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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县龙溪乡中心小学乡土教材》举行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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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乡土教育 从起点保护纳西文化
2013-07-23 06:30:00 来源: 云南信息报(昆明) 


    7月11日,“首届全国民族高等教育高峰论坛”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召开,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作学术交流,会议旨在探索民族高等教育的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

   在现在应试教育的浪潮下,乡土教育显得有些稀奇,那么乡土教育有无必要?如何做?会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给参会者分享了与民族乡土教育有关的几个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是玉溪师院的民族文化艺术传习馆。玉溪师院的特色学科发展定位为“教师教育学科为重点,培养以边疆、地方、民族、生态为特色的优势学科”。该院成立了“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习馆”,其中有陶艺工作室、木雕工作室、民间绘画工作室、绝版木刻工作室、少数民族刺绣工作室、手工工作室等,各个专业的学生都可以自由选修某个民间艺术的课程,学成合格了,学院给学分。

  “选修的学生很多,这些学生今后大多数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当老师,这样的学习,无疑对在学校里推动传承教学各民族民间艺术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杨福泉说,“由于过去学校教育对乡土文化的忽略,过去的中小学老师对民间本土艺术一无所知的人是很多的,从玉溪师院的这种有创新且突出地方特点的教学实践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好的趋势,走出大学校门的这批未来的老师,他们将是一批既学了各种现代专业知识,又学习了民间乡土艺术的各种知识的新型人才。云南要建设民族文化强省,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特点,怎么在大学校园里也营造一种地方文化、民间艺术的氛围、创造一些让学生学习的条件,这是很好的一个范例。”



自编乡土教材让孩子们更了解民族文化。



教材上的很多画,是学生们自己画的。



教材上的纳西图画。

    10日晚上,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和一本乡土教材《白沙,我的家乡》有关。这本教材是杨福泉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乡完小的师生一起深入社区进行民间调研后共同编写的。教材于2005年底出版,白沙完小三、四年级学生至今还在使用该教材。

为了抢救、保护和传承纳西族文化,本世纪初,杨福泉引进资助,组织实施了东巴文化传人培养项目,由当时丽江最后健在的两位知识渊博的老东巴语学者配合,向从纳西山村中遴选出的8名年轻人系统地传授东巴经、祭祀仪式、制作面偶等知识。

    传承过程中,杨福泉体会到,在培养民间文化传人的同时,还需要与学校教育和社区文化紧密结合,才能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和传播空间。于是便有了《白沙,我的家乡》这本教材。

乡土文化要保护,更要传承

     翻开这本白沙完小自编的乡土教材,会看到“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牲畜”等有关家园的介绍;“玉龙雪山”“白沙壁画”“东巴文字”等有关历史、文化、人物的介绍;有“我们的村子”“水与水的利用”“森林资源与管理”等有关社区与资源的介绍。

    8年来,学校老师虽有流动,但是乡土教材课程已在白沙完小的课程安排中有自己的固定位置,一周一个课时。当然,这个课程的知识不参加考试。白沙完小校长和春雷说,“授课老师都是纳西族人,我也是,这样授课更好些。保护、传承当地文化是一种责任,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了,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还是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和春雷说,他有好几次机会到教育局工作,因为这个项目的延续,他没去,因为师生、学生家长对这个教材的反响不错,他担心自己离开了乡土教育延续不下去。



    当时白沙完小被选为项目点是有原因的。白沙完小教职人员对传统知识认知较高,在被选为项目点几年前学校就设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兴趣科目”,向学生教授传统知识。学校成立有东巴文字班、白沙细乐班、“勒巴”(纳西族民间舞蹈之一)舞蹈班等纳西族传统文化知识课外学习班,并固定了每周两个下午最后两节课为活动时间。

  “2009年,我们学校在之前那本教材的基础上,在老师、学生、学生家长以及民间艺人的参与和帮助下又编写一本适用于五、六年级学生用的乡土教材,课程编排也是一周一个课时。”资金问题是学校自己解决的,花费约11万元。

   此外,白沙完小目前已经有了一个60人的白沙细乐演奏团,“演奏团是去年11月份成立的,目前已经接到深圳一家单位的演奏邀请。不过我觉得我们的演奏团还不成熟,组建演奏团时我们计划用五年的时间让它成熟,看现在的进展,这个时间会缩短些。”和春雷觉得,乡土文化要保护,更要传承,“一些老艺人都80多岁了,演奏团要有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计划,这样才不会因为学生的长大而致使演奏团解散。”

  老师、学生、家长一起编教材

  “学生在编这个教材时做了调研,家长也提了意见。学生专门采访了一些工匠、艺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这些知识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我们的方式很合小孩和家长。”杨福泉说,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学者、地方部门、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参与到里面,“小孩子写的我的家乡,还有我的爸爸妈妈,学生们自己画的图都编到教材里了。”

   这本教材在编写时,学校把一些民间艺人请到课堂,教学生歌舞,讲述本地的知识。“我们把这本教材定位到乡里,是觉得对学生来讲会更亲切,因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乡里面。如果能做,最好每个乡镇编一本。”

