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众社会理论中“大众”概念的不同义域【转载】标签：
社会2009-09-05 22:25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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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与中国语境所用意义不同的是，“大众”概念在现代西方理论传统中具有负面意蕴。本文借助西方大众社会理论，系统梳理了这一概念的负面意涵，指出该理论对大众的操纵意图。在批判继承该理论基础上，提出“群众”与社会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
关键词 大众 大众社会 现代性
“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在西方诸多社会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其《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一书中认为，它是当时西方世界里，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①该理论以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而著称，是西方现代性批判谱系中的一种重要理论形态，但令人遗憾的是，大众社会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基点却是建立在对“大众”人的鄙视性态度上，从负面意涵上使用“大众”概念的。对大众概念负面意涵的理解，是我们进行相关西方著作研读和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鉴于此，本文借助西方大众社会理论视域，厘定现代西方思想传统中“大众”概念的负面意涵。
“大众”概念社会意义的出现
“大众”概念对应的英文单词是mass（复数形式masses），在汉语界，该词也被翻译为“群众”。当然，mass无论是被翻译成“群众”还是“大众”，作为一种概念或者名称，它所指称的社会成份是无差别的，即都指一个民族中处于社会中低层的大多数人。但作为一个涉及文化和社会的词汇，mass概念的复杂性又使得这两种看似相差不大的翻译形式变得不是那么无关紧要。Mass在学理上具有多重意涵，包括正面的、负面的和中性的。这些多重意涵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使用者或隐或显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取向。英国文化思想家与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此认为，“在许多保守的思想中，它是一个轻蔑语，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一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②不同政治取向的使用者赋予该词截然不同的意涵，这也体现在该词的翻译过程中。按照威廉斯的观点，翻译为“群众”的masses在许多社会主义革命者那里具有正面意涵，从属于积极活跃的革命传统，革命者一般把“平民百姓”视为一起奋斗的masses，并把masses作为一种目标，看作他们服务的对象，但“大众社会”中的mass却具有非常明确的负面意涵，它是作为一个轻蔑语使用的。从此意义上看，在汉语界将mass society翻译为“群众社会”并不妥当。
为更好地梳理“大众”概念的负面意涵，我们首先看mass概念的历史渊源。根据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的考察，mass是一个从15世纪起就一直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历史演变中它曾形成这样几层意涵：（1）没有定型的、无法区隔的东西；（2）一个浓密的集合体；（3）物理科学、绘画与日常用法里表示中性意涵的“一堆、大量”；（4）宗教所里特指弥撒。大约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mass作为轻蔑语称谓的社会意涵开始出现，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一意涵逐渐明确起来。革命或公开的社会冲突期使mass获得“国民群起反抗的”重要意涵，他认为，直到1830年左右，mass才成为政治上表示公开鄙视或恐惧的通用词汇。按照他的介绍，政治上表示鄙视或恐惧的词汇，最初并不是mass。在16与17世纪，这个词主要由multitude代表，与mass相比，该词更强调多数的意涵，从18世纪起它又由mob代表，19世纪初期，mob意涵变得相对专门化，意指一群桀骜不驯的群众，在这之后，该词汇才逐渐固定到mass上来。从他的这番考察看，法国大革命在mass社会意涵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关键词》一书中，威廉斯将mass的社会意涵与工业革命相联系。他认为，mass作为一个通用词“与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的关系似乎是明显的”。他引用盖斯凯尔（Gaskell）在1833年的著作《英国制造业人口》一书中的记载：“蒸汽机的发明让人民聚在一起，使得人口变得稠密（dense mass）”。③在另一部著作《文化与社会》中，他认为大众是有三个社会趋势的汇合确定其意义。第一，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是人的实体的集合，由总人口的增加而加强，并且与不断的城市化齐头并进。第二，工人集中于工厂，也是一种实体集合，是机器生产必然会造成的趋势，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的集合，是大规模的集体生产的发展必然会产生的劳动关系。第三，上述趋势所造成的结果是一个有组织的，而且能够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集合。④威廉斯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他对大众与工业革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阐释。当时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虽然是大众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末期，按格莱斯顿的看法，the masses与the classes是对立的。
从mass概念的历史考察中看，“mass”概念的社会意涵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新意涵。它的出现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社会基础不再是“人们”而是“大众”。“大众”人一经诞生，就成为19世纪许多思想家、美学家、艺术家笔下的描写对象，“大众——再也没有什么主题比它更吸引19世纪作家的注目了。”⑤雨果指出：“在那丑陋骇人的梦中，双双到来的夜晚与人群却愈见稠密；没有目光能测出它的疆域，黑暗正随着人群的增多而越来越深。”⑥波德莱尔发现：“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花絮中呼吸，机体组织里渗透了白色的铅、汞和种种制作杰作所需的有毒物质。”⑦恩格斯也曾这样描述19世纪伦敦社会的“大众”：“像伦敦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有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行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使人可怕。”⑧20世纪以后的霍克海默、阿多诺把他称之为“自愿的奴隶”，马尔库塞则把他看作是“单向度的人”，海德格尔用“常人”来称呼他，萨特把他看作是“他我”，即“我是别人认识着的那个我……因为他人的注视包围了我的存在”。⑨
