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这三十年】杨鹤书：改革开放中梁钊韬教授复办并发展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梁钊韬教授（1916--1987)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人类学系教授、博士导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者和复办后的首任人类学系系主任。他还是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学术上和教育上贡献甚多。其要者诸如考古方面他是我国马坝人古人类头骨化石的鉴定者；即首先发现马坝人的是他。他曾指导南海西樵山、曲江马坝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科学分析工作。民族学方面，倡导撰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民族学的材料和专著《中国民族学概论》，且首倡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一切民族。在人类学方面，他主编《文化人类学》，特别提出“区域文化结构与多重性的发展便成为探索我国人类学理论甚有意义的课题。”在我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方面，他把我国56个民族“按语言分区，中原以北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原以南为汉藏语系诸民族。汉藏语系各族的文化和体质混血，是华夏族或后来被称的汉族的民族的组成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上北方阿尔泰语言各族的文化和血统而形成为中华民族。”（按：当然还有印欧语系各族和南亚语系各族。）这样把很复杂的问题，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科学化、条理化起来了。他首先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他与张寿祺合写《论民族考古学》，认为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认为过去民族与考古两门科学各搞各的，或“貌合神离”是不好的，应该合为一门科学。认为“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史学之文献，互相引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做出更深入更细致的说明”是有效的等等。当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教育事业上，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这是他在我国人类学发展上建立的一大功绩。1948年梁钊韬教授的导师杨成志教授创立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解放后由于人为因素而被裁撤。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才由梁钊韬教授在校领导的支持下，重新恢复过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他为复办人类学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思想准备工作。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前，自1958年以来，人类学、民族学在全国一直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视为禁区。所以全国民族方面的研究所只有民族研究所，而没有“民族学研究所”；杂志方面，只有民族研究杂志，而没有“民族学研究”杂志。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梁钊韬老师即有搞民族学的思想，他在对我们的来信和谈话中说：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要有自已的民族学。我们拥护他的思想。1978年改革开放，和全国科学大会后，梁师审时度势，认为机会来了，带领我们冒风险，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准备先搞民族学，进而办人类学系。首先要突破的是1958年被打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民族学的禁区。1978年冬，梁师与我和陈启新带着准备好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一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不少人都心有佘悸。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西藏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梁师进一步作了解释，说明民族学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也要有我们中国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于是1979年上半年我和陈启新在梁师的领导下，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先全国一步，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讲义。同年9月即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课。1980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继续宣传我们的观点，并出示讲义，在全国民族学界引起轰动。后来《中国民族学概论》作为全国第一部中国自己的民族学专著公开出版，在全国民族研究界掀起搞民族学的热潮。如杨堃先生的《民族学通论》，李绍明的（（民族学》，和其他院校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民族学专著相继出版。得到黄焕秋校长等领导的支持。1981年夏复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实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所以开设和出版《中国民族学概论》和复办人类学系，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轰动全国民族学界和全国高校的两件大事，也是梁师带领我们留给中山大学和人类学系的一笔精神财富。
办学具体的准备工作还很多，如人员师资，教材、学科体系的组建，这些都是建系的必要条件。
关于人员师资的准备。梁师首先调他上世纪60年代他培养的研究生陈启新和我回来，几经周折（主要是原单位不肯放人），我于1978年4月回校，陈于7月份回校，会同原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志香覃，李松生，曾骐老师等作为基础班底、1980年至1983年陆续调进一些各学科的老师。其中考古学的有李始文，何纪生老师；民族学的张寿祺，容观夐，龚佩华老师；体质人类学的有黄新美，冯家骏老师；语言学的有宋长栋，庄益群老师等。另一方面是培养新人，当年梁师号称有9个博士，但都出国不回。所以头几年，主要教学任务便落在上述老师身上。
教材建设与准备。先生复办人类学系，先拟成立两个专业：民族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并招收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当务之急是需要两个“通论”。考古学方面，梁师于上世纪50年代便编有考古学讲义，作为教育部交流教材在高校中推广。其他高校如山东大学等也出版有考古学的教材，可资参考。唯民族学方面则没有任何国内外 （当然也没有翻释国外的）教材可供参考。这任务便落在梁师指导下的我和陈启新身上。我们在研究生时代，向梁师学有一定的民族学知识。又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多年，虽遇“文革”，但接触了丰富的全国民族调查资料。故梁师知道我们能胜任这项工作。按先生的要求，我在回校初，写了民族学概论的7章提纲，后梁、陈又补充了3章，成10章，最后成书时成11章。我和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见《杨鹤书文集·自序》），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开了课，并后来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民族学概论》。这是梁师带领我们，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在极左习惯势力最先受到冲击的地方，少数民族不是很多，民族研究力量较弱的广东，冲开一个缺口，打破禁区，堂堂正正的亮起中国民族学的招牌。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学教材。该书在全国，并在香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发行，影响很大，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在其与办学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诚如梁师给我的信中所说：该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他和我们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
在学科体系设置的准备方面。梁师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的经验中体会到新中国需要新的人类学系。从实际出发，他认为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其互相交流与民族混血的事例甚多，例如“我国南方文化的两重性和多重性的历史关系异常复杂，所以西方近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类学派或学说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创立了自己的人类学体系及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四方面的综合考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进行研究，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
因此我们的人类学系便形成有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学科相结合，具有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四门支柱课程的学科体系。并延聘相关课程的教师任教。这办学理念和模式为国内所首创，且具前瞻性，易与世界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对话，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学生知识结构上，教给他们全面的知识，至少避免了有的高校学生只懂考古不懂民族；或有的只懂民族而不懂考古的偏颇。
再是争取国内学术界和有关单位的支持。梁先生很重视这项工作。1978年我们上京斟求意见时，除开座谈会外，梁师还带我们单独拜访了许多著名学者，如吴文藻教授、贾兰坡教授、杨成志教授、吴泽霖教授（当时在京）、秋浦教授、杨堃教授等，还专门拜访了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希望在编教材和办学等方面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得到学术界许多名人的支持；如北京中国科学院吴汝康教授，贾兰坡教授，秋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的杨成志老教授、吴文藻教授，在京的吴泽霖教授和杨堃教授。云南大学的江应梁教授，福建的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及广东民族研究所的所长黄朝中教授等等。当然首先是校内黄焕秋校长等领导和历史系许多教授教师的支持。使民族学教材得以编号和出版。人类学系得以复办。
各项工作梁师穿插进行，弹精竭虑，在各项工作中奔忙，排除干扰，复办并发展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可谓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以上是梁师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和办学的主要过程和贡献。梁师把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办学等看成是事业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把教材建设看成是贯彻教育思想，体现教学理念和办学体系主要的一环。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新闻网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6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