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子

针对这个话题，其实金泽和陈进国主编的《宗教人类学（第一辑）》里面收录了几篇文章，并且由刘晓春教授进行了点评，其中就包含对这个概念的质疑。
不管是神仙教还是中华教，是以拜物教和印度教、日本宗教作为参照系来建构的。事实上，中华教某种形式上也只是Chinese religion的对译概念，而操作中已经有人使用了“华人宗教”。这一点，陈进国本人在文章中也是有提及的。我觉得讨论的起点根本就不该是还在纠结19世纪末传教士式提问：中国有没有宗教？难道这不是已经得到解决，并且已经在学界称为共识的一个问题了么？（从王铭铭、金泽到吴真和陈进国，从渡边欣雄到王斯福）而是，我们要明确，一、概念的指涉和分类功能，不过是一个表征的抽象，莫说这种社会网络不是实体的，我们的概念指涉与民众日常的信仰活动本身可能也不是完全涵盖意义的；二、民间信仰是在民俗文化层面，为了区分其他民俗事项而采取的概念指涉，它的参照系和上位概念不应该是宗教。换句话说，我们讨论的起点就是学术的建构，如果不允许或者否定陈氏的建构性，那么自身的表述又从何谈起。话说至此，我的意思是，我们究竟以何种逻辑起点进行建构，建构的概念其参照系和周延性如何，这是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至于刘道超先生提出的“民生宗教”，也不算最早提出（前面有余欣）、也不算跳出了宗教（仍然强调世俗功利和非制度化）窠臼。
我觉得大家可以找两份比较早的文献来读一读，既然是西方人挑的头，那就看看如今西方人如何自我反省自己“制造的麻烦”吧：
杜瑞乐：《西方对中国宗教的误解——香港的个案》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

此外，柯若朴、孙江和阿部朋恒都对“民间信仰”概念的学术逻辑和研究起源做了非常重要的综述，也是值得大家阅读的重要文献。

另外，姊崎正治的那篇文章起初是一篇演讲，名字应该是《中奥的民间信仰》，刊载于《哲学杂志》第12卷第130号，1897年12月。这一个概念也是作为日本宗教学之父的姊崎正治新造的，从他的学术训练和概念表述上看，毫无疑问是受到了宗教学（尤其是佛教和基督教）的影响。该文章后收录在八濱督郎于1899年主编付梓的《比較宗教  迷信の日本》（警醒社）一书中。不知为何，很多国内很多期刊、学位论文或者著作中，要么把作者名字写成“崎正治”，要么把篇名写作“《中澳的民间信仰》”。希望大家审慎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