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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eifenheim]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

[B.Keifenheim]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

超越民族志电影——视觉人类学近期的争论和目前的话题

作者:芭芭拉(Barbara Keifenheim,德国Free University Berlin and University Viadrina教授)
译者:杨美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康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1999级本科生)

来源: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时间:2009-2-6 14:02:27




    对于许多人来说,视觉人类学是民族志电影的产物。结果大多数的教学计划为了使学生创作电影记录,都着眼于他们的应用训练。与这种观念相反,我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强调视觉人类学也包含有民族志电影制作以外的研究。

    首先,我要唤起你们对在最初的30年里,视觉人类学领域的争论中占优势的主要话题的记忆。接着,我尝试去简述一些目前研究的领域。

    视觉人类学在七十年代中期兴起,是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这么晚才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是,很久以来人类只把电影和摄影看作文字补充的视觉解说。科学知识与文字作品和图片结合起来,所以无论怎样视觉人类学都被认为是没有认识论价值的。

    在理论指向上使用摄影图像和电影来反映研究需要的第一步,是由玛格丽特•米德(Ma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 迈出的。三十年代末在巴厘岛和新几内亚做调查研究时,他们便使用了这样的方法。这次,照片第一次不再用来做举例说明的插图和作为文字论据的辅助。在他们的 《巴厘岛人的性格――摄影的分析》一书中,米德和贝特森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影视形式发表,在里面他们用简短的说明文字描述了大概100张照片。这发生在1942年。

    大约30年后, J.科聂(John Collier)[2] 使我们认识到“视觉人类学”这个术语,而主要代表民族志电影制作的不同方面。在早期阶段,关于民族志电影的科学和艺术价值问题是人们注意的焦点。

    实际上,两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都同时否认民族志电影的价值。一方面,科学家不予认同,认为电影不适合于创造新知识。另一方面,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员也对其 持拒绝态度,因为他们轻视它的艺术价值。对于第一个群体,科学就是指客观性,而艺术就是指主观性。因此,争论下潜在的真正问题是:科学和艺术互相排斥还是 彼此兼容?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科学知识有可能以艺术的方式创造和传授,不过这种过时的争论仍然不时发生。

    另一个在视觉人类学早期阶段广泛讨论的问题,涉及到电影制作的道德问题。电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是哪种关系?拍摄者是否经过了人们的同意来拍摄出胶片?还 是没有注意他们的意见?民族志学者有没有权利进入拍摄主角的私人领域?民族志电影有没有使被拍摄者自己得益,还是他们只是为人类学者的学术事业服务?诸如 此类的问题都是被激烈讨论的话题。潜在的问题是研究工作和田野工作相互作用的准则问题。从那时候开始,许多人类学的电影拍摄者尝试以几种方式解决相互作用 的问题。因此,电影事业在与拍摄主角的交流中越来越复杂,他们不再是被拍摄的对象,而是相互作用的主体。电影拍摄者同样把他们作品的拷贝带回给人们看,是 人们使电影记录成为可能,也提出了对作品的评论和批评。另一个更积极的方式是开始教会本地人使用照相机,从而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需要拍摄电影,这些需要有 时候还包括争取他们权利的政治认可的抗争。

    概括来说,我们保留视觉人类学早期阶段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志电影的科学和艺术价值,还有电影制作的道德问题。

    八十年代视觉人类学的概念的延伸除了民族志电影的领域外,两个作为补充的知识领域的定义也被界定。从那时开始,视觉人类学一方面创造和分析关于人类社会的各种视觉信息,比如图画、照片、电影或者计算机动画绘制。另一方面,视觉人类学家调查并比较视觉交流的文化上的多种形式,比如模拟的表达、姿势、舞蹈、戏剧等等。因此对于视觉人类学新的理解的关键词是关于文化的视觉信息和文化内部的视觉交流。

九十年代

    随着九十年代的数字革命,和由全球媒体的影响而带来的变化,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视觉人类学现在着眼于视觉媒体和媒体革命的文化影响。

