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昌 一生痴迷“东昌府”
作者： 曹家骧 来源：文汇报 2011年12月6日
一提到年画，张宪昌就会眉飞色舞。 本版照片均 曹家骧 摄
河南濮阳市委老处长孙庆义打来电话：“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宪昌，三十年倾其所有，研究、整理、保护东昌府年画，十几万张啊！里里外外三间房子、客厅、阳台甚至卫生间，到处是年画。痴啊！”
对于年画，我并不陌生。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开封的“朱仙镇”和山东潍坊的“杨家埠”，并称为中国四大年画。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有了“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之言，年画由此而定名。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那里也有年画？”我反问道。
“对呀，就是山东的聊城。古称东昌府。”庆义解释说。
聊城，武训、孙膑、傅斯年、张自忠、李苦禅、马本斋以及孔繁森、季羡林都出于这片土地。但对于东昌府出年画，我确实闻所未闻。
听罢，我只能搪塞道：“我息笔了。”
庆义动真格的了：“我可以说，你只要见了他，会重新燃起你职业的火焰。”
就这样，老友的一个电话，让我对张宪昌产生了兴趣。
“陡刀立线”为有后来传承者
初冬的鲁西，高高的钻天杨只露着光秃秃的枝干。最后的几片残叶，也伴着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徐徐飘落。而这片充满生机的大地，就像那一块又一块就要越冬的麦田，绿油油的，远远望去一片青绿。
见到张宪昌，是在聊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传承东昌府年画艺术，百人齐刻年画”活动的现场。那天，188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同学，把张宪昌教授围得严严实实，听他对东昌府年画历史的介绍、看他入刀刻版、着墨印刷……
只见他把一块刻制好的《麒麟娃娃》年画木版放在印架上，往墨盂里上倒进适量的黑色印墨，右手握着棕刷，熟练地调了调印墨，均匀地涂在刻版上。他又从印架右边宣纸轴夹拉过来一张宣纸，平铺在那块年画版上。又换了一把干净的刷子，上下左右，依次拓印着。不多时，那张雪白的宣纸便衬出黑色的图案。
揭开宣纸，一张娃娃手持宝物、驾驭麒麟的年画便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看着那年画上娃娃的垂耳眉眼、发髻头饰以及麒麟狂奔、祥云吉物，课堂里发出一阵欢笑声。张宪昌告诉大家，年画最难的是刻版。一张年画好不好，全在版子上。这也是年画的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于是，同学们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每人桌前都发了一块贴好画样的刻版，大家便饶有兴味地开始审样、进刀……
“我说过，一张年画好不好，全在版子上。”走在楼道里，他向我重复着。这突如其来冒出的一句话，声音好大。显然，这是说给我听的。
后来我才知道，一张年画大抵要经过画稿、构线、木刻、制版、印刷、人工彩绘、装裱等几道工序。刚刚同学们刻的叫“墨线版”，这也是年画最重要的创作过程。线条直立，才有深度。为的是耐磨损，不走形。行话叫“陡刀立线”。墨线版也称“主版”，将刻好的主版印出版样，照画稿的颜色分版，叫“择套”，一色为一版，一般是红、黄、蓝三套(块)色版。根据原稿的颜色，有的加粉红和淡蓝，通称“小红”、“小蓝”。每块套色版的刻版工序大体上与刻主版相同。套色版必须与主版纹丝合缝，不能走版。套印六色，一张年画这才算完成。
其实，刻版前的准备工作是十分繁杂的。首先就是备料。把没有经过嫁接的杜梨木水泡一年、晾干一年，第三年才能用。落料后，要两次烘干，一次要20天。之后，黏合、刨平、上油、开水沏浇10个小时，干后才能贴上画稿。
张宪昌在前面走着，边走边掏车钥匙。我跑了两步，跟着他钻进了那辆1.0排量的老式夏利车：“这老家伙跟我跑了13万公里了，满乡下转。”
张宪昌在课堂上为大家示范木版年画的印刷
潜心研究中国的民间艺术
都说张宪昌这人很怪。其实，张宪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只觉得他真的不像个教授，到蛮像个农民的。
他不修边幅不说，说起话来，有的时候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他前面说的话，你还没消化完，他会噎给你另外一个话题。无论和谁，不爱讲面子，说话直来直去，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做。跟领导也如此。他个性也强，别人说他“犟”，三头驴都拉不回来。他还不愿意和大伙儿杯来盏去脸红脖子粗地喝酒，他会说，“干嘛！”所以，有不少人不理解他。他给人的感觉是，不扎堆儿，不合群儿。
