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争鸣浙大藏简辨伪（上）
——楚简《左传》
邢文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8日 15 版）
图1：简49（完整的长简）、简50（有分段符号的完整的短简）
（释文 简49：君子萃心少人萃力先王之制也者侯皆不欲战 简50：乃许郑成）
图2：简20 （释文：得之 / 良随）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演讲，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对新出古代文献、器物的学术意义大加表彰。在王氏眼中，“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即孔壁中书、汲冢竹书，以及殷墟甲骨文等(《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3页)。但他没有想到，最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出土简帛，一个单项的重大发现，学术意义就可以超越孔壁中书或汲冢竹书，新知识、新难题、新学问，激励着世界各地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学术界进入一个激动人心的简帛时代;他更没有想到，当远古智慧穿越时空重返人间之际，简牍作伪也暗流涌动，伪材料屡见不鲜，伪学问呼之欲出，无情地侵害着中国学术的健康以及学者的学术生命。
继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成功购藏千余枚战国楚简以来，尤其近几年，国内已有多家高校以种种方式购藏了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其中，不乏珍贵典籍，但也多有伪作赝品。据本人所见，有高校藏简本道家经典，字体前后不一，内容伪迹明显，从篇题到简文，在在可疑;又有简本数学文献，书法拙劣，内容可疑，笔病连篇，实伪中劣品。高校非收藏单位，既缺训练有素的鉴定专家，也无专业可靠的文保条件，盲目购藏简牍，刺激非法盗掘与文物走私，一旦受骗，斯文扫地，自害害人，误人子弟，不可不警醒。现以浙江大学收藏的所谓战国楚简为例，从文献内容与书法风格两个方面，辨明其伪，就教于大家。
一、浙大藏简及其意义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于2009年入藏的第一批藏品为“战国楚简”，内容包括《左传》(拼缀后有简编号130余号)、《玉勺》(2枚)、《四日至》(1枚)、卜筮祭祷类简(拼缀后有编号20号)、遣策(拼缀后有编号33号)，估计原有完整简160枚左右。这批竹简的全部照片刊于《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以下简称《浙大简》)，2011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竹简是以最具学术公信力的方式被推向学术界的：有“简帛专家鉴定，此批竹简为战国楚简”;有“北京大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为竹简做了碳-14测试，这批竹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三四〇年”;有“复旦大学对竹简墨迹作显微镜微观检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浙大简墨迹与新仿汉简墨迹“两者微结构完全不同”;有“浙江大学材料系张溪文教授对竹简作降解检测及墨迹分析，”分析结果“证明此批楚简不伪”(《浙大简》“序”第1页、“前言”第1页)。当这样一部由国学泰斗、简帛学界最负盛名的学术大师封面题签，由著名古文字学家释文、整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8开精装、铜版精印，并附有两份分别出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科技检测部门及专家的足以证明竹简不伪的科技检测报告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被如此隆重推出，普通读者与非简帛专业的学者会有能力去质疑竹简的真伪吗?
