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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夏国锋
(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本文以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作为讨论的对象, 从概念及其作为已经被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学科所借用的研究方法入手, 认为田野工作在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的验证及破除意识形态霸权方面有着其客观的应用价值。同时, 本文还就其作为一种方法而具有的自身限度, 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理解真实程度及田野的微观研究特色, 与理论的整体理解取向之间的张力存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田野工作; 价值; 限度

      一、田野工作: 概念谱系及方法论意义
      作为人类学学科中一个具有“ 商标” 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田野工作并非人类学自始而生的。田野一词首先是从自然史中引出的概念, 最早由动物学家哈登( A•C•haddon)介绍到人类学中, 后因马林诺夫斯基所运用和倡导, 成为一种规范的科学方法。〔1〕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引入和广泛运用, 田野工作从此带来了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并为以后的人类学家广泛采用和遵循, 用以区别和突破以前坐在书斋或图书馆里的“ 圈椅人类学家”的古典研究方法———只搜集前人经若干世纪积累的民族学资料。因此, 田野工作作为方法论的概念, 也是基于人们对传统的民族志方法和概念在解释人们所观察与理解的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和有效性的怀疑背景下而出现。想进入人类学界的新手, 必须到某个地方进行一年以上的田野工作, 然后回校撰写论文, 并通过答辩才能取得从事人类学工作的资格认证。〔2〕因而田野工作又被称为人类学工作者的“ 成人礼”, 即一种获取成熟职业身份的成丁礼仪。
      本文对田野工作价值与局限的讨论, 不仅限于人类学的学科视域及其在人类学学科体系内的地位, 还扩展至把它视为一种更具普适性意义的研究工具的角度和层面。因为基于当前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事实判断, 田野工作已然为其他众多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所借用, 诸如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甚或文学等学科。如上个世纪30年代, 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 Park) 教授为首的社会学家就将针对异民族的“ 田野工作”法应用于美国都市社会研究, 走出了一条与欧洲社会学传统不同的路子, 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比如在历史学学科领域, 田野工作方法的引入还促使了传统史学向新兴史学的范式转换, 即社会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这些都表明了研究方法不仅在其自身学科领域内的发展, 同时在不同学科之间也相互渗透。
      二、田野工作的价值: 作为理论验证与事实发现的田野
      实证研究流派的风格传承, 使我们知道, 理论来自于研究者对经验的感悟及提升, 是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基于不同的社会事实而建构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体系只有在特定社会范围之内才能发挥其解释的有效性。( 对知识的有效性与社会范围之间关系的考察, 向来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层面。) 事实存在和问题的产生在不同社会可能会有其不同的根源, 并且即使表征相同的社会现实和问题, 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文化的不同, 人们在对其认知上也会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因为人们总是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内寻求事件的意义与解释。〔3〕虽然爱丁堡学派所坚持的“ 强纲领”极端化了知识的相对性而否定了知识的普适性的一面, 但给予我们的对知识认识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处强调知识的解释力在范围上的相对性, 其目的在于为以下讨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现实之间的张力问题做铺垫。这种张力可以由田野进行缓解, 即意指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相对于西方而稍显滞后和理论知识的“ 西学东渐”背景下, 田野将有助于我们验证它们解释中国现实的效用程度及发现中国自身学术理论建构所需的经验。运用某些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存在一定的张力, 这个判断或许有些偏执,但却也能描述一些客观存在, 尤其是由于西方汉学的兴盛及研究成果的引入。比如,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华北村落的研究, 只是利用满铁材料建立村落与国家关系的模式化解说, 便提出“ 权力的文化网络”及“ 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的概念。但兰林友根据山东省后夏寨村做的田野工作所获得的田野素材研究, 指出杜氏在其论述中有“ 将原本不相关事实牵强拼凑在一起” 的缺陷, 及其在分析宗族问题上想象的错误, 提出了“ 情境性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解说模式。〔4〕这是基于田野工作对文本理论解释力的验证, 同时亦是基于田野而发现的本土经验。
      对任何事件的解释总与自身的立场、方法和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对事实的解释与表述, 从而造成了与事实本身之间的张力。当我们对事件的表述形成文本和话语, 并以一定的媒介资源作为载体而扩展, 这个时候表述本身也就成了社会事实。经由话语或文本来接受对事实的感知时, 事实的原貌已经经受了表述者的“ 修饰。”这也就是说, 言语表述与社会现实之间张力空间的存在, 便促使我们对于社会真实可否发现或完全呈现的追问。在此, 笔者很显然是倾向于认为田野工作方法在此方面的价值所在, 但笔者并非对之进行绝对崇拜, 还应辩证来看。
      三、方法论的限度: 田野工作的反思
      1 . 能否发现真实
