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三、寿者仁：成功学者的成功秘诀　

　

　　
所有的学术史，都是回溯性的。学者们发表的论文，犹如射出去的箭。箭射得准不准，并不由射手说了算，而是由读靶人说了算。学术史家就是读靶人，他们会把靶心画在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上，而不是画在作者自己认为最好的文章上。尽管许多学术史家非常努力地试图阅读和理解前人的作品，但他永远不可能回到前人所处的学术生态，他只能凭自己的想象，从后叙的视角看待前人的工作。

在学术史家眼里，文章无所谓好坏，只有意义高下和影响大小。所有的文章，都只能在历史的年轮中刻写它的价值，离开了它所处的时代，其价值和意义就无从谈起。吕微曾经感叹“如果海登·怀特对顾颉刚当年的假说有所知晓，他一定要奉顾氏为后现代学术的一代宗师”[1]，可是历史无法重来，当年顾颉刚的理论没能传入西方，今天以及将来，顾颉刚都难以重登后现代宗师的宝座，后人只能为此扼腕叹息。

能够成为研究范式的优秀成果不仅取决于成果本身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著作者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相近学术水准的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还是一般期刊，效果大不一样，前者犹如“一朝选在君王侧”，后者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同样的文章，署名钟敬文或者张三李四，效果也有天壤之别。

一个学者成为学术领袖之后，自然要对许多一般性的学术问题表态或者发言，这些表态未必是个人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成为后学引证的经典。一句人人都能说出来的话，经了领袖之口，意义大不一样。“在民间文艺学界除旧布新的学科建设时期，钟敬文在多个场合提出要加强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以及民间文学与交叉学科的关系。这样的倡导，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显然是十分有益的。”[2]
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提倡，钟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的，所不同的是，这些话只有经了钟先生的口，才具有号召力。

一个青年学者若想速成为知名学者，必须与时俱进，选择适合于当前形势的发展道路。时代不同，学者成名的方式很不一样。1920年代是个学术大革命的时代，新的学术范式俱在酝酿之中，这时，只要积极参与这场学术革命就是胜利。早期民俗学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钟敬文、杨成志、刘万章、张清水、娄子匡等人，都是以积极参与民俗学运动而知名的。1980年代是民俗学恢复期，最好的成名方式是编教材，谁能够把1949年以前积累起来的民俗学知识普及到广大学生中间，谁就是胜利。这一时期最活跃的几位民俗学家如乌丙安、陶立璠、段宝林等人，都曾先后编写过一批影响较大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教材。

1990年代进入了民俗学的发展期，这时的民俗学教材已经多如牛毛，最好的成名方式是出版专论，大批钟门弟子如高丙中、色音、杨利慧等人的涌现，正是通过出版优秀博士论文而成名的。进入21世纪之后，教育部的各种学术评估体系越来越发挥作用，高校开始出现重论文而轻专著的倾向，于是，提高自己在核心学术期刊上的曝光率就成为青年学者最好的成名方式。

多数优秀成果都难以在发表的当时得到广泛认同。一个学者最优秀的学术成果总是写于他精力最旺盛的青壮年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这些成果还难以被广泛阅读，而当他获得了崇高学术地位的时候，一般来说，他已经到了写不出最优秀论文的年龄了。

一篇优秀的论文，不仅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与超常的智力水平，还需要作者具有充沛的体能。作者不仅要有足够精力去田野作业或者爬梳文献，还要有足够精力来专心长考，他要有足够的体能经受失眠的煎熬，他的腿要勤、眼要快、精力要集中。一个年过花甲或者养尊处优的成名学者已经很难再经受这种体能和智能的折磨了。

但这并不是说，花甲以上年龄的学者就已经失去了学术价值，恰恰相反，这个年龄的优秀学者已经功成名就，正处于广受尊重的年龄，此时正需趁热打铁，好好经营自己的学术成果。他们过去的优秀成果常常被一些青年同行或者研究生视作研究典范，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推广那些成功的经验范式，指导青年学者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当他们更老一些的时候，已经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学生还将把这些经验范式进一步推广到更年轻的学生中去，实现其薪火相传的学术理想。

