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村”:一个移民村落的想像、构建与认同
——河南邓州高山族村落田野调查报告
陈建樾 2006年3月13日 15:02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18. 61 %的大陆高山族人口聚居在河南省邓州市。作为一个移民群体,邓州的高山族在近三百年的落籍垦邓期间经历了一个“闽营化”、“邓州化”乃至“大陆化”的多重本地化过程。这样一个深具涵化意义的历史过程使得邓州高山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日渐迷失民族的文化表征。它在1983 年以来的族群性重建,又验证了一个弱势移民群体经由想像、认同而得以重新构建的图式。
关键词：邓州高山族“台湾村”
作者：陈建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 号,邮编100081 。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高山族人口有4461 人,其中946 人(约21. 2 %)分布在河南省,该省已经成为大陆高山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在河南省内,邓州市的高山族人口最为集中,有830 人,占该省高山族人口的87. 74 % ,占中国大陆高山族人口的18. 61 % ,由此成为大陆高山族第一市(县) 。河南邓州高山族的人口聚居程度远远超出了“大陆高山族基本聚居在福建”的经验性判断。为此,我们于2005 年4 月14 - 30 日对邓州高山族进行了调查。（注1）
一、邓州高山族的人口分布与聚居情况
邓州市地处河南省西南部,下辖3 个街道办事处,26 个乡镇,578 个行政村,总人口152万,面积2294 平方公里。邓州古称穰城,春秋时为邓国属地,秦朝时隶属于南阳郡之穰县,迨至隋时改称邓州,隶属豫州郡,金时为南京路,元时隶属河南江北道南阳郡,明清时隶属于河南布政使司南阳府,民国时为邓县。1948 年5 月邓县解放后,一度被分为邓县和邓北县,1949 年后沿用邓县名,1988 年撤邓县建邓州市。在1983 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当中,邓州的高山族人口仅有1 人,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100 人,到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便达到830 人。根据邓州市公安局户政科的资料,截至2005 年8 月底,邓州全市又有321 人已改为高山族成份,其他自报高山族的人尚未变更民族成份。在邓州27 个少数民族中,高山族人口排在回族、蒙古族之后,位居第三。
从乡镇分布来看,张村镇的高山族人口为609 人, （注2）占全市高山族总人口的73. 37 % ,占大陆高山族人口总数的13. 65 % ,在1990 - 2000 年的十年间人口净增长101. 5 倍。2004 年张村镇自报高山族人口1270 人,2005 年为1902 人,净增长多达632 人。
张村镇位于邓州市西北,下辖25 个行政村,总人口6. 2 万。该镇的高山族人口又集中在上营和冠军这两个彼此相邻的行政村内,其中,自报为高山族的周、林、蔡、黄、陈、张、许等七姓有1902 人(其中220 人已改为高山族) ,由此成为被媒体热炒的“台湾村”。此外,我们把与张村镇相邻的文渠乡谢氏也纳入调查范围。据文渠乡殷洼村高山族谢氏家谱记载,其祖先曾随黄廷屯垦邓州,当时, “本应分拨台湾村迪摩达奥麾下安居之,因慕义伯黄廷初筹划台湾村迤南、贯黄龙镇辟为台湾一条街,由番族聚落互市,故拨吾族于街之大门外,因后世连年征战,中原板荡,如是斯街终未成也。故公初率眷口兵丁于殷洼安营扎寨”。（注3）
张村镇和文渠乡聚居着“五里四十八村”的福建移民,故有“闽营”之谓,至今许多当地百姓还都自称为“营里人”。（注4） 而“闽营人”落籍邓州,又源于郑成功部将黄廷。黄廷字华明,福建同安人, “善战、持重,百战不败”,（注5）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留守厦门。康熙三年(1664) 黄廷归顺清廷,赐封慕义伯,康熙七年率部屯垦邓州。据载:“丁未(康熙六年) 部议分拨海上投诚兵移驻外省。先拨慕义伯黄廷驻河南邓州,随召承恩伯周全斌入京。遵义侯郑鸣骏病故,其子缵成袭侯。慕恩伯郑缵绪病故,其子修典袭伯。皆召入京归旗。其标下兵及别镇兵各给行粮,分驻于浙江、江南、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四川诸省,屯垦荒田,给其牛种,免其六年租税。将领或督垦,或拨在督抚提镇等衙门效劳。文官赴部候补。”（注6）另据《清实录》所载:“康熙六年丁未八月初七己卯令河南、山东、山西、江南、浙江见驻投诚官兵开垦荒地。自康熙七年始,每名给五十亩,预支本年俸饷,以为牛种,次年停给,三年后照例起科。”（注7）
