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道流珠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08日 15:58 来源：甘肃新闻网


    高耸入云的峻山雪岭与雄伟壮丽的佛殿庙宇相映生辉、波浪翻涌的江河湖泊与古朴苍凉的历史遗存相伴亘古、辽阔无垠的草原湿地与载歌载舞的藏家儿女相依相存……九色甘南香巴拉，一片令人魂牵梦萦的人间净土，常常游离在人们的梦幻和遐想之间，壮阔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一体多元的文化高地，呈现着永久的神秘和魅力。


    拉卜楞文化品牌扬名中外


    140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筹建甘丹寺，300年后，花甲之年的嘉木样俄旺宗哲大师，受青海蒙古和硕特前首旗蒙古族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父子的敦请回籍，建寺弘法，他久久伫立于大夏河畔，抬目远观龙山如大象横卧，凤山松林苍翠，脚下的河水呈右旋海螺状自西向东蜿蜒而流，山围水绕，成“金盆养鱼”之自然胜境，这正是藏族心目中的建寺圣地，从此拉卜楞寺初创肇始。经历辈嘉木样大师和诸多高僧大德300年的苦心经营，拉卜楞寺渐次发展成为安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心。寺院规模宏大，学者济济。


    全寺占地面积86.6万平方米，有48座佛殿、6个经堂、31个囊欠、500间僧舍，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典雅肃穆，宏伟壮丽。300年佛法浸润，苦行继绪，形成了修行次第完整、修行仪轨严谨，致力于宗教昌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丛林传统，造就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拉卜楞文化”。首先，拉卜楞寺创建者一世嘉木样是卫藏地区被称誉为“宗喀巴后第一人”的大学者，因而创建伊始就法脉纯正、治学严谨，故人才辈出、学者济济。一些学者着书立说，享誉国内外，如一世嘉木样大师着述达15部，其中《五部大论》被蒙藏地区格鲁派寺院奉为课本；二世嘉木样论着12部，其中《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传》(上下卷)、《塔尔寺志》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三世贡唐仓·丹贝仲美着述13部之多，其《水木格言》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阿莽班智达·贡却坚参撰着的《汉藏蒙关系史概要》、《拉卜楞寺志》是藏族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历史着作；三世智贡巴·丹巴饶吉的《安多政教史》填补了研究近代安多藏族聚居区主要寺院的历史及佛教各派的着名人物的资料空白；根敦群培的《白史》借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献资料，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为当今中外史学界所重视；此外，当代着名藏学家毛儿盖·三木旦《藏族文化发展简史》、《梵文大字典》为研究印度历史，系统认知藏族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毛兰木的《近代文化发展的中心》、《藏文的格式简述》，赛仓活佛的《诗学修辞明鉴》、《格鲁派史略》，郎仓活佛的《文成公主进藏》、《诺桑王子》以及着名藏医旦巴撰写的《藏医集锦》、《藏医应用计划生育》等着作，在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担任清朝的呼图克图，一些学者出任西藏甘丹寺和青海塔尔寺等寺院的法台，一些学者担任历世数位达赖、班禅的经师，一些学者担任国家佛协会长、副会长，或任全国和省州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其次，拉卜楞寺相比于国内其他寺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是赋予藏传佛教以浓厚的文化宗教的特色。拉卜楞寺300年的传承创造与融会贯通，成为一所显密宗兼修、大小乘并重的研习佛教的综合性大学，其六大学院的建制，保留着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除了一年紧张的闻思修、讲辩着等研修活动之外，大量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在延续，如拉卜楞寺的节庆及法会众多，正月毛兰姆法会规模盛大，初八放生节、十三瞻佛节、十四法舞节、十五酥油灯节、十六转强巴，还有二月法会、七月法会、九月法会，盛大庄严，古老神奇，成为影响巨大的民俗文化活动，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游客、学者和信众的目光。二是构成了继西藏拉萨之后的第二个藏文化中心，史称“卫藏尼哇”，有人称“中国的小西藏”。拉卜楞寺典藏浩瀚，历史上曾达22.8万余部，至今保存6.5万余古籍，种类繁多，博大精深，其中不少是善本、孤本和稀世之本，其中全集类有177种，包括宗喀巴、西藏各大活佛、历世嘉木样大师的全集共2.1万部，哲学类1.5万部，传记类1.9万部，还有声明类、文法修辞类、医药类等共2170部，在全国寺院首屈一指，拉卜楞寺藏经阁在2009年被列入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此外，还有封文印鉴等大量珍贵文献资料，以及佛像雕塑等珍贵文物数量惊人，壁画、唐卡、堆绣等艺术形式独具特色，尤其是拉卜楞寺 “道得尔”乐队，可以演奏《万年欢》等18首清朝宫廷曲谱，《万年欢》除拉卜楞寺外，世已无传，乐队多次出访欧美地区，深受赞誉。1938年藏学家李安宅先生评述：“拉卜楞寺院，实为西藏以外，甘青康蒙各地最大的新喇嘛教中心。虽然青海塔尔寺因是新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被外人知道的范围较大，然就戒律的严明、讲经讲修的认真及寺院规划的宏大而论，久已过之而无不及。”三是成为蒙、藏、汉、回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拉卜楞寺的宗教、艺术和文化遗产都是多种文明碰撞融合、交相辉映所形成的文化创造，它的文化形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功地保持独特的风貌，历史上成为承接卫藏、联结安多、辐射蒙康、沟通中原的文化枢纽，发挥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文化交流、推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第三，拉卜楞寺文化创新是藏传佛教的集大成者，与甘南藏区诸如禅定寺、郎木寺等120座寺院一起，构成了宗教文化最为集中靓丽的风景。在首届拉卜楞文化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着名藏学家王尧先生说：拉卜楞文化现象说明，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坚强的一员。北大学者李慎之也说：藏传佛教艺术的价值远远超过敦煌艺术，藏族人民创造出这样灿烂的文化，是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着名学者季羡林呼吁：应组织全世界的藏学力量研究拉卜楞文化。甘肃省要增强地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只有打响拉卜楞文化品牌，才能打造与敦煌文化相媲美甚至超越的第二张国际文化品牌。