有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目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教授之一。他的同学、学生，一个个都成了大画家，有的成了著名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有的则加拿大、美国、日本或北京发展去了。有不少人的画能买几千元一平尺，一个礼拜能涂上十几张。
可张宪昌没有。奇怪的是，无论是机遇，还是技艺和美术理论，都处在上升通道的时刻，张宪昌却心血来潮地在自己的艺术发展路径和走向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走上了潜心研究中国的母体艺术——民间美术的道路。
他知道，他的这个抉择，是他人生坐标的转折点：要么就像绝大部分画家那样，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立画院、加入省美术家协会，然后想办法再挤进全国美术家协会。有了这些堂而皇之的资本，就可以出去“走穴”，前呼后拥，走上一条以卖画为生的专业画家的路；要么就一生清贫，和年画——这些被不少人称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为伍。从此，无名无利，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巴一身汗水地在乡间滚来滚去。
张宪昌选择了后者。
我问过他，为什么选择的是后者？他似乎不假考虑地回答我：“我不去干，也会有人去干。中国的学者总归有人去做这件事儿，我只是在没有人做的情况下先走了一步。”
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走遍了聊城下辖的临清、冠县、莘县、阳谷、东阿、茌平、高唐、东昌府区和由聊城代管的省辖市临清市的乡村、城镇。之后，他的足迹又伸向了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的运河两岸，进行民俗文化、民族艺术田野考察、收集、整理。民间木版年画、泥塑、剪纸、面塑、墓志、兰印、青花、葫芦、农村破旧家具、马鞭子、牲口套、石磨、马扎、石墩、煤油灯、扁担、木推车、旧门板，都成了他涉猎的对象。他一件一件地把它们从农村老百姓家里，搬进了聊城大学，撑起了现在的聊城大学民俗研究所。
张宪昌每收集到一件民俗艺术品，都会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1986年，春节刚过。有老乡告诉张宪昌，说莘县莘亭镇单庙村新发现了不少年画，让张宪昌去看看。张宪昌有个毛病，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提到年画或和年画有关的事儿，他会条件反射地跳将起来：“在哪？”随后，准会吐出挂在嘴边的那几个字：“走！看看去。”
爱人在机关上班，幼儿园还没有开学，五岁的孩子没地方放。张宪昌可不管这些，他让孩子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硬是顶着寒风带着孩子来回骑了70公里的路。从聊城到莘县，哪像现在一样都是几车道的高等级公路。那时，全是土路。汽车一过，灰天灰地，连前面的路都辨不清。再往村里骑，雪水搅着烂泥地，一片泥泞。等到了村里，孩子的两条腿麻得不能下车。河店镇西郭村是闻名远近的“泥塑村”，张宪昌想，来一趟不容易，他又领着孩子捎带着跑了趟西郭，进村儿看泥菩萨去了。
从1990-1996年，张宪昌用了6年的时间，在聊城农村租了间小屋，把自己关起来，凭借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从一个收藏家和学者的角度出发，在民间收集了大量来自不同地区、审美形态各异的木版印刷纸码年画，重新统一尺寸起稿、放大、绘制，完成了由于年代久远或保存不当所造成的损耗、模糊等问题。再创作了既保持木版年画的原有风格，又不失去原本的色彩关系和历史感，且吸收了现代艺术表现技法的年画新作。他画了120幅，画得很累。
他说，他一张画儿，得画半个月。这中间不知道撕了多少张。有的朋友劝他，你这是何苦呐？有这工夫画点儿花鸟、画点儿山水、画点儿人物，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你不是不行。他一句话听不进。直到2009年9月，他的这本《中国民俗百图》才得以出版。
他送了一本《中国民俗百图》给我。我翻遍全书，发现除了作品、作品简介和张道一先生、王树村先生、张岱年先生、锺敬文先生的四幅题词外，里边没有他张宪昌一个字儿，除封面外，更找不到他张宪昌的大名。
你说他这是原创作，还是再创作？让人弄不清。
车在聊城大学的老家属宿舍区东苑园9号楼停了下来。张宪昌不好意思地说：“曹老师，实在是抱歉，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得让您爬楼梯了。”
民间发掘“中国门神画之最”