“台湾村”高山族各姓自称分别隶属于黄廷统辖的上营、下营和尖兵营,并称其祖先为“台湾土番”。1979 年,出生于张村镇上营村,在邓县构林公社卫生院工作的陈朝虎（注8）在邓县城郊乡人代会期间找到同村的周庆选, （注9）商量可否改报高山族成份。1983 年,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当中,陈朝虎在“民族成份”一栏上填报了高山族,由此成为邓州第一个填报高山族的人。同年,邓县召开全县少数民族先进工作者表彰会,当地文化工作者涂征经过一番调查,先后撰写了《中原的“台湾村”》、《邓州有个“台湾村”》等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邓州高山族由此逐渐为外界所关注。但检诸史料,我们发现“台湾村”高山族的番社归属大多稽不可考,随明郑将领黄廷降清并落籍屯垦邓州之事更未见诸于正史和历朝官修志书,仅见于邓州“台湾村”高山族各姓氏的家谱之中。“台湾村”之称谓在官修志书当中自然也没有记载。
2001 年,张村镇上营村陈家的陈堂三发现陈氏家谱。2003 年6 月,上营村建立了写有“台湾村”字样的牌坊, “台湾村”由此名声大噪。2003 年6 月28 日,邓州市一次批准陈氏家族的49 户139 人更改民族成份, （注10）周氏、林氏、蔡氏等家族当中也有部分人改为高山族成份。
二、“台湾村”高山族各姓氏家谱与两岸间的交往
如前所述,邓州第一个自报为高山族的陈朝虎出身于“台湾村”的陈氏家族,而邓州高山族第一部被发现的家谱也同样出自“台湾村”的陈家。1989 年,陈氏家族朝字辈的陈云生（注11）在过世前把家谱留给其妻冯淑敏保存;1996 年4 月,冯淑敏因中风后大脑迟钝,遂把家谱交给其子陈堂三;2002 年,现任邓州文渠乡小学校长的陈堂三才开始在族内公开陈氏族谱。
从表2 (见下页) 中可以看到, “台湾村”高山族家谱的撰修以陈氏家谱为最早。《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为陈锦祺于同治六年(1867)“谨据(慕义) 伯府珍存闽营宿将传册”和“墓碣碑表”所修。谱载:“溯吾邓州垦屯冠军里上营陈氏族,发脉大海彼岸台湾孤岛,源于阿里山土番猎首族矣”;“始祖公讳依那思罗,台湾诸罗县阿里山土番猫地干社猎户籍”。（注12） 2002 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陈氏家族在其祖先依那思罗365 周年诞辰时重修祖坟,并请一直追踪研究邓州高山族的涂征依据陈氏家谱撰写碑文,立有石碑和祭坛的高山族墓园由此出现于邓州张村镇。在陈氏墓园重建的同时,由涂征撰写对联的“台湾村”牌坊也在张村镇上营村陈氏墓园附近建成。此后不久, “台湾村”高山族的族谱相继被发现,但这八部家谱的发现情况各有不同:有的藏于家中什物中,有的包有绸布,有的贮于木匣、竹箱或瓷坛中;随谱物品则分别有地契文书、木制姓名图章、黑色刻花陶瓶、《论语》和《孟子》、玉石扳指和银元“袁大头”等等。
“台湾村”高山族诸姓以周氏地位为最高。谱载,周氏先祖迪摩达奥(周殿卿) 为黄廷属下骠骑将军从三品官衔,在各姓当中位阶最高。周氏先祖曾经统辖其他各姓并“携吾台湾土番周、林、蔡、黄、陈、张、许等于冠军故城东南隅安营扎寨,统辖上营、下营、尖兵营一镇之兵力”。除陈氏家谱外,其余七姓家谱均有其他姓氏先祖的记载,但记述周氏先祖迪摩达奥(周殿卿) 行状最为详尽。蔡姓家谱当中称周氏先祖为“恩公”,“吾先祖初辟建家祠已供奉恩公神主焉”。陈氏族谱虽未记载周氏先祖之行状,但谱载依那思罗之孙女嫁给周氏家族第五代周正举。林氏则先奉周氏始祖为“外始祖公”,后又称周氏为“舅门”,可见周、林两族关系之深厚。
据族谱所载,林氏先祖“原居祖籍无文字且无姓氏,发祥世系无稽考矣”。周氏先祖迪摩达奥为凤山西山布农族恺感社酋长之子,因参与郭怀一起义围攻荷据热兰遮城遭荷军搜捕而匿于凤山东山昕善社,后被昕善社酋长收为义子,并娶该酋长之女布安尼为妻。林氏家谱尊周氏先祖为“外始祖公”。谱载,林氏第七代林玉佩娶“台湾村”周氏周清友之女周正敏。林氏“丁弱人单,蛛丝霜草,衍至八世,幸蒙舅门周氏抚育护养方人丁兴旺向荣”。
另据家谱载,邓州张村镇“台湾村”的张、许两家先祖实为同门兄弟,两家先祖墓园彼此相邻,祭祀家庙则合而为一。是故, “台湾村”的高山族乃有“八姓七家”之说。
检诸“台湾村”高山族七家八姓之族谱,惟有陈氏家谱中有关与台湾来往的记载最为详尽。该谱记载:“壬戌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集结兵力讨台湾,饬令黄部从征。众垦将士欢欣雀跃,意欲携眷口省闽。伯为弗误战机且慰人心,令参军郑儒宿领眷队尾随。惟公台湾番将,殊允马载二子列队于前。二子者,元勋、元杰是也。讨逆既捷,伯欲班师回邓,太祖母腋掩二孙泣留之,正投公怀,遂携二子拜见戛戛父老且登库巴谒祭祖灵,且付赎金令二子入籍。拜托兄嫂赡老抚幼,泪别登程,返邓数日□□,卧病而殁。……戊戌九月二十六日子时,始祖客卒邓州垦屯冠军里下营,享年七十有二,葬于家宅焉。”康熙二十一年,陈氏家族落籍垦邓之后第一次返还故里与台湾亲人相会,并把二儿子和三儿子留在台湾家乡。
距上述事件185 年以后的1867 年,邓州陈氏家族又一次与台湾家人会面,但与前次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在邓州。据谱载:“同治丁卯四月二十四日酉时,大队捻子经村东北去,倏一人寻入家室,操闽南语且黥面,诉称系台湾阿里山土番陈氏族人也。述始祖公身世,字字相投;仲祖元勋公番名曰思罗邓勋者,厥裔聚落今曰陈井寮;叔祖元杰公番名思罗坑(垦) 杰者,厥裔聚落今曰陈厝寮焉:彼系叔祖五世孙陈阿让是也。吾族闻讯惊喜相告,款诚待之,引其入祖茔致祭,蹲下合掌,念念有词,与吾祖遗礼仪无异矣。苦于军务在身,弗容滞留畅叙。吾辈相饯,竞凑盘费,嘱其日后回岛定代祭祖灵焉。”