如果浙江大学的这批藏简是战国楚简的真品，那么，它们将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所言，乃“我国文化史最珍贵的物质史料之一”(《浙大简》“序”第1页)，其学术意义之重要，也许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其一，“清末以来，人颇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之伪作，后经学者辨诬，其说渐破。但学者的证据，皆为理徵。这批简书的文字中，有几同今本《左传》的片段。故《左传》不为刘歆伪作，今有可信的事徵”(《浙大简》“序”第1页)。
其二，“战国书法，是我国书法史发展的重要环节。今出土的战国简书，多以抄书为志，不甚见书法之美。这一批简书，书法灵动洒脱，颇有行草意趣，是战国书法的宝贵遗珍”(《浙大简》“序”第1页)。如此一来，浙大藏简便成为改写中国书法史的重大材料。
可是，如果浙大藏简是假简，那后果就大大不同了;尤其是假简被包装成真简而无人揭露，那么走向社会、进入学界的就不仅仅是假简，而且也是假学术史、假艺术史，会制造出假学者、假学术繁荣，其负面学术意义难以预料，遗患无穷。
国内简牍造假并非新闻。胡平生先生曾就简牍造假的历史、现状与鉴别撰文，并说明国内的战国楚简造假，至少在湖北一地就活跃多年(约自1995至1999年)，香港古玩市场或有假简万枚以上(《古代简牍的作伪与识别》，《收藏家》1999年第2期第46-49页)。伪简的材料，从金丝楠木至普通竹子等，均有使用(魏宏伟《简牍的鉴识与辨伪》，《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7期第48-51页)。近年来，本人在国内外也多次见到公私收藏的数批假简。
根据浙大藏简的竹简形制、文字内容、书法风格等多方面来看，浙大所藏《左传》等简，实为赝品。
二、楚简《左传》辨伪
(一)形制
浙大藏所谓楚简《左传》，形制与考古出土的战国楚简不合。试举4证如下。
1.竹简没有契口、编绳。古书不论称“册”、“编”、“篇”、“卷”，描述的都是简牍编成后的形态。浙大藏《左传》简逾百枚，皆无契口、编绳。试想：没有契口、编绳，上百枚简在古代如何编联成册，又如何阅读与存放?造假者伪造简牍契口，往往由于刀口的新旧、作伪上色的不匀、与其他简契口位置的不合、以及没有编绳腐沤浸渗之迹等，留下破绽。而浙大藏简简制杂乱(详下)，甚至无法伪刻契口，实属伪劣。
2.竹简长短不一。浙大藏简的公布，有若干不合学界常规之处。比如，没有公布《左传》简的长、宽数据，也没有说明所发表照片是否是原大，等等，只是说明大部分完整的竹简长23厘米左右(《浙大简》“前言”第2页)。浙大所藏《左传》简经缀合后，共有122枚，另有2枚佚简仅存照片、13枚简内容重复。依据发表的照片，仅以目测即可发现，这些《左传》简长短悬殊，编联之后参差不齐，无法成为一部正常形制的战国简书。例如，《浙大简》第16页刊印的第68、69、70号简都是完简，但简70明显比简68、69长出1厘米左右;第24页刊印的第106至110号简也都是完简，但简109明显比其余4枚简短近1厘米。如此长短参差，一不合古制，二连契口都难以伪造，是伪作的证据。
3.竹简宽窄不一。古代简牍的制成，须经多道整治工序，火炙杀青，截剖刮削，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王充《论衡·量知》)。从考古发掘所得战国竹简来看，同一种文献的竹简长度、宽度是基本一致的。浙大所藏《左传》，竹简宽窄不一，既不合于情理，更不合于古制。如《浙大简》第20页所刊简86，明显窄于简87、88;而下页刊印的简94，宽度似只有简88的一半。
4.章末或节末的竹简多为短简。战国竹简一章或一节之末，多有标志章节结束的墨画符号;符号之下，一般留空，不再书写文字。浙大简《左传》中标有章节符号的简约有12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有章节符号、符号下不必再钞写文字的简，近2/3是短简或残简，如简24、38、50、78、104、119、120等。从第50、78号简来看，两简下部都没有残断痕迹，可见钞手是有意选用完整的短简来钞写一章或一节的末简(图1)。但现代的作伪者没有想到，这一部简书会因为部分竹简过短而根本无法用编绳把全书编联起来。用短简钞写章节的末简，不会影响简文的完整，但钞手没有考虑到简书编联的实际需要，从而留下了作伪的证据。
