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满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在过去习惯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的历史。在宋代「中国意识」逐渐清晰也逐渐确立以后,历史仿佛有意开了一个玩笑,让蒙古人建立了一个远远超过汉族中国的世界性大帝国,而在明代汉族人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中华帝国,仿佛再次确认族群与国家重迭的这一空间后,历史再一次让来自长城以北的满清取得胜利,建立了又一个远远超过了汉族中心区域的大帝国。
这两个帝国对于「中国」史学带来的麻烦,就是它必须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更丰富的、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语言、不同叙述的文献数据,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使得传统的「中国史」似乎不能胜任。这一历史学的困局在晚清学术界已经被敏感地注意到了,晚清西北地理研究的兴盛,无论是否有主动响应这一历史现象的自觉意识,但实际上都是被这一历史的刺激。而对于明代所修《元史》的反复重写,包括从晚清以来的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洪钧《元史译文订补》到柯绍忞《新元史》等等,之所以反复出现,也就是因为以「元朝中国」为历史空间、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文献来源所叙述的历史,并不能充分反映那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岭表」的王朝35。特别是,这个王朝既是汉地政权,又是大蒙古帝国(Yeke Mongghol Ulus)中的一部分,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与中原帝王的双重性格……忽必烈及其子孙不能仅以中国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必须自蒙古『大汗』的观点着眼,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族在这个大帝国中始终只是被统治者,而「蒙古至上」也表明这个王朝绝不同于汉唐宋这样的汉族王朝36。因此,近年来,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氏就提出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他认为,用这一概念工具重写历史,是一个让世界史也是让中国史改变面貌的历史现象,他建议学术界要研究「蒙古时代史」(history of Mongol Period),这个历史不是「中国史」的,而是「世界史」的37,他本人最近不仅出版了《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一书,而且也运用超越中国的地图资料和域外文献,撰写了《东西方地图显示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伊朗、伊斯兰文献所描绘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等等论文。
蒙古时代史并不是中国元朝史,它不同于当年重编《新元史》,只是扩充史料,而是要跳出以元朝史为中心的中国史,站在更大的世界空间来看历史,这个历史虽然包括了中国这个空间在内,但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空间,更不是唯一的历史叙述空间。同样的是清帝国,1998年,美国学者罗斯基(Evelyn S. Rawski)在其著作《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再度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38,这部著作很有趣,她主要论述的是,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39,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满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
罗斯基是在回应两年前的一次论战。1996年,当罗斯基针对何炳棣1967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身份发表会长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40,作为一个中国出身的历史学家,何炳棣曾经尖锐地反驳,写了〈我对汉化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朝」一文的答复〉,何认为,对于满清来说,儒家化就是汉化,儒家化和中国化是一回事,因而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满清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41。而罗斯基的这部书无疑是对何的响应,也是对超越「中国」的清代历史的再度论述。
在这一争论表面,毫无疑问有出身美国(罗斯基是日裔美国人)和出身中国(何是基本教育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两种学者之间,在认知上和感情上的差异,不过,在这些论争的背后,却还有关于「世界」和「中国」的不同观念。在魏复古(K. A. Wittfogel)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以来到现在,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很有影响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其最重要的精髓,就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而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和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强调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一是保持双重民族性的历史描述、二是强调历史过程中异族对汉族的反影响,三是否认以现在的汉族中国,来追认一切以往的历史,因为从现在汉族中国的特性来追溯历史,就会把所有历史都按照一个后设的目的,百川归海似地归入「中国」42。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甚么历史?
