、非亲缘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很难继续下去，非艾滋病人很难获得期望的利益目标，这成为其与艾滋病人之间关系修复的最主要障碍。 　　"永远都不会（来找我），现在的人都很实际，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还来找我搞么事？"艾滋病人说。（20070309TDT ） 　　"我们一般不和他们打牌，偶尔不得意思（没办法）跟他们打，我也要求打小一点，他们那点钱都是拿命换来的。"非艾滋病人语。（20070815XD） 　　第二，非艾滋病人高替代选择水平的影响。非艾滋病人较高的替代选择比较水平是他们与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的决定因素。 　　除了艾滋病人，非艾滋病人还有很多其他可以交换的成员，这使他们与艾滋病人先前基于利益形成的关系难以修复。 　　"我以前在那个路边修自行车、换鼓子（方言音译，指铝锅）底的，生意还不错，也根本不可能把病传染给他们，但他们宁愿去镇上，所以现在生意做不成，天天在家玩。"（20070713CBG ） 　　"以前我们经常一起打牌，一有空闲就打，但现在他们即使三缺一也不叫我，而是走很远到晃晃室①「类似于城市居委会中的棋牌室，大家随到随打，牌友不固定」去打。"（20070711ZMF ） 　　第三，艾滋病人退出泛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主动意愿。根据角色退出理论（莎伦布雷姆，2005：191），随着年龄增大，活跃程度较少，个体寻求更为被动的角色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可以从个体或社会首先开始。艾滋病人也有类似于老人在生命预期不够长的情况下，主动减少活跃程度，寻求更加被动角色的动机。这种动机驱使他们断绝部分外部社会关系，退回到最安全的社会关系网络核心区域。基于利益形成的拟亲缘关系、非亲缘关系就成为艾滋病人角色退出的首选。 　　"现在跟村里人一起打牌也没有什么，自己注意点就可以了，但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看穿了。"（20070711LDX ） 　　"除了拿药，平时很少出门，在家看看电视，做点家务觉得也挺好的。"（20070812ZLT ） 　　可见，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艾滋病人的非亲密关系深层次修复的高难度系数。在各种力量的努力下，特别是自2005年当地政府开展旨在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技能的运动以来，有关艾滋病宣传的收效良好，大多数村民能够正确地看待艾滋病，对艾滋病人的态度也有了较大改善，乡村艾滋病人与非亲密成员（特别是邻里关系）之间的社会关系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与2002、2003年刚发现为艾滋病人时相比，现在这些艾滋病人的非亲密关系已经不再那么紧张，这对处于劣势的艾滋病人而言，已经是一大进步。但即便如此，受前面所述的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这些关系是表面化的，而且也只会停留在表层，很难恢复到实质性的水平上来。 　　"这个东西说是不会传染，万一磕着碰着破个皮怎么办？所以平时还是注意点比较好，你们（注：指调查员）也要注意一点。"（20070712LGS ） 　　自从05年县政府到村来宣传以后，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洗衣服、吃水等都没有问题了，但是邻居之间的来往也不像以前那样了，TFA 说："以前我没有病的时候，我煮的东西人家吃，虽然人家知道不会被传染，但是现在我煮的东西人家不吃了。"（20070816TFA ） 　　"邻居啊，现在好多了，见面还能聊几句，但总觉得比较别扭。"（20070711ZMF） 　　"村里人啊，差不多吧，和邻居一样。有的熟人到现在遇到我都不跟我打招呼呢。"（20070715LHG ） 　　"其实大家对我的态度我是可以理解的，但理解归理解，可我还是渴望大家能够像从前那样对我？？"（20070715JH）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艾滋病人旧社会关系修复的进程，我们将病人的所有村庄关系进行列举，让其根据时间进程进行估计，得到表1. 　　①表1中的关系类型以艾滋病当事人为参照系，样本数为28人；表中数据全部为28人估计值的平均值，由于艾滋病人的主观感觉不一样，只能供参考；每行从左向右累积，第8、9、10行的值相互间可能有重复；第3行的值普遍偏低，可能受未成年子女的影响，第11行值偏高可能与其接受政府的工作有关系，第12行持续为0可能与当地拜干亲现象的普遍消失以及原有旧干亲关系的解除有关。 　　2.乡村艾滋病人新关系的建立 　　新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人际吸引的结果，艾滋病人艾滋身份的确认，使其拥有了新的"资源"以"吸引"其他社会成员与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根据调研，我们发现有四类人群接近这些乡村艾滋病人并且被他们所接纳，在接近与接纳的基础上，乡村艾滋病人与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 　　第一类是与乡村艾滋病人具有高度相似性的乡村艾滋病人。"相似"产生人际吸引力。强化理论认为，他人表现出与自己的相似是一种社会性支持，具有相当高的强化力量，所以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就产生了。一致律认为有相似的心理背景、相近的人生价值取向的个体易于自发地组织成非正式群体，并通过他们的共同活动而逐渐凝聚成为有结构的组织（周晓虹，1998：351）。 　　虽然从地理位置上讲，他们两家居住得比较远，但是因为都感染了艾滋病，使他们成为联系最广泛也最亲密的朋友。XCH 说："我到他家打牌，他们从来不嫌弃我，还留我在他家喝水、吃饭，现在他家打牌经常就在他家吃饭，他的两个儿子也从来不嫌弃我，见到我就叫阿姨。"