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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平】纪念《歌谣》90周年:周作人的民俗观和美文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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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晓平】纪念《歌谣》90周年:周作人的民俗观和美文观(1)

周作人的民俗观和美文观(1)



毛晓平



内容提要:对于民俗,周作人有着很多有意义的论述,大到风土人情,小到喝酒、吃茶,无不渗透着他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对此周作人感触颇多,这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与理论中。关注周作人,不能不关注他对民俗文化的论述,也不能不关注他的民俗观。有关周作人的民俗观,已经有很多学者探讨并详细地阐述过。如他的民俗观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国人弱点的挖掘、批判是“五四”时期学者的共识。其次他对道教——萨满教的从批判到理解的过程是对民俗的一种认识。本文着重于周作人对民俗文化的论述,重点在于周作人的“论”,及民俗思想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他对自然名物的民俗理解,这些都是形成他的民俗观的重要部分。而对于鬼神文化、神话传说又因他有着特殊的爱好与不同的见解而引起注意。
关键词:民俗  鬼神  神话  美文  

语言·名物·风俗


关于民俗,周作人有句很有哲理的名言,他说:“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把这底下的情形调查一番,看中国民间信仰思想到底是怎样,我想这倒不是一件徒然的事。”[] “千年如故的水”犹如中国千年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民俗文化的积累。周作人希望能将此调查一番,这成为他毕生的兴趣与爱好。
周作人对民俗学的兴趣缘起于留日时期,他与鲁迅在日本的生活简单而清贫,在很多留学生不能适应日本生活的情况下,周作人认为日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与家乡生活有相似之处,因而感到“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时别有亲近之感。”[]正因此,使他身在异乡却有着在故乡的感觉,并对此感到很亲切。这种感觉源于民俗的体验,此时他接触了人类文化学、神话学等方面的知识,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说,此后对安特路郎人类文化学的吸收奠定了他民俗学的根底。同时,周作人很庆幸自己的童年在乡间度过,于是熟知乡间的风俗:“我很运气,诞生于前清光绪甲申季冬之立春以前。……我说运气,便即因为是生于此年,尝到了国史上的好些苦味,……其次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故乡的旧风俗,逢年过节的行事、礼俗给少年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在旁学了十几年,着实给了我不少益处。简单的算来,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许多岁时记与新年杂咏之类的书我也还是爱读不置。”[]耳濡目染的民俗之风使周作人受益终身,成为他一生的喜好。兴趣成就学问,就此炼就了他民俗学方面的知识与成就。
对于民俗,周作人始终报以热情,并极力推广之,他认为民俗是一国文化之根柢,“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而“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他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而于其中发见礼俗的本意,使以前觉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诘的仪式传说现在都能明了,人类文化之发达与其遗留之迹也都可知道了。”[] “我常这样想,一国的历史与文化传得久远了,在生活上总会留下一点痕迹,或是华丽,或是清淡,却无不是精炼的。”[]周作人认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民俗,流传于民间的各类传说也是习俗的一种。他在《上坟船》(《药味集》)中写了绍兴扫墓习俗,并说“我所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在于如睹风俗这一点上。”并说“唯此类风俗大抵根底甚深,即使一时中绝,令人有萧索凄凉之感,不久亦能复兴。” 周作人认为日常的生活起居,大到生老病死,小至吃酒喝茶都有着民俗的意义,沉淀着历史的遗迹。“生活中大抵包含饮食,恋爱,生育,老死这几样事情,但是联结在一起,不是可以随便选取一二的。……我并不以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茶酒代饭吃,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周作人正是于这看夕阳、闻香、喝酒、听雨、看花的日常生态中感受民俗的魅力与久远。
同时他认为风土对于民俗的影响是一个推动力,在《地方与文艺》(《谈龙集》)中提到文艺的地方性时认为风土与住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民风。他举家乡浙江的风土特性是“飘逸与深刻”,表现在或“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或“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这种“飘逸与深刻”渊源于浙东的古老民俗,是由于风土人事所形成的。不同的地域养育了不同的民风,“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份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也是仿佛,但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以扫墓为例,周作人在《关于十九篇  十四关于扫墓》(《苦茶随笔》)中引张岱《越俗扫墓》,顾禄《清嘉录》,刘侗《帝京景物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有关清明扫墓的章节,说明南北方扫墓的风俗虽有相似之处,但缘于地域的不同,风俗也不同,有着各自的特色。苏浙虽风俗相同,但同一地方又有家风的不同;北方的旱地更不见画船箫鼓,仪式也不尽相同,足见风土对于民俗的影响。