(二)内容
浙大所藏《左传》简不仅形制与战国楚简不合，而且作伪者文字水平不高，所书内容错误百出。实事求是地说，一一指证浙大简《左传》的文字错误，既浪费时间，也占用版面，而且并无必要——以下略分三类，各举一证，即可立见其伪。
1.故意妄改。故意改写古文、古语，使之乍看似有来历，考证难觅原文，是作伪习见的伎俩。《左传》是尽人皆知的经典。伪简作者对之略加改动，造成赝品为《左传》别本的假象，如果成功，确会更有欺骗性。可是，浙大伪简《左传》所见，却多弄巧成拙的妄改，平添辨伪的证据。
(1)人名
简11：“晋侯问于士之弱”。按今本《左传》：“晋侯问于士弱”，注：“弱，士渥浊之子庄子”(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66页)。“士弱”是人名，作伪者妄改，在人名之中插入“之”字，是作伪的硬伤。
(2)星名
简13：“是故咮为鹑为火”。按今本《左传》：“是故咮为鹑火”(同前注)。浙大伪简中，星名“鹑火”被改作“鹑为火”，其后又加入今本所无的“陶得之”一语，使今本《左传》的“是故咮为鹑火”在浙大简中读作“是故咮为鹑为火，陶得之”，也是妄改的铁证。
(3)据现代人思路，望文生义的妄改
简16至18，记士弱对晋侯问，称天道之灾必有火。晋侯问：“可得必乎?”士弱答：“道。国乱于象，不可知也”(《浙大简》第51、137页)。校之今本《左传》，浙大简《左传》在此有两处妄改。
第一处是简17的晋侯问：“可得必乎?”此问今本作：“可必乎?”(同前《春秋左传正义》，第869页)按“必”为副词。今本《左传》晋侯问：“可必乎?”即：“会必然(有火灾)吗?”文通字顺。但浙大简本在副词“必”前加了一个“得”字。如果“得”为动词，动词“得”加副词“必”，语法不通;如果“得”为能愿动词，与“可”连用作“可得”，那么“得”与“可”同义，语义重复，文辞拖沓，全无古义。
第二处是简17的“道。国乱于象，不可知也。”简本在此有两个破绽。第一，“道”，作为一个名词，不论从语法还是从意义来看，都无法回答“可必乎”这样的可否问题。今本《左传》作“在道”，意思是“在于道”。从语法上看，士弱对“可必乎”问题的回答是：“(这一问题取决)于道”;在文义上也合理，下面继续解释原因。简本改“在道”为“道”，看似文字简练，但若回答“可必乎”的问题，只有一个名词“道”，完全答非所问，实为有悖语法、文义的妄改。第二，简17的“国乱于象，不可知也。”就字面来看，似也通顺。但这句话是士弱答晋侯问“可必乎”的。简17的“国乱于象，”强调的是“象乱”而不是“国乱”;“象乱”，仍然有“象”，只是“象乱”而已。今本《左传》作：“国乱无象，不可知也。”今本强调的是“国乱”、是“无象”，因为国家昏乱，天无常象;既然“无象”，所以“不可知也。”从逻辑上看，简本称“国乱于象”，则国乱之象可见;既然有国乱之象作为依据，那么答案就应该是“可知也。”相反，今本称“国乱无象”，也就是说，因为“国乱”，则“无象”可见;既然“无象”作为参照，那么答案就只能是“不可知也。”可见，简本改“国乱无象”为“国乱于象”，实属在未理解《左传》原文的情况下，按照现代人的思路所作的望文生义式的篡改。
2、将错就错。故意改写之外，对意外误笔将错就错地进行改写或再创作，也是作伪常用的技巧。在浙大简《左传》中，有些改写看不出什么道理，多半属于此类。今本《左传》：“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同前，第870页)。浙大《左传》简19、20作：“如之往而东筮之，逃得之，逃得之”(图1)。且不论其书法如何拙劣、结字如何舛误，这两句的文字根本无法读通，大约只能视作伪者将错就错的结果。今本《左传》下文穆姜说：“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是穆姜自谴参与侨如之乱(同前，第871页)，但简25作：“命我妇人之与之乱”，不仅把追溯往事的“而与于乱”改作词不达意的“之与之乱”，而且下无“固在下位，而有不仁”数语，不知所云，应该也是将错就错的例子。
将错就错的例子还应包括未加改正的错字等。浙大所藏《左传》简包括附简13枚，多为作伪练习或写错的弃简。如果作伪时简文写错而不修改或废弃，也属将错就错一类。此类错误在浙大简中多见，在此聊举一例作伪者受现代汉语影响的痕迹。简17记晋侯与士弱对话，士弱“对曰”二字，简17中重出;重出“对曰”，简文已经不通，但重出的“对曰”二字，却又误写作现代汉语的“对于”一词，作伪者对之根本不加改正，可见这批赝品的伪劣。