（20070714XCH ）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乡村艾滋病人，由于共同经历了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而且仍然在忍受着社会的冷眼和歧视，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处境、共同的话题，使他们之间在多次的交往中取得了彼此的信任，建立了较好的伙伴关系，形成了不同于正常人的"小社会".这说明艾滋病事件已成为一个纽带，通过这个纽带素不相识的艾滋病人走到了一起，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并通过群体内部的互动满足其感情的需要。 　　第二类是乡村基层与艾滋病相关的各类组织的成员。艾滋病事件也能给某些相关人员带来直接的物质和精神资源。高耀洁女士批评目前很多人在吃艾滋病饭，X 县也有很多人在吃"这碗饭"，为此，他们往往与乡村艾滋病人联合，建立起相关的合作关系。 　　"我们村这两年都被评为'防御艾滋病重点村'，国家每年补贴10万。这部分钱主要由我们支配，这部分钱肯定不能全部都给艾滋病人，应拿出部分来发展自救，否则村里不能发展，给再多钱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看，从村里通向村口的这条路说修说了几年都没有修成，今年年初就修成了。今年我们村好像没有评上，那就少了10万发展资金啊，我们现在正在争取，如果可能，你们也帮我们说说。"（20070308ZDZ ） 　　由于村委会（村党支部）在乡村实际扮演着双重角色（徐晓军，2007），一方面必须代表村民的意愿，体现和维护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具有国家政权代理的意味。因此，在我们调查的村庄，艾滋病事件中，村委会虽然表面上协助县政府安抚民心、稳定大局，但却没有积极主动也没有尽其所能去阻止艾滋病人到县政府采取集体对抗行动，而是与乡村艾滋病人合作以谋求更多的资源。 　　第三类是那些能给乡村艾滋病人带来直接福利或实际帮助的社区外、艾滋病人原关系系统外的人群，如医务、政府工作人员、慈善机构人员、NGO 工作人员等。这一部分人群除了能给乡村艾滋病人带来直接的福利与实际的帮助，还能给病人带来信心与安全感，特别是他们的权威与示范作用，对于消除村民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构建有利的精神生活环境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往往被艾滋病人所接纳。 　　"我参加过全球基金在我们X 县办的所有大型活动，也曾和别人一起代表我们县参加了省里和全国举为的一些针对艾滋病人的活动。"（20070711XJX ） 　　"我见过桂希恩教授，还陪他到各村去走了两天。"（20070814YZY ） 　　但这一人群与艾滋病人建立的新关系往往浅且不稳定，容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随时断裂，特别是艾滋病人的主动断裂，如常常发生的辱没艾滋病人尊严的有偿捐赠、公关性捐赠、做秀式的艾滋病工作与服务模式等，很容易失去艾滋病人的信任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断裂。 　　第四类是具有权威地位和舆论控制权力，对乡村艾滋病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群，如学者、媒体记者等。这一部分人接近艾滋病人往往主要从自身利益方面考虑，并不能给病人带来多少直接的或实际上的物质帮助，甚至有给艾滋病人制造麻烦的风险，比如将艾滋病人妖魔化、未经允许将他们的照片公开从而伤害病人本人及其家属等。但由于他们的权威地位和舆论控制权力，这一人群一定程度上被乡村艾滋病人视为政府的"钦差大臣"，企图通过他们向政府和社会传递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现实需求，而且与他们建立关系还能起到示范其他村民的作用。 　　因此，在主观上艾滋病人是愿意接纳这一人群的；在实践中，他们也的确与这一人群中的部分建立了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建立往往是搭上了政府工作人员与医务工作人员的便车的，乡村艾滋病人对他们也仅仅是浅层的工具性接纳。这一人群离艾滋病人的具体生活很远，流动性大，较远的空间距离往往使这一人群工作或利益目的达到后就变得非常遥远，乡村艾滋病人不可能与他们建立比较稳定、对艾滋病人生活质量提升有实际帮助的持续关系；但就是这样一种不稳定、不能持续的关系，对乡村艾滋病人关系重构的帮助又是实实在在、持续地存在的。 　　四、内核与外围：村庄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乡村关系结构 　　透过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系统的断裂、修复与重建这么一个复杂的重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乡村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构性特征。 　　（一）内核与外围：乡村社会关系的系统分化与结构简单化，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解体 　　从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断裂的逻辑来看，在他们确认自己感染艾滋病的第一时间普遍存在一种自杀倾向，这种自杀倾向是因亲密关系成员之间的"利他性"原则产生的，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延续问题，而是担心自己感染了这种不"光彩"的病，给妻儿老小脸上抹黑，让他们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正常生活受影响。其次是认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以后，成了家庭的负担，特别是对于那些扮演家庭顶梁柱角色①「我们调查的两个村中，艾滋病人绝大多数是在1990年代因承担建房、子女读书等经济压力而卖血感染的家庭主要"劳动力"（bread makers）。」的艾滋病人来说，还在考虑如何完成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任务。最后考虑的才是自己的生命与身体因素。