    多元文化聚集国内罕有


    灿烂的文化总是与悠久的历史相伴随，在甘南4.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随着漫长岁月中的历史演进，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不懈创造，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纵观西藏和四省藏区，甘南文化在具备其他藏区文化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特殊的内涵。一是地理上的过渡性决定了生产生活的多样性。甘南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区、黄河流域与长江重要支流的过渡区、牧区与农区及林区的过渡区，形成了草原、湖泊、森林、峡谷、高山、平地等景观，也构成了牧区、林区、农区和半农林牧区交织等生产生活，文化是生活的反映，甘南文化的多样性也由此生发、流衍。二是文化上的交融性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异质性。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藏族与其他民族迁徙至此，分布于牧区、农区、林区，同是藏族却语言有别，同是汉族却方言不同，加之服饰种类有86种之多，民俗民风差异性很大，构成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已有国家级8项、省级38项、州级149项、县级512项，这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变的特殊文化形态，是研究民族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的“活化石”，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三是宗教上的包容性决定了各民族和谐共处。藏传佛教本身以格鲁派为主流，而兼有苯波、宁玛、萨迦、噶举等派，藏传佛教之外，又有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并存，教内各派和气同生，教外各派和谐并存，各民族和睦共处，构成了独特的社会场景，创造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丰富文化样式。


    以首曲大草原为代表的生态文化自然淳朴。


    甘南大地草原辽阔、森林广袤、江河遍布、峡谷纵深、雪峰高耸、石林奇峻，具有丰富的生态多样性。白龙江、洮河、大夏河等120多条江河纵贯甘南。黄河首曲第一弯443公里，在甘南的径流量占其流域总径流量的六分之一，被誉为“黄河蓄水池”和“中华水塔”，是国家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区和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是维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甘南境内有碌曲尕海国际湿地和玛曲国家湿地等801万亩自然湿地，居世界第四位；总草地面积4084万亩，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有亚洲一号草场之称。有林地2588.7万亩，其中森林面积占全省的30%，在茫茫林海中，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各种山野珍品蓬勃生长，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