    可以看到,从视觉人类学早期阶段的研究者从事的问题开始,我们已经走了好长的一段路。视觉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在两个标志性的时期。1975年,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 )主编了视觉人类学的第一本重要的书,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原理》[3]。玛格丽特•米德为她的写的序言命名为“语言学科中的影视人类学”。只过了22年,Antonio Marazzi为他的论文起名为“图像世界中的影视人类学”。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图像世界”的不同话题。

影视媒体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有广泛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新的影视媒体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媒体影像比如电影、录像、电视、互联网、计算机模拟、网络空间等的无所不在构成了一个新 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的习惯上和熟悉的理解。真实更少建立在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基础上,而是由媒体影像所构造。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 样一个过程,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产生如此深切的文化冲击力。今天,我们观察到视觉是怎样取代过去所熟悉的社会生活形式:往日由具 体的内在主观性活动和交流所定义的社会经验,日益被越来越快速的视觉信息流所取代。这一现象表明了感知自我与他人的根本的因果关系,同时也表明了感知生活 与现实的根本的因果关系。

    我的观点看上去也许有点抽象,而这可能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媒体的发展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是我认为,端倪已经可以看见了。

脱离身体的社会交流

    从全球的范围而言,我们观察到一种可称之为正在进行的脱离身体的交流的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便可观察到,和朋友、家人的电话联系日益取代了亲自的拜访,而 电子邮件也日益取代电话联系。去年在德国,我惊讶地发现我竟收到秘书的电子邮件,而她就坐在我隔壁的房间,我们之间只有普通的一门之隔。我和她的交往很 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避免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她不愿意移动身体,因为对于这位年轻人而言,通过电子邮件的迅速沟通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新的交流形式中,身体似乎完全消失了。在以往面对面的接触中,整个身体是出现在现场的。在家庭、朋友等关系的处理上,我们会很关心他人的身体,为其提供食 物,照顾其健康,营造舒适的氛围等。而在公事的接触上,我们也是很留意对方的身体、言行等。然而,与此相反,电话联系中,身体已经消失了,但声音带有某种 独特的个人特征,还是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和个人现场感。在电子邮件的交往中,连这样的声音都消失了。交流在这里减少到了只剩下视觉的标志——字符。脱离身体 的交流已经成为当代儿童生活的特征了,对城市和一个孩子的家庭而言尤是如此。涉及全身心的和其它孩子面对面的、快活的游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看电视或打 计算机游戏。面对电视,身体减少到只剩下了眼睛;而打计算机游戏,也只是眼和手的结合。一家人吃饭的时间,亦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电视吸引了每个人的眼 球,以至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机会谈心。在视像会议上,许多关系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都得以商定、解决,而与会者却并没有真正的碰头,只是通过视像 联系。教师不再出现在教室,取而代之的是预先录制好的录像带。城市中的年轻人和小孩,在提供计算机游戏的网络咖啡馆中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些咖啡馆人 头涌动,但每个人都单独地坐在自己的机器面前。年轻女子们都抱怨,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一动不动地坐在计算机前的时间比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而在乡 村,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改变了传统的交流模式。人们从公共的交流空间退回到自己的家中看电视。总而言之,对各种各样的视觉信息的越来越多的消费,使人们 彼此之间隔离,并改变了社会交往和相互作用的传统形式。

    一方面,这种隔离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新的社区形式出现,并产生了特殊的亚文化。著名电视连续剧Star-Trek的 影迷观众建立了一个个国际影迷社区。住在悉尼、爱尔兰、南非的社区成员,在现实中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但却有着紧密的“视觉的接触”。他们是一种新的文化 实践的生动反映。在这种新的文化实践中,视觉的交流成为了主导,人类的智能与个性的塑造越来越依赖与译码和使用视觉符码的能力。

    为了研究这些重大的转变,我们需要更多新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方法。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新的媒体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角 度和视角来完成这类的研究。视觉人类学有足够的资格处理媒体革命的复杂现象。深深植根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传统,视觉人类学关注人类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形式。 因此,视觉人类学必须是跨学科的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装备。

