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这些日子，我们老在自我反思，其实，兄弟学科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更强大”。

贴一篇论文供大家笑笑。

这是一篇纪念杨成志100周年的论文。据作者说：“本文是笔者于1989 年春专程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杨成志教授后写成的初稿。2002 年逢杨成志教授诞辰100 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族学界的前辈, 我将辗转获得的杨先生早年亲自撰写付印的滇川《调查经过纪略》一文检出, 对初稿重作改写, 并作了许多补充。杨文是其某篇文章中的第三部分, 因被他抽出单独剪贴, 一时难以查出该文的总题名和出处。本文的引文部分, 均出自这篇文章, 特作说明。”

我当时看到这里，心头一振，以为他对杨成志先生做过什么访谈，有什么新材料，加上还“辗转获得”了一篇难得的“亲自撰写付印”的稿子。

一读一下，差点把我的眼珠子惊跌到地板上。

这只是杨成志代表作《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绪论中的一小节而已。

作者连杨成志的代表作都没看过？
就这点东西，居然还能拿出来改写、发表？

哦，买旮的，额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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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

其实就算是杨成志本人的叙述，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随便举个例子。

1928年9月28日，杨成志在六城坝分县衙门曾给傅斯年、顾颉刚写信汇报在该县的情况。后来杨成志又写信说，第二天他就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了，“足足睡了五六天才渐渐告愈。在病床中，夜闻江风的怒号和猛犬的高吠，（因猡猡夜间来偷袭汉人）恐怖的情景，令我感到‘出门不如在家好’。有一夜二十余个猡猡 ，闻我抬有四个木箱来此境，竟于九句钟时候来袭偷衙门。他们先以石头抛上屋背，以探里头人的动静。即由衙警开了两火枪，他们才向别家抢去。”

不知是出于记忆的偏差还是事后的夸张，杨成志在1928年10月的信中说前来抢劫的是“20余个猡猡”，到了1930年写作《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时候，参与抢劫的人数上升到了“40余个携刀带枪的蛮子”。另外，他在1928年的信中说“他们先以石头抛上屋背，以探里头人的动静。即由衙警开了两火枪，他们才向别家抢去。”可是，到了1930年的报告中，却变成了“当他们来攻时，胡县佐和我督率着卫兵坚谨地开枪抵御，约经一时之久，卒幸得附近汉人团兵援救而击退！”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童鞋们要是有兴趣，以后慢慢讲给大家听。

哈哈。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小猫快跑咯

笑一笑吧，抚慰下我们最近反思带来的受伤的心。。。

silver

哈哈~~
王明珂叫这种“失忆”是什么来着？
当然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笛威辛亢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童鞋们要是有兴趣，以后慢慢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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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有兴趣，爱东老师，童鞋们爱死你了哇。。。
带领我们反省自家，又带领我们笑笑他家。
就像大哥哥带着小弟弟小妹妹玩似滴。。。

燕赵悲歌

历史学对于民俗学者而言，绝对是是基础学科，没有历史学的功底几乎做不好中国民俗的研究。
但是，相比于民俗学弱势学科来说，最可笑的也是历史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荒谬自不待言，当今的不严肃也多多在目。
例如，谈到中国民间传说，多数历史学界的童鞋们，他们对于民间传说耿耿于怀，不挖出传说的来龙去脉决不罢休，不兑现人物的出生地绝不算完，考证精神之顽强令人折服。
当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今天刚论证了某位著名历史人物出生在此地，明天又去论证这位历史人物生在了彼地，言之凿凿，绝不脸红。
这类历史学童鞋既有学院派，也有地方史学家，人数之多大大超过中国民俗学家的总和。
尤其遗憾的是，这些历史学童鞋怎么就不知道去认真读读顾颉刚老先生或者赵世瑜小先生的文章。

王霄冰

文字学家们希望通过解释古汉字的形、音、义来解释古代文化，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文字文化学”的旗号下出了不少搞笑的成果。只不过他们写的东西一般都没人看，所以才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字学家们自己意识到错误，才开始洗手不干，乖乖地回去搞“小学”研究去了。

施爱东

再来一段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笑话。


在牛郎织女研究中，被后人引证次数最多的是茅盾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中的一段：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

有趣的是，钟敬文早在发表于1928年1月的《七夕风俗考略》[1]中即已引述这个故事，注明出自《齐谐记》，并且指出：“某辞书，于七夕织女两条，都援引这故事，文字与此略同，而以为出自《荆楚岁时记》，我手头所有汉魏丛书本的《荆楚岁时记》，实无此段记载，未知其引用自何书。”