    以香浪节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香浪”意为“采薪”，据传拉卜楞寺初建时僧侣为解决燃料，每年农历六月赴野外采薪，在草地溪边扎帐休闲，至嘉木样四世时成形，沿袭至今，并已传播到甘南各地，成为一种群众性、大众化的独特休闲活动。每年夏季，适逢草原碧绿、羊肥牛壮，在深沟陡谷的草地上，在黛青苍绿的森林边，在油菜花弥漫的田野旁，各色帐篷如花盛开，成为烂漫的花海，人们抛开劳动的艰辛、工作的疲劳，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享受着歌舞，爱情、欢乐。此外还有娘乃节等民俗活动，也具有民族心理、伦理道德、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的深刻内涵。甘南民俗中，“万人扯绳”也是临潭、卓尼和周边地区群众广泛参加的一项民俗活动，唐封演《封氏闻见录》云：“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此教战。”2000年，由央视一套《中华民族》栏目报道了万人扯绳活动盛况。2001年该活动以其绳之最重、直径最大、长度最长、人数最多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2007年该活动被列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格萨尔弹唱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绵延不绝。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以120部、2亿多字的容量，超过《荷马史诗》等人类文明史上五大史诗的总和。120多部《格萨尔王传》中，有40多部反复出现玛曲的地名。在茫茫的草原深处，密集分布着与格萨尔传说风物77处，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为玛曲亲笔题词：“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发祥地兴旺发达”  。玛曲由此被“格学”界评为“格萨尔风物最集中和最具动态地区之一”， 格萨尔弹唱、诗赞论及民歌弹唱等表演形式也得到了完整的保留。玛曲的格萨尔说唱涵盖了古代玛曲藏族人民的生产情况、经济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风尚、文化活动及历史发展，是古代玛曲社会风貌的史诗画卷。玛曲其它类的说唱有乐曲类和诗赞论两大类。乐曲类弹唱乐器以龙头琴为主，曲调多样，内容丰富，老少皆宜。因其易于掌握和即兴说唱，受到牧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牧区十分流行。诗赞论说唱的内容主要是在节庆活动中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并以其哲理性强、感情真切的优势在牧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流传基础。玛曲弹唱后来流播于其他藏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华尔贡、德白等着名的说唱家。


    以“南木特”藏戏为代表的戏剧文化典雅优美。


    “南木特” 系藏语音译，是传记、故事之意，始发于18世纪的拉卜楞寺。三世贡唐仓贡去乎丹贝仲美编写《至尊米拉日巴语考释成就者秘义庄严》，将其中语考释部分改编成鹿舞剧，由此发端，并逐渐在歌舞的基础上加入故事情节，走上戏剧艺术舞台。1940年前后第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和琅仓活佛创编了第一部有正式文学剧本的“南木特”藏戏《松赞干布》，此剧大获成功，在安多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很快传播到甘、青、川地区，遂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藏戏剧种。建国后，拉卜楞地区先后排演了《达巴丹保》、《智美更登》、《卓娃桑姆》等剧。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藏剧团等专业艺术团体不断探索和发展“南木特”藏戏，先后创排《雍努达美》、《霍林大战》、《降魔》、《长碑》等剧目，在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瑞典和挪威等国演出并获奖。“南木特”藏戏融合了民间歌舞、佛殿音乐、宗教法舞、说唱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借鉴和继承了中原戏剧文化和古代歌舞百戏的艺术因子，“演剧体系上凝练综合和多彩多样相统一，表演艺术上程式化和生活化相统一，艺术形式上歌舞性和戏剧性相统一，剧作和演出上集中简约和灵活丰富相统一，在舞台艺术上时空自由和固定场境相统一”，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其剧情诙谐，舞美绚烂，韵腔典雅，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南木特”藏戏影响，富有民族特色的戏剧文化在甘南大地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展现出独特的风姿和魅力。


    以莲花山为代表的花儿文化远近闻名。


    莲花山作为佛教、道教的名山，美丽的自然风光，奇异纯朴的民俗风情构成了此地祥和温馨、天人合一的图画。农历六月六 ，“花儿”盛会开幕，它也被誉为“东方狂欢节”。多种宗教并存，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创造出了独有的民间民俗文化。莲花山花儿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绚丽的珍珠和音乐的精灵，走进莲花山，才能感受到她的雄浑壮美，融入花儿会，才能体味到人民群众对青山绿水、苍天厚土的依恋、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赞美、对自由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每年的“花儿会”上，前来对歌的人有七八万之众。打着花伞、摇着彩扇、穿着节日盛装的姑娘们扯起的马莲绳拦路对歌：“一连山的莲花山，漫开花儿透心甜，十天九夜口不干。”六月初一、初二在莲花山麓足古川聚会，初三、初四登山对歌，初五在王家沟门夜歌，初六在紫松山敬酒告别。节日期间莲花山上人群熙熙攘攘，歌声飘扬，欢乐融融，站在山顶，你会思绪飞逸，忘情于此时此景。