“台湾村”陈氏家族的两度台海交往及有关记述,既为深入研究邓州高山族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日后的寻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就在本次田野调查后不久,曾经访问过张村镇“台湾村”的河南郑州台商吴天玺和吴昀容在台湾发现了陈氏族人的踪迹,2005 年8 月24日台湾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邹族一行到“台湾村”寻亲。（注13）
距张村镇“台湾村”不远的文渠乡谢氏,据其家谱记载,为“台湾半线东北隅泰麼族朴仔里社”的高山族。据载,施琅征台湾时,谢氏家族随黄廷到台湾,“瓦丹光前谢宗忠携妻眷十有三口分居台湾云林坪口湖寮”;迨至嘉庆丁卯(1807) 年,在台谢氏谢思九(番名亨鲁奇拉) 和谢应东(番名巴毛笃海) 叔侄二人护送邓州籍台湾知府高叔祥的灵柩回到邓州,两岸谢氏族人始得团圆。叔侄二人“同操闽南语”, “族众父老闻讯惊喜若狂,奔走相告,团围叙谈,争言不及,探听台湾亲人之境况。各户轮番请客,尊长称幼,实乃一家,亲昵无间”;“翌年春,叔侄二人登程返台,留下自故土携带佛手瓜种子数枚于吾处传播栽种,吾辈相饯,竞凑盘资,馈赠烟草绿豆芝麻种子赉台播种也。送行族群依依不舍,千叮咛万嘱咐:日后相互往来,共祭祖灵,共叙亲情。且遣族中三人送至沿海厦门目送之,搭船渡海,双方招手依依,其留恋之情无以言表”。
“泰麼族”这一族称是日据时期日本人类学家对台湾泰雅族的称谓,始见于佐山融吉的田野调查报告。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1929 年完成的大陆第一部台湾原住民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中也使用这一族称。（注14）
除上述家谱记载的两岸寻亲之外,当代“台湾村”的两岸寻亲则发生在黄氏家族。据黄氏族谱记载,黄氏先祖名为安达依鲁,汉名黄堦山。黄家现任族长黄子江(黄氏第十一代) 之堂兄黄伯瑛1949 年前远赴台湾后,黄氏家族由此成为当地严加监管的“台属”,族中子女上学、入伍均受限制。1978 年改革开放后,身在台湾的黄伯瑛恢复与邓州黄家的书信往来,并于1986 年前后绕经美国到南京与黄氏族人会面。从1990 年起,黄伯瑛先后邀请黄子林、黄承生、黄承举、黄承仓、黄承朋、黄海潮等邓州黄氏族人分六批到香港会面,每次赴港时间从两个月到九个月不等,其间黄伯瑛亦到邓州探亲小住。黄伯瑛和黄氏族人在香港时,住在黄伯瑛岳丈袁宝祥家,黄伯瑛除领黄氏访客在香港旅游数日之外,还安排他们在港打工,每日可收入近40 元港币,所挣工资均带回邓州翻盖房子,另带回一些旧衣服和“555”牌香烟分送族内亲戚。黄氏族人去香港探亲,感觉眼界大开,由此领悟到“人的幸福要靠自己双手奋斗”,但回来后大多仍种地务农。黄氏族人在香港探亲时,曾经与黄伯瑛商量是否改报高山族成份,黄伯瑛坚决主张不改,并说:“当大汉族多好!”1995 年8 月2 日,黄伯瑛因突发性中风导致败血性休克,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去世。（注15）
据黄氏族人介绍,黄伯瑛曾就读于黄埔军校,任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 年前率部到台湾。当地人普遍认定,黄伯瑛又名黄子华。（注16）经查证,黄子华系国民党军第12 兵团第85 军第23 师少将师长,1948 年12 月10 日在淮海战役前线的双堆集向解放军投诚并接受改编。黄子华曾撰写《第二十三师弃暗投明经过》一文,发表于《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 （注17）该书1983 年出版时,黄子华已经去世。在黄家实地访谈时,我们在黄伯瑛的《台胞访港证》(复印件) 上看到黄伯瑛的“别名”栏标注的是“ ——”(即无别名) ;而该证签发日期是1990 年12 月27 日。此外,我们在黄承仓1991 年8 月12 日申请赴港探亲的《申请》(复印件) 上看到:“叔父黄伯瑛,现年77 岁”;“全家八口人居住台北市内湖区新明路475 巷18 号,全家在台南经营茶叶煤气”。通过照片对比,我们发现黄伯瑛与黄子华二人在外貌上有明显的差别。由此可知,张村镇“台湾村”黄氏高山族的黄伯瑛根本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黄子华。
三、“台湾村”高山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张村镇“台湾村”高山族的非农经济十分发达,这主要是由于人均耕地较少和粮食种植收入低、赋税重。以林氏家族为例,该族共有107 户,493 人,人均耕地仅0. 7 亩。（注18）