显然，这种关系断裂的逻辑与利益的追逐不太相干，与其他非亲密关系"因利益中断而排斥"的断裂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的目标与功能来看，渡过自杀高危险期的乡村艾滋病人特别渴望得到家人的关爱。由于"家庭生活的依赖关系这样强有力，有了它常常可以破坏其他社会关系"（梁漱溟，1987：12-13），因此，这些人往往不关注未来，只注重情感目标的导向，疾病使他们主动放弃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并从泛泛的浅层非亲密关系网络中大量退出，对亲密关系网络的依赖感大大增强，并寄予更多的希望在这些核心区域的亲密关系中，以满足其感情与心理的需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乡村艾滋病人修复旧的非亲密关系、建立新的非亲密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建构适合自己与家人生存的精神与心理环境的目的。可见，乡村艾滋病人重构亲密与非亲密关系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重构后两类关系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同，无法相互替代。 　　从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与结果来看，虽然关系亲密的家人们与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曾出现过短暂的裂缝，但与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艾滋病人旧关系修复中意愿最强，最希望能迅速、全面、实质性恢复的那一部分；从实际修复的结果来看，艾滋病人的亲密关系系统也确实是最先、最容易修复的，修复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艾滋病人非亲密关系修复的动力不仅相对较弱，而且实际修复的速度慢、修复变数大，成功率也不高，为此，大部分乡村艾滋病人还选择了新建立部分非亲密关系以弥补原有非亲密关系工具性功能发挥的不足。这样，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系统重构的结果，在整体上表现出"亲密关系不变，非亲密关系得到更新的局面".与艾滋病初发期的狂躁及强烈的自杀倾向相比，经过社会关系系统重构后的乡村艾滋病人慢慢恢复了生活的平静。如果我们将他们的社会关系系统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的话，不难看出，非亲密关系的更新对他们平静生活恢复的影响远不如亲密家人关系的快速全面恢复。也就是说，对乡村艾滋病人来说，非亲密关系是哪些人并不重要，只要能带来利益就行，重要的是亲密关系的情感与心理的理解、关心与支持，这才是决定他们选择是否结束生命的关键变量。 　　至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乡村社会关系系统已经明显分化为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子系统：一个是由父母、配偶、子女等成员之间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未婚的兄弟姐妹关系组成的亲密家人关系系统，另一个是由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因素形成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同事等非亲密关系系统。这是以家庭内外为主要边界的两个关系子系统，其间最重要的差异是关系维持机制的不同，在前一个关系子系统中，关系维持的机制主要是情感，而后者则主要是利益。所以，前一个关系子系统中，以情感、物质、心理支持为主要功能目标的各种关系，不仅依赖性高强度大，而且关系的可替代性低、持续的时间长；而在后一个关系子系统中，以利益获取为主要功能目标的各种关系，不仅依赖性低强度小，而且关系的可替代性高、持续的时间也不太持久。 　　考虑到这两个子系统与乡村社会个体的重要性关系、实际的心理距离，以及情感与利益分别在两个子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将这两个子系统分别命名为乡村农民社会关系系统的"内核"与"外围".①「这里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核心与外围"结构如此极端的结果，到底是因为艾滋病这个过于极端的事件造成的，还是确实是我们通过艾滋病事件揭开了表象而露出了本质？该问题在2008年8月5日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的过程中由部分专家提出。对此，答辩结束后，我们于2008年8月底9月初再次重访了该艾滋病村庄，同时在该县范围内选择了两个非艾滋病村庄进行了对比研究，我们坚持了我们的结论。与此同时，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乡村艾滋病人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关系系统的全面断裂，体现了事件的极端性和乡村农民作为正常人的反应，也就是说，全面断裂的后果确实是因为艾滋病这个过于极端的事件引起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面对着死亡威胁与生命利益，乡村艾滋病人与关系内核成员们的关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高比率地恢复了正常，正说明了乡村内核关系纽带的强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随着政府铺天盖地的宣传，"艾滋病传播的三种途径"已家喻户晓，艾滋病人对非艾滋病人的威胁已经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并且为非艾滋病人所意识到，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具有极低概率的"万一"也成为了他们与艾滋病人之间关系不修复的理由（更准确地说是借口）。因此，旧关系不仅恢复的速度慢、成功修复的比例也很低。关系如此之脆弱，恰恰又证明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弱纽带。 　　