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尔基的民间文学观（上）
刘锡诚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和旗手，他对俄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列宁对高尔基的贡献，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在1909年11月16日致高尔基的信里说：“过去您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1] 接着，在1910年发表的《政论家的短评》一文中写道：“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多的贡献。”[2] 到了1917年，他又在《远方来信》的第四封信里说：“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做出了而且还将做出很多贡献。”[3] 列宁对高尔基的这些评论，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高尔基一生艺术活动的全部意义。
高尔基毕生对民间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他在自传小说《在人间》里曾说，童年时期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外祖母的诗歌，正如蜂房里装满了蜜。”民间创作对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发生过非常良好和有益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只有用他自己评论在他之先的伟大天才密尔顿、但丁、密茨凯维支、歌德、席勒等人使所用的评语才恰如其分；他们的创作达到登峰造极之日，正是当民间集体创作鼓舞着他们，他们从无比深刻、无限多彩、有力而聪明的民间歌谣吸取灵感之时。高尔基本人就是这个论断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具体地探讨高尔基艺术作品所受的民间文学的巨大影响，而是企图研究一下高尔基在建立苏联民间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高尔基是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当之无愧的创始者，他曾经就民间文学问题发表过许多篇重要的论文，同时也是苏联许多重大民间文学工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如根据他的倡议，在苏联作家协会了里设立了民间文学组，主编了大型的《苏联各民族的创作》（1937年他逝世之后，由《真理报》出版社出版）等等。高尔基的民间文学理论在民间文学学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
如果有必要把高尔基关于民间文学起源及其社会功能的观点和论述归纳为一种学说的话，那就可以把它称为“劳动说”。
艺术起源问题是民间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民间文艺学家，都无法回避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劳动在猿变成人的过程中的作用》等文章中，都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阐述了他们的论点，他们把艺术的起源与原始公社制度、原始经济形态联系起来，指出了艺术的起源与发展、繁荣与衰萎都依赖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劳动、社会经济的发展。[4]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也曾在艺术起源问题上发表过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在同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毕歇尔论战时，批判了用生物主义的观点解释艺术起源的企图，驳斥了游戏先于劳动、艺术先于有用物品的生产的论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与劳动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劳动先于艺术的论断。
高尔基在艺术起源问题上的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从唯物文化史观的立场上发展了他们的论点。高尔基在1934年写的一篇《关于妇女》的文章中指出，劳动是人的审美感情激发者。他说，当他考察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考古学”的证据之后，确信“这两个时代都没有给考古学提供任何物证，足以暗示有过宗教崇拜的存在。由此可见，艺术技巧，亦即审美感情的发生，要比‘宗教感情’早得多，而劳动则是这种审美感情的激发者。”[5] 在这里，高尔基反对艺术导源于宗教的艺术发生论，指出了艺术对原始社会的发展、对劳动的依赖性。
同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开宗明义就说：“劳动过程把直立的动物变成了人，并且创造了文化的始基”；“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劳动过程和古代人全部社会生活现象所必然激发起来的”，而唯物主义思想的“这些标记以故事和神话的方式传给我们”。[6] 高尔基在这个报告中，有力地批判了英国文化史和民俗学的理论先师斯宾塞和弗雷泽，指出他们完全抹杀了唯物主义思想的明显的“标记”。
在高尔基故世后发表的档案材料中发现的一篇《论民间文学》（1934—1935）的论文草稿里，用极为鲜明的语言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诗歌，口头的艺术创作，是劳动过程所激发起来，随着劳动过程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又会更多地激发着劳动的能力。”[7]
