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于交流，盛于久远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综述
黄世杰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7月第24卷第4期】
一、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的一个新平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自1995年以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先后举办了六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中国人类学从复兴走向崛起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新的学术背景下，中国人类学以发展的态势进入了21世纪。面临21世纪诸多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中国人类学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为了从更高更新更深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人类学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的应用，从更高更新更深的层次上讨论和研究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的发展，人们需要一个新的学术平台，以便学者们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为此，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倡议下，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东华大学(台湾)原住民民族学院、佛光大学(台湾)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等20家单位联合发起设立了“人类学高级论坛”。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2002年5月13~15日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这次为庆祝广西民族学院50华诞，由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的论坛，从筹备到召开都得到了海峡两岸四地人类学者们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在给论坛发来的贺信说：
“在21世纪，随着文化交往的复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发展，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学科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众目睽睽的情景下，人类学者能为人类、为世界做点什么？——这成了我们的学科必须细致思考的问题。而这当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假如我们的学科要对21世纪的进程有所帮助、有所启发，那它就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学科基础。在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学科里，这样的基础显然还需要我们去打造，而我们同时却又需要为建造‘和而不同’的世界做贡献。学科发展时间与历史发展时间的‘脱轨’，必然会使我们觉得措手不及。但是，这也许就是新的世纪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科的新挑战。”
国际著名的另一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在贺电中也明确表达了这个心声，他说：
“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界至为活跃，聚会频繁，论题广泛，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人类学研究最佳园地，全国不但有55个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供比较研究，即使汉民族文化也因区域广大，人数特多，所以地方性小传统文化的表现特别复杂，更是难得的研究园地，所以国内的人类学研究实有很灿烂的前景，希望人类学的同工共同努力，人类学要为中国的民族文化而发展，人类学也要关心全人类的未来而存在。”
在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热烈期盼中，来自北京、台湾、香港、广东、湖南、上海、湖北、四川、贵州、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宁夏、广西的70余位代表，5月13日欢聚在广西民族学院新建的科技楼学术报告厅为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举办揭幕。揭幕式当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蔡志祥、廖迪生、张兆和、马木池等专家教授也致电祝贺2002年人类学高级论坛成功。这次人类学高级论坛共收到论文50多篇，代表们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及其如何走向世界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和交流。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由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万辅彬教授代表广西民族学院致了欢迎词，他在追述了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的成长历程后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人类学在中国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面对21世纪诸多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例如，当前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使国际社会生态蒙上阴影；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也成为比较艰难的事。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和追求，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各个地区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还有克隆人的问题，也引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人类学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设立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在座的人类学专家们为人类学的发展再立新功、再铸辉煌!”
本届论坛组委会主席，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在开幕词中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战略高度阐述了设立“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意义，他说：
