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于民众的选择",其实是我们最常用的“伎俩”。比如许多民俗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一般的表态都是民众说了算,民众放鞭炮是应该的,因为是民俗传统,民众不放鞭炮,说明民众受到现代科学教育文化的作用,是民俗心理合理的现代变迁。so what ?
(玩笑而已)
从社会再生产的层面看,农二代三代生日使用农历(农历的记忆)和城二代三代生日使用公历(农历的失忆)是其身份认知一种变相的再生产,比如7#关于询问生日对话的例子,无疑加强了“农历”(被民俗学家看成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东西)在农与非农身份上的区分作用,由此推及到许许多多传统的风俗、信仰和仪式行为,在学术界都是可以通过知识生产进行快速的去污名化的操作,但是在民众中间,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份对遗产(记忆)接待的过程,甚至这个过程最开始是很痛苦的。
与农历生日相应的还有依附于城乡二元结构下许多与户口、家乡、亲人、儿时记忆等相应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三农”作为他者)一方面可能被看成宝贵的农耕文明的遗产被珍视、想象和消费,比如自然风光、原生态文化、淳朴憨厚老实的心灵;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过程中农二代三代心中巨大的“生长痛”,特别是农二代城二代对话的时候。
且上述这种城乡阵痛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东部与西部,平原与山区,富人与穷人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再生产过程……
所以民俗学家要更加关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背后,是谁在受苦?文化传承与社会记忆,俗或许殊途同归,但“民”永远是不均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