按照阿兰·斯威伍德的看法，“大众”在社会思想里的产生，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后出现的社会状况有关，如大规模的工厂组织模式、商品的生产、都会地区稠密的人口、都市的兴起与扩张、决策过程的集权化、四通八达的复杂交通网络，以及工人阶级有了投票权以后，大众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大众”这个词语也暗含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即在这些经济与社会状况发生大规模变化后，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种种社会关系已经四分五裂，此时，新起的资产阶级企图另创新猷，以合于世俗并且极为理性的理念，如民主、平等与物质主义等等，作为使其支配地位合理化的基础。他同时也深刻地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之内，新起的资产阶级在其尚未巩固其权位之前，‘大众’这样的词语就已经在社会思想里诞生。”⑩从他的观点看，“大众”概念契合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形态诉求，表明现代社会是一个众生平等的自由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使传统社会的尊卑贵贱之别都被“夷平”了；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大众”人，却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对抗力量而存在的，尽管资产阶级是借助大众力量才取得统治权的。
大众社会理论中“大众”概念的不同义域
“大众”的形成是历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相应地，人们对“大众”的认识也是随现代性发展而历史变化的。从最初把它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对其特点进行自发的描述和总结，到随后对其本质，对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作用发挥的思考，无不受人们观察视角、政治立场和理论传统的影响。
大众社会理论正是在对“大众”的批判性认识中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该理论以18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埃德蒙·柏克为鼻祖，受柏克《法国革命论》中批判“无知大众”的影响，欧洲保守主义者和某些自由主义者逐渐发展出在西方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大众社会理论。对大众社会理论作出贡献的思想家包括托克维尔、克尔凯郭尔、滕尼斯、尼采、迪尔凯姆、勒庞、西美尔、奥尔特加、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阿仑特、曼海姆，以及美国理论家里斯曼、贝尔、科恩豪泽、布鲁默等人。总体看，在大众社会理论视域中，“大众”是与“贵族”、“精英”相对立的范畴。大众社会论者往往以知识贵族、政治精英自居，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民众。他们描摹大众的原型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穿梭于城市奔波于工厂的劳工阶级、整个19世纪一次次聚集于巴黎街头的起义者、骚乱者，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以及丧失革命热情的工人阶级等。具体说，大众社会理论主要是从这样几层含义上使用“大众”概念的：
第一种含义，大众是“无定形的过往人群”，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生产生活模式下产生的一种新类型的人。19世纪中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人们逐渐从传统的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僵化的社会制度中解脱出来，涌向机械而又单调的工厂，在庞大而杂乱的都市中开始了新的生活追求，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人开始出现。这层含义上的大众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数量意义或者视觉意义上的。正如20世纪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奥尔特加所言，组成大众的个人以前就已经存在，但他们并不是作为“大众”存在的，而是以小群体方式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彼此相互隔绝、生活方式各异。现代性发展使他们作为一个聚合体在一夜间崛起。他们大规模地集中在大批量的机械化工业生产体系上，潮水般地涌动在都市街道和各种文化场所，拥塞在挤满了人的足球赛场或廉价销售的商品前。都市生活中人多聚众的拥塞状况，被他称为“凝聚”的事实。
其次，大众是转瞬即逝、无明显人格特征的人群聚合体。大众是一个暂时性的聚合体，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阶级概念是对立的。大众始终处于集中和流动的动态过程中，没有固定的人员构成，也不会有明显的人格特征，是一种“无脸的存在”。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把大都市的巴黎描述成一个庞大的社会蜂巢，是“匿名大众的场所”，其中大众人是孤立的、转瞬即逝的，因此也是无人格特征的。布鲁默从社会互动论出发，对聚众（crowd）、公众（public）、大众（mass）三种群体进行了界分。他认为，“聚众”是很多个体受某一共同事物(如街边斗殴)吸引而形成的临时群体，个体间互不认识，相互没有理性的传播，而只有情绪的相互感染。群体内没有任何组织，吸引他们的临时性事物一消失，这个群体也就消失了。“公众”是指这样一个群体：(1)他们共同面临一个议题；(2)他们对如何处理这个议题有争议；(3)他们就议题之解决展开讨论。这种讨论是相对理性的，是舆论形成的核心。“大众”则又完全不同，它是由很多差异很大、相互匿名、很少交往、分散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域内的个体的集合，它内部没有什么组织纽带，也不具备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11］他把观看银幕的个别观众看作是“孤立的、超然的、没有人格特征的”大众，认为他们“没有社会组织，没有风俗和习惯的实体，没有现成的规章和礼仪，没有组织的情感团体，没有身份角色的结构，也没有现成的领导。”［12］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无定形的过往人群”。
再次，大众人彼此之间缺乏任何有效的联系，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人群聚合体。大众的存在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有机”存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缺乏有效的道德整合形式，大众彼此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纯粹契约性的、抽象的、个别的联系，但从总体上来说，其关联只能像物理或化学复合物中的原子一样相互联系，缺乏任何有意义的或者在道德上的紧密联系。他们越来越多地自行其是，越来越少地能找到具有相同价值标准的社群或公共机构。成批的大众人就像落寞的原子，他们隔绝、疏远，虽大量散布于社会，以各种专业方式相互依赖，但缺少中心统一的价值观和目的；彼此间互不了解，缺乏实质性联系，不组织起来实现任何目标，也没有任何固定的成员。在里斯曼笔下，他们就是“孤独的人群”。