“中国的人类学尚不发达，需要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加强国际对话与交流，需要吸收和借鉴国际人类学界的先进理论与方法，这是中国人类学研究发展繁荣、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我们既要‘拿来’，也要‘送去’，‘拿来’是为了推动这门学科在‘本土’生根开花、有所成就；‘送去’是为了实现这门学科在国际学术对话、吸收、借鉴中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本土化’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为了在国际对话中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又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学人资本。中国的人类学需要‘本土化’，但是‘本土化’的目的是实现‘国际化’，不能够实现‘国际化’的‘本土化’不是成功的或科学的‘本土化’。同样，‘食洋不化’的‘国际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因为‘国际化’只能是双向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单向接纳的结果。从这个意义说，中国人类学界的发展繁荣依然任重道远。为此，我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大陆人类学界应进一步加强同台、港人类学界，同整个国际人类学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学在‘中国—世界’这个广阔而迅速变迁的‘人类田野’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次论坛按国际惯例安排了主题演讲，专题发言，还有学术沙龙，尤其值得称许的是，大会设置了观察员评论，会议形式丰富，内容精彩，代表们就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与中国都市社会、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人类学与商业社会、人类学与中国族群文化、人类学与科技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主题：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由著名人类学家庄英章教授主持，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乔健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广西民族学院张有隽研究员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乔健教授从人类学在中国研究方法论上进行简要的探讨，从一个比较大的框架上讨论汉族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野。他还结合自己在山西对底层族群——乐户的研究，认为要做好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接轨，必须对现有的国际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概念、范畴有彻底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中国自己的人类学。他的发言可以归结为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求和谐中的宇宙观的解释，第二个问题，历史深渊的追踪或者是对更时性研究的重视，第三个问题是边缘社会的辩证存在，第四个问题是历史地域的延续性。这四个问题与目前大家非常热衷讨论的所谓科学社会研究的中国化，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世界社会科学接轨的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乔健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的深层结构，这样的结构的形成，跟所谓惯时性研究的必要性很有关系。人类学不仅要研究当代社会，还应回过头看过去历史性的变迁，尤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明那么悠久，只限于现时性的研究就很难掌握它的问题。乔教授提到的乐户的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特色，如果没有一个时间性的因素来考察就很难获致其形成的背景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乔教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历史与地理的延续性的问题，也就是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整体考量。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则探讨人类学二三十年来一直很重要的议题，即族群在中文语境中的应用与泛用的问题。英文ethnic group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出现的用以指称和分析具有种族的或民族的“族裔”背景群体的专业术语。但是，对这一术语的定义至今仍旧莫衷一是。由于其定义的多样性和歧义性，也造成了对这一术语所指称对象的泛化性理解，特别是引进中国学界以后，这一术语不仅与中文的“民族”出现了矛盾，而且在应用中也出现了泛化的趋势。在大会发言中，郝教授从西方学界有关这一术语的部分定义入手，从中抽取其普遍的要素进行应用性的分析，将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限定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范畴，并通过图式化的说明，就西方国家释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情况进行了辨识，以期为该术语在“本土化”(族群)过程中如何理解其含义和怎样把握其应用的边界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背景。他认为，英文“ethnic group”翻译为中文的“族群”是贴切的，但是“族群”并不等于“民族”。对中国而言，“族群”概念是对各民族中的次级群体和尚未确定民族成分的少数群体的描述。在中国“民族”概念是有严格界定的。“民族”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进入现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产生的结果。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在表达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少数民族、某一民族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约定俗成，并无歧义。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反映中国的这种国情的概念和话语比较准确地介绍给世界，而不是按照西方的观念来削足适履地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将“ethnic group”同时翻译为“族群”和“民族”，或者用“族群”取代“民族”，甚至将“族群”概念随意运用于各类社会群体，都不是明智和科学的选择。