在周作人的民俗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是他对自然生物的重视,这构成了他民俗观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是他民俗观的主要内容,但其观念却是值得注意的。他说:“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认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 []在此周作人一方面以动物的生活形态告诫人类的进化源于动物,不能数典忘祖,另一方面认为“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他不断地说“我喜欢讲风物的书”[11],“我喜欢看讲乡土风物的书”[12],“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13]。而在此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该书明治四十三年(1910)出版,“凡地势时令,风俗信仰,花木鸟兽,悉有记述,关于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等事为尤详,……”周作人认为书中所记述的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历史,于人类的发展有着参考的价值。《塞耳彭自然史》也是引起周作人重视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介绍怀德的《自然史》。记述颇有意思,令人想起缪尔的《优山美地》和梭罗的《野果》。周作人引述了该书中对自然界中花鸟鱼虫颇有情趣的记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异彩,出板一百五十年来流传不绝……老老小小爱读不厌。……用的是尺牍体,所说的却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周作人引用了英国戈斯《十八世纪文学史》中的评论,认为该书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那世间所以不肯让这小书死灭的缘故,不单是因为他小,写得好,充满着有趣味的事情,主要的还是因为此乃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献也。”生物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一种人的生态,以此来看待人生会有着民俗方面的启示。有意思的是在《蠕范》中周作人对蜾赢做了详细的考证,以论述其生存状态,而鲁迅也曾以蜾赢为例写了《春末闲谈》讽刺当时的某些文人。兄弟俩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蜾赢,也可看出童年的记忆对他们的影响,不同的是鲁迅更为现实,周作人则更为消闲。对于日本乡土研究丛书之一的《猪鹿狸》周作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很奇妙的一部书名”,“为研究地方宗教仪式之巨著”。其书作者为早川孝太郎,是学人兼画家,“故其文笔甚精妙。”因而引发了周作人的民俗情节:“我从小时候和草木虫鱼仿佛有点情分”,“早川的这册书差不多就是这种故事的集录,即使没有著者所画的那十几张小图也尽足使我喜欢了。”周作人认为这本书虽然是写动物生活的,但是属于民俗学而不是属于动物学的,它并非是动物生态的客观记录,而是人与兽的关系的故事。周作人所抄录下来的书中三种动物的生活形态及与人的亲密关系,留下的是一种阅读优美的民间故事的享受。
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中的万物是周作人喜爱民俗的一个出发点,他说:“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14]。并说:“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15]。批评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草木虫鱼缺乏兴趣:“中国人似乎对于自然没有什么兴趣,……我个人却很看重所谓自然研究,觉得不但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16]并认为“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 在此周作人强调自然事物对于民间习俗的影响:“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件,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17]中国人讲伦理,讲实用,忽略自然万物,并将这些伦理化,使中国的民俗更多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周作人在《洗斋病学草》中摘录越中习俗,如古人妆锦,跳泥人,跳灶王的旧俗,由此感叹:“我不知道何以大家多不喜欢记录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事,总是念念不忘名教……”。对于自然物事的关注、喜爱使周作人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别具一格。
在探索民风习俗的同时,周作人赞扬为此而孜孜不倦地探寻的人,在《发须爪序》中赞扬作者江绍原对民俗宗教的探索精神,认为他对于民俗的“好奇”“好事”的探查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他赞赏《听耳草纸》的日本学者佐佐木“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搜集民俗资料”的精神。劝青年人“留意动物的生活,获得生物学上的常识”[18],鼓励他们走进田间野坊,与田夫野老接触,了解风土民俗之事,这“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19]