这不仅与我们的结论高度一致，而且从这种"极端"的角度证明了我们结论的正确性。」正是乡村社会关系系统"内核与外围"结构与"内紧外松"特性的作用，使乡村艾滋病人的关系系统在断裂、修复与重建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呈现出"内核不变、外围更新"的结果。下面我们就乡村社会两大关系系统的机制、功能与特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如表2）。 　　"内核与外围"的分化使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明显地简单化了，而伴随这种简单化的是传统亲缘、地缘关系利益化背景下，乡村传统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考虑到我们调查的村庄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乡村，如果说这一结果代表了中度发展的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简单化趋势的话，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山西农村和来自发达地区的广东农村的调查显示出了同样的特征。山西建都村的调查结果表明"，乡村人际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主要指利益主导），有将以前温情脉脉的关系简单化的倾向"（乐国安，2002：99）。广东番禺南村调查的结果显示，"民间社会和礼俗关系趋于消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无从发现与体验，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临农村"（吴重庆，2001）。 　　（二）乡村社会外围关系的中轴利益化 　　至于乡村社会个体外围关系中的非亲属与非地缘关系，其本身就是利益导向的，与"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对应的"生人关系"（杨国枢，1992）、与"情感性关系"对应的"工具性关系"（黄光国，1988）等概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当前乡村社会家庭之外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利益"化。 　　乡村社会与经济结构变革的力量，使亲缘关系和生活共同体形成的跨越时代和空间的稳定社会纽带的基础瓦解，从而使乡村农民的信任不得不归属于抽象体系，而以货币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抽象体系无法提供个人信任所提供的相互关系或亲密关系，抽象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市场体系，改变了友谊的性质，因为抽象体系的惯例是没有人情味，没有道德观念（吉登斯，2000）。"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还勉强支撑着，但整个网络的道德体系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附着在网络结点上的道德要素发生了变化"，孝悌"之类的道德要求也都开始让位于"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陈柏峰，2007）。市场成为中国特别是乡村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后，失去了资源分配功能、"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Potter，1968：68）。因此，"当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利益的时候，特别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要不是来自这里的时候，其重要性无疑就会迅速下降，可以说，所拥有的资源的被剥夺，对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说，起到了一种釜底抽薪的作用，这种作用比起口诛笔伐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说，要更为有力得多"（孙立平，1996）。 　　与此同时，货币这种交换形式在乡村社会人情交换中的普遍采用，使"货币所包含的普遍主义对地缘和血缘的特殊主义的否定"（乐国安，2002：351）作用充分发挥，而随着村民个体经济能力的不断增强，在亲属范围内寻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减弱，原先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伦亲情已逐渐退居幕后，作为一切民间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实际趋向形式化"，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合作经营，一旦有什么利益冲突，照样视若路人"（吴重庆：2001），年轻一代的兄弟关系也越来越离散（陈柏峰，2007），村民们感到亲人间的帮助不如从前"真心真意"，有时对于亲戚的危难困境，村民也会"视而不见"，这令一些老年人长吁短叹不已（乐国安，2002：352）。更重要的是，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在乡村多年实施的结果之一，乡村社会关系外围中的血亲关系将大大减少，随着有较多外围血亲关系的一代人逐渐退出社会的主要历史舞台，乡村外围社会关系的利益化格局将更加纯粹。 　　改革开放的社会心理动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满足，利益动机、经济标准已无可置疑地成为乡村农民社会生活的准绳"，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村民们明显的价值取向，并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林聚任，2007：102）。