张有隽研究员从人类学与瑶族研究的角度指出：“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居住在亚欧、美、三大洲九个国家，开展瑶族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瑶族而研究瑶族，而是为了认识社会，然后用我们获得的知识回报社会。中国人类学要走向世界，人类学者就不能只把目光关注在国内本土的研究，而必须把国外民族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为，人类学传统特点之一本来就是研究异文化。惟有这样，中国人类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与国际人类学接轨。”张先生认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索人类文化的普同性和差异性，落脚点还是解决一个普同性的问题。人类的文化差异是很多的，不仅不同的民族，就是在一个民族的内部，不同支系之间的文化都有差别。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时，首先是调查它，弄清楚它的文化现象，然后来解释它，在这个解释中，要注重本土解释。重视本土解释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使我们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尽量做到研究的客观性，获得客观的资料，尽量克服本民族文化或其他一些文化观念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偏见和影响；做本土解释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因此，瑶族的研究应该注意本土的解释，要有本土的观点，否则很难真正掌握瑶族社会的精髓。
主持评议人庄英章教授在最后的评议中认为，三位先生论述的主题演讲，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人类学的土著观点，即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社会研究的区域性比较及贯时性策略等。这些也都是中国人类学研究所必须特别关注的议题。
他在评议郝教授的发言时认为，中国社会毕竟太复杂，区域也很大。诚如张光直教授谈到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如果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常常以中国是个例外来解释。张教授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那么这项理论还是有问题。毕竟中国社会太复杂了，费孝通先生提过的“多元一体”的概念，中华民族显然就是一个多元的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多个民族建构出来的多元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是要用族群还是民族这个概念，这些都可以再讨论。族群这个概念本身，是很弹性的，用族群来取代民族不见得更容易理解。他在评论张有隽先生的发言时对其关于本土解释的观点表示了赞同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学的方法里，有主位、客位的观点，也强调文化相对主义这样的观点，当然文化相对论这几年遭受了很大的批评和挑战。人类学家以一个外来者去看异文化，做异文化的研究，虽然可以了解所研究的对象，但是实际上写出来的社会现象可能与事实仍有差距。近十年来，文化相对论受到的批判相当多，人类学者强调本土观点之研究，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学者要真正掌握本土观点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这已涉及更高阶层的艺术问题了。不管本土观点的解释多么重要，人类学研究如果没有进行跨社会文化或区域性的比较，你可能无法得到普遍的原理、原则，或者比较不容易掌握问题意识。所以，人类学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把研究人员送到异文化中，再回到本地来进行研究。
三、讨论之一：人类学与中国都市社会
虽然在人类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中都市人类学是较晚建立的，但面对着全球性的都市化浪潮，使得都市人类学成为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这一特点在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许多与会学者对人类学与中国都市社会这一专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香港中文大学的谭少薇教授是研究女性人类学方面的专家，在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她为与会代表作了有关社会性别与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精彩演讲。
佛光大学(台湾)人类学系翁玲玲教授的《台湾都会女性的新身体观：以台北市女性为例》，从健康、美丽以及权力等三个角度切入，探讨台北女性以何种身体观，如何透过身体的知觉与实践来呈现自我，如何创获运用其经济与文化的资本，在社会场域中争取更佳的位置。翁玲玲认为：人们对身体的观点长久以来均囿限于物质或生物的层次，很容易只将身体当做一个接收器、有机体或定规的存在。晚近的研究逐渐揭露了—个长期为研究者忽略的事实：人们的身体除了物质性以外，也包含了社会性。除了生物反应以外，人们的身体是由信仰、意识形态及社会实践所织构而成的网。身体不但是一个社会文化秩序之再现，也是个人经验外在世界与外在世界沟通的渠道。身体更可能成为资本，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一样，拥有权力、地位和特别显著的象征形式。它可以转换成其他不同形式的资本，其他的资本也能形塑身体的发展。由此观之，在生物性与社会性的互动下，身体观是动态的；人们对身体健美衰陋的定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态度、引申与隐喻都会随着时空而改变。
翁玲玲的关于妇女身体观的讨论是很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过去人们不敢讨论这个问题。翁玲玲以一个女性人类学家的眼光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给人类学在都市社会问题研究上开辟了一新的领域。
与翁玲玲教授的文章相呼应，台湾新竹明新技术学院的范光棣教授也就《性别与极别》谈了两性关系问题。范教授认为，由于社会对男女的期望和待遇不同，不但不同而且是极端的不同，即男的要变成阳性的人，女的变成阴性的人。极别化使两性得到片面的、极端而对立的发展，人为地拉长了两性之间的鸿沟。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直接间接地影响他们之间最自然、亲密的性关系，极别要求男主动女被动，这要求落实在男女性关系上就是“男干女”。由于男女的性关系非常不好，因此，所有的社会调查都显示女人的性满足率不高。范教授断言：假如女人的经济不是问题，那么，她不必牺牲她的性需求，而可以像男性一样去找一个对她有性吸引力的对象。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陈延超副研究员的《略谈城市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护：以深圳为例》，根据他在深圳所作的个案调查材料，并结合国际上对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规定和做法，探讨了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敬老爱幼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敬老不单要表现在口头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在这一方面，台湾人类学界走在了前列。明新技术学院徐锦源先生在本届论坛上给与会的学者介绍了《台湾老人学的发展》，徐锦源先生认为，老人群体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群体，因此人类学应该包含探讨老人群体的领域即老人学领域。人口的老龄化是全球性的趋势，此趋势应该受到人类学的重视，目前在台湾老人学逐渐受到重视、老人照护事业及服务老人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古语云：食、色，性也。性的问题历来是成年人心中的一个或美丽或痛苦的话题。人的一生中离不开性，但在平常的场合又不敢公开谈论性。翁玲玲教授的发言说出了大家心中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就释然了。所以在最后评议中，主持评议人张有隽教授评价说，翁玲玲教授的发言惊天地，动鬼神，然也。