    在讨论实际的研究之前,我想先列举一些由我的德国学生、现在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年轻海外研究者以及我的一些同事们所提出的研究课题:

■    电视新闻中的权力的视觉阶段性研究

■    身体的视觉阶段性研究

■    全球化和视觉大众传媒

■    电视在中国边远乡村的传播及社会交流的转变

■    视觉网络影迷社区

■    国际互联网的聊天群体与影迷群体

■    电子时代的发生地

■    视觉认同:在国际互联网的自我代表

■    视觉媒体和宗教的市场

图像的特定本质

    在历史的记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著名的照片伪造的事迹。其中一个例子是一张在不同时间发表的俄罗斯政治领袖们的合照。在后发表的一张中,当时一位身陷政治丑 闻的领袖的头像被去掉了,而另一张照片却把他换成了另一个人的头像。在这些例子中,润色、蒙太奇等技术手段伪造了照片。尽管存在着种种修正和假造的技术, 照片和电影长期以来对于“真相”还是有着极高的代表性。

    数字化技术使随心所欲地制造虚拟图像和假造照片成为可能性,这必然使我们面临关于各种图像的绝对自然状态和特定特征的拷问。什么是代表性?以往认为照片就是现实的复制的想法早已过时,录像、照片越来越丧失它们作为法庭证据的地位,这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惊奇。越来越明显的是,图像是建构出来的。因此,视觉人类学必须研究各种图像的建构原理,而不仅仅是虚拟的图像。这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没有一种图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纯自然的影像,相反所有的图像都是特定的文化、历史的产物,无论是山洞岩画、舞蹈、手势语言,还是电影、网页图像都是如此。

    对图像内在密码的分析,对其建构原理及其代表性习俗的形成的分析,产生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即视觉产品的叙述性的性质问题。到底是不同的视觉流派都有其自己一套的叙述结构呢,还是他们从其他的叙述传统中吸收了这些结构呢?众所周知,电影只有依赖19世纪晚期的技术革命才得以发明,但它不可能不依靠以往长期存在的叙述传统--诸如文学、戏剧、歌剧等--而独立发展成为“第七艺术”。

    视觉流派是否具有原创的叙述力量这一问题,从有效的图像的角度看来更为有趣。同样,这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新的视觉媒体有否产生新的叙述性内容?早期的研 究者认为也许并没有新的叙述性内容。叙述性的动机与主题反映出一种惊人的文化底色的连续性。不幸的是,我不是很熟悉中国文化,所以无法从你们本身的文化背 景中举出这样的例子。以西非的文化情境为例,我的德国同事Tobias Wendl (1997) 详细地阐释了自我表现的原型模式的连续性,无论我们面对的是19世纪的雕刻品,还是今天精确地依据消费者的需要而成的摄影作品,都能发现这种连续性。Werner Petermann (1997) 研究了欧洲的流行图像传统,证明了恐怖主题的形象化身,诸如吸血鬼、妖怪等,不管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还是在视觉产品中的,还是在真实的影迷社区中的,都是按照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理念来设计的。

    由图像、图像制作者、图像市场以及图像消费者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似乎被图像是依据长期存在模型和模式所建构的这一事实所支配,这些长期存在模型和模式只不过是被新媒体的技术可能性所采纳而已。

    文化的叙述构成了真正了连续性。这些叙述通常表现了古老的主题,而且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在西方文化中,其中一个主题是人和人的战斗。2000多年过去了,战斗这样的主题依然在多种场合出现,诸如过去的特殊的战争技术、各种各样的运动竞技、以及大选期间上演在电视的不同政治候选人的唇枪舌战等。其他基本的主题则包括正义战胜邪恶、美丽的力量、为爱的牺牲等等。

    诗歌、小说、舞台戏剧、画作以及其他众多的艺术表现形式都与这些叙述主题有关,而现代的视觉流派,例如生动的电影、计算机游戏及电视连续剧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因此,新的视觉媒体并没有产生新的视觉内容,而只是产生了新的视觉实践。