高尔基不是把劳动对于艺术的起源及其社会功能的意义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艺术理论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因此他才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1936年发表的致《文学学习》杂志编者阿•••••阿•苏尔科夫的信里说：“‘生产财富的劳动’，我们必须恢复它的作为艺术创作的激发者、作为艺术的主要源泉的作用。劳动正是这样——在我们这里也是这样的，它为全世界服务，它是劳动人民的才能的标志，也是劳动人民的‘精神的’、文化的成长的激发者。”
把原始艺术、民间文学看作是劳动激发起来、随着劳动产生，而又作为劳动经验的组织者这一思想，是高尔基民间文学理论的核心。但他不仅把原始艺术看作是劳动所激发起来的，而且还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原始艺术、民间文学作为劳动经验的组织者的职能。这一点对我们特别重要。它告诉我们，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仅限于记录人类的劳动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还具有反转来“激发”劳动能力的作用。他在《论艺术》一文中强调说：“语言艺术产生在太古时代人的劳动过程中，这是大家所公认和确定的。这种艺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渴望用最容易记牢的言语形式，即用二言诗、‘俗话’、‘俚谚’和古代劳动的口号等等的形式来组织劳动经验。”
二
民间文学是什么？高尔基对这个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8]；“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的总汇，——这是牧人、猎人、农人、铁匠、养蜂人、陶匠、木匠、渔人及其他古代全人类文化奠基者们的知识。”[9] 高尔基给民间文学所下的这些定义，总括起来有两条：一，民间文学的作者是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民，即牧人、猎人、农人等等，而不是全民；二，民间文学是用口头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劳动人民——古代文化的奠基者的知识的总汇。有些研究者误解了或者故意引申了高尔基这个定义，甚至混淆了“人民”一词在当代条件下的概念和劳动者的概念，在人民和劳动人民（指物质财富生产者）之间划了等号，从而把民间文学说成是全民的创作，其实这是违背高尔基的原意的。高尔基的这一定义，是在他研究了民间文学在不同社会形态里的不同表现形式之后，慎密地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在太古时代即原始时代，民间文学“不仅是文学，而且同时，不可分割的也是科学”[10]； 但是，一旦进入了阶级社会，民间文学就不再是统一的、全民的文学了，它仅仅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创作，它有着鲜明的阶级倾向性，用高尔基的话说，那就是：“虽然民谣（фольклор，似应译为‘民间文学’更切合原意些。——笔者）的作者们生活得很艰苦，他们的苦痛的奴隶劳动曾经被剥削者夺去了意义，以及他们个人的生活是无权利和无保障的。但是不管这一切，这个集体可以说是特别意识到自己的不朽并且深信他们能战胜一切和他们敌对的力量。”[11] 而到了社会主义时代，高尔基认为，民间文学仍然是劳动群众的艺术创作。他说：“我们应该坚决地承认并且记着：劳动群众的艺术创作并没有泯灭，并没有被千百年来为权贵们生财牟利的苦役般的强制劳动所扼杀，权贵们曾经捏造出一个神秘的上帝来证明自己的合法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群众对形象的文学创作的才能正在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的，因为革命不仅使人在社会地位上、体力上得到解放，也在感情上、理智上获得解放。”[12] 高尔基并没有因为革命使人在社会地位上、体力上、感情上、理智上得到了解放，就把民间文学看成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学创作，他仍然坚决地主张民间文学是“劳动群众”的文学创作这一概念。
既然把民间文学看作是劳动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他就深刻地把握住了和分析了民间文学的艺术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关系。高尔基之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大都不把民间文学看做是艺术作品，而只将其看作是民俗的一部分，因而他们总是对民间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视而不见。高尔基充分地估价了民间文学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和特点，从而树立起了一面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旗帜。
