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仰止 难忘师恩
──恩师钟敬文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赵宗福
岁月逝梭，人生沧桑，今天是恩师钟敬文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忌日。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自然又一次缅怀先生的大师风范和对我的教诲期望，不禁内心戚戚双眼潸潸焉。
我有幸两次师从先生。先是在1992年9月到翌年7月，因为董晓萍教授的推荐，做了先生的访问学者，后来又在1999年正式考入先生门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在学业即将结束之前，先生以百岁高龄于2002年元月10日与世长辞，使我带着一种孤儿般的孤苦彷徨离开了母校，忧伤陪伴多年。
回想在先生门下学习的几年时光，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更幸福。记得第一次去见先生，心中实在忐忑不安。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他是现代学术史上的赫赫名家，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蒂建者和统帅，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很有影响的诗人和散文家。巍巍昆仑，神圣至上，对我这一介边陲小子来说，实在是可望不可及，而有机会见面时，分外诚惶诚恐。然而，当我来到小红楼二楼的他家，不想先生竟是一位非常慈祥随和的老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问我的读书兴趣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谨慎地一一回答。先生的谈论慢慢地发散开来，显现出渊博的学识和善良的胸襟。我第一次聆听大师的教诲，有一种异境突开、江山豁然而又清风和熙、仙境怡神的感觉。于是便渐渐放松身心，和先生聊了起来。先生认为我的古文献基础好，同时对神话学和地方文化兴趣甚浓，便建议我先从西王母做起，逐渐拓展到《山海经》等古典神话研究。从此，我便选择了神话研究的道路，由西王母入手，后来扩展到了昆仑神话乃至昆仑文化的研究。先生的一席话，就像海上航灯一样，给迷途中的我照亮了人生的方向。后来听先生的《民俗学研究》专题课和座谈，陪先生散步聊天，陪先生住院疗养，先生教给了许多高水平到达目的地的理论和方法，可惜我悟性太差，领会太少。
半年后的一天下午，有人到我宿舍传话：“钟先生在楼下有事找你。”那时还没有手机，宿舍也没有电话，联系很不方便，我想不是重要事情，先生不会亲自来找。于是我急忙奔下楼去。原来先生准备出版他的《兰窗诗论集》，但对多年前诗论中引用的一部分宋元明清诗句，手头无资料可核对，先生是很认真的人，又不肯轻易放过，托几个人去查对，没有结果。先生便想到了我，说我是搞过文献的，帮着核对一下，希望十天内完成。后来推测那是先生在故意测试我，好在我用了半天半夜时间，把近二十首诗词的作者、所在诗文集中的卷页以及不同版本中的异文都搞清楚，第二天上午便送了去。从此，先生有机会便夸赞我的古文献底子很好，以至于多年后好几位大师级的著名教授在不同场合都提起先生对我的评价。作为学生，仅仅是翻了十来本古籍，查对了几句诗词，先生就如此鼓励不已。真是知遇之恩，恩重如山！
类似的奖掖鼓励还很多。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去潭柘寺、戒台寺，我写了一首小诗，其中第三联是：“世事常偏规律外，轮回尽在有无中。”先生看了重复两遍后笑着说：“蛮好，蛮好。”快结业时我写了篇论文《论“虎齿豹尾”的西王母》，陈子艾等先生给了许多过誉。我去辞别时，先生又鼓励说：“他们对你的文章评价很高啊，继续努力，定有好收成！” 我终身感恩先生对后学的深情鼓励和鞭策！
后来我不适乖乱的工作环境，辞职考博。恩师关爱，天道酬善，重新拜先生门下学习近三年。这更是一次先生对我脱胎换骨式的重塑，不仅使我明白了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怎样看社会看人生看学术，还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生境界得到了质的升华。后来回到青海工作，记得很多人都评论我，读博前后简直就是两个人！他们不知道，这是我敬爱的恩师重塑的好结果啊！
将近三年的时光对我来说，就是在先生的循循教诲下度过的。那时先生已年越鲐背，岁过九五，但仍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还在读书，还在写作，犹如艾服之龄；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先生见识仍然居于学科前沿。一次一位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是关于域外民俗学中很前沿很专业的选题，很多学者不敢发言，不意先生竟从西方结构主义源流、普洛普形态结构研究的特征等展开，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其概括之准确、逻辑之清晰、表述之流畅，我等自愧不如。还有一次几个人到先生家，说到先生高寿而不糊涂，先生竟然大讲起基因组合与人类寿命的关系以及未来生物基因变化趋向，深入浅出，我等意外地聆听了一次文理科交叉前沿的课。弟子们都惊叹不已。