可见，乡村社会关系外围中的亲缘、地缘关系已经松散化，并与原本就以"利益"为导向的非亲属关系同质化，①「前面所描述的"拜干亲现象的消失与老干亲关系的解体"，这种以"工具性目标"为导向的拟亲属关系现象的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亲属关系"的淡化。」"利益"毫无疑问地成为乡村社会关系外围的中轴。 　　（三）乡村社会内核关系的中轴情感化 　　家庭亲密关系包含着相互理解、共同享有的特殊信息史以及情感的交流，与维护自主和保持距离不同，这一亲密性和共同享有特殊信息的历史显然包含着信任，即不会在公众场合用相互袒露的信念和情感来损害家庭生活（埃德加，1995）。贝克尔注意到的"家庭理性"的某种特殊性，就是在市场中利己主义是普遍的，而家庭中利他主义是更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在市场上没有效率，但在家庭里是更为有效的（贝克尔，2004）。也就是说，在家庭内部关系中，行动者或者说家人之间是遵循"利他主义"原则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纯粹建立在真挚的情感和相互关心的基础上，因而也是最为稳固的。正是家庭亲密关系的这一特性，阻止了乡村社会关系的普遍利益化，从而形成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内核。 　　家庭作为慰藉、安适、爱和友情的来源，自始自终都是人类情感最密集、最深厚、最纯洁的场所，爱情和亲情是家庭所独有的，能产生出强大的亲合力，营造出亲切温馨和谐舒畅真挚的心理气氛，使人们对家庭产生强烈的归依感（刘茂松，2001）。而家庭中独有的密切关系是这些功能发挥的主要来源。乡村农民面对的是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变迁、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尤其是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利益化及进一步解体，使乡村农民们对泛泛的关系网不敢认同与信任，对核心关系网的依赖感增强（杨中芳、彭泗清，1999）；更重要的是，乡村农民们感受到的是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怀疑、孤独及焦虑，这些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压力与自我认同问题，使乡村农民们希望从家庭中得到心理安慰和感情补偿，需要在家庭中得到一种精神和体力的缓冲调节，于是家庭的情感功能得以强化（刘茂松，2001），家庭情感慰藉与心理支持方面的功能需求急剧上升。 　　因此，家庭的功能趋于特殊化，以满足家人情感需要为主，其余则由社会负担（陈功，2000）。 　　可见，乡村社会关系内核部分的形成，既是内核本身的亲密关系特性的无可替代抵挡了社会关系功利化的侵蚀，更是乡村农民自发应对外围社会关系利益化的结果。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使乡村社会关系外围利益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乡村家庭从"经济政治共同体"向"心理文化共同体"的转变（丁文，2001：158），乡村社会关系内核部分的中轴已经高度情感化了。 　　（四）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乡村传统社会支持网络向内核关系萎缩，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 　　乡村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是由家庭、亲属、朋友、邻居、宗族组织等个体关系与组织体系组成的。在传统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益化后，以情感维系主导的关系退回到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成员之间，外围的亲缘、地缘关系失去了情感维系纽带与义务感，在建房、喜庆等传统支持领域广泛使用的劳动力、物资、技术等社会支持形式，也基本上由市场化、社会化的商品劳务购买与利益获取形式所取代。因此，在缺乏利益支撑的条件下，这些外围关系无法发挥其原有的社会支持功能，个体间的社会支持范围缩小到家庭亲密成员之间。而乡村社会传统的邻里、宗族、宗教等非正式的组织支持体系，也受到了外围关系利益化的巨大冲击，如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超越宗法关系的私人利益交换及时地取替了亲情关照，从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特有效性（吴重庆：2001）。因此，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此使农民成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孙立平等，1998）。 　　可见，伴随着乡村社会关系外围利益化与内核情感化进程的是乡村传统社会支持网络在规模与功能上的萎缩，乡村社会生活的风险也因此大大增加，农民在获得相对自由的同时，丧失了组织的保护（孙立平等，1998），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大降低，甚至呈现"原子化"的局面（罗兴佐、贺雪峰，2004）。这些乡村非正式支持的萎缩，使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退回到家庭这一内核之中，惟有"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并未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显著降低，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性支持领域中表现尤其显著"（张文宏、阮丹青，1999）；在来自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同龄群等非正式的非制度化支持中"，家庭支持又几乎成为非正式支持的全部"（张友琴，2001）。