    以采花节为代表的藏羌文化别具特色。


    农历五月，草木勃发，山花烂漫。初五这天，正是舟曲县博峪乡藏族群众的传统节日——采花节。是日，博峪的姑娘小伙们穿上节日盛装，举寨集合上山，在山上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到了晚上点起篝火，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到了第二天，大家背上采集的鲜花下山，下山回寨时，全村还要举行隆重的迎接活动，在寨前敬酒、唱歌跳舞，采花姑娘们身着博峪独一无二的民族服饰，披挂着锦带，美丽婀娜，向乡亲们献上采来的鲜花祝福。采花节又被称之为白马藏人的端午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勤劳智慧的博峪人给这个传统节日赋予了新的内容。不仅纪念莲花姑娘，还要提倡人们多做好人好事，而且通过举办这个传统节日，弘扬博峪文化，使之成为集服饰、歌舞表演、体育比赛及经贸活动的平台，展示自己风采的节日。还有巴藏朝水节也是甘南特有的民俗，端午这天，舟曲县和迭部等周边县藏族群众自发地汇聚到巴寨沟阿让山崖瀑泉下，举行规模盛大的“朝水”活动，祈祝自然、神灵和美好幸福的生活。


    以赛马节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古朴原真。


    玛曲县是格萨尔王的发祥地，少年时代的格萨尔在这里凭借河曲神驹赛马称王，开始了统一岭国的征程。在藏民族的英雄崇拜信仰中，力量、勇敢、智慧成为向往、崇拜的对象，成为衡量男人价值的标志。长期以来，格萨尔成了藏民族的骄傲和崇拜的对象。久而久之，这种崇拜风俗文化在藏族人民中间根深蒂固，并融于赛马活动之中，并由此形成了长期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的藏民族的勇敢、剽悍的性格。每年首曲草原天高云淡、繁花似锦的季节，举办甘青川规模最大的赛马盛会，夏河、碌曲、合作等地也要举办规模不等的赛马会。八月的草原，骏马驰骋、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队、马术爱好者和游客云集甘南草原，共同感受草原风情，领略英雄风采。


    以杨土司为代表的土司文化谱系完整。卓尼土司是甘川滇土司中沿袭时间最长、所辖地域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土司。在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沿袭了二十代的卓尼土司制度不仅对其辖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在过去西北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土司不仅是辖区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最高的宗教领袖，政治和宗教地位都是由土司家族世袭继承，“政教合一制” 是土司政权的核心部分。卓尼土司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制度和“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这一具有显明特点的土司制度作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它为其统治区提供了具有共同的语言、地理环境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社会物质条件，在政治上维护了中央政权的统一；在经济上稳定了社会生产并发展了民族经济；在民族关系上，能较好地处理藏族同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文化上，弘扬了藏族的传统文化，又重视学习吸收汉族文化，促进了其辖区社会的进步，对加强其统治区的凝聚力起了积极的作用。卓尼历代土司为当地社会稳定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在安多藏区乃至西北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代土司杨汝松和第十四代土司杨声在禅定寺创办了藏经刻印院，开创了私家刻板的先河，对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进行了精确的校正，并编纂刻版，形成了浩繁精美的卓尼版大藏经。卓尼版大藏经的刻写是大藏经刻写史上的一次创举，它不仅对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仍有一批卓尼版大藏经藏于美国国家图书馆。