“台湾村”的一项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废旧塑料的收购、运输加工和再转卖。“台湾村”的废旧塑料生意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 年前后,当时主要是为张村公社的社办企业塑料鞋底厂代收旧塑料以赚取差价。1976 年前后,因规模扩大,遂在上营村路边集中分拣打包,并开始雇用汽车运货。1978 年张村塑料鞋底厂停产,“台湾村”收购的废旧塑料转供南阳鞋厂。到1980 年前后, “台湾村”已经形成稳定的废旧塑料市场。1984 年,南阳鞋厂倒闭,“台湾村”的废旧塑料生意逐渐转向浙江、四川、河北、安徽、湖北、福建和广东等地。1988 年前后,“台湾村”就有人开始通过手机四处联络生意。1991 年蔡家和林家先后购买了农用小三轮,并形成废旧塑料收购、运输、分拣、再转卖的一条龙生意。从1993 年起, “台湾村”开始进行废旧塑料的再加工,废旧塑料经分拣后,通过机器融化挤出,再切割成塑料颗粒,在市场上销售。到1999 年前后, “台湾村”的废旧塑料生意逐渐由游商转变为在家收购、在家分拣、在家加工和在家转卖的坐商,交易结算方式也从过去的现金交易变为通过当地农村信用社的信用卡转帐,运输工具也逐渐变为“五征”、“跃进”、“福田”、“东风小霸王”等卡车。
在“台湾村”,塑料生意以林氏、蔡氏两个家族最大,其他姓氏或给其分拣,或为其收购、运输。林氏家族有30. 43 %的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其中11 户41 人专门从事塑料收购,3 户10 人从事塑料加工,11 户23 人开店经商,76 人在本地或到外地打工。除此之外,林氏家族还购置了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具9 台,专门在农忙时节通过代耕、代播、代打、代收来赚钱。
“台湾村”的另一项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外出打工,外出打工的人在村里所占的比例达到22. 87 % ,明显高于张村镇的其他村落,其中许氏家族的外出打工比例更高达31. 72 %。“台湾村”人均年纯收入30 ,000 元左右,为张村镇所辖各村当中最富裕的村落之一。“台湾村”张、许两家外出打工人员合计165 人,约占总人口的28. 25 %。张、许两家较少介入废旧塑料生意和开店经商的主要原因是远离公路、本钱较小和弄不懂多达104 种的废旧塑料种类。张、许两家族外出打工之处,南到广州,北到天津、北京,西到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东到山东,打工场所包括纺织厂、玩具厂、制鞋厂、服装厂、乳罩厂、空调厂、大理石厂,仅在西安批发市场拉三轮的就有30 多人。另一些人则专门开车运菜、调校油泵或从事电焊修理、建筑装修、销售电器(如在北京国美电器商店) 的工作,此外还有人开饭馆。由于外出打工收入稳定且没有风险,张、许两家族房舍建筑装修明显好于其他高山族姓氏,两家墓园的面积也较大且准备继续扩建。寒食节延请剧团唱戏时,周、林、蔡、黄、陈五姓联合出资,而张、许两家则单独出资加唱两天。
“台湾村”高山族各姓氏在经济上各具特点:林、蔡、陈三家以废旧塑料生意为主,张、许两家以外出打工为主,黄、谢两家以种地务农为主,而在周氏家族中,国家正式职工、外出打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分别占到12. 90 %、16. 12 %和13. 70 %。
“台湾村”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高山族在校生比例达到48. 57 %的上营小学,由于其教学楼年久失修,有50 %的教室被鉴定为危房,亟待修缮或改建。其次,“台湾村”地域内地下水为高氟盐碱水质,且出水量难以完全满足地方经济用水和人畜饮水的需要。再次,作为“台湾村”主体部分的上营村,其卫生所医疗器械陈旧老化,常备药品短缺,难以满足当地基本的医疗保障要求。（注19） 最后,废旧塑料收购、分拣和再加工产业存在着大量难以自然降解的固体废弃物,如不及早注意污染治理,将可能影响周边环境和人体健康。
四、“台湾村”高山族的语言与风俗习惯
在台湾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高山族各个族群之间的语言差异相当大:“番族平埔与高山不同,此社与彼社亦异,南、北、中路尤为大相径庭”; （注20）“番族语言各族不同,一族之中复再歧分,故其种类甚多……言语不通,则用手语,常有因此而发生误会,酿成斗争者”。（注21） 但在“台湾村”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分属于阿美、布农、卑南、邹的高山族,对某些亲属称谓,如父亲(爹) 、母亲(娘) 、姑奶(姑婆) 、姑姑、哥哥,却保留着十分一致的特有发音。我们在请教了曾在福建闽南话地区做过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之后,了解到这些发音与闽南话的发音十分近似。
“台湾村”高山族大多与汉人通婚。据老人回忆,新娘步入夫家时要头顶一个柳条编就、贴有八卦图案的草筛子,脚踏红毯,以辟邪保佑平安,当地俗语曰“八卦罩顶,红毡铺地”;新人拜天地的“天地桌”置于院内,桌上放一只斗,斗内分别装入镜子、秤和黄豆(也可用包谷代替黄豆) ,斗外四角分别放置青皮鸭蛋以象征蛇胆。待拜过天地后,新人要把草筛子悬挂在堂屋房顶上,过三天后取下,把上面的八卦图烧掉,以求红红火火。此婚俗据说在1958 年后便不再延续。值得玩味的是,在闽南民间婚俗当中同样有一个筛子。新娘下轿时,脚不踏地,要踩着铺在地面上的米筛、红布袋或草席进入厅堂,以免带有“邪煞之气”。牵新娘入门者用米筛或雨伞遮盖新娘头面,使其不见天日,有“避煞之效”。（注22）
