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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02日   20 版）

    如果将启蒙理解为人类自身认识的不断进步，是人类精神的不断成长和发育，那么，它便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题。在此意义上，整个人类的精神史其实都是启蒙史，而十八世纪肇始于欧洲的那场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历史活动可以被视作只是人类启蒙史的一个特殊阶段。

    但是我们以“启蒙运动”来命名这场持续时间不到人类文明史百分之一的精神事件，自然是有其理由的。著名的柏拉图洞穴寓言，刻画了人类自我认识的进步及其限制，这对于刻画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于人类最近三个世界的精神成长而言同样是适用的。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西方语境中的人类精神进步史。

    希腊文明开始于万物有灵、神人一体的思考，希腊神话里的神看起来都是人的化身，有人类的优点和弱点。具有人性的诸神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类似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人们从诸神那里看到了人的影子，也自然会从人身上寻找诸神的印记。希腊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以神为参照来观照和探究人类的能力及其限度，以此导向了理性的思考。苏格拉底的追问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边界的一种探寻。在柏拉图那里，苏格拉底的发散和开放的认识方式被统一成为呈现人类精神世界秩序感的理念论的范式。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无不服膺于这种震撼人心的哲学创举。理念、理性、整体秩序、规律性的变化等等成为人类把握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基本认识论的前提。在柏拉图开创的这样一种哲学道路上，亚里士多德等人尝试着建立各别的事物解释的理论框架。师徒三代人的工作基本上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本气质和样貌。

    希腊晚期兴起的斯多亚学派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强有力地推进到了价值领域，泛化并绝对化了的“自然的理性”把客观世界的秩序与生活世界的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斯多亚学派点明了“自然理性”、“人类的意志”、“美德”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哲学实乃构建起了一种无“神”的宗教体系。所以，通过它的转化，柏拉图主义很自然地转化为基督教信仰体系的重要来源。斯多亚主义所推崇的人类对理性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理性的顺从，提醒人们对非理性的激情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克制，所有这些都成为耶稣基督信仰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是斯多亚主义的哲学体系催生了西方文明史上最具影响的信仰体系，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支撑这一信仰体系的神学原理在多大程度上被其塑形。基督教神学的核心部分从斯多亚主义的“理神论”中呼之欲出。基督教的兴起将人类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生活转化为价值论意义上的理性生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明将希腊罗马形成的文明脉络拨向了一个极为特殊而又片面的路径上。

    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虽然今天很多学者的研究揭示出了这个被称为人类精神禁锢的时代仍然不乏多样性和活力，但与此前和此后的时代相比，它无疑是更加单调、压抑和阴郁的。不过，这个时代将人类的精神世界带进了某种意义上的极限状态，唤起了人类自身蕴藏着的基于纯粹信仰的融理性与情感于一炉的巨大能量。这种力量似乎在此前任何时代都不曾被激发。也许在广义的人类自我认识上，中世纪也是别具含义的“启蒙”，一种对自身具有的某种神性的意识。

    作为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人类自我认识的钟摆在中世纪末开始朝向感性这一端摆动。感性的复兴和解放是文艺复兴给人最大的印象，但是，这种复兴的前提以及贯穿始终的基调是基督教信仰的坚守。它的意义在于，通过那些艺术家，神性与多样化的人性之间的关系被表达出来。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人类自身的身心特征被作为神的表现加以颂扬。神的无限性被允许通过最适宜于人的感觉特性的方式予以阐述。人们通过分散和具象性的感知途径接近上帝，这是对漫长的中世纪，人类以思辨、冥想、形而上的方式认识和接受上帝的巨大革命。也是哲学上的经验论对理念论的暂时胜利。文艺复兴的对人类认识的最大推动是，引导人们从现实世界中寻找神迹，理解神意，由此逐渐将人的注意力转向生动的、活的、实际的世界，即那个神的秩序赖以展示自身的现实世界。唤醒人类感性的这种方式也极大地助长了对感性甚至是欲望的“合法性”的确认。既然在现实的世界中，到处都是上帝的杰作，我们理解和认识上帝或许不必再通过那种符号推理的方式来完成。人就是上帝的某种表现，认识人是认识上帝的路径！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重返信仰纯洁性和普遍理性的一种尝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对文艺复兴导致的感性复兴的否定，但是就将人类的关注从抽象世界转向生活世界这一点而言，它与文艺复兴殊途同归。无非是，文艺复兴促使人们从人自身的感官中认识上帝的崇高、伟大与美，而宗教改革则要求人们从尘世生活中寻求理想的信仰世界的可能性。出发点相反，而最后的效能却统一于对俗世生活的认同。

    路德发起的宗教革命危及并最终切断了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家们反复论证并经由复杂的运作而建立起来的上帝与教会的神权、皇室的君权之间的联系，将教会代表的神权和君主代表的君权从信仰的体系中剥离。这导致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变得空前地简单和片面。人们关于这种关系的信念在世俗生活中的意义日益式微，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被释放出来。路德论证了个人自身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的可能性，由此也解除了教会加之于信徒身上的束缚。在新的时代，信徒个人获得心灵解放的程度，不再取决于教会和其他的外部力量，而是他对上帝的信念。