   老师带着学生到乡里采访乡土知识,找老人和家长聊天。杨福泉觉得这个互动比较重要,因为过去有些教材都是几个人关在房子里编的,不会考虑孩子喜不喜欢,只是要求他们去学习。那种方式很难切合孩子们家乡的情况,这个更具体。

    通过调查、采访,学生的写作能力提高了,对家乡的山水、风俗、习惯、历史、建筑、种植等有了更深更全面的认识,激起了孩子们对知识的亲近感。从身边每人都知道的事物开始学习,一些后进生重新建立了学习信心,学校教学质量也取得突破,受到县教育局、党委、政府和社会、家长的肯定。

当然,当初刚开始时家长有些不支持,一些家长不愿让孩子学习传统乡土知识。

由于时代的变迁,“入乡随俗”被“与国际接轨”取代,不是外地人来随山区人之俗,而是山区随外地人之俗。山区人甚至不敢让孩子们学习民族语言,他们担心孩子日后的生存,毕竟生存重于传统。如生存需要,他们宁愿改变传统。

   现在,最早参与编写第一本教材的学生多已上了高中,一些学生放假回家也会找和春雷聊天,“他们感谢、怀念小学生活”,有些孩子还坚持到民间艺人家继续求教,让和春雷高兴的是,两个已上大学的孩子在云南民族大学继续学习纳西文化。

少数民族应从小进行乡土知识教育

   “我觉得现在不管美丽中国也好,每个人都要从对自己乡土的热爱开始,而不能搞一个宏大的、空洞的道理。”杨福泉觉得,云南的少数民族应该从小就进行有关乡土知识的教育,让他们学习自己的母族文化。

   乡土教育是对于国家正式教育的补充,对于本地学生来说,学习乡土知识不仅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同时对他们以后的生存和工作都有作用。“你要让小孩知道为什么要学习那些知识,而不只是发一本教材就可以了。因为孩子从来不知道课本是如何形成的,所以现在采取一种参与式的教育。”

    关于这本教材,中央电视台已经拍成一个内参片了,那个片子还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大会上播放过。“因为当时乡土教材如何做,大家的意见都不统一。一般是由老师编撰,大家来学习的。我们这个项目是由学者、老师和学生一起来做的。”杨福泉说,作为乡土教材,这可以算作一个创举。
后来参加项目的一些女老师又做了个关于收集纳西童谣的工作,这些童谣一般只有老人才会唱了。这些童谣是为幼儿园的孩子学习本民族语言准备的,孩子们在学习童谣的时候会比较感兴趣。通过这种方式教育能够起很好的作用。现在收集工作已经结束。今年2月份,这张录有家乡童谣、民俗音乐的光碟已经在市场上发行出售。

  

教育部门可借鉴搞套中学版

    杨福泉说,现在很多学校、老师忽略了乡土教育,但这个学校的经验表明,乡土教育完全不影响升学,而且还有帮助,这是值得大家来思考的。乡土教育激发了学生的活力,这几年乡土教育受到重视,也说明国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中小学教育受到那么多诟病,一个是乐趣丧失,前段时间新闻上说的一个学校学生高考后把课本撕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福泉说,丽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经常下去考察,他们和当地的教委就有合作关系,这也算是他们的一个试点。

对于怎样普及的问题,杨福泉觉得,现在在中国是很难的事,因为大家无法顾及。“中学版的教材,因为我后来太忙来不及去做,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教育部门完全是可以借鉴的,在中学搞一个更深入的。每个学校都可以结合自身来探索适合自己的教材。”

    杨福泉表示,他的探索目前看来是很有用的,云南可以自己来探索一个属于自己的路子,这个教育部门应该鼓励,给予更多的支持。“我的这套书出来之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在关注。他们觉得对他们有借鉴意义,有的在搞退休老人读本,有的其他地方的小学也觉得我们的做法很新鲜。我觉得所有的小孩都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小孩的不同年龄段来学习不同知识。”

后记

    杨福泉的博客中曾提过,中国56个民族有非常丰富的传统乡土知识,它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各个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乡土知识,就没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性和文化个性。

   在当代全球一体化以及主流文化、强势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乡土知识面临着不断衰落和难以传承的命运;由于当代中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着忽略各民族优秀的乡土知识教育的弊病,中华文明中那传承千百年的优秀传统乡土知识在不断消失和失传。一方面,当今各个少数民族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跻身于主流文化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的母亲文化、故土文化的知识缺乏基本的了解,过去人们常说的“数典忘祖”现象,正在我们各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中日益突出地呈现。一方面,不少民族的社区传统知识、文化艺术等正成为旅游市场和商贸市场上热卖的商品,但另一方面,由于商品市场上日益炽烈的对传统文化知识功利性的实用主义风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和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

   对社区传统乡土知识的遗忘,就意味着对自己祖先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知识的漠视,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枯燥无味、缺乏个性魅力的“文化一体化”时代将会早日降临到我们的土地上。