四、讨论之二：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
中国有12亿人口，9亿人口在农村，中国的乡村社会十分广阔，可以为中国人类学界提供广泛的田野空间。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历来也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特色传统之一。这一传统在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庄英章研究员在发言中作了《试论客家学的建构：族群互动、认同与文化实作》的演讲对客家研究的学术意义及客家学的建构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庄教授认为：客家学的提出，在学术上具有多重意义。第一是对华人研究的严肃反思，第二个意义如其客家之名义，是一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是突显传统人文及社会学科分野之武断，而提出对于科际整合的热切呼吁。
深圳宝安广播电视大学曾祥委的《东南宗族聚落形式研究：以粤东丰顺县为例》通过粤东丰顺县的客家个案，探讨了中国东南福建、广东两省宗族普遍的单姓村落聚落的成因。曾先生通过田野作业的结果证明了：丰顺目前所见的单姓村，原来多数是多姓村。开始人们总是以异姓的大人口群形式聚居，异姓人口群同时是通婚群，以姻亲关系、王爷(刘关张)崇拜以及义的信条来进行群际和精神整合；异姓大人口群聚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慢慢向单姓大人口群过渡。强姓以兼并、驱逐以致肉体消灭的形式最后实现村落空间的宗族占有。丰顺宗族大量存在的“改姓”现象，为人们认识和界定姓氏和宗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姓氏应当被认为是一种生存策略和生存方式，宗族的正确表述是血缘认同群。曾先生认为：丘陵地区小水源水稻耕作的经济形式及其引起的生存斗争是大人口群聚落的成因，而单姓人口群——宗族最后得以取代异姓人口通婚群的原因，在于它更多的统合手段，在于它组织的缜密程度，因此，在生存上，宗族优于异姓人口通婚群。
荆州师范学院孙正国的《中国乡村：小说文本〈三里湾的人类学语境〉》一文，通过对长篇小说《三里湾》进行文学人类学批评，以新的视角探讨这部曾经影响一个时代的重要作品的特征与内涵；他认为这部小说创作具有典型的人类学语境，小说文本继承了口语传统的人类学表述方式，开掘了中国乡村这一特定的人类学语码的文化意义。
港台人类学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能融贯中西，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能从实践中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比如庄教授的发言，他从中国的资料中建构了一套理论，对人类学发展的趋势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可以与世界的人类学界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少聪研究员在作最后评议时对庄教授的发言做了如上恰如其分的评价。对曾祥委的发言，与会学者也指出了其长处和不足之处。庄英章教授认为，曾先生的田野调查十分详细，所缺乏的是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或进行相关问题的回顾，然后提出一个解决什么问题。惟有这样，中国人类学才能有资格与世界人类学对话。庄教授的批评，不单是针对曾祥委先生的文章而言，他希望中国人类学在今后的发展中，要重视人类学理论的建构。
五、讨论之三：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
重视少数民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大传统。中南民族大学彭英明教授在《土家族传统制度文化及其改革刍议》发言中认为，在湘鄂渝黔边生活的土家族，历史上也存在过奇特的制度文化现象，有的还残留到现在。研究这些传统制度文化事象，探讨其改革途径，继承其优良传统，对于创建新的社会主义进步文化生活，是有意义的。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段超博士在《改土归流后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交流》发言中认为，清雍正十三年，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长达数百年的土司制度遂告终止。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变革，它对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土归流后，汉文化与土家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交流和互动，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制度文化更替、精神文化变革、人口移动和经济开发。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对土家族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土家族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了，另一方面，土家族人的文化水平也有了提高，土家族与汉族文化认同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
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西部开发，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应是重中之重，又因西部是边远、贫困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全球化与西部开发的大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不仅面临着资源配置的短缺与不平等，而且还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障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滕星教授在《全球化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战略》中，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西部开发的整体思路应以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以教育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以城市为依托，以民族团结为纽带，以更新人的观念为首要，以人为本，融入人文精神。而在西部开发与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要处理好以下11种关系：物的开发与人的开发关系；政府投入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社会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关系，城市学校教育与边远农牧业区学校教育的关系；人口政策与普及义务教育的关系；教育基础设施改善与师资队伍建设的关系；汉语教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关系。处理好以上的关系，才能在西部开发中推动教育与经济的同步和谐发展，才能使东西部各民族共同走繁荣富强和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杨健吾副研究员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要重视少数民族妇女教育：以四川甘孜藏区为例》发言中概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妇女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他认为贫困问题和观念问题是当前甘孜藏区妇女发展的主要障碍；杨先生在分析甘孜藏区教育的基础上，归纳和概括了甘孜藏区妇女教育存在的问题、特点和原因，他认为其中某些特征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具有共性。