3、卦画。专业性较强的文字、符号，往往是作伪者最易露出破绽之处。浙大简《左传》共录《周易》卦画两个，作伪者全部写错。简20有《艮》、《随》二卦卦画。《艮》卦，上下卦皆，浙大简写作根本不是《周易》卦画的一个五画卦;《随》卦 ，上卦为、下卦为，浙大简写作上下卦皆的《震》卦(图2)。
此外，简20有多处裂纹。纵贯误书的《震》卦卦画的裂纹，使竹简于简面右侧近三分之一处裂开。在图2中可见，《震》卦卦画四阴爻右侧的四短爻，都被挤在裂开的三分之一简上;四阴爻左侧的四短爻，则宽松地占据着简面三分之二的位置，左侧短爻的长度，都明显长于右侧的短爻。试想，如果简20是战国楚简，古代书手钞写卦画之时，如何能预测到竹简开裂之后的情状，而把卦画阴爻的短横，安排在竹简不均匀的裂纹两侧呢?不言而喻，卦画无疑是在竹简裂开后所画，这是作伪的明证。
(三)鉴定
既有“战国楚简”的实物，就有可能进行竹简年代的碳14测试。如前所述，整理者宣布浙大藏简的年代为公元前340年前后(《浙大简》“序”第1页、“前言”第1页)。这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说法。稍有专业知识的学者都知道，这一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没有说明这一年代是否经过树轮校正;第二，没有说明测试年代的误差。
碳14年代测定是根据古物死亡时所具有的放射性碳14的含量，按放射性碳14的衰变规律来计算古物的死亡年代的方法。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假定过去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放射水平不变，但实际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放射水平，是随宇宙射线的强度等因素而改变的。因此，未经吸收当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树木作树木年轮校正的碳14年代数据，是没有意义的。查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测定实验室的《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试报告》，所谓公元前340年的年代数值，实际上只是北大测试的第二组“树轮校正后年代(BC)”中，年代机遇率为35.1%一组年代数值的下限值(《浙大简》，第191页)。
根据北大碳14测试报告，应该说：浙江大学送检的竹简样本的碳14年代经树轮校正后，有95.4%的机会在公元前400年至前200年之间;其中，有35.1%的机会在公元前400年至前340年之间(即公元前370年±30年)，有60.3%的机会在公元前320年至前200年之间(即公元前260年±60年)。也就是说，浙大送检竹简样本的年代，只有35.1%的可能性是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40年之间，那么，样本的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左右的机会就更小。
虽然浙大简送检样本的年代最有可能是公元前260年±60年，但这并不能证明浙大所藏《左传》简不是赝品。这里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尤其是送检竹简样本的代表性等。浙大说明：“经简帛专家鉴定，此批竹简为战国楚简”，但“简帛专家”是谁?鉴定的时间、地点、方法为何?有无鉴定报告?这些都未说明。总之，根据浙大公布的鉴定材料，无法改变浙大所藏《左传》简为赝品的结论。 (未完待续)
下篇提要
下篇以“战国书法”辨伪为主，从战国书法的章法、结字、笔法特点，列举18类数十条证据，说明浙大藏简所书文字的布局，反映了竹简残断、开裂之后书写的特征;浙大藏简所书文字的形体，非但不见战国书法所具有的地域与时代的结体、间架，反而多见受简体字影响而杜撰的结字，草法无据，字形失真;浙大藏简的书手不谙战国笔法，钉头、鼠尾、蜂腰、墨猪，百病丛生，相邻两简，细笔、重墨，风格迥异，无一不是作伪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