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原帖由 菅豊 于 2010-8-4 17:47 发表 
難しい内容を含んでいるので、私の中国語の水準では、施さんや王さんの論点を正しく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どうしても異文化間の対話は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ものです
。もし間違っていたらお許しください ...
菅丰老师54#回复的中文翻译。照例使用蓝色文字，以便阅读。
标题：关于“普通的学问”
由于讨论中包含了一些比较难的内容，以我的中文水平，恐怕未能正确理解施先生和王先生的论点。异文化间的对话到底还是容易招来误解。如果有错误，敬请原谅。另外，这么长的日语的文章，如果万一小人家要翻译的话，特在此道歉。对不起。（太客气了！我主要是怕我们师兄这个睁眼瞎着急。）
接下来，首先说说“普通的学问”的意思。这里的所说的，和31日现代民俗学会“超越福田亚细男”研讨会上福田先生所说的是一样的。所谓“普通的学问”，指的是学院化的，与其他学科有着同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的，进而有着与其他领域使用共通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体系的学问。福田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殷切地希望日本民俗学成为普通的学问，并为之努力，我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志向。
福田老师和我主张“普通的学问”，是过去的日本的民俗学，进而现在的亦是如此，不是普通的学问这一应该否定的状况的一种体现。在福田先生开始活跃的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些第一代研究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学院式的民俗学教育，而且是没有必要对学问负责的非职业性研究者。改革这一状况，使民俗学学术化，是作为第二代的福田先生的一项重要工作。
但是，这项工作并没有充分完成。现在，虽然日本民俗学会有2300名会员，但是当中的职业研究者，也就是大学的研究者或者博物馆等其他公共机构所属的研究者不到三分之二（这是我的推测）。也就是说，与其他学科比起来，所谓非职业性的研究者，或者说业余爱好者很大程度地参与学会活动。这种状况，与文化人类学会、社会学会等其他学会比起来，是“不普通”的。
但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这些非职业性的研究者。问题在于，在大学有职位的（理论上是）职业的专门的（professional）研究者的水平之低。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在专业的、职业性的学术界能够真正行得通的研究者，在日本民俗学会的2300名会员中，我想大概只有100人左右。虽然名义上是在大学工作的教授，但是这只能在民俗学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吃得开，在更广大的学术界里连名字都没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理睬。中国当然也和日本一样，在职业性的研究者里，既有很优秀的，也有很差的。这之间的差距，在日本民俗学界，不得不说仍然是很大的。
福田先生和宫田先生等人一起，为了让由业余爱好者构成的第一代的研究能够学院化，主导了概论、调查/研究手册、集成、日本民俗大辞典等基础书籍的编撰工作，推进了民俗学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这是使民俗学“标准化”的尝试。在当时，这个“标准化”的尝试是正确的，同时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标准化的过程中，大学教师的职位得到了扩充，同时，民俗学被采录为国家下发科学研究经费的一个项目，也就是说，在公共的、社会的层面上被承认为一门学问。因此，对这个时代背景下的“标准化”，我是给以肯定评价的。
但是，那以后，这个标准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学术的划一化，或者说将标准视为金科玉律一般一成不变的学术的僵硬化现象。陷入这个现象当中的，正是理应发起变革的第二代研究者自己。第二代研究者是在战后，在大学教育中学习民俗学的。在学习中，他们学会了论文的写法、资料搜集的方法等学术规范。但是，关于理论、目的、对象，他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经福田先生等人标准化过的东西，没有任何疑问地，惰性地不断进行研究，一直懒于努力地自己独立进行思考，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这些研究者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刚刚形成的学问，也就是民俗学中，懒于了解国际的研究水平或者从其他学科学习知识。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只有民俗学没有变化而被落下了。也就是说，民俗学再次变成了“不普通的学问”。
本来，福田先生等人的标准化以后，后辈们应该根据时代和学问的状况努力更新标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第二代的大部分人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意欲。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本民俗学的停滞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年轻研究者为中心，出现了改革，或者是尝试建构新的民俗学的动向。其中有很多虽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先进的、前沿性的论证和考察。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日本和中国民俗学的交流是以第二代学者为中心的。在这些交流中被介绍到中国的日本民俗学的业绩，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研究者或者论文、书籍。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都呈现多样化，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和目的，甚至对民俗学的地位也没有形成共识。因此，以“第三代”进行概括，确实有点令人踌躇。当中一个个单独的研究行动，虽然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革新性的东西，但是都不具有单独代表民俗学全体的能力。如果勉强寻找他们的共通点的话，福田先生认为，只有“否定历史民俗学——福田先生无论如何不肯抛弃的东西”这一点。因此，福田先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种否定历史民俗学的多样性的民俗学现象，称之为“民俗学的衰落”而给予强烈的否定。
但是，这种研究的不统一和扩散，是后现代时代中在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发生着的现象。在很多学问上，宏大理论正在动摇，以一个想法或者方法推进研究等情况正变得不可能。在此之上，方法、理论、对象都发生了不分领域的、跨领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一种认为固执于民俗学这个学科（discipline）本身就没有意义的风潮。我认为这样的状况，虽然是混沌和迷惘的，但是与第二代那种顽固地拒绝改变的学术姿态相比，更具有未来的可能性。因此，我与福田先生恰恰相反，认为这种状况不是“衰落”，而是新的民俗学的胚胎期，是为了新民俗学的诞生而雌伏着，等待机会的重要时期。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当中，由于他们是由第二代研究者培养的，想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也存在一些与第二代研究者持有同样的想法，并打算继承的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一种越是年轻越是保守，拒绝革新的倾向。对此，执学界牛耳的，统治着研究环境的第二代研究者应该负责。