湖南省怀化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刘芝凤在《侗族民俗与稻作文化在旅游文化产业开发中的作用》发言中认为，在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进步到“旅游搭台，文化唱戏，经济发展”，挖掘、整理、加工、利用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内涵，已成为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侗族地区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也是社会科学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侗族地区的民俗与稻作文化十分丰富，发挥得好，它将为侗族地区文化产业开发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和项目内容，进而造福—方。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院王俊敏副教授的《居住方式变迁之反省：以鄂伦春族为例》的发言中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认为，居住方式本身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与自然生态相适应、与生计方式相促进的居住方式就是最好的居住方式。鄂伦春族定居以来居住方式的两条变化路径：一条路径是“相对分散居住——相对集中居住——城镇化”；另一条路径是“与其他民族孤立聚居——民族杂居——与其他民族相邻聚居——异族通婚杂居”。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是鄂伦春族地区经济社会变迁和民族关系变迁的两种反映，也是其继续变迁的一种趋势。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徐晓光教授、博士在作《黔东南自治州传统林业法规与时代性变化》的发言时，从法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对黔东南苗族、侗族林业习惯法的历史、现状及其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做了系统全面的考察。
民族问题无小事。当今世界之所以族群冲突不断。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族群间缺乏有效的对话、交流和理解、沟通的渠道。中国人类学要为民族团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
六、讨论之四：人类学与中国族群文化
中国族群文化丰富多彩。人类学对中国族群文化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廖幼华副教授在作《秦唐之间汉人在广西的发展》发言时指出：广西僻处岭南西部，与中原山川阻隔，又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形势，因而形成历史时期汉人进入广西交通以水路为主，沿着河岸平原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开发方向上具有由北往南、及自东向西两项特征。她藉由探讨当地行政组织的置废与分布状况，来综述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各朝代对广西控制力的变化，也据此说明不同时期汉族移民在广西的发展区域及开发程度。由于到唐朝以后广西才有比较全面性的移民与开发，故她再针对唐代羁縻州、南选等特殊制度，对汉人开发广西之意义及影响加以说明，其中并涉及早期汉族移民在当地的发展，与大家族成员官僚化现象，并以唐初广西最有权势的冯、宁及韦氏三个汉族移民家族的变化来观察该特殊制度实施的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少聪副研究员在作《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分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发言时，认为：由于东南亚华人来自不同的祖籍地以及操不同的方言，东南亚华人族群往往分成不同的华人杜群，区分不同华人社群的主要法则是地域认同和方言认同，地域认同往往高于方言认同。此外，闽粤沿海社群的组织有自己的特点，如海盗集团、海商集团和船队等船上社群，其地域不是按严格的行政区域，而是按港口或海湾作为区域；船上社群与大陆传统杜群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它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分类和组合。因此，探讨东南亚华人族群的分类，不能仅仅依照中国大陆传统的族群分类法则，而应陆海对视，注意船上社群的组合。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周建新博士在作《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发言时从“跨国民族”的名词使用入手，对跨国民族类型进行了分析和划分。他认为跨国民族类型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划分。另一方面他还从跨国民族历史形成原因、现实存在形式、聚居和散居情况、国家政治认同情况、语言文字涵化情况等方面，对跨国民族进行了类型划分。他以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现象为例，对“和平跨居”模式的主要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认为跨国民族文化内部彼此之间明确的国家政治认同、国内边境地区各民族共生互助互补互制的和平人文生境，是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基本模式。
