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riceChen

　　“贼”辨
　　□郑也夫
　　编者按：
　　自从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长文指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博士汪晖涉嫌剽袭至今，清华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至今未对事件作任何反应。事件中，学术界几乎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阵营，影响及于海外。
　　本版一直积极介入此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继8月29日刊发王彬彬《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一文后，还刊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等人的言论。而采访清华和中国社科院相关部门，未获得正面回应。
　　9月17日，对此案频发言论的郑也夫也遭遇抄袭指责。郭晓在乌有之乡发文，指出郑也夫旧作《代价论》中存在六处“剽窃”，说郑也夫是“贼喊捉贼”。以下是本报独家发表的郑也夫的答复———
　　辨一：我是贼吗?
　　郭晓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挂出一篇文章：“郑也夫《代价论》涉嫌学术作伪和剽袭”。
　　感谢郭晓同志。此前就有多人在翻我的书，郭晓率先找到了毛病，这是对我的帮助。不管各位动机如何，都对社会生活作出了贡献。这种揭发和批判，对我，对学界，是一种震慑。今后著文敢不小心伺候。很多人说，不做正经事情，光找别人的毛病，无聊。我不同意。大街上为何这么多交警和协管员?为了保证秩序。只有加强对学术著作的监督，才能制约剽窃，我们不差钱财和人力，何况人家是义工。光说好听的不行，要回应人家的言论。
　　郭晓指出了我的《代价论》中的六处“剽窃”。在该书139—140页我引用了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的话，在163页引用了休谟和拉弗的话。这四处，都是给出了被引用者姓名，引文加了引号(或呈现数行的独立方块版面)，但是没有注明出处。郭晓说：“按照郑也夫自己的‘标准’———‘对引用却不给出处不能宽容，且应严格实行’，《代价论》中此种‘不能宽容’之处比比皆是。”
　　写作“汪晖门：建立剽窃标准的契机”时我脑子里只想到引文中的两种违规。其一，不打引号，但是做注了;我认为因为过去没有明文规定，暂时可以宽大。其二，既不打引号，也不做注;我认为这是剽窃无疑。对第二种违规的说法我行文不周，它其实是以另一项违规为前提的———未注明被引用者姓名。郭晓的挑战使我有必要完善自己的剽窃定义。
　　被引用者姓名、出处、引号，三项指标齐全方为规范。引用他人观点时三项都不具备是剽窃。虽独缺引号，却极易模糊被引用者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按照西方学术界的规定是剽窃，因我们以前无明文规定，可以既往不咎。
　　我脑子里就从来没有想到第三种情况：写出了被引用者姓名，引文打了引号，但是没有注明引文出处。这种情况应该极少发生，因为差错极其外在。如果是学位论文导师不会饶过，如果是出版物责任编辑会要求补齐。而我犯了如此低级错误的著作竟然问世了。但这错误是剽窃吗?剽窃是掠人之美。我写明了被引用人的姓名，引文还打了引号，标明东西是人家的，能占什么便宜?并且不给注，让明眼人一看就挑到毛病?这做法有亏吃，没便宜占，作案心理上说不通。
　　倒是有一种占便宜的方式：转引的不承认转引，假装读书多。比如从张三的著作中看到李四和王五的精彩言论，直接说引自李四和王五的某著作，占个小便宜。我在《代价论》中并没有避讳很多引文属于转引。第64页中我注明了从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中转引了戈德堡的观点;第95页从马尔库塞的书中转引萨特的语录;第103页从汤因比的书中转引其他作者的言论;第109页从罗素的书中转引伏尔泰的语录;第122页从殷鼎的书中转引沙夫的语录;第133页从巴克主编的书中转引数位心理学家的观点。我没有做注的四段语录均为转引，为什么不注明是转引，不过举手之劳?我看到后也很惊讶。休谟的语录不做注尚在我想象之内，非常经典的东西我有主观上放弃详注的可能。但其他三条我说不清为什么引号后面干脆空白着。往好听了开脱自己没有意思。
　　我还有错误。吉尔德谈加尔布雷斯的观点被我写成后者的语录。凯恩斯的语录，中间被我删掉了一段，未加删节号。两者都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我引用他人的文字，常常做一点删节，大多为了简洁。回忆起来，可能不乏在删节时漏掉省略号的。就是说，这样的失误在我的著作中一定还有。就此特别向读者道歉。也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在学术规范的讨论中强调这个问题。
　　郭晓还指出我抄袭Coser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郭晓自己就说了，我的那段话和Coser有一致，也有歪曲。那是歪曲Coser吗?那根本就是我消化了冲突学派观点后形成的自己的观点，我更满意我自己的说法。郭晓指出，我对拉弗及其曲线的讲述是抄袭自“供给派经济学兴起的简况”(载于《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五辑)。我对这段故事的描述，确实是直接根据这篇文章。但是拉弗的那些故事我当时在不止一本书上读到过，那是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趣闻，我以为这个注可做可不做。
　　总之，四段话没有给注，其中一段语录错置了，一段做了未标注的删节。这些是错误，但我不是贼。因为我明确地说出了这些东西是其他学者的，没有占便宜的动机和效果。
　　辨二：郭晓想做什么?