图像的混合世界

    现时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与全球化现象有关。所有的图像都被卷入了全球的流通。西方的战争影片和牛仔影片中的作为个体的英雄成为了人们醉心崇拜的偶像,在非洲及 亚洲文化中同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德国,许多欣欣向荣的影像发行人引进了大量没有字幕的香港动作片和战争片。显然,这些影片的观众是不懂中文的,但不管 具有这样的不足,他们仍然和其他地区的观众连成一体,形成庞大的国际互联网影迷社区。

    但全球化的冲击依然是更为复杂的。图像离开了其原生的情境、功能、文化意义而流通循环,并与其他代表性的传统相混合。这造成了一种图片和图像的世界范围的混合环境。Heike Behrend (1997) 的 研究是其中的例子,他研究了在肯尼亚专门为移民工人拍摄照片的照相馆。这些工人绝大部分都生活悲惨,但他们都希望能拍出一些表明他们富有和快乐的照片寄给 他们的家人。为了满足这些客人的要求,照相馆的老板设计了一幅特别的、显示了豪华起居室的画面。照相馆的背景是一幅多姿多彩的混合物,上面有非洲、印度、 美国的民间图画、油画、明星海报、广告以及反映世界各地风情的视觉事物。

    面对这样的现象,视觉人类学必须研究日益发展的视觉产品的构成元素,分析这些元素的运行轨道,以及在这些轨道中,视觉产品是如何改变原有的意义与内涵而在全球的范围流通,及如何与其他的视觉产品相混合。

历史和文化对人类视觉的影响

    直到最近,关于历史和文化对人类视觉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觉的影响的研究,才成为视觉人类学的另一个热门课题。

    Ernst Gombrich (1984) 强调,人类的眼睛永远都不会是“空白的”。人类的眼睛总是以一种带有原有经验的眼光来感知外在世界。其感知受到历史、感情、知识等的影响。Gombrich所提出的眼睛的经验,不仅局限在个人的层次上,还包括了集体的文化经验严格来说,空白的眼睛是瞎的。

    让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想象一下,在经过一轮漫长而艰苦的登山历程后,一群4人 组成的登山小组突然察觉到这座山脉的壮观形态。他们停下来驻足相看。第一个人被征服了,因为他看见一个特殊地层的非凡的例子。第二个人发觉山的形态很象一 个裸体的女人并感到一种写诗的冲动。第三个人跪下了双腿,向这座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其祖父便经常跟他提起的神山祈祷。第四个人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打动 他,因为他那双伤腿正折磨着他。他们看的都是同一座山,但每个人看到的却都不相同,都按照其个人所处的位置来感知其意义。

    关于人类视觉的文化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全人类都有着相同的感觉器官,但他们学习使用它们的方法却是不同的。视觉并不是视觉刺激物的被动接受,相反它是一个对视觉信息进行选择、排列、形成意义的复杂过程。

    历史和文化是带来不同“视觉文化”的基本的元素。因此,视觉人类学要研究社会的、语言的、宇宙论的、生态的及其他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这决定了对视觉经验的解释。

    在我简短的讲座中,我没有机会讨论所有的这些影响因素。在讨论生态对其影响时,我只举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的例子。众所周知,包围他们的没完没了的冰雪环 境塑造了他们对不同的白色的视觉感知。我们绝大部分人很少能分辨不同白色间的细微差别,而我们的语言也没有相应的词汇来表达其中的等级顺序。相反,爱斯基 摩人却能使用数十种词汇来描述不同白雪的细微差别。

    在秘鲁热带雨林被称为Kashinawa的印第安人,生活在绿色的自然环境中。和爱斯基摩人相反,持久的面对一种的颜色并没有产生大量的词汇以示区别。对Kashinawa人来说,绿色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至它被认为是无色,并没有被视为颜色而加以分类。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生态条件对视觉感知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在处理类似条件的时候,不同文化会有不同的方法。

    美国哲学家Marx Wartofsky强调了艺术和表现派风格对人类视觉的特殊影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阐明了的中心透视画法传入欧洲画界,不仅意味着一种艺术的革新,还意味着欧洲视觉方法的剧烈转变。