第二代研究者不同于第一代研究者，他们受到了学院化的教育，但是学院化并没有真正成功。直至今日，还有研究者使用着由第一代研究者制造的，“常民”、“传承”等，只能在“日本”通用的，并且只能在“民俗学”通用的专业术语（jargon）。如果是负责任的研究者的话，应该注意到这些概念已经陈腐化，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使用了，但是封闭的第二代研究者和受到他们的教育的年轻研究生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或者是，即使注意到了，由于没有与其他学科交流，或者与海外民俗学交流的能力，对此感到恐惧，因而干脆内向地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就是排他性的“爱民俗学主义”。
为了打破这种状况，必须充分理解第二代研究者，搞清楚他们的问题所在，并且进行清算，进而超越他们。不是忽视、抹煞第二代研究者，以及引发破坏性的变化，而是需要与他们正面斗争的姿态。31日的“超越福田亚细男”研讨会就是为此而筹划的。在这次会议上得到明确的是，福田先生的“民俗学=历史学”，以及绝对不改变这一点的顽固的姿态。福田先生完全拒绝了变化，其姿态堪称凛然。
但是，今天的日本民俗学要对应21世纪的话，必须让历史民俗学不再是这个学科的“全体”，而是“部分”。也就是必须把福田先生非常珍视的方法变成民俗学的one of them。我认为这是这次研讨会得到明确的一点。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还不能提出其他有力的选择。正如先生所说的那样，实际上第三代研究者的兴趣和方法是多样化的。这一个个研究，并不具有福田先生所主张的历史民俗学那样的同一性。毋宁说，正是这种多样性孕育着民俗学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与生物的多样性问题是一样的。
把多样性的民俗学积累起来的同时，必须从中取舍选择出一个有力的民俗学。福田先生在研讨会上也说到，今后产生的多种多样的民俗学，有必要各自为了获得民俗学的正统性，争夺霸权而进行竞争和斗争。也就是研究的扩散以及各自的竞争，在今后是被期待的。但是，现在的日本民俗学的第三代研究者与中国的第三代研究者不同，在人际关系上，在价值上都是互不关联的。因此，日本民俗学处于无法发起学术革命的现状。研究方法单一的第二代研究者，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当然，团结紧密的集团掌握着学界的主导权。但是，虽然是慢慢地，今后世代应该将会逐渐交替。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代掌握了主导权，如果能舍小异而大同团结的话，日本民俗学应该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毋宁说，也许在每一个研究者对民俗学这一学科（discipline）的定位越来越弱的今天，执着于民俗学不放的，只有那些无法改变的，能力比较低的研究者。恐怕固执于小异，无法达到大同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虽然我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进行着跨学科的研究活动，但是我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民俗学者。我是对民俗学有着强烈执着的研究者。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术出身是民俗学，还因为我在民俗学看到了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可能性（关于这个可能性，有机会再讲）。我经常被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没有强烈的民俗学的自我定位的研究者问道：“为什么还固执于民俗学？”我每次都一定会回答：“民俗学现在还有着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可能性。”即使确实无法在民俗学中找到这种可能性，我也打算拥抱着自己的失败，继续以民俗学者自称。这是孤独的战斗。70年代的福田先生也是孤独的。
反过来看中国，第三代研究者的学术革命是令人羡慕的。至少，这个选择了变革这个选项，并且能够团结起来付诸实际的世代，比强烈地拘泥于过去的日本民俗学要幸福，同时我对你们的斗志也只有敬服。但是，另一方面，我对第三代的运动在今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感到有些不安。根据施爱东博士的直率的说明来看，寻求变革中的第三代研究者，正可以说是舍小异而求大同团结的。似乎现在完成了巨大的变化以后，这些小异又再度显在化了。在研究的方法、兴趣、目的、领域等任何一方面，合而为一都是困难的。因为在中国，学科界线今后也会不断溶解，民俗学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如果以日本民俗学为他山之石的话，可以看到，统一对学术发展来说是反效果的。
处于这种变动期中的中国民俗学，今后各个小异之间也许将会发生获得主导权的竞争。如果没有发生的话，只会像日本民俗学这样陷入各自断裂的扩散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做的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获得研究上的主导权的竞争。在这当中如果没有得到一定的成果的话，也许结果会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只能获得在学术界的边缘地位，或者从学术界被淘汰。日本民俗学正面临这样的危机。同时，美国民俗学等，也面临着完全相同的危机。在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学院化，进行学术的标准化，那以后被固定化而没有变革，因此陷入了民俗学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中叶推进学院化，进行学术的标准化，进而在20世纪后半叶也发生了变革。即使是尝试了变革的美国，也在20世纪末陷入了不得不疾呼民俗学的危机的状况。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围绕着民俗学的历史、社会、学术状况、研究环境不同，不能进行完全相同的判断，但是从世界的民俗学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巨大学术革命以后产生的状况，也不能单纯乐观地看待。但是，我认为至少选择了“变革”的中国第三代研究者的行动是正确的。同时，我确信这将是有助于今后的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性事件。进而，变革不应该停留在发言权从第二代研究者转移到第三代研究者，以及民俗学的学院化、体系化上，今后应该也有不断继续的必要。同时，我从施爱东博士的报告里强烈地感受到了继续这种变革的决心。我认为，这次运动的轨迹，是日本民俗学应该从中国民俗学学取的重要课题。
这个是真的匆匆译就，翻译完以后没有仔细检查，意思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错的，如果有错别字，请大家开动人脑自动纠错功能，多多包涵。
大概是因为进入暑假，大家都各忙各的去了，参与话题的同人有点少。我就在这里充当一下会议主持人，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讨论，不要辜负了菅丰老师的拳拳盛意。我虽然不爱辩论，但是也知道有辩才有论，一个人的独角戏唱起来不爽。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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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人家 于 2010-8-6 14:4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