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具有终极性
□ 张践
宗教提供了社会意识上的终极寄托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在内容上是不同的，但是两者在性质上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对于人群的归属感而言，它们都是终极的。所谓终极寄托，就是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的最高价值。宗教的神圣性就在于它为人类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宗教中的神灵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中的天堂是永恒的，神灵的智慧是至高的，品德是至善的，神为人安排的命运也是不可更改的。所以在宗教世界中天人二分，人类在自然、社会面前的渺小、无能，正好凸显了神灵的伟大、全能。因此当人们在茫茫宇宙面前感到孤独、恐惧的时候，只要皈依宗教，就可以感觉到回归了精神家园，这也就是终极寄托的妙用。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改造自然、社会的能力极其低下，科学文化知识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需要宗教。就是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能力提高的时代，宗教也并没有被消除，而是不断变换形态，适应着不断发展的社会。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科学知识永远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而实证的知识永远是有边界的，边界之外的部分仍然会使人感到恐惧和无助。人类可以借助理性的力量，以哲学的形式使自己的精神超越有限;也可以借助非理性的力量，以宗教的形式使自己的精神达到无限。但是，在人类目前已经走过的文化历程中，可以运用哲学的力量超越有限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的群众还是要借助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文化，使自己的精神达到永恒。可以说，用科学消灭宗教，不过是旧唯物主义一厢情愿的空想。20世纪和21世纪，科学与宗教和谐共进的事实已经证明，宗教能够为人类提供终极寄托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民族提供了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存在上的终极寄托 与宗教所提供的社会意识上的终极寄托相比，民族还给人类提供了社会存在上的终极寄托。民族尽管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只是一种隐性的共同体，并无政治、经济权力。但是社会上的某一些人群说共同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生活习俗，心理上相互认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正是因为民族这种“命运的共同体”具有终极寄托的意义，所以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宗教中的神灵一样，也是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永恒不变的。因此民族主义思潮才能够迅速地动员民众，在社会生活中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对于民族主义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性，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指出：“民族主义并非只有世俗文化。无论其推动力是如何地世俗，民族主义最终更像‘政治宗教’而不像政治意识形态。”的确，对于民族主义的终极性层面来说，它是近代以来世界各民族的一种“政治宗教”，具有与古代宗教一样的神圣性、象征性、非理性的内容。
社会意识形态真空的民族主义替代 民族的终极寄托价值，不仅表现在民族冲突的过程中，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当社会意识形态出现真空的时候，民族主义往往会成为民众自觉的皈依。欧洲近代历史上3次民族主义的高潮就是例证。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革命浪潮中，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中世纪统治人们思想上千年的基督教退潮、转型，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巨大的真空，而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一下上升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大批民族国家诞生。正如研究那一段时期历史的西方学者安德森所指出的：“18世纪不只标志着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可以说在当时，民族是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出现在欧洲的历史上，发挥了一种新的终极寄托的作用。在神学政治瓦解以后，民族主义成为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欧洲历史上第二次民族主义的高潮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古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祭起“保卫祖国”的旗帜，用民族主义思潮转移群众的视线，保护自己的政权。
欧洲历史上第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末，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瓦解构成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建立的浪潮。这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则是共产主义思潮衰退引起的，前苏联和前南联盟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家，纷纷退回到自己的民族意识中，去寻找建立政权的合法依据，成立民族国家成为各国政党动员群众的主要武器。第二次和第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两种主要意识形态动摇、瓦解、转型的产物。
民族主义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终极寄托的这种替换作用，凸现了它的社会价值。也直接预示着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宗教与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替代，也应当成为宗教与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