优秀业绩只是成就一个学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学者若要得到广泛的阅读认同，他还必须活得足够长。陈平原在《不靠拼命靠长命》一文中提到：“大学毕业那阵子，老师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传授了‘治学秘诀’，那是老师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十字真言道破了很简单，大白话一句：‘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据说这句至理名言的两位创造者，晚年都真的很有学问，成了学界泰斗。”[3]

传统学术史都是以名家名作的方式来书写的。我们往往是先确定了名家，然后再按图索骥，回溯其名作。名作的确立，又将进一步确认作者名家的地位。一个活得足够长、学生足够多的学者，哪怕是早年的稚嫩之作，都会被弟子们翻出来，当成经典文献重新出版。“在动荡多变的近代社会，长寿者本身就是国家历史的缩影。更重要的是，长寿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有可能影响历史研究的趋向，同时既作为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叙述的制造者。”[4]那些被钟先生自谦为“描红格子”[5]的少年习作，多被当作中国民俗学的早期经典，从各种旧杂志中翻出来，与时俱进地赋予新的意义。一个学者一旦成为仁寿的学术领袖，他过往的学术成果也必将被弟子们“层累地叠加”许多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丰富内涵。正如黄苗子郁风夫妇给钟先生奉上的祝寿辞：“三千弟子半耆宿，一代风骚拜老成。”[6]

相反，如果一个学者过早退出了学术共同体，他不能在历史舞台上持续曝光，那么，他早年的学术成果也多半只能随之退出后人的阅读视野。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董作宾的《看见她》、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其学术价值堪称1920年代的民俗学代表性成果，甚至还在钟敬文同期成果之上[7]，但是，由于两人很早就退出了民俗学界，今天的学生已经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优秀成果了。





[1] 吕微：《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02期。

[2] 陈泳超：《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民俗研究》2004年01期。

[3] 陈平原：《不靠拼命靠长命》，《瞭望》1988年44期。

[4] 刘一皋：《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困惑——以梁仲华为例》，《历史学家茶座》第九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5]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6] 陈芳：《钟敬文：从“五四”走来的中国民间文学泰斗》，《纵横》1997年09期。

[7] 钟敬文先生在谈到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的重印问题时，曾经对笔者说：“告诉叶老师，我那几本书不要重印，那都太幼稚了，顾先生、容先生的作品比较成熟……我不是谦虚，我没必要谦虚，这是实事求是。”（钟先生病中谈话录音，2001年8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10-3-9 23:35 编辑 ]

查拉图泰来

钟敬文先生在谈到中山大学民俗丛书的重印问题时，曾经对笔者说：“告诉叶老师，我那几本书不要重印，那都太幼稚了，顾先生、容先生的作品比较成熟……我不是谦虚，我没必要谦虚，这是实事求是。”（钟先生病中谈话录音，2001年8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

令人钦佩，膜拜祖师爷！

imorange

“董作宾的《看见她》、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头一回听到。

柳倩月

如果不是相当相当的有名望，好多人正当学问做得炉火纯青时，就因到了60岁而“休”掉了，这里面也有巨大的损失。我们单位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混到近六十岁，终于开始大出成果，没热乎两年，就因退休，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还是蛮可惜的。想要薪火相传，几乎没什么机会了，现在这世道，不知有多少人盼着你快点退下去……

那些亦官场亦学的人，绝对非常能体会“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受，呵呵。

施爱东

说实话，我还真不相信那位六十岁的老师能写出什么有份量的成果来，估计也就是数量上能上去吧。
其实三十来岁才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
在理工科学界，如果四十岁之前搞不出什么名堂，终身无望。
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不比理工科般吃青春饭，但也不能太迟，如果五十岁之前拿不出代表性的成果，基本上也是终身无望。
同志们，努力要趁早。
试看前辈学术大师，无论古今中外，哪位是在四五十岁之后写出代表作的？
我们这一辈学者已经注定不可能有大师级的人物了，可论坛上的志愿者朋友们，你们还有希望。