最后,挑战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天然正当性的质疑。自从福科关于「权力」与「话语」的理论被普遍用于历史,对于任何「天经地义」的论述的质疑,就有了相当锋利的武器。而在关于民族国家方面,特别是自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论问世以后,对于从现代民族国家反观历史的质疑,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对于「国家」的误解,这就是我们习惯于用现代国家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43。可是,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编整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因此,为了维护现代国家的「天经地义」,这种看起来很正当的历史书写,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尴尬44。
前面我们提到过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正因为上述困惑,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理论的确有其意义。不过,我以为,杜赞奇解构了以当然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后设历史,指出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而是本来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所以要从这种民族国家虚构的同一性中把历史拯救出来,这当然很敏锐也很重要。但是,反过来提问,我们是否要考虑与欧洲历史不同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尤其是汉族文明的同一性、汉族生活空间与历代王朝空间的一致性、汉族传统的延续与对汉族政权的认同,是「偶然的」和「争议的」吗?中国是一个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渐建立的民族国家吗?我们知道,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与论据,一方面来自产生于被瓦解和被分割的殖民地,如亚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如非洲大湖区的国家,在这种已经被撕裂的族群和国家的重建中,确实有按照新的民族国家重新建构历史的现象,但是始终延续的中国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和依据,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近代历史,我们知道,欧洲近代有民族和国家重构的普遍现象45,因此霍布斯邦说「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46。然而这里所说的「人类历史」其实只是欧洲历史,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所以既无所谓「文艺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重建。
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我有一个可能是很固执的观念,即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异族国家的挤压和存在中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三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47。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48。因此,这个几乎不言而喻的「国家」反过来会成为汉族中国人对历史回忆、论述空间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使他们一提起来就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使他们一想起来就觉得应当遵循「三纲五常」的秩序,使他们习惯地把这些来自汉族文明的风俗当作区分自我和异族的标准。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很「特殊」,或者说,欧洲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途径很「特殊」在中国,至少从宋代起(这就是为甚么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这个「中国」既具有安德森说的那种「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49。作为一个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国家,汉族中国很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空间的边界,它甚至比那些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朝鲜)还清楚地认同这个空间作为民族国家的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个边缘相对模糊的「中华帝国」,它的身后又拖着漫长的「天下中央」、「无边大国」的影子,使它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遍性的大帝国。因此,对于复杂的中国,后现代历史学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未必就像在其它国家那样有合理性。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西川长夫曾经归纳道,现代国家作为国民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区别有五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国境存在(国民国家以国境线划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而古代或中世国家虽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但是没有明确的划定国家主权的国境),二是国家主权意识(国民国家的政治空间原则上就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拥有国家自主权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理念),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不止是由宪法、民法与国籍法规定的国民,而且由爱国心、文化、历史、神话等等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不仅仅是帝王或君主的权力),五是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存在表明民族国家之主权独立与空间有限性)50。
这是一个日本学者的说法,但却是以欧洲为思考背景的定义。然而,欧洲的定义并非来自亚洲数据而是来自欧洲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我一直很反对把一种本来是来自欧洲历史的描述方式作为普遍历史的统一尺度,尽管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国际秩序」和「近代性」逐渐取代东方「朝贡秩序」和「传统性」,并获得了普遍性身份,但是那种本来只是区域的经验和规则,在解释异地历史时,总有一些圆枘方凿之处。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语言、伦理、风俗和政治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51,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觉得古代中国以朝贡体制想象世界,并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边界。但是,仔细考察可以知道,这种「天下」常常只是一种观念或想象,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52。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如果简单地说,大体上可以注意三点:首先,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与国家,由于在空间上的重迭,使得这一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来。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以及关于知识与财富的自我与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其次,由于汉族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华夷」之辩、所谓「正统」之争、所谓「遗民」意识,在宋代以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物;再次,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53,尤其是自明清以后,明清王朝、朝鲜、日本等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只是这个「国际」原本是有一套秩序的,但是,后来却在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冲击下逐渐崩溃,终于被取代和遗忘而已。
很多人相信理论仿佛时装是愈新愈好,也有很多人总是把是否认同新理论与「政治正确」联系起来,当来自西方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一经提出,曾经引起研究视野的变化,人们不仅对这种时尚的理论和方法相当赞许,而且常常不由自主地对坚持「国家」这一研究空间的历史学有一种鄙夷,觉得在今天仍然进行这种近乎「前近代」的研究方法,好像不仅「落后」,而且有「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嫌疑。可是,这种新理论总是来自欧美等西方世界,它的历史依据和思想背景常常和我们不一样,人们反过来可以追问的是,欧洲历史可以这样理解,非洲历史可以这样理解,亚洲和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理解吗?特别是,当这个「国家」一旦形成「历史」,当这个民族和国家不仅有一个共同的空间,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伦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习俗,这种伦理、体制和习俗又有了一个漫长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否会使历史叙述本身,很自然地环绕在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共同体展开呢?汉族中国文明在很长历史时期中的延续,是否使围绕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叙述,比起另外选择和组合的空间的历史叙述,更加有明显的内在脉络呢?
结语: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地方」或者「区域」的论述、「亚洲」或者「东亚」的论述,「台湾中心」或者「大汗之国」的论述,还是所谓「复线历史」的论述,都给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多点透视」的新视角,使我们意识到,有关「中国」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的现实性,仿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让我们这些大陆中国的历史学家意识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接受这些挑战和超越这些理论,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就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的理论话题。在这样一个既涉及理论又涉及历史的领域中,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明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理,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是高句丽的东北地区,现在归入中国版图,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
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过去,「朕即国家」的观念曾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人们也不再认为皇帝可以代表国家了,可是至今人们还不自觉地把政府当成了国家,把历史形成的国家当成了天经地义需要忠诚的祖国,于是,现在的很多误会、敌意、偏见,就恰恰都来自这些并不明确的概念混淆。
2005年2月6日初稿于北京
2005年2月21日修改于香港
2005年3月23日再改于北京
注释
1 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喆、孙慧敏译,《新史学》十一卷三期,173页,台北,2000。
2 福科(Michel Foucault)《权力的地理学》,中译文见《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出版公司,1999。
4 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空间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是会引起一些问题的。
5 甘怀真《东亚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史学方法的探索》指出,有两种「自国观点」,一种是中国的,「中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即预设中国(的领域空间内)自古以来即是一自我完成的文化整体,故中国史研究的各项目可在中国的历史空间内探究而得」,一种是韩国的,「以追求历史中的自国成立为目的,即欲藉各种历史证据证明韩国自古以来即为独特的一国」,其实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内部都有。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6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以上参考陈家秀《区域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之关联──探讨宋代成都府路》第四章《新视野、新角度──宋代区域研究》,46-73页,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3.