高尔基坚定不移地认定民间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不是人类宗教感情的流露。他在谈到神话的实质时曾说：“一般讲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应。”“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而且用形象体现出来。”[13] 高尔基认为劳动人民创造了最深刻、最鲜明、艺术上最完美的艺术形象，如赫尔古列士、普罗米修士、米古拉•塞拉尼诺维奇、司华道戈尔、浮士德博士、智者华西里沙、伊凡傻子、彼得鲁什卡等等，“这一切形象都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感情结合在一起”的。他对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对民间文学和艺术的钦佩与神往，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著名的论文《个人的毁灭》中就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俄国的艺术之宫是我们在人民默默无声的帮助下建成的，人民鼓舞了我们，热爱人民吧！”[14]
高尔基在给玛•••格•亚尔采娃的信里谈到民间创作的艺术魅力和语言的表现力时，说过一段精彩的话：“要深切地注意民间语言的美妙之处，注意歌谣、童话、圣诗、所罗门雅歌的句子构造。你会在这些作品中看到惊人丰富的形象、准确的比喻、朴素得迷人和优美得惊人的形容语。要深切地注意民间创作，因为这是令人神志清爽的，正如山上的、地下的、甘美的清泉一样。更要深切地接近民间语言，要寻求朴素、简洁、用三言两语就创造出形象来的健壮力量。”[15]
他所以如此估价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其根本出发点，是他信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一切财富、包括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在《个人的毁灭》的开头就写下了他的那句名言：“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还是就创作天才来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大地上一切悲剧和悲剧中最宏伟的悲剧——世界文化的历史。”[16]
三
高尔基在不同年代里所写的许多文章，都阐述了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主导方面，是书面文学对民间文学的依从性。他曾一再阐述这样一些论点：“语言艺术的开端是民间创作”（《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闭幕词》）；“劳动人民的口头诗歌……——这种不朽的诗歌——文字文学的祖先”（《谈谈民间故事》）。
《个人的毁灭》一文的许多地方，主要援引西欧文学的例子，论述了书面文学的发展如何依从于民间文学。这一思想虽不是高尔基第一个提出的，但确为他所继承、所发扬和深化了。在俄国文学史上，普希金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论点的作家，他在《论古典主义的诗和浪漫主义的诗》这篇论文里提出的论点，与高尔基在《个人的毁灭》等文中提出的论点颇为相似。高尔基写道：“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中吸取营养，自古以来这宝藏曾提供了一切诗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嫉妒成性的奥赛罗、意志薄弱的哈姆雷特、淫逸放荡的唐•璜——所有这些典型，人民已经先于莎士比亚和拜伦创造出来。”
在给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俄译本所写的序言里，高尔基也谈到了民间文学给予书面文学的无可辩驳的影响，指出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家，都曾利用过民间故事和民间故事的主题。他列举了亚普利厄取材于民间故事写作的《金驴》，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歌德、襄里斯、巴尔扎克、乔治•桑、都德、高贝、拉伯雷、阿那托尔•法朗士、西里华、安徒生、托贝柳司、狄更斯等许多世界名作家。此外，他还举出了俄国的许多作家，如赫姆尼采尔、茹可夫斯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从而得出结论：“艺术文学在形式、情节和教训意义方面对于民间口头创作的依存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颇有教益的。”[17]
但高尔基并没有停留在指出和分析文学史上的这种现象上，他以文学史上出现过的这种现象为依据，论证了作家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必要性。他在同阿布哈兹作曲家的谈话里，意味深长地说：“您向人民记录歌曲是为了人民。……这些记录充实了作家、诗人、音乐家的认识，鼓舞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素材。”[18]
当文人文学走到萎缩枯竭的边缘时，每每要向民间文学取得清新的滋养，而使自己清新、繁荣起来，这是为许多民族的文学史所证实了的规律。他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就是遵循着这条规律，提出了他的民间文学观点，并号召作家们向民间文学学习的。[19]
那么，民间文学有哪些值得作家学习的地方呢？高尔基认为
：
第一，“……民间故事……能够有助于大大地发展作家的幻想，使他充分地认识到虚构对于艺术的意义”；[20]
第二，“更重要的，还是丰富他的贫乏的语言、贫乏的词汇”； [21]
第三，“民谣（民间文学）是与悲观主义完全无缘的”；[22]
第四，民间文学有认识历史和认识事物的多重价值，“从远古时代起，民谣（民间文学）就是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的”[23]。
作为艺术作品，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也有不同，其中之一，便在于民间文学的反映社会生活，采取了更为曲折、更为间接的方式。最为突出地表现了民间文学这种特点的是民间故事、神话等体裁。高尔基曾经不下数十次论及民间故事，指出民间故事是靠幻想而存在的，没有幻想就不可能有民间故事。那么，什么是民间故事的幻想呢？高尔基说：“……这种把自己的劳动诗化的难得的才能，使得古代的‘原始人’身上发展了一种预见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更高的才能。通常把这种才能称之为‘幻想’。”[24]
