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去世：又一颗巨星陨落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9月30日 16:52 来源：中华读书报
魏斐德与艾森斯塔特(右)，2002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休中
讣 闻
S．N．艾森斯塔特，出生于1923年，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苏黎世大学。艾森斯塔特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有《反思现代性》（三联出版社，2006》、《日本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等。由梁禾主编的《论诸文明与诸现代性——艾森斯塔特文集》（暂定名）目前正在翻译之中，已入选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预计于2011年推出。本文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的遗孀。
9月2日周二早晨，我在伯克莱山上的寓所里收到耶路撒冷发来讣告：S. N.艾森斯塔特先生在几小时前，于当地时间的早晨去世了。我的心一下子沉落：这些年里，他可一直在扶植我，呵护我走出低谷，协助我完成一系列学术项目的啊。
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 (Shmuel N. Eisenstadt，1923 – 2010))的名字在汉语学界中并不陌生。他自1946年起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任教，直至1983年荣休及之后，毕生从事研究的范围之广、之阔，恐怕全世界还很少有哪位学者可以相比。从古代印度、中国、日本文明到犹太教、伊斯兰教，从非洲部落文化到多元现代化，从帝制到民主制，从革命到国家，等等，艾森斯塔特用比较社会学视角一一对人类文明的过程进行考察分析，其论述为当代世界社会学理论经典。艾森斯塔特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在于他增进了人类对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的理解。用他自己非常谦虚的话说：“我力图理解各种伟大文明的历史经历是怎么回事……力图理解这些文明的主要动力和它们是如何变成现代社会的，它们如何进行现代化，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各种文化建设的。”
艾森斯塔特于1923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祖辈是中欧人，他自12岁起在巴勒斯坦接受教育，23岁起当大学教师，同时从事社会学研究。一生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名校或研究机构访学研究，能流利地使用英、德、法、意、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等语言。我本人曾与他用意大利语交流，也听过他的法文演讲。他那份融会贯通各种学科和语言的能力，当今少见。艾森斯塔特先生一生屡获世界社会学各种大奖，2006年挪威国会为其在社会科学、人文学、法律和神学方面的成就而授予他郝柏格国际纪念奖（The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
仅仅三年前，2007年初夏的我，因先生去世，心身俱碎。艾老开始对我倍加呵护，频频给我送来慰藉。当时我正在赶编先生的一套中英文版的文选《讲述中国历史》，我邀请艾森斯塔特先生为文选作序，因为艾老先生对我先生的论述不仅关注，而且几十年来一直跟踪，切磋、交流，所以非常熟悉先生的每一部著作，每一个新的命题，每一论述和视角的突破。况且，艾森斯塔特先生对中国从王朝帝制走向共和国及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有多年的研究。我向他发出邀请，他立刻答应，并引以为荣。于是我马上把伯克莱大学图书馆馆员们准备好的整整一箱子我先生生前的论述文章，用快递寄送到他那里。当时耶路撒冷处于夏季高温炎热，84岁高龄的艾森斯塔特先生，不顾令人窒息的暑热，连日足不出户，在寓所里一口气读完百余篇文章，并在几周之内发来了他撰写的序言，对我先生毕生的研究与论述做了综述和分析。他那过人的精力与专注，令人惊赞；更令人尊敬的是，他对友人和知识的珍惜热爱，超越了生命本身的局限。
是的，头次见到艾森斯塔特先生的那次，便给我以终身的启示和长久的回味。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在一个叫艾尔伏特（Erfurt）的当年东德的小城。当时我伴斐德在海德堡大学讲学，艾老得知后便邀请我们前去聚会，他恰巧正在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学院访学。我和斐德驱车六小时前往。我们穿越了连接当年东西德国两国的狭窄通道，沿途逐一感受东西德、东西欧的历史容貌和差异，禁不住感想联翩，思绪万千。一路上，我还听斐德讲艾老的故事。
下午我们到达艾尔伏特，小城一片空静状。进入马科斯·韦伯学院和见到艾森斯塔特的场景，我记忆犹新。韦伯学院坐落在一所建筑古朴，气氛恬静的院墙里。整个学院的楼房是一排排一层楼面的平房，呈石灰白古朴色，房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翠绿草坪，中间有几棵枝叶盘节交错呈巨伞般的老树，学院四周是低矮石灰白的长长围墙，墙的上端是大团翠绿婀娜的浓密柳树条，几个美丽英俊的青年男女骑坐在矮墙上读书温习。她们的长发随晚午的微风飘起；他们的脸庞在金色夕阳下，显现出醉人的健美；他们凝神的专注，流露出对知识的神往。这里让我想起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我似乎被带入静观默想的遥远神话中。尤其与蒸腾奔进发展的中国各大城市或各种高楼林立的中国学术机构相比，这里真是世外桃源。
我让坐轮椅的斐德在老树荫下略等，自己进去探问艾老的所在。在水门汀通道的办公楼走廊里，我看见一个纸张贴出的标记，上面用箭头指出艾老所用的居室。随标志寻去，在通道一头见到一扇半开的门，上面写着“艾森斯塔特教授”的字样，旁边是简陋的中国式的公厕加淋浴设备，门上贴着“艾森斯塔特教授专用”。我敲了门后，轻轻推开门房，进入艾老的房间，心里暗暗惊讶：这么重要的教授，竟然住在这么简陋的环境里。房间里除了简单的办公桌和一些书架及灯具之外，就是一张行军单人床，连床单和被褥都是行军式的。这位世界级大师，愿意在此地过清淡简朴的生活，仅因为专研学术！床旁边有一张简陋靠椅，上面坐着一个年轻人。