跟着张宪昌一口气爬到六楼的时候，我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来开门的是他的夫人——谢李华，一位刚刚从聊城体委退休的机关干部。
张宪昌径直把我领进他的书房兼画室。
案桌上，零七八碎地堆满了各种东西：笔记本、名片、画了多一半的画纸、敞着盖儿的印泥，毛笔也是东一枝西一枝，书摞了一层又一层，还夹着各种颜色的纸条；主卧室，除了一张双人床外，一人多高的年画，一包一包像小山似的堆满了整整一墙，一叠一叠地用塑料袋装着。辅卧室，虽是儿子住，但如今，儿子张锐在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跟庄孔昭先生读博，学的是人类艺术学。弄到最后，父子俩还是搞到一块儿去了。儿子假期才回来，这间屋子也就变成了张宪昌的了。书房兼画室和阳台相连，北方的阳台挺大，贴着两溜儿墙，码着大大小小十多个纸箱，中间很难再有插足之地，纸箱里面也都是张宪昌收集到的“东昌府”的东西。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他把一包年画高高地举过头顶，夸耀着。
“全是他的，我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还不让别人动。你给他收拾吧，他还不高兴。”谢李华当着我的面儿，数落着。
不过，她说，她也习惯了。“谁让他喜欢这些玩意儿呐！”
我把目光移向张宪昌。我发现，这时的张宪昌，脸上泛着满意或者说是得意的笑容。
聊城，明朝称“东昌府”。东昌府传统的民间木版画是我国民间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现代艺术创作的宝贵财富。这里的木版年画，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领地”和发行网络，是大众公认的刷印民间版画的中心之一。
他告诉我，中国民间木版画，唐以前未发现有文献记载，宋代开始流行独幅版画，当时叫“纸画”，明朝改称“画贴”，清初有的地方叫做“卫画”，还有的地方称做“画张”。据他考证，“年画”一词，则出现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
在全国木版印刷的门神画中，风格各自有其特点，有的印刷非常精美，有的是以稳重的造型见长。而惟独东昌府门神画《秦琼》，造型生动、印刷简洁，恰到好处地树立了民间艺术的风格，因此被艺术界称为中国门神画之最。宋代民间兴盛童子娃娃题材，《童子花篮》这幅年画，虽然我们尚无具体文献考证其源自宋代，但是，这幅作品所给予我们的那种古风古韵，已经向我们传递了古老艺术的符号信息。并且，在所有其他地区的中国年画中，没有同样题材的作品，这又是东昌府年画其弥足珍贵之处。
清朝乾隆年间漕运鼎盛，东昌府声望剧增，被誉为“挽漕之咽喉，天府之肺腑”。由漕运带来的兴隆盛世延至公元1854年，前后长达400余年。
“东昌府传统民间木版画”就是在这块沃土上应运而生。从东昌府遗留下来的《童子花篮》年画看，这种版画是从宋代独幅版画美女娃娃发展而来的。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一些雕版工匠被掳往平阳(今山西临汾)，使这个地区成为雕版印刷的一个中心。到清末，东昌府产生了“五福祥”等20余家较大的店面。民国时期，东昌府木版年画达到鼎盛时期。近代由于漕运的废止，运河断流，津浦、京汉铁路的兴修，京杭大运河给予鲁西北的地利日渐式微，丰富多彩的东昌府年画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东昌府年画最后的刻版工匠——陈庆生
木版年画陷艺绝人亡之境
就在我到达聊城采访的第三天早晨，东昌府年画社社长徐秀贞来了，要陪我们一起去冠县定寨乡后杏村，去拜访陈庆生——东昌府年画最后的刻版工匠。
张宪昌管徐秀贞叫“大姐”，看得出这个“大姐”在张宪昌眼里很重要。他不只一次地跟我说过：“没有大姐，我张宪昌干不成。”
在去冠县的路上，我才知道，其实，真正刺疼张宪昌的是7年前一位俄罗斯同行的来访。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李福清到聊城访问。张宪昌陪了这位汉学专家整整三天。张宪昌第一次了解到，几十年来，李福清对中国木版年画的收集、整理、研究，已经大大地走在了我们前面。他根据圣彼得堡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主编、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俄罗斯藏有的大量中国木版年画，可以说是中国之外全世界藏有量最多的。且所藏大部分为晚清版年画，一共大约有7000幅。值得深思的是，李福清已经从单纯的收集、整理、研究，进入了比对研究的阶段。这对张宪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心结。
有一次，徐秀贞问张宪昌：“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张宪昌脱口而出：“收集、研究、整理东昌府年画我行。东昌府年画的发展，特别是想让它产业化，再次走进老百姓的家里，我张宪昌干不了，你行！”
并且，他脱口而出给了徐秀贞三个字：“我缺钱。”