因此，基于乡村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生活风险加大这一事实，有学者提出中国农村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需要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上"（孙立平等，1998）；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下降，则被公认为是目前乡村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程同顺等，2006）。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经过了市场多年的渗透，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内核部分的高度情感化。原来非常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结构高度简单化，而基于这些复杂的亲缘、地缘、姻缘关系组成的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萎缩、各种自组织的衰败，则将原本生活于各种村庄亲缘、地缘共同体之中的乡村农民赤裸裸地暴露在国家和市场之下，乡村生活的风险增加。 　　第一，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除内核部分与外围部分之间的边界比较清晰、很容易区分之外，已很难划分出乡村社会个体与学术界都认同的其他圈层界线，否则等于要在此空间格局中"确定一条不存在的界限"（翟学伟：2003），虽然在乡村社会个体关系系统的外围亲密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身份成员的相对关系是不固定的，即在某一个体关系系统中具有次亲密表现的关系身份在另一个个体的相似系统中则未必是，这种动态的格局显然很难与"结构"挂钩。第二，在乡村社会关系系统的内核与外围部分，关系的维持机制也发生了质的分化，在社会关系的内核部分，关系主要的维持机制是情感，而外围关系的维持则主要依靠利益。第三，传统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益化后，原来这些关系主体间的互惠性交换被纯粹的利益交换取代，在乡村社会个体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没有利益支撑的这些关系根本无法发挥传统的社会支持功能，从而导致这一支持系统大大萎缩，基于这些关系系统之上的各种自组织体系也随之崩溃，由此，在提高乡村农民的生活风险水平的同时，还降低了他们抵御各种生活风险的能力。 　　本文的结论使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关系利益化的程度与边界，在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与核算单位的经济细胞来推进乡村市场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被简单化，原来相对较弱的情感性关系纽带被斩断。这在促使农村传统社会支持网络大大萎缩、形成潜在社会保障风险的同时，还隐含了巨大的乡村认同危机，乡村农民们在失去了众多的亲缘、地缘社会关系之后，这些关系所叠加形成的强烈乡村身份认同也随之失去。因此，在乡村社会制度重建的过程中，乡村更需要也更适于建立以经济利益导向为基础、现代"抽象体系"为媒介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社会关系系统，如新乡村业缘组织、企业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社会保障组织等。这种乡村组织形式的变革，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尽量降低对传统伦理、情感关系纽带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利益关系纽带，以适应乡村市场化社会发展的未来。 　　对于上述结论，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内核与外围关系结构"是对差序格局的继承与发展。在差序格局的理论中，由于考虑了人情、伦理、血缘、地缘，也包括利益在内的多个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所有关系类型在这里可以依综合排序的不同，以社会个体为中心连续谱式地自内而外、自亲而疏地推及。可见，差序格局较好地解释了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与个体行动的结构性导向规律。但随着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影响这种差序格局形成的各种指标的权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影响人际关系的指标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经济利益；而有些则明显被淡化甚至被抛弃，比如传统伦理，因此出现了"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利益化"等修正的差序格局，从而使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出现了明显分化。早在1989-1991年市场体制还未确立之前，有学者就发现了这一分化的事实：东北农村呈现出这样的景况：由家庭成员及其近亲组成社会联系的核心部分，好友以及稍微远一点的亲戚组成一个更大的可靠关系网，各种远亲、朋友、熟人组成关系网的外围（阎云翔，1998；Kipnis，1997）。显然，这个三层式的关系结构已与费老所言的连续谱式的差序格局相去甚远，其层间关系分化已经比较明显，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内核与外围"结构，可以说是"差序格局"量变式分化而呈现出的一种极端性的质变结果：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从内核到外围是一个"情感减少、利益增多"的差序，但这种差序在当前乡村社会中出现了明显的关系维持机制的分化或分裂，从而呈现出两个而非连续谱式的内核与外围结构，而没有出现在传统乡土差序格局中的独立家庭单位，却成为了情感萎缩、利益渗透的最后屏障，并因此形成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坚固内核。