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省苏州市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主持的古史辨运动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位著名领军人物；他在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读书、写书、教书，是他的全部追求。在顾颉刚逝世30周年纪念日之际，进一步认识、探讨顾颉刚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考察妙峰山香会
　　开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
　　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区境内，距市中心50余公里，是仰山的主峰。它是北方有名的“香主”，山顶庙祀“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每年农历四月，从初一到十五，朝山进香的人十分踊跃。
　　妙峰山的宗教活动与地方民俗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以庙会的形式将香火、集市贸易、民间戏曲及杂技演出融为一体，形成香会、善会、花会同时进行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地，是中国民俗学者心目中的一块宝地。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农历四月初八至初十），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委托，顾颉刚与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严对妙峰山进行了为期3天的民俗考察。其间，顾颉刚跑前跑后抄录“会启”（庙会前夕在庙门和各街坊巷口张贴的报单，用于告知会员及香客香会的活动安排）。他说：“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了解。妙峰山香会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参加考察的每人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被《京报》副刊连续6期以《妙峰山进香专号》为题予以刊发。1928年9月，这些文章与其他几篇讨论妙峰山进香的文章一起集结为《妙峰山》一书出版。全书收录的29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当属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
　　《妙峰山的香会》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对香会的来源、组织以及明清两代和当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尽的考察。《妙峰山的香会》一文还反映了顾颉刚独到的调查与研究方法，他的主要方法就是抄录各种香会的会帖。通过抄录会帖，顾颉刚统计出当时99个香会的名称及其地域分布、各香会会费的募集方式及香会的会规、组织结构，并根据会帖及碑碣将香会分为12大类。这种记录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创举。另外，顾颉刚也十分注意将抄录的文字材料与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素材加以比较。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对顾颉刚学术触角的敏锐大为赞叹，他说：“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
　　顾颉刚之所以对妙峰山香会产生兴趣，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到民间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到民间去、了解民间文化，正是中国民俗学产生的契机。顾颉刚在谈到调查的目的时说：“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储蓄了一年的活动力，在春夏间作出了半个月的宗教事业，发展他们的信仰、团结、社交、美术的各种能力，这真是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教育学等等的好材料，这真是一种活泼的新鲜材料！”
　　妙峰山香会调查是顾颉刚民俗学活动中精彩的一笔，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妙峰山香会调查是中国首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庙会民俗学田野调查，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由传统朴学考据法到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转折，使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民俗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众多专家、学者著文称顾颉刚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新天地，是中国民俗研究第一人。
　　创办《禹贡》
　　为历史地理学拓荒
　　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联合发起成立禹贡学会筹办处（1936年5月正式成立），3月又出版了《禹贡》杂志。这两个看似普通的学术活动，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个新学科——历史地理学的诞生，顾颉刚也因此被公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拓荒者。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主编《燕京学报》。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治史过程中，顾颉刚对《尚书》中记载地理的《禹贡》特别注意，并于1932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讲《禹贡》。
　　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商议，决定联合燕大、北大、辅仁3校学生，创办一份刊物——《禹贡》，并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之所以将刊物命名为《禹贡》，是因为《禹贡》是记录中国地理沿革的第一篇文章，可以最简单而清楚地表现他们工作的意义。
　　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指出：“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发刊词还阐述了《禹贡》的具体工作计划。为了做好工作，顾颉刚表示：“希望能聚集若干肯做苦功的人，穷难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就伟大的事业”。
　　《禹贡》创刊于1933年3月，迄1937年“七七事变”，先后出版了7卷，共82期，发表文章700余篇。创刊之初，每期文字仅3万字，到1937年已增加到每期14万字。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顾颉刚等人还制定了《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面对日本觊觎中国西北已久，察哈尔、绥远有可能变成类似“伪manz**国”的“蒙古国”的形势，顾颉刚非常焦虑，为了唤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他在《禹贡》上连续刊登研究东北、西北、蒙古、新疆、西藏的论文，讨论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号召共固边疆。据统计，《禹贡》共刊登过36篇有关当时东北问题的文章、24篇有关西北的文章，这些文章还被编辑成东北研究专号、西北研究专号出版。
　　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
　　救亡图存的一剂良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学者开始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的相关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日后侵略中国做准备。1939年2月，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当时我国正处于抗战阶段，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此文的发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1939年2月9日，自称久已提不起笔管的顾颉刚不顾身体的虚弱，扶杖到书桌前写下《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并于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文章开宗明义地讲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观点的论证，一是基于对历史的研究，二是缘于他从社会调查中得到的感性认识。他说，到秦始皇统一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缘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文化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顾颉刚还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他说：“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再说，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现实支点是抗战。当时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处于严重的民族危难之中，须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进行抗战。顾颉刚的这篇文章，用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华各民族是一家，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为口号，于无形中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可以说是救亡图存的一剂良药。


转自《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2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