    所有这一切不仅都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且其自身就具有启蒙的意义。历史地看，十八世纪的这场波及多个国家的启蒙运动乃是此前欧洲发生的各种精神事件积累和彼此作用的产物，甚至那些被后人认为是反启蒙的力量也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了启蒙运动。

    启蒙，在康德那里是一种理性解放的活动，是人类对自身理性能力的勇敢认识和运用，在卡西尔那里是一种普遍的批评意识的觉醒和批判能力的培养。正是因为这一场启蒙运动，人类才得以较为彻底地摆脱神权和君权造成的身心束缚，并牢固地确立了人类关于自身事务的主宰地位。大概也是这个意义上，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似乎都把十八世纪的启蒙作为人类精神的最后一次彻底的解放，并倾向于相信此后的人类精神史将趋于终结。但是三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这样的认识过于简单。

    启蒙运动的最大历史产物是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一切人类精神活动和社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宗教的权威被人自身的力量所取代。此后的一切探究的活动、建构的活动、变革的活动都以理性和科学之名展开。一切对自然的认识自不待言，战争、革命、社会建设与管理等的一切社会活动也都从科学和理性之中寻求合法性。科学和理性甚至觊觎人类的心灵和精神生活。

    但是，正如一般文明史所呈现的，任何一种历史力量的成长总会激发和孕育作为对立面的另一种力量。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同样对启蒙的历史进程起作用。自常规科学与理性的力量被作为人类新的救世主的那一天起，人类也开始面临另一种形式的专制和蒙昧的威胁。科学和理性从最初作为一种导致人类解放的力量逐渐转变为一种对人类解放的新约束。在科学昌明和理性发达的时代，人类并未如当初启蒙学者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全面摆脱蒙昧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和理性俨然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新的信仰，人类自由的可能性被限定在科学和理性发展的程度之内，这一点就与中世纪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受制于神学相仿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那些未被迄今为止的科学和理性活动所接纳的力量具有实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与科学精神的不彻底并无关系。

    严格地说，并不单纯是启蒙运动本身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历代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启蒙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启蒙后的历史进程。或者说，启蒙运动的各项精神成果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演化是理解人们在认识和接受启蒙的过程中形成某些倾向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人们对什么是启蒙成果的选择性认识，恰好是形塑今天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力量。

    三个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期，欧洲大陆的启蒙思想主宰着全球社会思想的主流，而法国人又是启蒙大合唱的领唱者。彻底和激烈地否定神权以及一切与神权相联系的君权，对人的理性的功能抱有强大的信心，对基于个人选择的社会秩序具有乐观的预期，对一切外部专制的清算，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大特征。今天看来，当年法国社会和思想运动所具有的那种气质更像是法国式浪漫主义气质的自然流露。德拉克罗瓦的那幅命名为“自由领导人民”的著名油画展现的正是这种为了自由而决绝斗争和勇于牺牲的民族气质。这种气质所具有的情感力量和审美特性是特别能够打动人们心灵的。就其激发人的情感和激励人的革命行动的效能而言，远胜于那种稳妥而中庸的绅士精神。这也许是我们乐于接受某种特定的启蒙思想的心理基础。而正如已有的诸多研究所揭示的，我们所熟知的启蒙观念和思想已经在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今天时代的一切美好和丑恶，无不与启蒙的遗产相关联。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是不完全甚至是不一定正确的。大量值得进一步探究的主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有意义的思想被忽视……

    今天，启蒙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人们对它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思想史的基本作业，不仅在于弄清那些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观念如何形成以及怎样流变，还要探寻这种观念通过人类的行动而与制度发生互动的机理。无意识的忘却和选择性失忆，是人类的通病，思想史则是要通过类似于考古的作业来重新挖掘和保留那些不应该丢失的记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以及面向未来进行更好的选择提供资源支持。在启蒙运动的研究中，思想史再一次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功能。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启蒙运动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认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而逐渐确立。在这其中，我个人认为，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个方面的研究不仅仅对于认识苏格兰人的思想是有益的，即便是对于反思法国启蒙运动也是有益的。

    中国的学者对世界范围启蒙运动的全面研究起步甚晚，受80年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复兴的影响，国内的学者开始将视角投向法国以外的地区，包括苏格兰地区的启蒙运动，最近十多年来，这个方面的工作渐成气候。首先一个标志是浙江大学启真馆推出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苏格兰系列）》、《启蒙运动研究译丛》和《启蒙运动论丛》。前两种文丛主要译介启蒙学派代表性人物的作品，特别着力于尚未译介到中国的重要作品，有填补空白之意，目前已经推出数种，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第三种着重反映中国学者最新研究启蒙学派思想的作品。其次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自2009年起，浙江大学召集国内学术同行召开每年一届的“启蒙运动学术研讨会”，每年确定一个主题，共征集了数十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可以说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启蒙运动研究领域的现有水准。《启蒙及其限制》的大部分论文便是从作者向 “启蒙运动研讨会”递交的会议论文中遴选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发表。

    《启蒙及其限制》的多数文章都有挖掘启蒙运动研究史上被忽视甚至丢失的主题的意图，旨在恢复某些历史真实，丰富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认识，深化对它的理解。

    我们以“启蒙及其限制”作为书名，是想要体现一种思想史学者必须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学术旨趣，而且，也想要传达一种信念，即从本质上看，启蒙是无止境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