可以说"内核-外围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持续分化的极端形式之一。 　　第二，"内核、外围关系"不能与"强、弱关系"简单对应。格兰诺维特根据概述关系特征的时间量、情感紧密性、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标准把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格兰诺维特，1999；Bian，1997），并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判断方法，即朋友圈子的重叠程度，当两个人没有关系时，他们的朋友圈子重叠程度最小，关系强时，重叠程度最大，关系弱时，重叠程度适中（格兰诺维特，1999）。格氏划分强弱关系的理论性与操作性标准，与"内核与外围结构"划分的标准——利益导向与情感支持在关系维持中的主导地位——相比较，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主要标准——关系维持的情感与利益机制——并没有体现在格氏的分类体系中；虽然格氏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可行的判断方法"，但"重叠程度大与小"的定性判断没有在强关系与弱关系之间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界线，而"内核与外围关系结构"的内核与外围之间的界线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基于分类标准、分类结果、分析层次不同，我们不能将"内核、外围关系"与"强、弱关系"简单对应。 　　第三，鉴于目前乡村社会个体的外围关系中确实还存在一个关系相对较紧密、情感色彩相对较重、利益相对较轻、稳定程度相对较高的次核心部分，我们也可以在乡村社会个体关系系统的外围部分划分出一个过渡区域。但这里要注意：一是这个过渡区域不是与内核-外围分类体系并列的一个层次，而只是乡村社会个体关系系统外围部分的一个子层次；二是这个部分边界是模糊而非清晰的，无法准确界定；三是这个部分的关系身份是流动而非固定的，今天这个区域的成员过一段时间可能已不在这个部分之中。乡村社会个体关系系统过渡区的设置虽然能较好地体现乡村社会外围关系系统的动态变化，但这个部分在整体上却是过渡性的，它是目前中国乡村社会市场意识不够深入、不够彻底、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产物，相信随着市场的较快渗透，这一过渡区的存在将很快不再明显，整个外围部分的关系将呈平面化而不是等级化结构，模糊化与不久将来的消失是它的未来方向。 　　第四，乡村社会关系"内核与外围"结构的提出，可能与部分学者的经验感觉不符，其中的原因：一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中国乡村的巨大差异性，特别是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部分地区，"内核与外围"模型或许还只是一种趋势，但我们相信，这种趋势很快将变成事实；二是学者们把"真实的乡村"置换成了"想象的乡村"（林聚任，2007：201），"一直是在与想象中的农村作战，记忆中的和想象中的家乡成为研究创作的基本源泉，家乡模糊的记忆是基础，唯智主义的建构与抽象的理论想象是创新"（徐晓军，2007：205-219），从而造成"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吴重庆，2001）的局面，需要进行后现代式的认识论上的"反思"，以更好地控制和消除在对象的建构中导致的扭曲（成伯清，2006：9）。 　　参考文献： 　　A.R.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卜长莉，2003，《"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第1期。 　　陈柏峰，2007，《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陈功，2000，《家庭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俊杰、陈震，1998，《"差序格局"再思考》，《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程同顺等，2006，《农民组织与政治发展：再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成伯清，2006，《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丁文，2001，《当代中国家庭巨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福柯，1999，《疯癫与文明》，北京：三联书店。 　　格兰诺维特，1999，《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第4期。 　　郭于华，1994，《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侯红蕊，1997，《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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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启福

徐晓军
　　男，197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城市社区研究。
　　主讲课程
　　1．主要承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主干课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理论》和选修课《农民问题研究》、《SPSS软件操作》的教学任务；