　　郭晓说：“(郑也夫)可以直接去‘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报到。”是不是这么说太轻描淡写了?多数盗贼一被揭发就去自首吗?
　　我不会去报到，因为我不觉得我的问题有那么严重，主动报到我觉得是在给“学术道德委员会”添乱。相反，我支持郭晓向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举证我。既然判定我剽窃，就该这么做。校方查证，我一定配合，并保证接受裁判结果。我支持郭晓去告我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举动不乏积极的社会效果。对本校涉嫌剽窃者，如果复旦有动作，北大有反应，就会增加拒不履行职责的大学的压力。彼长方能此消。若不去告我，我倒不解了，写这文章究竟要做什么?
　　虽希望郭晓去告我，但理性上判断他未必。他在文章中一再说：“根据郑也夫自己提出的‘剽袭标准’……”据此估计郭晓会说，其文章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是这不过是争论的中间过程，总不能说郭晓的最终目的就是指出郑也夫言行不符。找到了我的矛盾后，会顺理成章地回逼问：按照你的剽窃标准，你也剽窃了，你还坚持自己的剽窃标准吗?如果我不再坚持，自然也就放弃了对汪晖剽窃的认定。
　　说实在话，我一直不解郭晓想做什么?是打我，还是围魏救赵———保汪晖?
　　辨三：若我是贼，汪晖呢?
　　我以为，我们是在讨论学术界的大问题，不是在与谁为难。论辩中少不了找出对方的逻辑错误，但找出了对方的矛盾并未完结。自己的论点，是以自己的标准为支点的。我最终也没有从郭晓的文章中看出他的剽窃标准是什么。我希望他亮出自己的标准，正面地说出自己的判断。郭晓说过：郑也夫是贼喊捉贼。那么以郭晓的标准，郑和汪都是贼，抑或都不是贼，抑或一个是贼一个不是?如都是贼，是半斤八两，还是有大盗蟊贼之分呢?揭毕郑也夫的矛盾，郭晓应该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判断了。
　　辨四：贼喊捉贼，可否?
　　再谈“贼喊捉贼”。选择修辞风格是郭晓同志的权利，但是这用法显然不是该词汇的本意。其本意系于同一案件，那贼先开口诬蔑一个良民，这是必须揭露和斥责的。而一个案件中的贼喊捉另一案件中的贼，为何要遭斥责呢?一个过去做过案的贼，今日看到别个盗贼作案便张嘴喊叫，未必恶劣。他可能是良心发现，难道有过前科者日后就只能沉默?当然也可能其动机并不高尚：打击、报复、消灭竞争者，等等。但即使如此，就社会效果来说，一个曾经的贼今天高喊捉贼，若所喊属实，有什么不好?揭发盗贼，管他前科怎样、出身如何，不是吗?郭晓可以去证明郑某是贼，却不必鄙夷他喊捉贼。
　　汪晖事件案发至今，我先后写过六篇相关文章，比我喊叫更多的还真没几位。其实我主要不是针对汪晖。我的三篇文章是批评汪的国内外辩护者，一篇讨论剽窃标准，一篇批评学术机构不作为，只有一篇针对汪晖。这篇本不想发表，是他对《联合早报》的谈话激怒了我，拙文题目够狠，“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我“喊”到这个程度，不管着力打击的是护贼的人，是官府，还是贼，肯定会有人惦记我了。
　　郭晓等同仁继续工作，一定可以找到我的更多问题。但我劝各位分清一对关系。某人文章之正误和其行为之对错是分离的，所谓不能以人废言。即便我是贼，我的言论未必错，我喊捉贼未必错，我论证那厮为什么是贼未必错，我提出甄别的标准和程序未必错。不要以为找到了郑也夫是贼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否定他的言论。不要以为郑也夫是贼，就解除汪晖是贼的严重嫌疑了。即使郑也夫是贼，从其“喊捉贼”的权利，其摆出的道理，一直到汪晖剽窃的证据，都未必错。
　　我常常说，争论问题莫问动机，道理上见。但这一次，不由自主地在思索郭晓的目的。如果不是要告我的话，大约就是希望我保持“自己不干净，就别说别人”的逻辑。如果这是你希望达到的效果，我认为不对，我也不会闭嘴。社会上应该有更多的批评声音，不管批评者的动机如何，都是好现象，恰如你对我的批评。如果我们希望如此，就不能奢望批评者都是完美的，你不能奢望我是完美的，我也不能奢望你是完美的。如此苛求于人，批评必将衰落。你的动机是一回事，你批评的社会效果是另一回事。我作品中的毛病是一回事，我的社会批评中的道理是另一回事。用前者打压后者是不行的，逻辑上不通，社会效果极坏。
　　我一向坦然看待对手的动机，但不能容忍越过公理的底线。我攻击了你的朋友，你出于气愤找我的毛病，又找到了，合情合理，无可指责。但如果我攻击了你的朋友，你无视公理，为朋友掩盖过错，乃至找出我及其他对手的毛病，不分青红皂白，搅成一锅粥，统统推给八十年代，大家一起胜利大逃亡。对此我断然不敢苟同。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