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需要“规模学术”
□王勤伟 子霖
今年3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在同一个栏目“灯下漫谈”中相继发表了两篇关于学者应否多撰文的文章，一篇发表于3月17日的第12版上，题目是《学者要勤于写作》，作者李文从文学写作的角度分析学者勤于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篇发表于3月31日的第12版上，题目是《文贵好而不贵多》，作者李建军同样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引经据典地详细分析了作品“多而差”与“少而精”的差别，主张学者应该“惜墨如金”。两篇文章虽未明确进行商榷，但观点却是针锋相对。事实上，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已经不在少数，可谓老生常谈之题，但好在两位作者能够在各自的文章中谈出自己的心得，也算是“旧题新作”。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不敢求教于两位作者，但求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们的文章无意于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而宁愿放眼整个社会科学。本文首先从“学术”一词谈起。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学术”一词的含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多少个学者就有多少理解和解释，时至今日，学界也没有就此问题形成一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阐释。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探讨学术，因为只有从不同角度对学术进行更深入地解析，我们才能够对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样才有助于真理的发现和统一认识的达成。既然谈论学术，那就不得不对这个词的含义进行解析。
一般来说，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从其内涵与外延来看，学术首先是知识的积累，然后是对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学术是“学”与“问”相结合的学问，这就要求学者既要学习知识，也要探寻真理。换言之，学术要求学者既要掌握丰富的知识，也要发表言论、论证与观点，而论证与观点的载体恰恰是论文与著作。从而，也就有了判断学者的尺度——论文或著作的优劣和多少。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判断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绝对依靠论文或论著，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作品是反映学者学术水准的重要依据。
学者们往往具有敏锐的反应能力，针对判断自己和他人学术水平的标准必然会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有些学者认为学者可以“述而不作”，只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尖锐的批判力和强大的表达力，就可以成为著名学者或者学术大师。这种观点是一种偏激，这种观点流行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某些电视节目中所谓的“大师”和“名人”。事实上，其中不少人只是被创造出来的“学术明星”，而非真正理解学术的学者。
也有一些人稍显理智一些，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只需要一篇或两篇文章或者一部著作就可以定乾坤，可以依靠这一项成果成就万古长青之事业，无需发表更多的论文与著作。这种观点需要辩证地分析，如果一个而立之年的学者，正值学术发展的上升阶段，发表了一两篇优秀之作或有了一项高质量、突破性的成果便裹足不前，这似乎极不可取，任何时代都不会需要这样的“人才”；如果一个学者极为严谨，从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学说，终其一生的研究完成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果，这样的学者当然不需要过多的成果来证明自身学术水平的高低了，但这样的学者只有在那种不存在各种经济诱惑、评判指标的时代才可能出现，否则在21世纪这样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各种外在条件都具备的时代，这样的学者不太可能存在，除非他肯做一位真正的隐士，但一个脱离社会的学者真的能做出名垂千古的学问吗？似乎值得怀疑。
有些学者盲目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这种观点和做法当然不值得提倡，甚至是需要批判和禁止的。有更多的学者是真正理智的学人，他们既坚持文章质量的标准，又不排斥成果的数量标准，能够很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提出一个经得住考验的学说，需要多篇论文或多部著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证，其学说的形成是由一篇（部）接一篇（部）的成果逐渐论证而形成的，学说形成之后还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得到补充与修正，甚至还需要作者撰文迎接来自各个方向的挑战。我们不妨给这样的学术冠以名称：规模学术。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的学术应该是在掌握大量知识的基础上，经过数篇论文或数部著作的论证，提出一个较为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观点或学说，并用一些论著来证明或修正自己的观点；或者说，一个学者应该用成规模的作品来论证或表述自己的学说。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但每个时代都有学术，也都需要学术，只是学术所涉及的内容和特点有所不同而已。“规模学术”只是就学术观点的表达方式而言的，所以任何时代都需要“规模学术”。“历史学之父”（西塞罗语）希罗多德用几卷的篇幅来叙述埃及、两河、波斯、希腊等地的历史，旨在寻找希波战争的历史背景，记录下了他所到之地的所见所闻，为后人了解希波战争史和之前亚非欧世界的历史提供了宝贵史料，为历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开创了西方叙事史学的先河。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规模学术。希腊著名哲学家、政治家、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著书多部，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他的政治学观点和哲学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更是规模庞大，要么在不同时期发表同类文章阐述同一个主题，要么以庞大规模的著作阐释一个学说。我国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52万多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在探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工作中，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一系列论文，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等，阐述了世界历史由分散到整体的演变过程。这些著名学者都可谓是“规模学术”的典范，这样的学者不胜枚举。
悠悠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走过了三十载的不凡历程，我国的学术事业也同样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学术事业既有成绩，也有不足。成绩是主要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均取得了很大进步，有些学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有的学科获得了飞速发展，还有的学科获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但不足的方面也不容乐观，最主要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学术界出现了追求数量而不重质量的浮躁之气，有些人随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述而不作。这两种风气都是极坏的，我国学术事业需要科学发展和合理规划，学术也应该合理发展。学者既要发表研究成果，也不要一味地追求数量，应该用多篇论文构建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科学需要“规模学术”。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CASS网发布时间：2009-5-7 9:3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