　　2．承担研究生课程《定性研究方法》、《SPSS软件操作（合作承担）》的教学任务；
　　3．曾承担文学院新闻学专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任务。
　　科研成果
　　《论原生态农村文化的现代风险与传承危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0期
　　《青年农民工城市发展现状分析及启示：以武汉市7主城区的问卷调查为例》，《青年探索》2007年第5期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新华文摘》2007年第19期全文转载
　　《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风险与危机》，《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8期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公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教育排斥与教育的阶层化》，《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教育学》（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
　　《城市阶层隔离与社区性格》，《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社区权力协调模式》，《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社会学》（人民大学复印资料）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
　　《农村孤儿现状及其救助体系——武汉市李集镇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2005年第4期
　　《论道德规范立法》，《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农业乡镇组织运作的双重机制》，《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对策：中部A省未成年犯调查》，《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社会距离与农民合作》，《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新华文摘》（摘编）2004年第10期
　　《转型期中国社会分配方式的变迁与阶层分化》，《河南社会科学》 2004年第2期；
　　《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人文杂志》 2004年第2期；
　　《城市社区福利影响因素及其改革》，《唯实》 2004年第9-10期；
　　《城市社区福利：现状及其改革——武汉市问卷调查为例》，《广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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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土家族女神崇拜看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小区走向阶层化：住宅规划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特征》，《武汉房地》2001年第5期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的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自杀，弱者的无奈选择》，《社会》2000年第9期
　　《论我国社区阶层化趋势》，《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编）2000年第3期
　　《论稳定社会中阶层间的封闭性趋势》，《社会科学》2000年第11期
　　《社区的阶层化及其机遇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社区阶层化的实证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0年第4期
　　《农村扶贫的十大误区》，《农业经济问题》2000年第3期
　　《社区走向阶层化》，《社会》1999年第8期
　　《原生态文化正在消失：全国16省农村文化状况调查》，《中国社会报》2006年10月20日
　　2007调查报告《我国公益文化设施免费开放问题调查报告》（提交财政部）
　　2007研究报告《财政支持我国公益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的政策建议》（提交财政部，被采用）
　　2007调查报告《在汉青年农民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提交团省委）
　　2007研究报告《关于政策支持青年农民工发展的研究报告》（提交团省委，被采用）
　　2007调查报告《湖北省企业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提交团省委）
　　2007研究报告《关于政策企业青年发展的研究报告》（提交团省委，被采用）
　　2007调查报告《网吧、网络游戏与青少年发展调查报告》（提交财政部、文化部）
　　2007政策研究报告《网络游戏对当代青少年群体的影响》（提交财政部、文化部，被采用）
　　2006调查报告《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现状与特点》被财政部采用；
　　2006政策研究报告《关于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报告》被财政部采用

代启福

很可惜，没有找到徐老师的照片，要是有那位前辈，老师，同学，朋友有相关照片，请您发出来与我们一同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