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篇文章虽然都提到了超越中国国境的汉籍流传，但却显示出两个方向。
静永健先生关心的主题是文学，思考的是如何通过超越“国境线”，而拓展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王小盾先生则在“走出中原、走出中国”学术思潮的延展上加以理解，认为“研究“域外”，可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事情的前提”。
两人的思路和主张，在通过研究域外，超越一国之局限的意义上，有着基本的共通性。
而张伯伟先生的文章，似乎更关心的是如何去“发现一个和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
文章虽然也提到“从中国出发不是局限于中国”，但“这样，相对于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知识生产方式，就可能发现一个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的结论，则明确地表明了主张的实质内容。即在指向上，不是要将中国相对化，而是要将它扩大化或者泛化。
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具体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文学作品的流传方式和不同命运、重现文人交往的鲜活图景、或是了解地域间的文化异同。
但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这些已经受到各国学者注意，并通过诸多个案得出了一定结论的问题，到底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完成“发现一个能够与欧洲原理相对应的中国原理”的“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呢？
而“汉文化圈”这一概念，本来好不容易可以获得的超越地域界线的可能性，会不会又被“东方的、亚洲的、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或是“中国原理”之类的主张引向其他的方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