“你不是艾森斯塔特教授吧？”我自我介绍后，问道。
“当然不是。我是教授的朋友，此刻教授在涮洗室，他让我先接待你们。”（当然，这位年轻的德国小伙子，后来到美国大学里研习，目前已是很有成绩的教授。）听说这样，我便把他带到院子里见斐德。这也是此学者结识斐德的序曲。片刻后，艾老出现了。亲切交谈后，他便领我们去领略观光小城，其中包括当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教堂。然后他建议去市中心广场的咖啡馆。我们四人在喝咖啡的中间，艾老让我们与夏多明交谈，自己去一旁的书店。等他从书店里出来回到我们的咖啡座时，小伙子恋恋不舍地说：“我得告辞了，因为我还得赶回柏林的火车。”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后，他告诉我们：当时他很想与我们多呆一会儿，但艾老事先关照布置他及时离去。显然，艾老培植年轻人用心精细，安排周到。
作为一名大师级学者、思想家，艾森斯塔特在教学著述立论的同时，放眼世界，敏锐地关注地球上任何角落闪出的思想、学术、理论的星光火苗，及时辨认跟踪任何一位具有潜力的学者，无论后者如何名不见经传。他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与我先生进行频繁交流，他一直跟踪先生的著述，他们也联合举行或参与了许多重要学术活动。他们之间因年龄相差十多岁，在友谊的基础上也渐渐结成了一份父子般的情谊。在先生遗留的文件里，有一封艾森斯塔特祝贺先生获得终身教授职称的贺信，40多年来，先生一直保存它。后来先生因医疗事故而左腿残疾，在先生手术后悲愤低落的日子里，艾老天天从耶路撒冷打电话到斐德的病房问候谈心，陪伴协助斐德走出不幸。那时从以色列打国际电话很贵，艾老先生收入也有限，但他不在乎，每日如此。后来先生坐轮椅到世界各地参加了艾老先生主持的一些学术活动，每次艾老和夫人煦菈与我们相处都是情真意切，如同家人般地温暖。
后来，艾老与德国学界联合在柏林召开一次关于多元性现代化的学术会议，东西方重要学者纷纷前来聚会。关于中国研究，除了斐德之外还有哈佛的杜维明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从艾森斯塔特先生起，这些学者的研讨，全部用最简明实际的话语，几乎没有一个人使用当时时髦得几乎不可一世的后现代辞藻或理论术语。而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精通熟识各种理论话语，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时全球流行的。于是，几天的研讨会持续得以在内涵和实质问题上深化，各位学者得以把自己长期的思考和研究拿出来分享、比较、切磋、分析。那次会议对我这个当时在学界涉世有限的学者来说，简直大开眼界。会议本身对人的启示还有：知识学术的真正意义，以及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定位才有意义，才能对社会和人类的思考有益。因为当时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理论一时横行，造成世人的困惑不解，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无为的疑惑。那几天，坐在德国社科院的堂皇庄严的会议厅里，我看到：真正的思想家和学者是无需用术语或理论来装饰的，更不必用专业术语来吓唬人，忽悠人。而艾老，坐在圆形会议桌的一头，慈善随意，他满脸祥和的表情，像个慈善的爷爷，不时让这位或那位谈自己的看法，还不时站起来倒茶、斟咖啡、拿点心，几乎像在家客厅里座谈待客一般。但你只要用心去听，这些人正在谈论的，却是全世界关注的题目：现代化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它的定义和模式难道只有欧美一种吗？那么又如何理解埃及、印度、日本或中国的现代性呢？等等。
艾老长期与先生切磋思想、学术、理论和跨学科的各种信息。他每年都让先生给他寄送美国当年出版的主要学术书，先生总是慷慨乐意地为他寄上一大箱子。他还真看，全看。
三年多前，当获悉先生去世的消息后，艾老在几小时之内发来悼词。从那时起，每每给我来电来信，尽力把温暖和情谊送给我，为我黯淡失明的日子送来一束束柔光。先生去世后至今的三个新年里，艾森斯塔特先生和夫人旭菈都及时给我寄来春节的贺卡。直至此刻，在我伯克莱山上寓所的壁炉架上，还放着他从耶路撒冷寄来的蓝绿色夹杂金色的贺卡，上面有他的手迹：“我和旭菈在耶路撒冷的新年日里想着你，欲以此卡送上我们始终如一的爱。”有一次我告诉他：自己因悲情过重，感情世界的康复尤其缓慢，且不时陷入忧郁状，所以抱歉没有太及时与他联络。他立刻回信（每次我的去信，他总是立刻回复），提醒我人生的意义，与我一同回忆斐德的精神与思想，鼓励我勇敢前行，一如既往。他还邀请我，请我随时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期，去耶路撒冷大学的万·利尔学院（Van Leer Institute）访学，说与他和世界学者们密切相处，切磋交流，会有助我早日重新出发，勇往直前。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准备好那种合适的状况。
无疑，了，大师一个个离我们而去，这个世界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回想到前阵读到章诒和女士的感慨，颇有同感, 她说：“当年最美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Soho小报》，2010-5, No.113，29页）是的，除非我们自己不断完善修养，不断强调人文建设，否则，在物质和城建越来越优化的同时，社会却变得越来越空洞肤浅，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陌生。
好在，我的电脑里还存有多封艾老的来信，他请我担任编译的文集项目也已列入国家出版重点项目，并已有各位学者参与。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他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还有什么能比思想理论的延续更有意义呢？这个世界太需要有质地的思想，不然物质将彻底掏空噬尽人的灵魂与思想。
梁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