肇庆市政协副主席刘伟铿副研究员在作《多学科联合探寻广东族群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发言中认为，新世纪广东民族学，应该运用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深化对广东族群历史的研究；并以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生物学、汉语语言学、文字学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解读《山海经》等古籍和古神话，详细揭示广东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多样的族群文化。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而造成的移民人口总数大约在八千万到九千万之间，新中国成立后共建了八点六多万座水利水电工程，由此产生的移民达一千六百多万人。可见，水库移民问题是当代中国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生周梅清在作《水库外迁移民的外部社会整合》发言时从人类学角度分析水库外迁移民的外部社会整合，认为移民的外部社会整合受到移民文化素质、安置区居民的态度、政府行为和环境生态容量等四大方面的影响，在发言中，她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类文化教育活动；发挥政府在指导思想、规划制定和对安置区居民的宣传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族群的认同、族群的互动以及族群的关系，这些都是比较时髦的用语，在中文语境中往往被泛用。因此，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在对中国族群文化进行研究，要善于从中国的资料中构建中适合中国实际的族群理论。
七、讨论之五：人类学与科技
近几年来，人类学与各学科的交叉互动在更大更宽更深的范围里展开。在这次论坛上，很多人类学家从不同的学科切入，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课题。
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教授在作《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发言时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属于人类的活动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若能与专门探讨人类社会文化活动诸问题的人类学结合起来，肯定会增加其深度，扩展其广度。因此将少数民族科技史发展到科技人类学，将可以增加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得出对少数民族科技文明的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之所以要向科学技术人类学方向靠拢，并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重视对精英思想以外的地方科技文化的考察，亦即重视对所谓地方社会小传统的研究。人类学上的国家大传统和地方小传统这一对的关系理论，是认识和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一把钥匙。二是强调文本与经典研究以外的田野考察方法，亦即重视通过长期的亲身实践(“参与考察”、“深度访谈”等)而得出的特殊经验。三是侧重于对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文明特殊性的人文学理解，亦即重视对“个案”的内在意义的诠释，甚至不排除理解默会式的解读方法。四是领域广泛、方法并兼而体现出既综合、又交叉的倾向。五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终极目标是得出对少数民族科技文明的总的看法。人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不仅仅是寻求对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其规律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对少数民族的科技文明的科学阐释。
台湾佛光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宋光宇的《电脑、网络、虚拟幻境下的科学与宗教》一文以现代科技中的电脑、网络等概念，来说明东方宗教的修行是在做什么。这种思路十分新鲜，也是属于科技人类学的范畴。科学技术属于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它是人们观察自然、研究自然、认识自然并应用这种认识为人类某种目的服务的活动和行为，因此，人类学研究应该把目光投向科学技术。科技人类学的提出和兴起，必然会给21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带来一股清新风气。
八、讨论之六：人类学与商业社会
人类学是一门理论性学科，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近十多年来，中国的人类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从讲台、书斋走进社会实践的田野，参与企业的运作，参与社会评估工作等。
广东证券公司的李泳集博士曾受过正规的较全面的人类学训练，他在中山大学读了7年人类学，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在乔健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到企业工作。在本届论坛上，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所受的训练以及一些案例来对人类学进行反思。他强调要把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及视界结合到现实问题里面，这样，人们才会觉得人类学是真正应用的学科。李泳集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学院王俊敏副教授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请教了李泳集博士：第一，亲属制度的研究，是不是应该更关注家，更应结合原始家庭、近代的家庭企业进行研究？第二，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未能够有很好的对话。我们原来的经济人类学是不是讲交换，讲财物分配，这方面的观点和我们现在的一些经济问题，有很多脱离，它没有更好的结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关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那么它涉及的经济学假设，到底成不成立？那么我们人类学的所谓的田野主要是在市区，我们看的大量田野报告是市区的，好像是一种习惯，那我们在现代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在企业组织上的田野，我们的确很少看到，那么这就是说和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很多的脱离，跟不上现实的需要。第三，在企业里面所讲文化的角度从人类学来观察，那么和管理学讲的人类学中人际关系学派对人性的一些假设有什么区别？李泳集博士回应了王俊敏的问题，并做了回答。
李泳集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传统经济学而言，就是人类学对经济的研究，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说成是经济人类学？这个是符号的问题，我们就不应去讨论，但是他感觉经济学问题是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大概是最近大家都知道那个很可能是第一个所谓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目前候选人是张五常先生，他提出一个计划。就是说真实的世界是学院式的经济学家最怕去的地方。所以我感觉我们所有东西都应该是像江总书记说的与时俱进，我们应该正确把握学科的发展，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积极推动企业的研究问题。比如说，我们平时讨论很多的，包括中山大学，就说你的优势你的特点在哪里？当然岭南文化是一个方面。我们整个人类学的学科要有竞争力，要有生存的能力，应该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跟其他学科有比较研究，与别的学科应该有比较多的交流，所以他一直主张设立一个跨学科，以利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比较。