8 参看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他指出,「在帝国时期,地区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资源的天赋或潜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方面」,所谓「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有点儿类似通常说的「社会阶段」,他把帝制中国分为九个地区,显然暗示着不同地区分别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能以一个「中国」来描述。此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242-252页,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9 Peter K Bol: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第九届中华文明的二十一世纪新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4年4月8日。
10 冈元司《宋代の地域社会と知──学际的视点からみた课题》,载伊原弘、小岛毅编《知识人の诸相──中国宋代を基点として》,勉诚出版社,东京,平成十三年。
11 小岛毅《地域からの思想史》,载沟口雄三等编《交错すゐアジア》,《アジアから考える》1,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
12 顺便可以提到的是,这种注意空间范围的研究视角,也同样出现在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关于清代考据学是否只是一个「江南学术共同体」的论述之中,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3 滨下武志在其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过去的研究,常常把「国家以及由他们相互组成的国际来作为分析近代史的前提和框架……但是在『国家』和『国际』之间,可称之为『地域圈』的领域却难以被包容进去」,而他所要当作历史论述单位的,就是这个在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即「亚洲」,中文本,朱荫贵等译,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2。
15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弘文堂书房,1923;参看五井直弘《东洋史学与马克思主义》,载其《中国古代史论稿》,58页,姜镇庆、李德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五井氏指出,随着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激发了日本当时的东洋史热,矢野的这种论点越来越流行,例如《世界历史大系》(1933-1936年,平凡社,26册)和《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1936年,岩波书店,全18卷)就是这一潮流中的产物。此期间,又相继出版了池内宏《满鲜史研究》(冈书院,1933)、冈崎文夫《支那史概说》上(弘文堂书房,1935)、桔朴《支那社会研究》(日本评论社,1936)等等,均多少有这些观点的影子。
16 矢野仁一《大东亚史の构想》,31页以下,东京,目黑书店,1944。
17 明治以来日本「亚洲」论述的风气,可以参看竹内好编《アジア主义》,特别是书前的竹内好《解说:亚洲主义的展望》和书末所附的《亚洲主义关系略年表》,筑摩书房,「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种,1963。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对与亚洲的研究又一次兴盛,仅仅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例,像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有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义と日本主义の相克》(东京:柏书房,1997),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认识》(东京:绿荫书房,1996),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特别是第一卷《アジアと日本》的卷首〈刊行にぁたつ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代中国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的日本和中国都引起了这个话题,《アジアから考ぇ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共七卷,1993-1994)。
18 我本人也曾经在一次会议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参看葛兆光,〈互为背景与资源──以近代中日韩佛教史为例〉,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2002。
19 参看渡边浩《中国与日本人的「日本」观》(打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国际研讨会论文,2002年9月7日。
20 比如1672年林鹅峰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到了本居宣长等人提倡「国学」,更是确立了平分秋色的国与国的对峙立场,甚至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观念,参看黑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国认识をめぐって》,载《中国─社会と文化》第十一号,9页,东京大学,1996。
21 《华夷变态》卷首载林恕(林罗山的第二子)的序文中,就解释「华夷变态」这个书名,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见《华夷变态》1页,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东方书店,东京,1981再版;又,日本的山鹿素行(1622-1685)在《谪居童问》中,也曾经说到日本的礼用人物自与圣人之道相合,所以应当将日本称为本朝,把清帝国称为「异朝」,这种思想被后来学者称为「日本型华夷思想」,见桂岛宣弘《思想史の十九世纪:他者としての德川日本》第八章,198页,ぺりかん社,东京,1999。而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满清的敌意。
22 今西龙《朝鲜古史の研究》146页,国书刊行会,1970。
23 《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成均馆大学校,1960。
24 吕春盛《关于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讨论》,载《台湾历史学会通讯》第二期。
25 杜正胜近年来的很多论著,其前提都是为了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建立台湾认同,参看其《到「台湾」之路》,载《自由时报》1999年1月10日。
26 比如黄秀政就指出台湾史研究本来是中国史的一个支流,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区域史研究风气的兴起」,才逐渐蔚为大国的,黄秀政《台湾史研究》自序,转引自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59页,麦田出版,台北,2002。
27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十三卷三期,39页,台北,2002。
28 关于同心圆理论的最新表达,参看《新新闻》924期(2004年11月18-24日)25页,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忆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我开始不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而是以全面性来思考,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历史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和知识的思考」,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历史同心圆的理论,不是从历史研究,更主要的是从对于国民的历史态度和知识的教育角度提出来的。
29 这个说法当然在张光直论述古代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他说,在古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程序,而不是技术、贸易等等是主要的动力,国家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见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载《中国青铜时代》480-483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