    Tobias Wendl对非西方文化的静态摄影术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他发现那些不是从在艺术上具有中心透视画法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以及那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表现派风格的人,是很难破译和理解这些摄影作品的。事实上,静态摄影术是深深植根于中心透视画法的传统中的。按照Wendl的 理论,摄影图像是一种相当粗野的视觉表现,它分离并确定了一种单独的、有特权的瞬间。观众并不是与照片相分离的,相反他还成为延伸了的摄影时空的组成一个 部分。使用如此一个个别的、单独的视角的观看,在许多非西方的传统中,并没有扮演任何的角色。这样的视角,被认为是太狭窄和太肤浅了。这些文化的艺术化目 标反而是更多地集中在复合的观点和瞬间的综合上。(1996:179)根 据人类视觉与图像互相依赖的假设,视觉人类学必须要对不同文化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塑造其独特的“观看的世界”、或“视觉的世界”及“图像的世界”进行 系统的、比较的研究。“视觉的世界”是指所有认知模式的总和,这一总和能够赋予感官的刺激物以意义。上面所提到的社会的、语言的、宇宙论的、生态的各种因 素都是认知模式的一个部分。“图像的世界”是另一个关于由人类所产生和创造的视觉环境的表述,它所包含的比严格意义上的图像产品要多得多。视觉的世界和图 像的世界是通过视觉实践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不同文化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塑造其独特的“视觉的世界”和“图像的世界”的研究是建立在两个互补的问题之上的。图像和文化的代表性传统是通过什么样 的途径来赋予我们该文化特定的视觉感知概念的呢?反过来,对某一文化特定的视觉感知概念的理解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阐释该文化的视觉代表性传统的呢?

新的视觉媒体和科学

    今天我想提到的最后一部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一个历史时期,在以往的历史中,人文学科进行专门研究的实证材料只来源于文献、声音的记录、考古器物等。有了新 的数字化媒体后,我们面对的是代表着认识论挑战的各种新的材料来源。计算机平台模拟只是众多范例中的一个。对于一些新的研究课题而言,古典的、亲身到现场 的人们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例如,对国际互联网上的聊天群体以及影迷社区的研究,就表明了一种“虚拟的田野调查”。

    同时,收集、处理、保存数据的新形式以及新的网络归档系统,发展了并深深地改变了知识的产生与流通。我们在面对着可以使用无数可能的数字化媒体的挑战的同时,应该要懂得如何控制这些媒体,以避免其认识论的价值遭到滥用。

参考文献: Behrend, H. 1997. Zuhause in der Fremde: Konstruktion von Lokalität in kenianischer Studiofotografie. Vortrag im Rahmen der Tagung: Hybride Wirklichkeiten: Zur neueren Theoriediskussion in der Visuellen Anthropologie, Frankfurt/Oder.Gombrich, E. 1984. Bild und Auge. Neue Studien zur Psychologie der bildlichen Darstellung. Stuttgart: Klett-Cotta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xford 1982).Petermann, W. 1997. Kultur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Konstruktion von Fremd- und Eigenbildern. DFG-Forschungsbericht. Wendl, Tobias 1996. Warum sie nicht sehen, was sie sehen könnten. Zur Perzeption von Fotogafien im Kulturvergleich. In: Anthropos 91, 169-181.Wendl, T. 1997. Kultur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Konstruktion von Fremd- und Eigenbildern. DFG-Forschungsber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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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Dr. Barbara Keifenheim(德国Free University Berlin and University Viadrina教授)在中山大学参加“视觉人类学系列讲座”的演讲稿。
[2]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视觉人类学学者J.科聂(John Collier, Jr) 是视觉人类学理论的开拓者,1967年即出版了他有关视觉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作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New York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7)。
[3] Paul Hockings: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The Hague : Mouton, 1975.(本书的中文版见王筑生、杨慧、蔡家麒编译:《影视人类学原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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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认为视觉人类学是放到艺术人类学之下,还是与之并列?
有些时候这些似乎无聊的学科地位,名份之争影响了学科本身的建设。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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