“台湾村”高山族有“跳棺”的丧葬习俗。棺椁横放于中堂之前,尸体头部朝左。出殡当日夜里,孝子要一手执纸制雨伞,一手执纸船(船上写有较早去世的撑船艄公的名字) ,如逝者是女人则手执纸制轿子(轿上写有较早前去世之轿夫的名字) ,身背装有冥币的纸制包袱,冥币上写有孝子名字,包袱上写有“背包袱人×××”(本族内稍早去世者的名字,此人应与棺内人关系良好) 。孝子装扮好以后要从棺材上跳来跳去,嘴里念念有词道:“爹(妈) 呀! 回去吧! 回到大洋(海峡) 彼岸,那里有阿里山! 那里有日月潭……”。（注23） 这一风俗与闽南丧俗当中的“跳过棺”十分近似,惟后者特用于有意续弦的男子。如死者为女方,男方拟再娶,则背上包袱,手持雨伞,从棺上跳过,同时口唱“跳过棺,走过番”。（注24）
跳棺之后还要“送程”。半夜子时,孝子及其族人要一起把棺材抬出家门,棺下放一木板,意为让死者漂洋过海。出门时,要将死者的脚放在前面,即所谓“小头朝前,大头朝后”。棺材行至十字路口时,孝子要跪下并把雨伞、包袱和纸船烧掉。在“送程”时,外姓旁人不得参加。孝子和族人一路均不哭泣,但嘴里要小声唱咏送葬歌。烧完雨伞、包袱和纸船后,孝子要面朝东南叩头(但不作揖) ,此即当地民谚所谓“孝子头,满地留”。当地汉人死后,孝子要告知城隍,即所谓“报庙”,而“台湾村”高山族则不“报庙”。“送程”之所以选在子时,也是害怕城隍阻拦,故也称为“偷送程”。“台湾村”高山族的下葬及祭祀习俗与当地汉人略有不同:在下葬前一天,孝子要用木柴烘烤墓穴“暖坟”。下葬后,孝子回家时不能回头,回家后才能哭。下葬后逢七上坟敬香、烧纸,坟前摆供点有红色颜料的“红顶馍”,请戏子唱戏,请和尚或道士念经超度亡灵。（注25） 在闽南习俗当中,红顶馍类似于“红龟稞”,惟后者包有馅料而已。“吉凶事,皆用‘红龟稞’;台语‘龟’若‘居’, 取‘居财’之意也。”（注26）
在“台湾村”,高山族各个姓氏的丧俗皆大同小异,各姓“跳棺”时所唱送葬歌的曲调和歌词格式也基本一致,且都提及“阿里山”或“日月潭”。周氏把“跳棺”喻为“回凤山”,其送葬歌的歌词为:“爹(妈) 呀,回去吧! 回到台湾凤山,那里有密林,山也青水也甜,列祖列宗盼团圆。”陈氏送葬歌为:“爹(娘) 呀,回去吧,回到大洋(海峡) 彼岸吧! 那里有大山,有日月潭。”（注27）足见阿里山或日月潭已经成为“台湾村”高山族重要的乡土标识。
在年节习俗上,北方汉人把腊月二十三视为小年,江南多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邓州“台湾村”虽地处江北,但循江南习俗,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相传黄廷率部抵达邓州屯垦时,恰是腊月二十三晚上,因此邓州高山族把腊月二十四视为小年。而陈氏先祖依那思罗之所以改汉名为陈年,亦源于此。但我们注意到,把腊月二十四视为一年之始,也是闽南人的习惯,徙台闽南人亦沿袭此习俗。《重修台湾府志·风土志·岁时》记载:“腊月二十四日,各家拂尘。俗传百神将以是夕上阊阖谒帝,凡神庙及人家各备仪供养,并印幡幢、舆马仪从于楮上焚而送之,谓之‘送神’。至来岁孟陬四日,其仪如故;谓之‘迎神’……凡此岁时所载,多漳、泉之人流寓于台者;故所尚,亦大相似云”;“汉人用此礼,土番无也”。（注28）
“台湾村”高山族与当地汉人的饮食习惯大抵相同,都饮白酒,喝绿茶,喜食芝麻叶热汤面, （注29）待客时多以饭碗沏茶,以碟盛酒。尽管邓州本地不种植稻米和小米,但我们在周氏家族中发现有自家酿制的小米酒,在张、许两家合祀的家庙前还见到一只舂米的石臼。
与周边村落相比, “台湾村”除了牌坊之外,最鲜明的当属冠之以“高山族风情园”的墓园。“台湾村”高山族墓园分布于公路两侧,路西南是陈氏墓园,路西北是张氏、许氏合祀墓园,路东是蔡氏、周氏、林氏墓园以及黄氏墓园。每个墓园都有高高的圆锥形坟丘、记载家族由来的石碑以及放置祖先牌位以供祭祀的家庙祠堂,在石碑前亦有用以祭祀的水泥祭坛和画有蛇及牛头的五彩图腾。在规模最大的蔡氏、周氏、林氏墓园中,建有迥异于本地建筑风格的“台湾阁”建筑和“高山始祖”雕塑。
邓州高山族的特殊节日是每年农历三月九日的寒食节。据说在荷据时期,台湾有一家高山族为挽救整个部落而牺牲了全家八口的性命,此后其他高山族人在这一天不在白天开伙吃饭,以为纪念。（注30） 现在邓州的高山族在寒食节这一天聚会团圆,燃放鞭炮,烧香祭祖,同时各家族共同摊钱延请剧团在墓园搭台唱戏,附近的小商小贩也聚到这里贩售商品。
“台湾村”高山族大多信奉妈祖,有些还将妈祖塑像置于正屋祖先牌位正中供奉,在调查中我们还看到在祖先牌位后的墙上贴有介绍妈祖的报纸复印件。但在实地走访和入户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高山族家庭因生病、无嗣等原因转而信奉基督教和佛教。流行于闽南地区和客家族群的妈祖崇拜,显然与高山族的原有宗教信仰不相符合。邓州“台湾村”高山族所述所习之风俗,在清季台湾文献的“番俗”记载中难觅踪迹。这些习俗应为“闽营”文化生活环境和邓州本地习俗作用的产物。
五、涂征与“台湾村”高山族
涂征出生于1947 年,字凝公,现任邓州市政协委员。涂征与“台湾村”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在历史上,涂氏家族之于“台湾村”高山族,曾有救命之恩。据周氏家谱记载,迪摩达奥(周殿卿) 之岳父本恺感社酋长,其妻在番社生产之后跨海寻夫途中“遇匪劫持,蒙义兵首涂孝臣者解救”;涂孝臣后在黄廷属下任都督佥事屯唐河。据访问过涂征的涂月超记述,涂孝臣乃涂征的先祖。（注31）
