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民族报》2012-01-21
  
　　笔者一直认为，要从边缘社会发现历史，要通过边缘社会本身的社会状况理解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政治文化活动，进而加深对边缘社会纳入中央王朝的制度化安排的理解。对社会制度文化的理解无法穷尽，我们只能努力在不同的视角下尽可能地展现其不同的面貌，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老问题，也许是《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一书最吸引人之处。

　　中国传统的边疆历史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帝国边疆的整体性规则的描述以及在帝国规训下的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类型化归纳，这种方式固然可以给人以帝国整体性制度的深刻印象，并强化对帝国大一统的认同，但是这种对宏大问题的宏大概括，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就会显得束手无策。历史学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诸多研究开始向区域研究转变。中山大学教授温春来所著《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试图在“历史现场”找寻西南地区族群社会变化的具体过程。

　　在田野中寻找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之道

　　由于材料和条件所限，对中国西南地区社会尤其是少数族群社会的研究向来是民族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种对区域问题认识的模糊性不利于整体性视角的形成。作者在该书导言中认为：“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成功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象的。”这个问题引人深思：这种“大传统”或“大历史”如何能够维持？在其之下是否还有“小传统”与“小历史”？对此，作者解释道：“大一统中国并非一个先验的、不言自明的存在，不同的地域有着在不同的语境中与国家发生关系并整合进国家的历史，因而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性特色’，这个特色亦可视为‘国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达，不能用任何二元对立的概念来把握。”与此同时，“典章制度在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性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种整合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在文献缺位的情况下，田野方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路径，这在探究少数族群问题方面尤富意义。作者试图以制度变迁为研究主线，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来描述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入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并形成较高的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这种力图重建黔西北社会自身制度与传统及其与中央王朝互动过程、在对从宋朝到清朝的黔西北历史演变的考察中找到答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既有研究中所谓“一点四方”解释模式的超越。

　　但是在博大的研究雄心背后，其面对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黔西北缺乏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研究所必需的民间文献资源。作者认为，在民间文献缺乏的地区，可以先通过阅读图书馆中的相关史料，勾勒出该地区历史的大致轮廓，再进行访谈、实地调查等田野工作，并认为田野考察与文献阅读的工作反复进行几次，必然收获良多。这种研究路径固然不无道理，但笔者担心的是，这种方法会使人落入一种“主题先行”的解释模式之中。

　　在互动中发现中央王朝与边缘地区的“同时在场”

　　作者以清代初年的改土归流为界，将黔西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异域”到“羁縻”、从“新疆”到“旧疆”的转变。在前一个阶段，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制度推进是缓慢且不强劲的，而在清初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这一地区原有的彝族管治体制开始崩溃，汉地体制在这一区域的推进不仅在经济层面形成了优势局面，同时又在社会阶层与族类身份认同方面引发巨大变化。在既有的研究中，对彝族认同的研究尚付诸阙如，该书作者以“鲁旺”问题引出对文化与族群的弹性边界的思考，并且以传说与故事印证族群关系状况，这种视角的切入显然是对既有研究的一种突破。

　　传统儒家往往将核心与边缘地区视作两个差距极大的区域，对于两者之间的衔接地带，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作者试图以“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渐进式发展模式，揭示出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实践层面的黔西北与外部世界的动态关系。当然，这一发展模式也不是绝对的，正如作者所言，许多有相似历程的区域在文献上并不一定都直接使用了“新疆”、“版图”一类词语来描述，历史也不一定按线性序列发展。中央王朝在许多边远地区的秩序建构可能会省略其中的一些环节，古代官员士大夫们在使用这些词语时也往往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何清晰地阐释其中的阶段性变革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族群自身意识的变迁情况？这是本书的最终之义。

　　对土司制度的改革以及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一方面是清王朝对边缘地区制度化的渗透与控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边缘地区族群自身的一种内在诉求。作者认为，边缘地区的一个看似统一的部落或政权，其内部往往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其间经常会出现内部竞争的态势。一旦与中央王朝发生接触，某些团体或领袖人物就可能出于对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追求，会借助中央王朝的力量从而使中央王朝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不同于既有体制的新制度与新环境。这种作者所谓的“内部竞争导致王朝扩张”的机制，凸显出中央王朝与边缘地区的“同时在场”。中央王朝通过强化对边地的控制以进一步确认其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也是边缘地区的诸多惯习、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行为以及关于自身历史的解释在王朝的意识形态中逐渐获得正统性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黔西北地区的族群认同与统治认同趋于合一，使这一地区真正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中。从清廷的层面上说，它对西南地区的“区域政策”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或政治策略，其中渗透着纷繁复杂的多方面因素。

　　在探索中认识抽象空间与现实空间

　　台湾学者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汉化”并非是单方面的异族文化向华夏文化的转化，往往也可能是华夏文明自身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彼此互动，是一种双方向中间态势混融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的冲击并试图作出回应之时，构建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与边缘地区族群的互动，往往被看成是“中华民族”线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助力。而在以这种考量为基础型塑的边疆民族史视野下，一个民族实体在时间中延续的历史，往往会受到质疑。亦如王明珂所指出的，由于在既往研究中对人类族群现象缺乏批判性认知，因此在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过程中，新的知识难以反映出族群的本质性现象，从而往往会出现对“他者”的误解与边缘化。这种研究者的本位意识往往会使研究成为自身观念的注脚，并在对材料的选择性运用中型塑起一种虚假性的认识。

　　对“异域”社会空间的探索，可以展现出权力在制度变迁中的真实运作过程。法国学者亨利·勒菲弗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成功地设置了一种抽象空间，这种空间尽管并不平均，但它仍然是全球性的。这种抽象空间是一种可视的、几何的、男性的空间，而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现代性的象征和组成部分。这种抽象空间也是一种权力，它能有效地将古老的并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具体空间殖民化。如果我们将具体场景挪移到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就会发现，清朝也同样通过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化”（抑或“汉化”、“向化”），成功地在这一地区设置了一种抽象空间，并通过这种抽象空间调整了西南地区的现实空间，而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系统性的官僚化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