  

中央电视台来拍摄这个片子,它主要是反映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应该如何做。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线索就是乡土知识应该怎么学。在那个片子播放后,中央民族大学就对乡土知识的教育做了一些相关课题研究。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做得最早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国际项目。我们的项目获得福特基金的资助。

国家近几年也比较重视校本教材的课外读物,老师们集中起来编课本,然后发到学校,那种方式是最普遍的。

我们的理念是把编写课本的过程就变成学生、老师来认识乡土教育的过程,而且会有切身体会。家长一来就意识到他的重要性,觉得他们应该懂点这些东西,山上有些什么动物啊?有些什么森林资源?它们是什么状况?我们的水从哪里来?雪山对我们来说重要性在哪里?这些我觉得是很具体、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的教材却是忽略不计的。它不会细分到每个乡村来认识自己的资源。是立足于一个乡的来做我们是没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我们现在比较普遍在做的是双语教学。

云信:双语是指母语和汉语吗?

杨福泉:恩,是的。

博士越来越多 乡土人才越来越少

云信:这个项目的设计总体上不只是为了编一本教材。

杨福泉:在过程中让学生、老师和民众都感觉到一种互动,通过这种互动提高一种民族自觉。以后家长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孩子。

我们小时候知道的很多知识也是从老人那里学到的,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父母给你讲故事,就学到了一些关于山川地貌的知识和逸闻趣事。

后来有了电视,有知识的老人也无事可做,和自己的后代也说不上话。老人满腹本土文化知识没有地方发挥,小孩就是在看一些肥皂剧。

在我们各种信息发达的情况下,怎么传承本土的文化?这就需要学校来想一些办法,让家长和学生互相对话。我们这个做了以后比较有意思,学生们回家后就和老人了解一些乡土知识,水从哪里来,草药从哪里来,动物有多少种,家长当护林员做些什么?这些知识小孩就感兴趣,通过互动的教育方式,效果也完全不同。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方式是值得推广的。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学生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学生肯定会感兴趣的。他也许和老师去采访一个老人讲的故事,他会很着迷,会继续刨根问底地去问,这就恢复了过去的乡土自己传承的功能,这样孩子自然的回家就不只是看电视了。

云信:现在类似的乡土教材在国内多吗?

杨福泉:编出一套教材作为试点铺开,这个比较多。但是我们在做的和他们理念不同的是我们是注重互动,让孩子、家长和老师一起参与进来。

这次我去内蒙就举了这些个案,他们也表示学者们除了写书、论文以外,有机会也要走向田野,做一些试样性的工作。我一开始就说,像我这样的博士纳西人会越来越多,乡土人才会越来越少。

不能只是满足少数民族增加了多少个大学生、硕士、博士。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我们草根这一块的文化是保护不好的,它会慢慢流失的,它就意味着我们以后文化多样性会减少,当大家讲的话都变成一样,那么就没有什么互补了,然后就缺少了一套与环境对应的体系。

比如内蒙古文化绝对是与北京文化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在掌握国家的知识之外应该掌握乡土知识,适合这个地方生存的知识,不能最后把母语也丢掉。

要推广不难 可作为学校业余活动

云信:这个推广起来还是很难的吧。

杨福泉:只要做开也不需要多少钱,它可以作为一种娱乐,学生和老师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定好,今天去找一个草医聊一聊。这其实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每个老师带着学生都可以做,唯一的成本就是出书需要一点钱。

我觉得平时就可以作为一种学校的业余活动,因为这本身也就是一种辅助性的教材。比如说国家一个县已经有教材了,实际上在课本的基础上老师可以灵活地增加一些内容。教材是县市统一发放,但是老师应该灵活应用,加进本地的特色文化,这其实也不难做,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一种共识。对于这套教材,老师也提议如果能用到中学,效果可能会更好。这样做的话,多民族地区的文化就不会断裂。

云信:在云南要推广可能吗?

杨福泉:这个要推广我觉得不难。国家现在是比较重视地方文化的传承的。每个省都有乡土教育教材,都是一层一层在编,一些地区,如丽江也有双语教材。只不过这种方式,你在教授课程的时候采取互动方式,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统一编撰的教材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而且学生有时候不感兴趣。当你具体到本地时,他们就有兴趣了。

   我们的设计是比较活的,如我们的家族、村子、家园、房子、家谱等,都是用的是小孩感兴趣的。我们还用了纳西的现代拼音文字,还配上了一些学生画的画。



云信:这套教材有些西方方式。

   杨福泉:有很多方式是一样的。日本现在还不是把我们的象形文字拿去做城市路标,小孩也喜欢。

你要用小孩的兴趣来设计,教材里的一些插画都是小孩子画的,整个都是围绕他们的家乡来画的。而且是用东巴文的形式。我把学生好的作品放在里面,这些方式都可以作为一种探索。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创新,关键是学生、老师要感兴趣,不要是填鸭式的。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http://money.163.com/13/0723/06/94ET43KN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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