1964 年,涂征在邓县冠军小学教书,许多高山族孩子都是他的学生。此后,涂征又调入由“台湾村”人黄承林任团长的邓县“毛泽东思想文工团”(县剧团的前身) 。1983 年涂征在借调邓州市台办工作期间,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介绍邓州高山族的文章《中原的“台湾村”》。在此之后,涂征以“凝公”的笔名与其子涂重航先后在《台声》、《中州统战》、《中州今古》、《寻根》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介绍邓州高山族。
如前所述, “台湾村”的第一部高山族家谱公布于2002 年,但该部家谱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早在1983 年10 月就已经刊发在涂征的文章当中,足见高山族落籍邓州的故事在当地早有流传。涂征的文章写于陈氏家谱发现之前,系依据陈氏族人的历史记忆写成。经与2002 年底发现的陈氏家谱相比较,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显然与陈氏族人历史记忆的模糊有关。
由于当地高山族文化水平有限,各姓族谱的解说、阐释以及各姓墓园的碑文撰写也都是由涂征完成的。把高山族墓园定名为“高山族风情园”也是涂征的创意。2003 年6 月,周氏家族的周天元等人与涂征到厦门大学拜访长期从事高山族研究的陈国强教授,惜陈教授因重病在身未能与涂征谋面。此后涂征等人依据深圳“锦绣中华”缩微景区和“中华民俗文化村”内高山族的干栏式建筑和高山族塑像,在“台湾村”仿建了“台湾阁”,并请市文化馆依据深圳照片塑造了“高山始祖像”。（注32） 依照当地风俗,塑像“装灵”应该在鸡不叫、狗不咬的子夜后、凌晨前,由德高望众的本族长者手执男童溺尿、明镜等物品装入塑像的“神体”,但当地高山族一致公推涂征代为“装灵”。（注33） 涂征在“台湾村”高山族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六、结语与讨论
相对于黄廷降清的五千铁甲和落籍垦邓的“三千兵马”（注34）而言,“台湾村”的高山族显然是微末一芥。在三百多年的落籍屯垦期间,“台湾村”的高山族经历了一个“闽营化”(闽南化) 、“邓州化”(河南化) 乃至“大陆化”(汉化) 的多重本地化过程。这样一个深具涵化意义的历史过程又使“台湾村”的高山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日渐迷失民族的文化表征。陈朝虎高山族身份的申报和陈氏家谱的发现,无疑成为“台湾村”高山族从族性迷失走向族性张扬的一个转捩点,来自“台湾村”之外的各方面的关注又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反身追寻和张扬光大的进程,而民间知识分子在其间的阐释与构建更引发了“台湾村”高山族族属意识在更大意义上的想像、构建和认同。
一般而言,一个族群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其特质文化的发扬光大总是与多元互动的族际交往环境密切相关的。但对于一个移入异质社会文化的弱小族群而言,它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族性的张扬,而是族性的隐匿。惟有融汇入主流社会并获得有效发展的空间之后,它才有可能开始逐渐回味、显示乃至张扬那些曾经因生存需要而被主动藏匿起来的群体文化特征。这个从主动隐匿到主动找寻的族群性重生(Resurgence of Et hnicity) 过程,几乎是所有弱势移民群体不得不经历的过程,也是被概括为所谓“汉森定律”的一种现象,即“子辈们试图忘记的,正是孙辈们希望记取的”。（注35）
事实上,无论是子辈的“试图忘记”还是孙辈的“希望记取”,其内在的动力都不外乎“利益”二字:前者着眼于生存,而后者则着眼于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弱势移民群体在异质文化中解决生存问题之道,首先是大量地与当地人通婚,其次是通过主流社会的考选机制来博取功名,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在遗忘群体特征这一前提之下的。在“台湾村”所有的清制功德碑上,都没有族属来源的记载,而在家谱中我们又发现了大量的通婚记录,这恰恰就是他们不断地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的真实写照。
“台湾村”高山族融入主流社会的历程至少到清朝末年尚未彻底完成。以到同治年间已“衍至八辈”的陈氏家族为例,陈阿让的造访虽然使陈氏家族开始“怀祖德泽、仰慕神伤,今据墓碣碑表、称主神龛,略纂家乘”,但修谱者却在家谱序言叮嘱后辈“弗必付梓,慎存传世”。一个弱势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艰难与困窘,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历代邓州地方志都没有关于“台湾村”和高山族的记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高山族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消融、同化以至于消弭于无形当中。
