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同元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2月20日 11 版）
《士风乍起》，简雄著，文汇出版社 2012年12月第一版，25.00元
简雄与我同住姑苏古城，常有机会晤谈，使我了解其治学之勤苦并分享其创作之乐趣。在他的新著《士风乍起》付梓之际，嘱咐写评，我深感却之不恭，只好自不量力，略陈先睹之快，兼述彼此文字因缘，聊备导读而已。
2009年春，简雄以《文化自觉：更高层次的发展观》论题对我专访。我们共同希冀，把中国前途寄托在文化创造与制度更新的基础之上，要在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融合中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社会新秩序，首先必须找到自己的文化传承之路，那就是“文化自觉”。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人的理性自觉与觉醒来实现文化自知、文化自主和文化创新。这不仅意味着知识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必须承担传承和创新的重大责任。
简雄标举文化自觉——自知——自信——自强，最终必然达到“文化自由”和“自主文化话语权”，强调文化政治自觉，希望清醒的历史洞见必须转化为理智的政治选择。确为至论！虽然文化与政治要各归其位，但文化强国的前提离不开政治自觉。如何通过自主文化话语权的掌握去自主制定游戏规则？首先要在传统的反省基础上重构历史图景与世界图景。复旦校友大都读过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纷纷投身于“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考察中国社会如何走出中世纪，反问中国文化是否已经走出中世纪。于是不约而同选取“明清江南”这个“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有着连续关系的研究领域”，于是便有了同样的文化自觉和思考范式，明清江南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成了共同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戏称彼此：一个是“明月清风下江南”，一个是“明月清风醉江南”。
何处是“江南”？学界流行“八府一州”之说。简雄不以为然，认为明清江南不同于以往的江南含义，是一个士商“相杂”与“互动”的社会，其区域范围，在八府一州之外，至少还应该包括皖南徽州、江苏通扬和浙东地区。特别是作为江南核心的苏州，简雄研究相当投入，正如他所言：“这座生我养我的历史名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那样的让人着迷，那样的让人充满好奇，总想努力去推开一扇扇静谧而沉重的深宅大门，去发现属于苏州的智慧和精神……”如何发掘苏州精神？他强调“用旁观者的心态来叙述第三方的故事，就是一种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的努力。”这种用旁观者心态还原家乡历史的真实的精神给人以深深的感染。
如何通过苏州历史图景的重构去发掘江南文化精神？简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逐渐梳理出一种‘模式’，即抛开所谓正史囿于紫禁城内的那点‘宏大叙事’，而从事件的细节铺陈开始，或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入手，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寻找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江南区域社会转型的力量来自哪里？“‘精英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地域商人“以众帮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商帮力量，尤其是在富庶的江南，与握有文化话语权的士阶层一起，搅出一片奢华，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所以说晚明风气变了，士人“出现了‘浮躁与突围’的群体性行为，他们到处结社、讲学，到处拜访意气相投的朋友，饮酒吟诗，切磋经史，‘清议’，使思想的交锋在大江南北到处碰撞出惊世的火花”。这难道不是一种别样士风兴起的景象吗？书中各篇所述，看似人多事杂，但整体思考不脱离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人的新旧转化问题，所以用《士风乍起》篇名充当书名，微言大义与盛德大业在焉。
“士”者何？中国历史上的“士”，疑似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分化相当严重，从加‘人’而得瑟的‘仕’，到杜甫笔端的‘寒士’，其身份建构的多元化，必然造成群体分析的复杂性。”今天西方人常称知识人为“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士风”者何？简雄解释为“士林风气”与“士林精神”，有古士心、士气、士节统合之意，实属“传统士”和“当今士”都不可想象的“第三类士”，可分为“狂狷士”“逸乐士”和“失落士”三类，总体上是一群带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性质的思想苦旅者。极少部分“士”成为道统的继承者，而绝大部分则变成“吴中四才子”这样的风流倜傥之士，他们背弃道统，造就了另一种“土特产”昆曲优伶，当然还有江南名妓。“明清之际，士在社会生态的急剧嬗变中出现了试图‘群体性突围’的倾向，一大批士的思想苦旅成为研究社会文化发展的叙事视角。”正是跨学科的思考视角，对明清江南别样士风进行彼此观照，跨社会史与文化史而形成社会文化史考察，才于辞章、义理、考据的有机结合中，揭示出江南别样士风兴起的原因、过程和意义。
“乍起”者何？乍者，初也，始也，才也，刚也，恰也，忽也，骤也，陡也，暂也，或也。“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突兀起风，风儿吹皱水面，波浪涟漪。如此“士风”，是介于“传统士风”和“当今士风”之间的别样“士风”（即“近代士风”）。这是江南士人春天意识的苏醒，是人心中春意荡漾，“有时宛如春天那种女儿心情去看自己娇嫩的青春生命”。“乍起”意味着觉醒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但觉醒与其说是挣脱精神枷锁，还不如说是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学人没有形成一种觉醒的社会主体意识，没有独立的角色担当，成为苦闷的群体。面对约束思维和行动自由的教条，士人甚至在价值选择方面失去了判断能力，常常以团体划线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要么流为乡愿的苟合，要么变成同声呼应的偏执团伙。“综观中国历史的所谓‘周期性震荡’，都是建立在‘以暴易暴’的底层革命基础上，而士阶层的参与是最终导致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绝大多数‘士’并不是底层概念上的‘活不下去’，而是试图要挣脱精神枷锁。”作者由此看到，新价值必须建立于“哲学的突破”时期。由明中叶贯穿下来的士风在晚明日益标新立异，除了社会经济原因之外，“心学”兴盛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从社会文化演进视角考量，“心学”的出现，使士阶层的人格理想和世俗享乐的愿望，表现为超脱外物，张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士风，终于形成了晚明的“天崩地解”。
用语言表达“思想”，将思想还原为历史，通过明清江南知识群体分化研究去诠释“士”的演变，既知人论世又知世论人，既宏观思考又微观分析，启迪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研究思路。这便是我读《士风乍起》的一点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