先生渊博的学识特别是脱俗的睿智，就像春风细雨一样润育着我，使我每每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先生常常教育我们，要尽量吸收国外的学术理论方法，取其有用的部分，结合我国民俗文化和传统理论实际，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绝不可以照搬卖弄，否则就是二道贩子。这样的思想就成了我后来教学研究的原则和科研管理的理念。
一次我陪先生在校园散步时，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干事情，要立足于自己的领域，记着不要轻易涉足他人的领域，特别要慎重，否则会有被断指断颈的可能。当时我暗暗大吃一惊，反思多天，深有感触，从此就决心遵循不谕。后来不到万不得已，学问上绝不谈论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学术领域，干工作先是干好份内的事，对他人的工作只帮忙不添乱，尤其不与争锋争功。
有次先生住院，我去陪护，期间收到一位地方大学教授的著作。我觉得作者功夫下得极大，但仅仅限于平面的粗浅零碎描写，层次不高。先生对我说：可以换个角度看，人分三六九等，不妨用不同的标准去评价；同时一个学科的发展既需要鲜艳的红花，也需要更多的绿叶来支撑。这话就成了我后来宽容理解不同层次成果和人事的基本态度。
还有一次和来自美国的一位学者座谈，那位美国人说起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对一些言论我们不能苟同，有位学者激烈驳斥，我自然也有些激动表达，先生则以很温和的语气向他“请教”美国与檀香山、阿拉斯加领土的问题，使其无以为对。座谈结束出门，先生对我说，对持不同政见的来宾既要必须坚持立场，又要讲究讨论方式，冲动容易把局面搞僵，效果不好。从此后，我每遇对峙局面，就想起先生的教诲警醒自己不要冲动，尽量从容地去回旋。
先生错爱我，以为我是个做学问的料，但考虑到我入学前就从事过管理工作，还抽烟抽得凶，所以有些担心，便一再告诫，一不要抽烟，对身体不好；二不要做官，会被那个东西腐蚀掉，而且很耽误自己的正经事（学问）。我谨慎地请教：有时候人在某些环境里可能身不由己，怎么办？先生微笑着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无论如何，一定要坚守学者的学术操守，即使被动为官，也要做一个有民众情感和学者良知的官，不要等同于一般官僚，同时尽量为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做些努力。这样虽然牺牲了自己，但对学科和社会的贡献更大，大的方面说还更值得。这样的教诲使我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上不敢丝毫怠懈，“做好人做真学问”始终是我的信念。
诸如此类教育太多太多，我得到的当然也就很多很多。点点滴滴情景，至今清清晰晰，真是难以忘怀，终生受益。我一生也遇过不少恩公，但能这样坦诚而善意教诲、有效指点迷津的不多，我觉得分外幸运，也倍加珍惜，更终生感恩先生。
先生走了，我无比悲伤，当时有一种天塌地陷而不知所向的感觉。但根据先生的遗嘱，当年我被授予了首届“钟敬文民俗学奖”，这是民俗学界多少学者一生难以企及的最高荣誉；毕业前学校还给我授予了“优秀博士生”称号，也是名额极少的荣誉。惭愧，我有何德何能？竟然受此奖励！尤其是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未能完全按先生的遗愿发展，没有做出像样的业绩，想起来常常惴惴不安。
先生仙逝后，我和同学们尽心操办丧仪，以慰师恩。遗体告别那天凌晨，我借穿刘铁梁教授的黑色衣服，主动要求到北京友谊医院，和安德明等同学把先生遗体抬上灵车，并护送到八宝山殡仪馆，守护整容并送到会场，供三千人吊唁告别。队伍最后是先生的五六十位弟子，我们尽皆跪倒在灵榻前哀哭。之后我和安德明又把先生遗体亲自护送进火化室，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到北师大。那是一个天气昏暗的日子，我们胸中无限忧郁，回来的车上大家都默不做声。一周后寒假，我踏上回家的列车。两天一夜的路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只是静静地躺着，默默地流泪。
那些天老是做梦，总是梦见和先生在一起，或者为先生办丧事。回家后几天就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是九死一生，方拣回一条命。我想病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先生的逝世而伤感忧郁过度所引发，同时可能先生在冥冥之中还牵挂着我。所以后来的人生旅程中时时遵循先生的教诲，不敢有大的偏离。
十年风雨坎坷，十年缅怀师恩。现在我聊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按照先生的教诲做到了部分。地方上培养硕士生五六十人，打造高层次学科团队，致力于地方民俗学建设，短短十年间不同层面上获得了相当的学术话语权，同时也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和学术事业做出了社会上下层普遍认可的贡献。
岁月易逝，师恩无限。敬爱的恩师放心吧，您的教诲，您正直、勤奋、淡泊的高尚品格，永远是学生人生的座右铭和指航仪，我将在巍巍昆仑脚下仰望神圣、真诚善良地行进！
2012年元月10日子夜初稿
2012年元月11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