以1983 年陈朝虎申报高山族一事为标志, “台湾村”的高山族才真正开始“权且上治祖祢之尊尊,下之子孙之亲亲,承缵世统,启迪后冀”(陈氏家谱语) 这样一个族群性重生的历程。由于子辈融入主流社会的时间已经太久,自己的传统忘记得太多,孙辈们自然要通过想像来进行某种构建,以满足其“自立愿望”。（注36）“台湾村”高山族这种不再愿意被同化的“自立愿望”,首先来自于中央政府以1982 年宪法为标志的民族政策调整和诸多优惠政策的出台,其次也来自高山族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接续发展的利益驱动,最后还来自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特别关照。
由前文可知,在陈朝虎申报高山族之初, “台湾村”高山族的历史记忆并不清晰,但通过民间知识分子的中介工作,特别是在家谱发现之后,原先早已模糊不清的历史记忆又逐渐趋于清晰,一个更加精致化、系统化和日常化的群体文化由此得到创设,并经由群体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使群体的认同得以重新实现,群体的再建构也由此得以实现。这种重生的族群性较之过去更加张扬,这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心态, “仿佛只有以极端之姿态拥抱它,支撑我们的土地才会坚实”。（注37）
“台湾村”高山族村落的产生及其发展,都验证了一个弱势移民群体经由想像、认同而得以重新构建的图式。与“闽营”或邓州的地方文化相比,这种被系统化构建的群体文化显然具有高山族的某种文化特质,但却不是一个全然与原型文化相对应的文化形态。我们知道,在大陆被称为高山族的台湾原住民目前被分为12 族,各族之间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都彼此不同,但这个原本多样化的文化特质在“台湾村”却被人为地整合成所有高山族的共同文化,这显然是长期本地化和“闽营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某种具体的现实利益驱动和经由民间知识分子想像与构建的结果。
注释：
注1：本次调查得到邓州市诸多部门(如市委、统战部、台办、统计局、档案局、民政局、方志办、公安局、张村镇党委、文渠乡党委) 以及涂征同志的支持和协助,特别是得到统战部王杰敏、沙海波两位部长和武福生、丁英浩等人的很多具体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注2：参见邓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邓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2002 年) 。
注3：《台湾泰麽族邓州垦兵籍曲河官兵里谢氏族谱》。
注4：参见杜世伟:《河南邓州高山族“闽营”背景初探》, 《民族研究》2005 年第5 期。
注5：(清) 刘献廷、王士禛、钮:《广阳杂记选》(台湾文献丛刊第219 种) ,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版(以下该丛书出版项均为此) ,第32 页。
注6：(清) 彭孙贻:《靖海志》(台湾文献丛刊第35 种) ,第71 页。
注7：(清)《大清圣祖仁(康熙) 皇帝实录》卷23 。
注8：陈朝虎,1960 年农历八月初四生,1978 年考入南阳中医药学校,1981 年毕业后在邓县构林公社卫生院中西医结合科工作,现在邓州市人民医院工作。
注9：时任邓州城郊乡工商所所长,周氏族长。
注10：邓州市公安局户籍科科长张新跃访谈记录,2005 年4 月22 日。
注11：陈云生取名的时候,家族已经记不清楚辈分的字了,由此可见其历史记忆的模糊。
注12：参见郝时远:《河南〈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考辨》, 《民族研究》2005 年第5 期。
注13：参见乔伟峰:《寻亲:从南阳到台湾阿里山》, 《大河报》2005 年6 月1 日;乔伟峰:《两岸高山族永远一家人:数位台湾原住民在邓州祭祖,与南阳台湾村人共话亲情》, 《大河报》2005 年8 月25 日。
注14：参见杨允言:《分类问题探讨》, (台湾) 资讯技术与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 (台湾) 大汉技术学院,2001 年;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著、蒋炳钊编:《天风海涛室遗稿》,鹭岛出版社2001 年版;陈国强:《高山族名称沿革考》,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版。
注15：黄子江、黄建青、黄承仓访谈记录,2005 年4 月18 日;黄伯瑛之子黄国庆致邓州黄氏族人信函,1995 年8 月28 日。
注16：据陈朝虎说,黄子华是国民党的军长,由此足见此人事迹在“台湾村”传播甚广。陈相福访谈时陈朝虎的插话,2005年4 月16 日。
注17：参见黄子华:《第二十三师弃暗投明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