如果说钟敬文的这篇文章一般人很难找到，罗永麟始发于1958年的《试论<牛郎织女>》[2]就很容易找到。罗永麟说：“近人玄珠的《中国神话研究ABC》、范宁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以及初中《文学》第一册《教学参考书》都注明引自《荆楚岁时记》。但查该书《汉魏丛书》、《宝颜堂秘笈》和《四部备要》各版本，均无此段文字，是传抄之误，或别有所本（逸文），尚待考证。”
孙续恩认为这段文字乃出《佩文韵府》，并且认为“《佩文韵府》所引当是佚文”[3]。


我们且不说《佩文韵府》乃清代类书，核书不精、错讹杂出、删改亦多，难以为学术引证所据，就算可据引证，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家范宁引《荆楚岁时记》“佚文”最后一句为：“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与茅盾所引不合，明显多出了“七月七日”的时间节点。


更要命的是，后来的文学研究者继续将这段文字作为考察牛郎织女的重要材料，而且全都绕开茅盾、绕开《齐谐记》、绕开《佩文韵府》，言之凿凿注明出自《荆楚岁时记》。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看过《荆楚岁时记》，否则就不会以讹传讹，而且，绝大多数学者居然分不清《荆楚岁时记》中，哪些是宗懔的文字，哪些是杜公瞻的文字。
虽然这只是一本常用古籍，即便如此，多数学者的研究工作亦如郑人买履，全用二手材料。



[1] 钟敬文：《七夕风俗考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1928年1月16日，第253页。

[2] 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民间文学集刊》第二册，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此文曾被收入罗永麟《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个人文集，以及《名家谈牛郎织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等其它一些民间文学类论文集。

[3] 孙续恩：《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03期，第27页。

马知遥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1-24 17:36 发表
其实就算是杨成志本人的叙述，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随便举个例子。

1928年9月28日，杨成志在六城坝分县衙门曾给傅斯年、顾颉刚写信汇报在该县的情况。后来杨成志又写信说，第二天他就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了，“足足睡了 ...

专家即是如此，口述偏差来自记忆的偏差，所以民间的田野调查中，那些作为证据的口述历史是否能作为切实的证据值得怀疑啊。所以，大量的多点的田野考察也只能逼近调查的真实，也上帝正在笑看着我们自以为获得的真实。

马知遥

事实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看过《荆楚岁时记》，否则就不会以讹传讹，而且，绝大多数学者居然分不清《荆楚岁时记》中，哪些是宗懔的文字，哪些是杜公瞻的文字。
虽然这只是一本常用古籍，即便如此，多数学者的研究工作亦如郑人买履，全用二手材料。

爱东兄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从原典读起，拒绝二手材料

施爱东

再来一则有奖问答：


许多史学界大腕在读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之后，一致认为这是傅斯年的手笔。


首先，傅斯年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发刊词》理当由傅斯年执笔。
其次，《发刊词》中气贯长虹的语气也是傅斯年的语气。
再次，《发刊词》的学术理念与一年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学术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曾先后工作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童鞋，在一篇纪念傅斯年的文章中，一口咬定此《发刊词》“必是孟真的手笔”。(董作宾《史语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



台湾学者杜正胜甚至认为《发刊词》“绝对是‘傅斯年式’的”。


德国波鸿大学的施耐德教授通过对《发刊词》与《史语所工作之旨趣》的比较，认定《发刊词》出自傅斯年手笔。(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格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




亲爱的童鞋们，大家猜猜看：


史学界的大佬们说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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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ony

他们说得不对。
奖品是啥？

施爱东

奖品是什么还没想好。
总之，
如果答对，肯定会有奖。

不过，上面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了，答对率至少有50%。
到时还不把我奖穷了？
应该把问题设定的难一些。

如果是傅斯年，请再举出一条关于是的理由。
如果不是傅斯年，请说出《发刊词》的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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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ony

我就知道，奖品不好拿……
施老师肯定是有独家资料才会怀疑这个似乎已成“定论”的事。
那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是余永梁

施爱东

虽然答案是错误的，但看在你居然“认识”余永梁的份上，
我决定赠送一本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给hermony兄。
等书出来以后，我会在论坛上广告一番，到时你记得把具体邮寄地址告诉我（你别现在告诉我，我记性特差，有点老年痴呆了，怕到时忘了）。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有许多曾经为这个学科付出辛勤劳动的民俗学者，
可是，历史只记住了少数几个英雄，
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俗学者，如余永梁、刘万章、林树槐等等，都已经不为人知了。
谢谢hermony兄弟（其实应该是位小妹妹吧）还记得有个余永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