    以腊子口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方兴未艾。腊子口地势险峻，峰锐坡陡，重峦叠嶂，山高谷深，地形复杂，除了盛产各类山野珍品和名贵药材外，更闪耀着红色历史文化的神圣光辉。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越过雪山草地后，到达腊子口。红军将士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包抄的战术，经过两天激烈的浴血战斗，击溃甘肃省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军，于9月17日凌晨全面攻克腊子口天险，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于1935、1936年两次途经腊子口，留下了许多长征遗迹和历史文物。为了纪念在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先烈和战役的胜利，甘肃省将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0年8月修建了“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杨成武将军亲自题写了《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碑文。成为追怀往事，缅怀先烈的革命圣地。2006年9月，腊子口战役遗址及长征纪念馆被确定为甘肃省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除此之外，甘南还有俄界会议遗址、茨日那毛主席故居、临潭苏维埃政府遗址、肋巴佛起义纪念馆等红色文化资源，构成了甘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八角城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苍凉雄浑。八角城也称雍仲城，位于夏河县甘加滩东部央曲河与央拉河交汇的台地上，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是吐蕃、吐谷浑、唃厮啰、西夏政权活动与争战的中心，也是古代甘青交通的要冲和汉羌、唐蕃时的边寨重镇。八角城建筑形式突破方形格局，城外有护城河、护城壕，还有外廓，南门外另有外城。城虽不小，但城角间距均在弓弩的有效射程之内，可互为照应，因而易守难攻。八角城内外发现许多历史文物，如唐宋时期的金属货币、铜牛、方砖条砖、简瓦、板瓦。它周围的平地、丘陵、台地上，遍布着古代弃耕的梯田。经考古专家初步鉴定，八角城已属我国古代社会典型的城市风貌。由其城墙下层常夹有新石器时代碎陶片，其上层也有唐、宋以来的陶片出现，再加上城外西北高地汉墓群和出土的王莽时代货币，推出八角城建于汉代。八角城以它特有的城垣结构，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屯田点上设计守防城市风貌，2006年6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八角城外，甘南境内还有临潭古城、桑科古城、明代二十四关城墙、华年古城、汉零王国天子珊瑚城遗址和砖瓦窑遗址等各类古遗址，古朴悠远，苍凉厚重，述说着甘南大地古老的历史。


    以楹联灯会为代表的节庆文化厚重久远。每年元宵节，舟曲县城四街六巷，每隔几米，就架一道彩门，道道彩门上面又以长杆铺架，把各彩门连接起来，彩门上束扎着松枝翠柏，其间悬挂着五光十色的彩灯，门两楹镶贴对联，整个小城松棚连翠，灯火辉煌。舟曲历代文风甚蔚，不少才子举人书法称誉省内。元宵节期节，更是舟曲人泼墨挥毫、激扬文字、大展才华之时。因而，此时的舟曲小城更是楹联的殿堂、书法的海洋。正月十九这天，远近群众云集县城，逛寺进香观灯，徜徉于翠枝掩映、诗文飘香的松棚灯街上，参加迎“婆婆”民俗。传说正月十九这天，子孙娘娘要出巡散福，各寺庙的群众把盛装的“婆婆”神像用轿抬于隆庙山与其它“婆婆”汇合，然后，十六位“婆婆”的轿子由本村人拥戴着按名次、道路排列，依次缓缓下隍庙山进城。进城后，鞭炮声里，人头攒动， 少妇争抢“婆婆”轿上的荷包，钻轿底求福求子，巡游活动一直进行到凌晨三时半左右，人们才尽欢而散。除此之外，农区还有临潭回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也叙说了穆斯林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牧区还有插箭节，人们以五彩的箭垛作为供奉某一部落、地域、村庄的“保护神”的象征，每年为“保护神”举行供奉仪式——插换新的彩箭，插箭时呼声动地、“隆达”飞扬，有的仪式结束后，还要在山间欢聚，或歌或舞，尽欢而归。


    十二、以“洁白丸”等产品为代表的藏医药文化历久弥新。唐代汉藏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繁盛，藏医迅速发展。公元八世纪，藏医学家宇妥宁玛·云丹贡布编写藏医学理论巨着《四部医典》，创造了比较完整的藏医体系。甘南地区是藏医药发展壮大的一块宝地，独特的气候特征使得这里的药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甘南可利用的药用植物有850种，其中虫草、雪莲、野牛心等珍稀原材料60%以上产于甘南境内。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日照时间长，药物活性成分高，藏药经过适时采集，妥善干燥，区分新旧，加工去毒，求性炮制，疗效格外显着。拉卜楞藏医学院、甘南州藏医药研究所、佛阁藏药厂、州县藏医院通过对《四部医药》、《本草晶珠》、《月王药珍》等医药古籍的挖掘和长期临床研究，藏医药文化不断创新发展，“洁白丸”、“八味沉香散”、“九味石灰华散”等藏成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藏医药文化是甘南民族文化中的瑰宝，这种文化以甘南藏医药知识体系为核心，又与宗教、哲学、天文、物候、民俗等文化互相联系，共同构成了藏族人民的疾病观、社会观、自然观、生命观，深刻影响着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


    甘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其多样性、集中性、延续性堪称国内外少有，真可谓“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因交融而多彩”。1985年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考察甘南后提出：甘肃有两个走廊，一个是河西走廊，一个是沿陇西至甘南的民族走廊。研究挖掘这个“民族走廊”的文化遗存，可以发现在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交汇构成的这一广袤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创造史，从而发掘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王砚/文 本文作者为甘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