同时，高尔基特别指出了民间文学中的幻想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正如上面所说，人们预知未来事物总是以已知的事物为依据的，如果根本就没有任何已知事物，也就无法去预见未来的事物，因而也就谈不到什么幻想了。所以他说：“如果把幻想理解为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那就错了，因为思维是有严格的物质基础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不以现实的因素为基础，不在其中隐藏着人们劳动活动的这种或那种成果，人的这种或那种具体而合理的要求与愿望的幻想。”[25] 但是这段话的意思，还只是谈了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的一面，即幻想必须以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没有论述到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的另一面——幻想的实现。这个思想，高尔基在《论民间文学》和《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这两篇文章中有所论述。高尔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生活在古代的‘荒诞的幻想’已经实现的时代”，曾经是民间故事的幻想的那些事物，如人们在空间里童话般神速地通行，在天空中飞行诸如此类，都已在人民的劳动活动中逐渐地变为现实。这一思想，还可以用高尔基在《一个读者的札记》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由于人具有这种最荒诞的大胆言行，由于他具有想象和直观的能力，所以地球上不曾有过的一切——科学的奇迹，艺术的魅力，世界伟人可以引为自豪的一切——都实现了。”[26]
高尔基确信，熟悉民间故事，一般地熟悉民间口头创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对于作家来说，是极为有益的。这是因为它所给与人的东西都是用幻想的形式覆盖着的、与人生命攸关的东西，这对于作家运用艺术虚构去构思作品是直接有帮助的。高尔基本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承认民间文学的幻想在他的精神成长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品的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成这件作品的语言。民间作品的语言是最淳朴、最生动、最富于表现力的。高尔基经常教导青年作家要从民歌、史诗、勇士歌和故事里去研究俄罗斯语言。他在描绘民间女诗人费多索瓦的演唱时，曾经惊叹于她的“哭述”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从女诗人的枯焦的嘴里迸发出来的这种‘哭述’，激起人们心里那样沉重的忧虑，那样的痛苦，这些旋律的每一个音调是这样亲切动人，这是真正的俄罗斯的旋律，没有浮躁虚饰，也不是矫揉造作——是的！——但是这些旋律充满了感情、真诚、力量，以及现在已经看不到的、在艺术的匠人和他们的理论家的诗中所遇不到的一切。”[27] 民间文学的语言可以丰富专业作家们的语言的库存。
四
民间文学具有多种的价值和作用。民间文学又认识历史的作用，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民间文学史“不断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它对“路易十一和可怕的伊凡的活动有它自己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却是与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断然不同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或事件，都会伴随着产生相应的民间文学作品。同时，高尔基也注意到民间文学与历史的发展并不相同，而是“独特地”伴随着它。所谓“独特地”伴随着，就是说，第一，并不是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事件，必定有相应的民间文学作品去记录和反映；第二，反映某一朝代或某一事件的作品，未必产生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而往往是在事件过去之后若干时间、甚至若干朝代之后，才有关于这一时代或事件的作品产生。因此，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一方面表现在人民对历史发展的看法有别于统治阶级的史学家或独立的史学家及其撰著的史书，可以作为史学界审查以往的史学发展的佐证；另一方面，民间文学是历史现实生活的艺术的反映，即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的真相，也不一定产生于事件发生的当时，甚至还有可能加入后人的附会，因此，只能作为史学家的参考。
高尔基充分地肯定民间文学的认识价值。在《苏联的文学》中，他运用了大量的材料，说明神话、民间故事对文化史的认识价值。他说，从神话和故事中间我们可以听到关于驯养动物、发现药草、发明劳动工具等种种工作的反映，说明了想减轻自己的劳动，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语”和“诅咒”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