最后，大众是同质性极高的人群聚合体，具有“千人一面”的形态。克尔凯郭尔、尼采包括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报刊、收音机、电影等大众传媒有助于形成同质化和整齐划一的人群——“大众”。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人只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其形成往往意味着他们在欲望、趣味、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完全一致。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描述了他们在工作、消费以及消遣娱乐上的同质性。乘坐汽车、地铁、公共汽车或火车等交通工具，一起“流”进工厂和办公室；按照专家制定的工作节拍、方法、不紧不松地一块工作；闲暇时间读同一种报纸，听同样的广播，欣赏同样的电影。［13］这种完全相同的生活与工作节奏成为大众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此含义中的“大众”更多表现出一种自发性、暂时性、同质性的表象特点。它特别强调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心性状况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后果。
第二种含义，大众是一个心理聚合体。这主要是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勒庞的观点。勒庞认为不管构成群体的个人在种族、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上相同还是不同，仅从他们变成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的集体心理。大众首先是一个暂时聚集成群并表现出特殊心理特征的心理群体，作为一种政治心理现象，它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方式。“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14］他们受集体逻辑（collective logic）的支配。勒庞把群体的集体心理和行为方式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二是约束个人的道德和法律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感。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15］三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16］按勒庞的评价，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受集体逻辑的支配，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如冲动、易变和急躁等特点。在他的描述中，群体感情多变、极端又夸张，偏执、狂妄又专横；智力低劣，不具备理性和推理能力；道德上要么残忍地令人瞠目结舌，要么高尚地令人望尘莫及。
根据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的介绍，勒庞对“大众”概念的界定有别于当时三种没有深度的观点，即把大众看作是反社会的聚合体；疯狂的群体；罪犯。［17］勒庞的大众概念并没有指向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是混杂着平民、公众、穷人、无知者、无产者，以及博学者、受教育者和社会上层阶级在内的人群聚合体。在他的大众概念中，不但骚乱的街头群氓是群众，就是受过教育的、被视为政治精英的议员聚集于议会大厅中辩论和投票时也是大众。
勒庞“大众”定义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动荡不定的法国社会的经验观察上，这就决定了他对大众“无意识”心理的强调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另外，他将大众在激烈的社会冲突期产生的心理情绪夸大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必然是他研究的局限。但他所强调的社会冲突期大众人之混杂性及其表现出的非理性冲动，却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种含义，大众是没有任何资质的普通人、平庸之人的聚合体。这是奥尔特加的观点。他指出，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对自己，在他们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18］前者显然是他所谓的少数精英，后者就是大多数的大众。他认为人类社会就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具有特殊资质，而大众则没有。在对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上，他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在他看来，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都存在着大众与真正精英的区分，即使在传统的精英群体中，往往也充斥着大众人和粗俗鄙陋的庸人。他还从公共生活的角度，勾勒出当时大众人的心理结构，概括说就是贪图安逸，满足现状，干预一切事务。大众人一方面表现出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的自由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对使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这两种特性正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的心理症状，更像个忘恩负义的不肖子孙。他们心智荒谬、心灵闭塞、审美判断粗俗，没有责任意识，也没非凡的禀赋，资质平平，本应像以往时代一样，被少数精英人物引导着在动态有序的社会体系中各安其分，各守其则，但在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中，他们却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支配社会政治生活，他预言，“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19］这就是他所谓“大众的反叛”的意涵。
奥尔特加“大众”概念的形成，主要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众开始涉足欧洲公共生活这一现象。以知识贵族自居的奥尔特加，对这一现象深表忧虑，为证明大众人无力应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他侧重从人的内在精神禀赋方面界定大众，强调大众的庸常与粗鄙。这种从抽象人性论角度贬低大众，认为大众统治将导致文明没落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他没有考虑到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对大众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大众在社会结构中作用发挥的变动性。