恩施土家

施老师说我们有希望，也是一个鼓励。面对日益激烈的考研形势，对学术还怀有信仰的年轻人，一定要通过勤奋与笃行，坚持坚守，我不希望童鞋们因为某种关系或其他动机到民俗学‘混学历’。

imorange

现在混学历的人不要太多…… 混讲师混教授的更是多了去了，不然如何解释我们各个刊物上惨不忍睹的研究论文？
80后90后大有可为，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学术圈又是一副新面貌。如今的导师大多是从文革下乡阶段走过来的，时代影响，基础还是差了些。

燕赵悲歌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3 23:45 发表
说实话，我还真不相信那位六十岁的老师能写出什么有份量的成果来，估计也就是数量上能上去吧。
其实三十来岁才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
在理工科学界，如果四十岁之前搞不出什么名堂，终身无望。
人文社会科学虽然 ...

施先生言辞犀利，口无遮拦，后生可畏，佩服！
老朽也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年龄，深知年龄不饶人，真的是心不服老人已老。
不过，老了也有老的用途，虽然如施先生所言，老了难有创造性思想（此说我赞同），不过，若以毕生积累，做些传播知识、教授后生的事情，还是有些用处的吧。
看过施先生的文章，更觉得应该庆幸钟敬文老先生的高寿，老先生以七十岁之后的高龄，教书育人，才有了今天民俗学民间文学界支撑局面的这些人才。

施爱东

呵呵，燕赵悲歌先生也一样，我看了你的几乎所有帖子，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是说真话的人。
只不过我是真名祼身，而你却穿了件马甲。
以先生的见识和犀利，决不会是无名之辈，只是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罢了。
大约这就是传说中的风清扬吧。

年青学者和老学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当那些老学者被新锐民俗学者们革命的时候，正是他们的学术地位达到巅峰的时候，
他们的著作开始被学生们广泛阅读。
这时，他一方面要饱尝被别人革命的滋味，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影响扩展到了年轻时代所没有达到的更广阔的学术版图之中。

新锐学者尽管新锐，有思想，可是，他们没地位，
他们的新锐著作还难以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
只有当他们自己也老了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地位、被认可，
可是，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新锐了。

如果不是在非常时期（如五四运动、文化革命、1980年代文化大讨论等），
思想的生产和思想的被接受，一般是不同步的。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3 23:45 发表
试看前辈学术大师，无论古今中外，哪位是在四五十岁之后写出代表作的？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代表作之一《法哲学原理》，写于1921年。

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年-1982年）的《历史是什么？》出版于1963年，其内容为作者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系列讲演。

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1875-1962）决心树立日本民俗学的体系，是在快50岁时，《蜗牛考》《入赘考》等代表论文均诞生于50多岁，知名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出版于1934、35年，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学术创造力。

至少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四五十岁的年龄，应该不会成为阻碍创作的先天或决定性理由吧？

施爱东

首先，必须承认我的表述有问题。
许多理工科出身的人，喜欢用全称表述来代替大概率事件。
也就是说，许多像我这样的理工科出身的人，往往忽略小概率事件，把大概率事件说成全部事件。
因为是网上聊天，不是写在正式论文中的，所以没在意修辞，被王京兄逮住了。
逮住了就没办法，只能认错。

其次，我还得强调，改正修辞和表述，并不代表修正我的观点。
无论还有谁再举出多少个案来说明有哪些大师的代表性成果写于50岁之后，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那都是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身上，
但它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业现象。

绝大多数人不会成为大师，
绝大多数大师的代表性成果不会生产于四五十岁之后。

其实就算写于1918年，出版于1921年的《法哲学原理》，也只是黑格尔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次综述，而不是思想的新生。
我不了解卡尔，也没见过《历史是什么？》，但我相信（“相信”是一种不严谨的提法，再强调一下，因为只是网上讨论，不是正式论文，不够严谨是为了方便叙述），既然是演讲，就不大可能是新生的思想，估计是对过去思想的一次普及性重述。
至于柳田国男，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一说肯定撞王京兄枪口上。

王京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6 01:50 发表
其实就算写于1918年，出版于1921年的《法哲学原理》，也只是黑格尔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次综述，而不是思想的新生。
我不了解卡尔，也没见过《历史是什么？》，但我相信（“相信”是一种不严谨的提法，再强调一下，因为只是网上讨论，不是正式论文，不够严谨是为了方便叙述），既然是演讲，就不大可能是新生的思想，估计是对过去思想的一次普及性重述。