注18：“台湾村”林茂恩访谈记录,2005 年4 月18 日。
注19：参见张村镇上营村村委会和村支部:《张村镇台湾村基本保障条件建设建议书》,2005 年4 月。
注20：台湾纂修通志总局: 《修志事宜十四条》,转引自(清) 卢德嘉纂辑: 《凤山县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第73 种) ,第14 页。
注21：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著、蒋炳钊编:《天风海涛室遗稿》。
注22：参见林剑华:《“有理有数”与“有年有节”》,九州出版社2002 年版,第41 页。
注23：沙海波(蒙古族,中共邓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台湾村”情况简介》,2005 年。
注24：参见何锦山:《闽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6 页;福建《平和县丧礼》,
http://www.sinoct.com/hometown/homeshow.asp?id=6854 。
注25：据《邓州市志》记载,道教和佛教分别在唐玄宗时和北魏孝文帝时传入邓州,迨至民国后期,邓州的佛教活动基本停止。又据《中共邓州市历史》记载,1949 年之前,邓州以道教最为普遍,“庙观林立,并以庙宇之名确定为不同名称的‘社’、‘道’,各设社长或道长1 人”。参见王复战主编:《邓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659 页;中共邓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邓州市历史》(第1 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10 页。
注26：(清) 刘家谋:《台湾杂咏合刻·海音诗》(台湾文献丛刊第28 种) ,第24 页。
注27：周庆顺访谈记录,2005 年4 月17 日。
注28：(清) 周元文纂辑:《重修台湾府志》(台湾文献丛刊第66 种) ,第244 、242 页。
注29：将新鲜的芝麻叶揉制后煮就的芝麻叶热汤面,是张村镇的特色食品。揉制好的芝麻叶和小磨香油(本地人称“小磨油”) 也是当地用以馈赠亲戚朋友和客人的土特产品。
注30：陈朝虎访谈记录,2005 年4 月16 日。
注31：参见涂月超:《台湾村之行纪实七·几朵花絮》,《大河论坛》网站,
http://vcom.hnby.com.cn/dhbbs/dispbbs.asp?boardid=194&replyid=136163&id=136163&page=2&skin=0&Star=5。
注32：邓州张村镇“台湾村”周庆顺访谈时涂征的插话,2005 年4 月17 日;张村镇、文渠乡入户访谈期间涂征的介绍,2005年4 月17 - 21 日。
注33：参见涂月超:《台湾村之行纪实五·民间学者:涂征》, 《大河论坛》网站,http :/ / vcom. hnby. com. cn/ dhbbs/ dispbbs.asp ? boardid = 194 &replyid = 136163 &id = 136163 &page = 2 &skin = 0 &Star = 4 。
注34：参见沙海波:《“台湾村”情况简介》。
注35：参见Marcus Lee Hanson , The Problem of t he Third Generation Immigrant ,转引自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年版,第88 页。
注26：参见A. Poltes , The Rise of Et hnicity : Determinant s of Et hnic Perceptions Among Cuban Exiles in Miami , 转引自[日]广田康生著、马铭译:《移民和城市》,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71 页。
注37：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美]班纳迪克·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台湾)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9 年版,第ⅩⅩ页。
原文出处：《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文章来源：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www.sachin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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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2-21 10:1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