第四种含义，大众是越出各种边界，丧失社会身份，尚未被整合进诸如阶级这样广泛的社会集团的数量众多的暴民。对深受极权主义迫害的阿仑特来说，“大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20］他们脱离各种社会约束，越出各种边界、丧失社会身份，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法西斯主义运动正是借助意识形态宣传把大众纳入它的政治意图而兴风作浪的。极权统治下的大众不关心自己的福利，只感兴趣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喧嚣，“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21］在她的描述中，这些无视现实，也失去最基本常识观念的大众，就是一群暴民。
阿仑特的“大众”概念，与她对群众在极权主义运动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在她看来，大众的形成主要源于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与社会联系的断裂，由此使极权主义运动能产生由上而下的支配性运作方式。她的“大众”概念，旨在告诫我们注重中介性社会机构、独立团体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但她将大众看作是失去了各自阶级利益的纯粹的乌合之众的认识，却是我们必须批判的。
第五种含义，大众是一些被整编进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异化的、被牢靠地控制的“无产阶级”、“劳工阶级”。这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观点。19世纪曾被马克思寄予很大希望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在20世纪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看来，已然丧失革命斗志，蜕变为大众，并被整编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顺从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22］劳工阶级之所以堕落，在他们看来，客观上是由支配他们的工具理性法则而形成的机械程序，主观上讲，则因为他们缺少与他人的相互联系感，因此就不存在身份、利益上的共同感和一致感。他们认为，在劳工阶级的堕落中，文化工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23］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含义，以似乎合理的方式解释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遭遇失败的原因，即工人阶级在“文化工业”影响下，不再能实践政治上的理念，也不再能激发起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这一认识与法西斯极权统治对他们的影响有关，这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悲观失望之情，使他们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政治立场，成为“具有批判思维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
西方大众社会理论对“大众”的不同认识，实际上都倾向于依照群氓的公式来理解它，即把民族中大多数人看作是容易受骗、变化无常、趣味习俗低下、无阶级使命的乌合之众。按照威廉斯的看法，“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在一个城市性的工业社会中，有许多机会使人们有这种看法。”［24］这种把人看作是大众的认识，恰好表明了精英立场上的大众社会论者的操纵意图，“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艺术、教育、传递信息或见解，我们的解释也会是以有理性的人和感兴趣的人为尺度而作出的解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操纵——说服大量的人以某种方式去行动、感觉、思考、了解——那么大众公式将是合适的公式了。”［25］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对待群众的鄙视态度和操纵意图。实际上，该理论对“大众”在社会结构中发挥负面功能的批判，其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大众，而在于产生“大众”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意识、思想和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状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群众”创造了社会，但这个社会也要满足“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二者相辅相成。
①［12］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②③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第281、284页。
④［24］［25］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6-377、379、382页。
⑤⑥⑦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第136、79、9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3-304页。
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第346页。
⑩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第3页。
［11］潘忠党：《舆论研究的新起点(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14］［15］［16］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4、23、18页。
［17］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95页。
［18］［19］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20］［21］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第445、496页。
［22］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页。
［23］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作者简介：郗彩红，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一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03
〔责任编辑：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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