30 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新史学》十一卷二期,2-3页,38页,台北,2000。
31 杜正胜《旧传统与新典范》,原载《庆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演讲会文集》,台北,史语所,2003年12月22日;正式文本,其后载于台北出版的《当代》,未见。
32 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卷首,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33 同上,25页。
34 台湾的中国史论述,至今仍然是一个很敏感很热闹的话题,比如2003-2004年在台湾发生的高中历史课程争论,主要就是围绕着(一)1500年以后的中国史是否应当纳入世界史?(二)决定台湾地位的国际文献中,即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日华和约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何者的国际法位阶比较重要?(三)中学应当两年历史课中,是否第一年先上台湾史等等问题展开的,而这些问题引申出来的一些话题相当刺激政治神经,就是说,对与台湾来说,中国是否「外国」,中国史是否「外国史」,国父孙中山是否「外国人」?参看许倬云《我对史学争议的看法》,《中国时报》2004年11月24日A15版。
35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1345页,中华书局,1976。
36 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载《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2-194页,他觉得,与其说元朝不仅是「中国」的「统一」,而且更重要的是「统合」,即「消弥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5。
37 又,可以参看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ゥルス》,特别是参看其序章《世界史の时代と研究の展望》京都大学出版会,东洋史研究丛刊之六十五,2004。
38 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39 何炳棣的说法,见于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6,No.2,(1967)P.P189-195.
40 罗斯基(Evelyn S 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5,No.4(Nov.1996),PP829-850.
41 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7,No.1,(1998),P.P123-155.中文本,《捍卫汉化:驳伊夫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
42 参看李明仁《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理论》的介绍,收入台湾历史学会编《认识中国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台北,2000。
43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睿人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
44 比如以现代中国的地理空间来描述古代中国,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当作古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因而总觉得那个时代的「异族」也应当算在中国之内,因而不是把当时的异族入侵理解为「内部矛盾」,就是把中汉族政权的征服描述成「中央对地方」的「统一」,像现在争论不休的高句丽问题,就是陷入了这一尴尬。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争论,我以为中国方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以现代中国的疆域来处理古代高句丽的历史归属,而韩国方面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古代高句丽的疆域来期待现代朝鲜民族国家的空间领属,关于这一争论的情况,可以参看南黎明《韩国队中国的文化抗议》、钱文忠《高句丽是中韩共同文化遗产》,载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7月25日),16-20页。
45 可以参看[荷兰]彼得.李伯赓(Peter Riebergen)着、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上册第三部分第八章《一个新社会──欧洲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介绍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289-330页,明报出版社,香港,2003。
46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一译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李金梅译,麦田出版,台北,1997。
47 参看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现》,《文史哲》2004年第1期。
48 参看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9 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当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的疆域内的每一平方公分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迭之处」,同上引书,25页。
50 西川长夫《国民国家论から见た「战后」》,载其《国民国家论の射程》256-286页,柏书房,东京,1998。
51 比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8页,他已经注意到这「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所以,在讨论到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时,他也说到「不过中国的情况是一大例外」,李金梅译本,75页,麦田出版,台北,1997。
52 不要一听说「天下」一词就以为古代中国就没有「中国」意识,汉代也自称是「天下」,但是汉代铜镜铭文中却常常出现「中国」一词,它是与「匈奴」对举的。日本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天下」,西岛定生曾经根据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上也有「天下」的铭文指出,这一「天下」只是大和政权的支配领土即只是倭国的领域,对中国说,似乎「天下」是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对于倭国来说,倭国也是「天下」,见西岛定生《日本の国际环境》77-7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53 这一点,其实西岛定生已经指出,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第六章《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说到,原本包含了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有四个指标,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但是,在各个区域,这四者是不等同的,比如日本,假名文字以及以此写作的和歌、女流文学、能、茶汤等等,以及更后面的俳句、歌舞伎等等,就是日本特有的(611页),到十世纪,律令制弛缓和芏庄园的扩大、贵族如藤原氏的全盛与武士阶层的勃兴(612页),更开始了日本主体的形成。这与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有关。他指出,「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的国际秩序」,616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
文章出处:原文转自“史学研究网”
相关链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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