高尔基关于民间文学是与悲观主义无缘的这一著名论断，对于我们了解民间文学的实质是一把钥匙。他说，民间文学的作者们——人民，生活得虽然很艰苦，他们的奴隶般的劳动被剥削者剥夺了意义，但他们却深信自己能战胜剥削者而使自己置于不败之地。他把民间文学中可能遇到的“对于人间生活的意义的绝望和怀疑的调子”，了解为是由基督教会两千年来的悲观主义宣传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的愚昧无知的怀疑主义所引起的。诚然，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尤其是在民歌中，充满着深沉的忧郁的调子，有时简直像啕哭一样凄惨。这种忧郁的调子是否是悲观主义的表现呢？对于这个问题，19世纪中叶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已经做过一些透彻的论述，[28] 因此，在高尔基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再作解释。这种情调是深沉的，忧郁的，然而却是雄壮的，深信自己的力量的，丝毫没有悲观主义的表现。我们常常在民间故事里看到，一些荏弱的形象，往往借助于外界力量（或为异物的启示，或为动物的指点，或为仙人的帮助）而以智取胜于具有非凡体力的恶魔或生物。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有力地说明了，作者虽然生活在对他们极为不利、甚至无法克服的困难境地，但他们在故事的幻想里，却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条件，解脱了困难的境地，终于征服了强者，战胜了恶势力。这一点恰恰就是民间文学的乐观主义的特点之所在。这个特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的世界观、伦理观、道德观是很重要的。
五
高尔基曾经说过，1907—1917年这十年间，够得上称为俄国历史上最可耻和最无才能的十年。这就是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以后，知识界大部分都背弃了革命，滚到反动的神秘主义和淫秽的泥坑里去了。文学界涌现出了象征派、意象派、各色各样的颓废派。他们背弃了人民，高唱“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文学的无思想性，企图用美丽形式来掩盖腐朽的思想。《个人的毁灭》就写在这个时期。高尔基在这篇文章里，一方面谴责了颓废的反动文学，谴责了脱离开集体的个人主义，指出了资产阶级文学正走着“从普罗米修士到流氓”的堕落的道路。另一方面，对人民唱出了颂歌，歌颂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而且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源泉。他说：“只有集体的巨大力量才能使神话和史诗具有至今仍然不可超越的、思想和形式完全调和的美。”“数十世纪以来，个人的创作就没有产生过足以与《伊利亚特》或《卡列瓦拉》媲美的史诗，个人的天才就没有提供过一种不是早已生根于民间创作里的概括，或者一个不是早已见诸于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的世界性典型——这点极其鲜明地证实了集体创作的力量。”
高尔基对集体、对人民的创造力的看法，同当时民间文学界流行的“贵族起源说”和“下降文化说”是针锋相对的。“贵族起源说”和“下降和文化说”认为劳动人民是没有创作才能的，他们的文化、民间文学，都是从上层贵族社会“下降”到民间的。高尔基为了彻底批判这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特别强调了人民集体创作才能，指出“个人，如果单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有的人认为，高尔基指出集体的巨大创造力是正确的，然而把集体同个人的对立绝对化却是错误的，认为高尔基指出民间文学创作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以及它们对个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正确的，然而把一切个人的创作都归结为是对民间创作里早已创作出来的固定形式的重复，就是否定或低估了个人的创作。这样理解高尔基的理论，显然是片面的。高尔基丝毫没有贬抑个人天才的意思。就在这篇文章里，他就写了这样的话：“我不是以此来贬抑这些诗人的世界名誉之权利，我并不想贬抑他们，我肯定个人创作的优秀形象也给了我们以精磨细琢的珍品，可是这些珍品到底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力量所创造出来的。技巧是个人可能支配的，但是只有集体才能够创造。人民创造的宙斯，菲狄亚斯把他体现在大理石上。”高尔基充分地肯定了集体的巨大作用，而丝毫也没有贬低个人创作的成就。他认为天才的个人是和集体相联系着的，他从集体中分离出来，受着集体的支持。当高尔基论述那些受到民间创作的鼓舞，从民间创作吸取灵感的伟大作家时，并没有否定作家的独立的创作活动，一个作家可能脱离开已有的民间创作的形象而创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但这仍然是在集体即人类社会为他准备好的条件之上创作的。
以上是高尔基有关民间文学的观点的简述。高尔基以他深刻独到的见解和自己的创作实践，给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几十年来，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已经大大地丰富了高尔基的论点，但尽管如此，高尔基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却仍然是我们所要集成和发扬的。
1963年3月5日
原载《草原》（呼和浩特）1963年第6期；选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1949—1979）》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收入作者《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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