所谓“综述”与“新生”，其中寄托的施兄的价值观，显然已经超出了中立的范围。
到底应该是“综述”，还是“综合”，一字之差，印象迥异，显然又涉及到修辞上的技巧。
正像施兄为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动力学机制论的辩护，
“其实，许多学术史上很有贡献的理论，都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被讨论，并已经被学界所认识到的”。
“综述”只是整理和复述，而“综合”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施兄所说的，
使某种理论或模式能够够“作为一个确定性的知识传承给后代学者”的“完整的揭示”吗？
无论是《法哲学原理》，还是《历史是什么》，既然不是无中生有，当然都是作者多年所想所论，
但无疑是在这些著作之中，作者才真正围绕着特定的问题进行了正面的思辨和具有体系的阐述。
在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发展上，“新生”似乎没有，在逻辑上也不应该有天生超出“综合”的优势。
正如“新生”需要天才的催化，真正的“综合”，也绝非仅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就能完成。
一种理论或模式，一旦被“完整地揭示”出来，
就具有了成为被后一代学者致力超越，甚至破坏的对象的资质。
在后来学说的追认上，这些理论或模式毫无例外地被归于过去的旧世界，甚至被极为轻蔑的否定；
但大多时候，就发生而言，它们既是土壤也是养料，“新生”早已孕育于其中。

我觉得，施兄对“新锐”的评价，或者应该说内心的期望过高。
特别是以下的表述：
“新锐学者尽管新锐，有思想，可是，他们没地位，
他们的新锐著作还难以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
只有当他们自己也老了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地位、被认可，
可是，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新锐了。
如果不是在非常时期（如五四运动、文化革命、1980年代文化大讨论等），
思想的生产和思想的被接受，一般是不同步的。”

正如施兄曾一再提及的，学术史是一个追认的历史，也就是一个“读靶”的历史。
那么，所谓“先时代一步"的那个思想，和在一段时间之后“被接受”的思想，怎么能肯定就是同一个思想呢？
同时代中存在着的种种“新锐思想”，在或近或远的将来，它们会有不同的命运。
有的会备受关注，有的甚至不为人知，有的一时喧嚣而终归于沉寂，有的默默无闻却陡然声名大振。
它们的价值，用老式一点的说法，要被“实践检验”，也就是要以后来被接受的层次和程度来评价。
这个过程，显然，是一个“重写”的过程。
当年“新锐学者”的“新锐”和“思想”，是有天然被肯定的价值，时间仅仅只是实现这一切的外在要素；
还是他们在后来不单靠纯粹的学术成果获得的地位和认可，追认了其价值，具体的时代正是价值的决定因素呢？

施爱东

好问题！
谢谢！
这个问题需要我认真思考，
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立即作答的。
这几天在着手搬家，
搬完家再长考几天，以回复王京兄。

燕赵悲歌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5 11:33 发表
呵呵，燕赵悲歌先生也一样，我看了你的几乎所有帖子，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是说真话的人。
只不过我是真名祼身，而你却穿了件马甲。
以先生的见识和犀利，决不会是无名之辈，只是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罢了。
大 ...

谢谢施先生抬举。
我最初上网都是小孙女帮忙，注册的时候，一定要给我起个网名，还说网上都不用真名。在和张士闪教授讨论孟姜女时，本来我就要自己脱去马甲了，不料那位张教授拳棒相加，吓得我只好又躲在马甲里面暂避一时之险。
何时洒家也真名裸身一次。哈哈哈。

张志娟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3-27 09:03 发表

好问题！
谢谢！
这个问题需要我认真思考，
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立即作答的。
这几天在着手搬家，
搬完家再长考几天，以回复王京兄。

热心网友对施爱东老师搬完家没有表示关注，对施爱东老师长达一周没有露面表示遗憾和牵挂！
期待严肃、深入、含金量高的学术讨论
热心网友前排围观中（搬小凳，托腮帮，痴痴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