鬼神传说:人心的机微



在探索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民间的鬼神观是周作人所关注并感兴趣的。中国民俗中有着鬼神的传说与戒规,对此周作人取的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愉悦的态度,并从中探讨中国人的鬼神信仰。他说:“我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而且恐怕以后也不会知道,但我对于希冀死后生活之心情觉得很能了解。”[20]并说:“鬼确实是极有趣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21]在他的作品中谈鬼故事的文章不是很多,多引自前人的笔记,但都颇有趣味,且富有哲理,由此看出鬼中的人事,得出民众对于鬼神的心态。比如《文艺上的异物》中有关僵尸的描述,既有凶残的——新死的人作怪,把人弄死的僵尸,也有富有人情味的——带有恋爱传说的僵尸。说到《聊斋志异》中的《尸变》:“我读这篇虽然已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恐怖的心情还未忘记。”举明器里人面兽身的守坟异物,认为这虽是虚假的,但作为艺术却有其价值,“文艺上的异物思想也正是如此。”
在《回丧与买水》中详细地描述了绍兴丧事中“回丧”与“买水”以防鬼魂附身的传说。“回丧”是在办丧事时在门外焚谷壳,送葬者跨烟而过,然后各返回家,其用意在于防鬼魂附身。“买水”则是人死将敛时,孝子穿死者的衣服,张黄伞,奏鼓乐到水边,投铜钱铁钉各一,汲水回来后浴尸,以求辟邪。这是一个流传颇久远的习俗,从古至今都在延续。在这种民间的传说中既有恐怖也有趣味,也许正因为恐怖才使人产生兴趣。同时在这种流传着的风俗中“我们可以看出野蛮思想怎样根深蒂固地隐伏在现代生活里。”而在《花煞》中讲述的则是人如何与鬼周旋,“煞”是死人自己,“其状如家鸡”,“花煞”则单是一种喜欢在结婚时作弄人的凶鬼,躲于花轿中以捉弄人,因此新娘必全身穿红,熏透芸香才可防御。
周作人认为鬼的事其实都是人间事 ,在口口相传中,包含了民间对善恶的看法。既有对恶的惩办,也有对善的赞美,对此周作人认为“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22]而“所谓鬼里边的人,即是使这些鬼神,以及事鬼神之仪物,神仙之说,地狱轮回之说等等所由生的人心是也。”[23]在《刘青园常谈》中谈到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熏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24]在《关于祭神迎会》(《药堂杂文》)中认为中国人对于鬼神的信仰是“敬鬼神而远之,至少亦敬而不亲”,“礼有余而情不足”,这点不同于日本人,“日本宗教,求与神接近,以至灵气凭降,神人交融。”“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祀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国民性的影响。
周作人对于鬼的传说既不信之,又爱听之:“关于鬼的故事我平常很想知道。……大约实在只是好奇罢了。”但是“自悔少不弄道学,此路已是不通,只好发挥一点考据癖,从古今人的纪录里去寻找材料,或者能够间接的窥见百一亦未可知。”[25]于是他关心鬼的生长状况(《鬼的生长》),鬼的形状、生存方式(《说鬼》),探讨鬼与人的关系(《读鬼神论》)。《鬼的生长》实际上探讨的是人死后的情状,其实也是人世间的生存与信仰问题:“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因为“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人对鬼的信仰实在是对于死后的一种追问:“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的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是“人对于最大的悲哀与恐怖之无可奈何的慰藉。”
《说鬼》应该是周作人所选的鬼的故事中较为恐怖的鬼文章,钩引古人笔记中记述的鬼的行踪,及僵尸、虎伥、新鬼、旧鬼、善鬼、恶鬼的行为。其中僵尸的吸人脑髓,虎伥的人变虎而吃人,都有着恐怖氛围,“中国关于鬼怪的故事中僵尸固然最是凶残,虎伥却最是阴惨,都很值得注意。”而鬼的长短说也颇恐怖奇妙:善鬼二尺长,修善则与人相等,而淫厉则“渐短渐灭,至有仅存二眼旋转地上者。”周作人说:“两只眼睛在地上旋转,这可以说是谈鬼的杰作。”对于“鬼”的考证实在也是对人事的一种关切。鬼的生长情状关系着人对于鬼事的认识,亦有亦无中体现出民间善与恶的因果性,虽恐怖又有趣。“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了解鬼的故事不仅是知道故事,于民风民俗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于鬼的故事中看到人间事。
周作人在《瓜豆集·谈鬼论》中说他喜欢听人谈鬼,虽喜“终日街头听谈鬼,”但于鬼又不大有什么情分,没情分却有兴趣,这兴趣是对于鬼的故事两种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二是历史的。文艺的要求“文章要写得好,简洁而有力。”周作人认为中国的志怪小说要比传奇写得好,《聊斋》的长篇不如《阅微草堂笔记》的小文,最可称道的是《酉阳杂俎》所写“亦均有意趣。”所谓的有意趣则是他所赞扬的简洁而有力。而历史的“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而民俗上的事“需要专门的整理,我们外行人随喜涉猎,略就小事项少材料加以参证,少见异同,亦是有意思的事。”对于罗两峰的《鬼趣图》认为不过是普通的文人画,“其鬼味与谐趣盖犹不及吾乡的大戏与目连戏,”而“倘若说此是目击者的描写,则鬼世界之繁华不及人间多多矣。” “所以说到底时,最善谈鬼的须是不信鬼的人,而一般关于鬼的信仰与记述,乃只是民俗志的材料罢了。”[26]
    此后的《读鬼神论》,读出的是古人对鬼神的看法,“鬼神生于人心,”“不可斥以为无,亦不可执以为有。”结果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与周作人的观点颇为相合:“我颇觉得喜欢,”“因为与我的意思有点相合。”周作人认为中国人对于鬼神的畏超过了爱,“由爱而生的鬼神,也即是古人所谓不死其亲的意,极富于人情”;爱不胜畏“盖眷属虽亲,鬼则可恐,乡间诗礼之家丧出犹不忘碎碗,回丧则越火烟而过,皆是对于死者的恐怖之表示。”这些也反映出鬼生于人心:“鬼神原是与苍生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对于鬼神的问题却当加意考察,因其中盖有人心的机微存在也。”
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鬼神故事的看法一是认为鬼神故事中保持了民间的俗信,由此表达出人的鬼神观;二是认为鬼神故事中带有趣味性,正是这两点构成了他的鬼神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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