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遗风

簪花，即插簪花于冠上或发髻上，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两宋时期，城市经济繁荣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簪花之风达到了鼎盛阶段。
        宋代统治阶级对簪花极为重视，专门为此作了规定。当时皇帝赐花百官，以罗花最贵，宰执以上官方可得之；栾枝次之，赐以卿监以上官；绢花赐以将校以下官。所赐花色，按品级高低各有不同。
        在不同场合，赐花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蔡绦对此记载说：“国朝燕集，赐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辽使在庭，则内用绢帛花，盖示以礼俭，且祖宗旧程也。春秋二燕则用罗帛花，甚为美丽。至凡大礼后恭谢，上元节游春，或幸金明池、琼林苑，从臣皆扈跸而随车驾。有小燕谓之对御，凡对御则用滴粉缕金花，……又赐臣僚燕花，率从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数。至滴粉缕金花为最，则倍于常多颁。”(《铁围山丛谈》卷一)由此可见，宋廷的簪花，有一套严密的程序，等级尊卑观念很强。
        宋廷每遇典礼佳节宴会，一般都大规模对臣下进行赐花，以示恩泽，时人记载一次宴会，“前筵毕，驾兴，少歇，宰臣以下退出殿门幕次饲候，须臾传旨加班，再坐后筵，赐宰臣百官、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上易黄袍小帽，驾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梦梁录》卷三)还有一次宋皇驾出烧香毕，对随行人员幕士、禁卫、官兵以及乘五百余轿的皇后、贵妃、淑妃、美人、才人、婉容依品位赐花簪戴，以致于“直南一望，便是铺锦乾坤”，而北望则“全如花世界”。宋代簪花场面之盛可略窥一斑。
宋廷赐花于臣僚，还有特别的讲究。就是除亲王宰臣由宦官为其戴上外，其余百官则自戴其花，一次赐宴上，真宗特意令宦官为晁迥、钱惟演两位大臣戴花，晁、钱二人感激得涕流满面，因为这显然是特别的恩典宠幸。宋帝对臣僚的赐花数额也颇大，丝毫不吝惜，有时一次赐从驾臣僚花各数十枝。
在宴会上，宋人还有边饮酒边赏花的雅兴。如寇准一次与宋皇饮酒时，皇帝就特意命人以千叶牡丹戴在寇准冠上，并戏谑说：“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宋人轶事汇编》卷六)
        此外，新科进士在宴会上，按惯例一律要由皇帝赐给花戴。譬如司马光中进士后，仁宗赐新进士宴，同坐人皆簪花，唯有司马光危然不动，同年劝他说：“君赐不可违。”司马光这才勉强取了一枝戴上。(《宋史•司马光传》)
        由于帝王和宫廷的爱好与提倡，加上簪花本身所具有的魅力，簪花一时成为社会风气。遇喜庆节日男女老幼一律戴花，未约成俗了。宋人在这方面的记述甚多。如五月五日临安城内人们皆戴茉莉花，欢度端午节。而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宋人一般都“泛萸簪菊”，以求驱邪健身，长命百岁。以盛产牡丹的花都洛阳为例，一到春天，“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洛阳牡丹记》)当时花巷柳陌的烟花女子更是注意着装打扮，一次就戴花三两朵，“只戴一日，朝夕如是”，以增色引人。逢嫁娶喜日，则新郎、新娘头戴鲜花，披红挂绿，以示吉庆。
        宋代妇女还有戴花冠的习俗。冠上除簪有鲜花，还有用罗绢通草、金玉玳瑁等制成的假花，假花不仅经久耐用，常开不败，且不受季节限制，所以深受妇女的青睐。花朵的插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插戴单枝独朵，有的将四季花合在一起，编成一顶花冠，名谓“一年景”。陆游对此记载道：“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毯、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茶、梅花，皆并一景，谓之“一年景”。花冠的形象，在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图》中有描绘。
        簪花在宋代不仅为妇女喜爱，而且深受男子的欢迎。但男子簪花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一些人的非议。在思想比较保守的司马光看来，簪花是华侈的表现，男子簪花更是“殊失丈夫容体”。他认为遇到簪花的场面时，若实不得已，不妨“随俗”，戴上一两枝花就可以了。
        宋人的簪花习俗对女真等少数民族都有很大影响。金国就效仿宋制，在典礼宴会上实行簪花的礼仪。如莫濛为贺金正旦使出使金国时，金主赐宴，莫濛“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为借口，力辞簪花，不愿与凶残的金人同乐。
        簪花在宋代最突出的文学形式诗词中也得到了反映，出现了不少咏簪花的佳作，苏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诗人以自嘲的口吻，风趣地道出了自己年事已高，已不是昨日的少年郎了。黄山谷也有词日：“花上老人头上羞，羞羞，人不羞，花自羞。”词人老兴勃发，插花于头，而花却笑他偌大年纪还要簪花自娱，洋溢出幽默感和生活的情趣。此外像陆游、司马光、姜夔等许多文人都充满真情地对簪花作过咏诵。
        宫廷、民间对鲜花的大量需求推动了宋代养花业的发展，号称所产牡丹为“天下第一”的花都洛阳当时“大抵家家有花”(《洛阳牡丹记》)，城内所有花园，“皆植牡丹”；临安因是南宋都城所在，需要大量鲜花，“东西马塍，在余杭门外，土细，宜花卉，园人工于接种，城之花皆取焉”(《咸淳临安志》卷三)。广州城外也有所谓的“花田”，植有许多岭北所没有的花卉。宋代养花业的繁荣超过了宋之前的各代。
        宋代的卖花业也随着簪花的盛行发展起来。当时，各大城市中一般都有花朵市。洛阳的天王园花园子，临安官巷的齐家、归家花朵铺都享有盛名。汴京、临安的夜市上也卖“五梅花、茉莉盆儿、带朵茉莉朵花、桃纱荷花”等各色花。除固定的摊铺，许多小贩还沿街叫卖四时花朵，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春则“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更有罗帛脱蜡像生四时小枝花朵”(《梦梁录》卷十三)，他们“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卖者纷然”。对鲜花的需求量大增，致使市场上花价倍涨，有些名花如“姚黄、魏紫一枝千钱”，令人啧舌。卖花的成交额也颇大，当时人记载有一年端午节仅早上临安城内卖花的成交额就达一万多贯。很多园户、花商因此而致富。
        由于鲜花十分畅销，市场很大，所以许多商人便瞄准鲜花市场，南花北运，北花南贩，获利颇丰。南宋人陈善曾记载：“近日浙中好事家，亦时有茉莉、素馨，皆闽商转海向至。”(《扪虱新话》卷十五)前面我们提到临安人在端午节人人簪戴茉莉花，这一方面说明闽商贩茉莉花到临安的数量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代鲜花的保鲜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因为从当时的航海条件来看，从福建到临安坐船需数日，一船鲜花竟能保持不败，不枯萎，并非一件易事。鲜花保鲜技术其实在北宋就有很大发展，当时洛阳每岁都要向京师进贡洛阳的名花“姚黄”、“魏紫”，以供宋廷享用。花匠用“花叶实笼中，藉覆上下，使马上不动摇，亦所以御日气。又以蜡封花带，可数日不落。”(《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然后由差人乘驿马不分昼夜地驰送京师。这种岁贡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才结束。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时期。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的消费水平也逐步提高。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喝好，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追求美的享受、美的交流，导致消费行为向美的高度升华，直接影响了消费结构的变化。宋人爱花、养花、买花、簪花就是在求美动机下产生的结果。整个社会对簪花的钟爱，表明了我国美学在宋代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 博采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