徐秀贞二话没说，拿出钱来，专门去聊城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了“东昌府年画社”。张宪昌和徐秀贞决心从头做起，寻找那些东昌府年画刻版的老工匠，请这些老工匠按照传统的风格复刻东昌府年画新版。
中午，我们的车停在后杏村村中间的一条土路上，张宪昌和徐秀贞不知道来过这里多少次了，可说是熟门熟路。陈庆生家的大门虚掩着，他和老伴去接孙子了。张宪昌推开灶间，揭开蒸锅，半个硬馒头几口就下肚了。
陈庆生先生16岁起就手持刻刀开始刻版，祖辈都曾从事这一行。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刻字业的胶版印刷、石板印刷等都由电脑复印完全代替，刻版这门手艺也随之消沉在岁月的长河中，绝大部分木版的版式已面临灭绝。张宪昌和徐秀贞几次登门，鼓励陈庆生重操旧业。于是，陈庆生又拿起了刻刀。
刻桌上放着陈庆生刻了多一半的版子，年画刻版用的铲刀、刻刀、刮镰、弯刀也放在桌上。虽然版子还没有刻完，看到了留下的明快节奏与韵味。从自然流露的弧线与直线柔美的结合中，显露着那用刀的造型语言。
陈庆生戴上他那750度的老花镜。叹道：“不多啦，留下来的刻版老工匠没几个了！”74岁的陈庆生是聊城现在仅有的几个刻版老工匠，如今，九邻八舍没有一个人肯跟他学的。陈庆生告诉我：“别说带徒弟，就是我花钱请他们来学，都不肯呐。”陈庆生有两个儿子，每人各开了一爿轴承用弹簧片的加工场，生意好，冲床没有停的时候。对老爹的这门手艺，哥俩儿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不行喽，学这玩意儿的不多了。”陈庆生说着，吹了吹木版上刻出来的木削。
陈庆生们的困境，也是东昌府木版年画发展的困境。
2011年11月26日上午，聊城大学美术学院专门把这位东昌府木版年画刻版传承人请到了学校，为正在学习刻东昌府木板年画的188位同学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学刻年画版，陈庆生老先生笑了……
一个学者拯救了“东昌府”
在近三十年的绘画创作实践中，张宪昌始终把自己定格为普通的文化人，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平和的心态。他还是那句话：“我就是想为聊城大学做点事儿，为聊城做点事儿，为山东做点事儿。”
前不久，正在天津参加“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的张宪昌，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原来，包括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内的我国16家中国木版年画属地，在天津联合签署了《“中国木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言》，全面启动“中国木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工作。
2011年11月7日，张宪昌从天津赶回学校，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刚刚上任五天的校党委书记李喆，对张宪昌的报告做出了批示。聊城大学有关部门则迅速行动，研究东昌府木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并决定：在聊城大学举办“东昌府木版年画展”；现有的聊城大学民俗展览馆另行选址，在条件更好的试验楼重建；开办以东昌府木版年画为主要内容的民间艺术课程，并列入教学规划，创造条件把它作为聊城大学美术学院有关专业学生的专修课程；投入力量、创造条件大力扶植东昌府木版年画的研究、收集、整理工作，组织力量筹划《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东昌府卷》的组稿。
而张宪昌呢？我发现，他时刻也不停歇。
那天早上，他向我打招呼说：“我有事儿，中午我不能送你。”他还郑重地对我说：“中国应该建立‘中国木版年画学’。您应该帮助呼吁一下啊！”看来，这辈子张宪昌是离不开他那心爱的年画了。
我知道，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了。2003年，他给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写信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而这次，他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
列车在京九铁路奔驰着。一路向北，向北。
此刻，我又想到了张宪昌28年前画的那幅《八骏图》：回首长嘶、腾空而起、奔腾跳跃、四蹄生烟……
我们庆幸的是：一个学者，拯救了“东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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