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热门讨论的一个问题叫信誉问题，对信誉问题，我感觉我们人类学涉及的东西很少，但是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引用的往往是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包括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现在我国很出名的一个青年经济学家庄文英教授，他对这个讨论用的东西都是一个人类学家的一个研究成果。现在市场化的经济里面，我们的信誉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地区，我感觉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信誉问题跟汉族地区的信誉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市场规范不同，这也是一个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庄教授，都已经提到了多学科的训练对他的影响，其中他提到了人类学怎么对他有影响。他考虑到他那个企业是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不讨论产权，只讨论结构，这是不明晰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受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任戈斯的一个启发。他引入这个问题只是建立一个立论。比如说人家用“声波”来讨论企业的产权问题。他在这里不讨论国企，国企产权已经很明晰了，就是国家所有的，但是家族不同，家族产权是不明晰的，所以他才有兴趣讨论这个产权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假设和人类学的看家本领怎么切和的问题。他是这样认为的，这涉及我们的文化怎样从不同的侧面去把握的问题。他认为文化有一种选择的性能，比如人性，它基本上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假设，但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这个文化的出现，因为它就是个人在不同时空里面的一个选择，它有不同的反应。假如我们只把传统的，按照传统思维认为一个企业一定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不对。现在已是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我们再来讨论家族企业问题的话，他整个的家族，家族的企业本身，家族企业的主人，这个家族的每位成员本身，他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所争取的选择方式是不同的，这个也是人类学讨论的问题。
王俊敏和李泳集争论的问题很有意思，也给与会学者诸多启迪。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的孙九霞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博士生在《遇龙河景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策略研究》发言中，提出遇龙河景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要策略为：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和培训(包括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和面向全体居民的教育)；坚持景区内的居民优先参与的原则；把握“不参与就是最大参与”的原则；政府加强对景区居民参与的控制和引导；企业应主动协调与地方居民的关系；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和社团组织在居民参与中的管理作用：发挥研究机构的咨询作用；疏通信息渠道，建立信息交换平台；理顺关系，成立遇龙河景区协调小组。她发言的观点新，富有启迪性。人类学与商业社会时时在发生关系，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人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离开商业社会，所以在21世纪，人类学要成为一门显学，也必须要关注民生、关注现实、关注商业社会。
九、小结
本次论坛特邀了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庄英章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曾少聪博士、云南大学人类学系陈庆德教授、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作观察员，在专题讨论结束后作了观察评论。最后由乔健教授和张有隽教授对论坛作了总结，有关发言的内容本刊另有专文发表在此不赘。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在跟世界人类学接轨的同时，中国人类学应该作出贡献，希望人类学高级论坛能够坚持办下去，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我们要跟国际人类学，无论是美国的人类学，还是英国的人类学，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类学，都要有共同的语言。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在申办2008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希望像申办奥运那样能够成功。成功以后，将起一个很大的象征性的作用，中国的人类学将终于可以跟世界的人类学接轨了。2008年离现在还有6年，在这6年里，希望高级人类学论坛对推动人类学国际化有一定的作用，到2008年，我们人类学的修养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能够跟世界人类学家对话。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召开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但我们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按周建新博士的说法是：结识了新朋友，重逢了老朋友；收获了一个美好的经历；学术上、知识上也大有收获。确实也是这样。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文化、文明之间需要对话、理解和沟通。这正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再铸辉煌的客观条件。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正在恢复和重建之中，在中国人类学界，面对学科走向世界的必然，面对与人类学界同仁在语言、语体和理论方法上的交流要求，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设立为这一要求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学者们在融于交流之中相互理解和沟通，中国人类学才能盛于久远。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国人类学界团结起来，在对话、沟通和理解中发展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资料来源：人类学乾坤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d1ad10100bqe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