      田野意味着远离“ 都市”, 深入“ 荒野”, 这里的都市实是指西方工业化的城市, 对于西方学者而言, 即自己的“ 家乡”或称“ 本土”, 而“ 荒野”即意指早期被殖民主义者所侵入的“ 未开化” 的“ 野蛮” 民族, 即所谓的“ 异域” 或“ 田野”。从文化意义上理解, 田野工作即是远离本土而入异域进行对他者的文化理解, 寻求“ 他者的眼光”是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同类事物, 是一种“ 他的方法”, 目的是体验一种他者文化的差异性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种田野工作方法的运用, 其起始就造致一种二元分离, 即田野与家乡这对二元概念之间的时空分离。较之传统的“ 田野”概念, 现实的“ 田野”已不再是原来所理解的静态的“ 他者”、“ 异文化”, “ 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历程, 在这个新的社会历程中, 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同步或交叉的历史脉络在同一时空中展示它们的不同特点, 并对社区和族群中生活的人们构成一种多向度的影响”。从此种意义上讲, 追求田野而摒弃家乡, 似乎便没有那么重要了。从而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便有一个转向: 从跨文化理解到本文化研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便是此种转向背景下的文本典范, 正如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在此书的序言所说, 它将被认为是“ 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 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5〕但这种转向并不能消除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之间信息交流与理解的张力存在难题, 尽管这弥补了因语言障碍而产生的隔膜。因为研究者本身在进入“ 场域”面对被研究者的那一时刻, 双方已经在各自建构的想象体系中被赋予了一定的位置,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与社会文化所强加于的身份和传统, 因而言述绝对意义上的科学又是不可能的。
      2 . 如何表达整体
      为什么人类学热衷于研究地方政治而忽略国家或国际政治, 为什么经典田野之作多是个案研究而非整体研究? 这或许是因为“ 田野”而限定了人类学的旨趣: 研究和理解地方性知识。因为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科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形成, 人类学的自然主义越发强调其重要性。“ 不应简单重构而应直接地观察原始民族的自然状态”, 这样, 社会人类学被界定为“ 对小型社会研究, 即忽略历史的、比较的民族志的研究”。〔6〕对于复杂的大型社会则由不同的文化、区域和地点构成, 人类学家只有远涉他乡, 进入不同的文化区域或田野点才能体验文化的差异性; 这是田野其内含的假设。由于方法论的特点, 即要求参与观察方法, 注定了研究者只能在某一个地区进行研究。
      是否人类学就不关注社会的整体研究与理解? 当然并非如此。在1940年, 费孝通先生在为《文化论》译本作序时,就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论角度揭示了文化理解的整体性取向: “ 从生活本身来认识文化之意义及生活之有其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 自必从文化之整体入手。”〔7〕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 对于一个小的村落生活的日益熟悉, 我们就仿佛是在一架显微镜下详尽地研究中国的缩影。”费孝通则建立“ 类型学”的研究范式, 认为通过对社区的研究来逐渐、接近认识整体社会。这都表明, 虽然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多是基于个案或某个社区而进行, 但其内在的理论抱负却是试图概括和解释整体的社会。
      另外, 虽有这种整体观的指导, 然而对于不同主题进行专门研究时, 诸如宗教、宗族、交换关系等, 研究者总会选择不同的田野点, 通过所选择的田野点的观察研究得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或理论。为什么选这个点而不选另外的点, 这个点又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等等又不自然地构成人们的疑问。这种经历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但同时也严重限制了所获取的知识。虽然田野方法一直在努力寻求真实, 但其自身的限度也显现出来。从这里或许能理解了: 为什么“‘ 田野’概念是如何束缚和限制了人类学的实践, 即‘ 田野’如何使得人类学家猎取了某类知识而失去了其他方面的知识,如何使得某些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合法化而排除了另一些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8〕然而在从事田野工作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却很少能看到他们是如何确定田野点的, 这种田野点选择的意义何在? 如果不是在“ 偶然”的情况下做的选择,那么选择是否已然有某种先验性概念影响着研究者呢?

参考文献:
[ 1] 参阅[ 美] 古塔, 弗格森编著, 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 2005.6.在这里我想有必要说明的一点, 在英国的传统中, 这就是所谓的“ 马林诺夫斯基革命”, 但也有人( 如文森特) 认为, 田野调查革命先于马氏“ 发现”田野调查之前, 确切地说应归功于里弗斯。在美国的人类学传统中, 则一直被人认为博厄斯是田野调查方法发展的关键性人物。对于这种知识性的考古, 不是本文的重点讨论内容, 在此不做过多分析.
[ 2] 参阅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 2002.2- 5.
[ 3] 参阅[ 英] 大卫•布鲁尔著, 艾彦译.知识与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 2001.
[ 4] 参见兰林友.村落研究: 解说模式与社会事实.载社会学研究, 2004, ( 1) .
[ 5] 参见费孝通著.《江村经济》之序言.商务印书馆,2003.13.
[ 6] 参阅[ 美] 古塔, 弗格森编著, 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 2005.8.
[ 7] 小田.社会史的整体性与田野工作.载自江海学刊, 2004,( 3) .在这里两处所言的整体是不同的, 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所强调的整体是社区的整体或者说田野点的整体, 即对小型社会的整体理解, 而此文所言述的田野工作无法表达整体指的是已经被田野所分割为不同文化区域的整体.
[ 8] 参阅[ 美] 古塔, 弗格森编著, 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 2005.4.[ 作者简介] 夏国锋( 1981-) , 男, 山东济宁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4级政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
本文引自《理论界》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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