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蝗虫和鼹鼠怎样合作－重提小社会与大社会问题
虽说人类学家可以在世界上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做田野工作，然而，在人类学的理论指导下，如何选择调查地点和确定调查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传统上，人类学者主要关注非工业化的小规模社会（small-scale society），这种社会往往社会同质性高，有简单的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与外界联系较少。在人类学学科发端期，受那时科学的控制、有机的方式和功能主义概念的影响，以及人类学关于文化整体性运作的构想，相对隔离的小规模社会，像实验室一样容易得到控制性观察。人类学者一旦进入，便颇为方便和所有研究的对象互动，开始一轮鼹鼠式的工作。小规模社会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田野地点之首选。
从部落到农业社会的转型之后，我们看到乡村社会同城市的联系较多，于是人类学的小型社会研究常常需要新思考。杨懋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考虑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关于小农经济的小规模社会研究实践，强调了观察“家庭关系”和“村落关系”的双重重要性；因为“每一个村庄又不是孤立的，所以还要分析村际关系以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可以说抓住了变迁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关键。 [35]
可是如今世界经济、交通、通讯飞速发展，绝大多数部落与农耕区都更多地卷入了国家掌控、税收和市场经济的联系之中。传统的乡村可能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城乡连续体的一个部分，这就促进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范围扩大为大规模社会（Large-scale society）的研究。这种大规模社会也是较为复杂的社会（Complex societies）。和小规模社会相比，它们所处的地理范围较大，文化的同质性减弱，出现职业多元、社会分层与人口流动，内外关系联系增加。由于现代交通、通讯、文献获得之便捷，明显促进了人类学家扩展时间与空间上的调研工作与分析效能。这时的人类学家或者独自，或者组织团队做超越村镇县乃至更大的区域研究，也包括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经常成为一个点面结合的大型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以阔塔克（C. P. Kottak）在巴西的人类学研究为例。 [36] 在一个已经处于相当都市化进程中的复杂社会，他研究巴西的一个特定的乡村社区。显然，这个小型社区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作为一个整体的巴西。因此，在若干分开的、并不一定相同的巴西的社区调查工作中，阔塔克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志作者，他的工作在于提供一份帮助展示多样性巴西文化的一个部分。即鼹鼠式的一个个点状研究已经带有多样化的平面设计考量，然而，即使这样，计划设计之初就必须首要了解民族志的概况，这是多样性文化调查计划的必要前提。在现代国家中，以民族志的方式做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在当代世界与历史向度中的经济文化适应性和参与程度的样本,这一样本对于比较都市生活和多样性区域文化显然是必要的。
另一项大型研究反映在萧凤霞和科大卫合编的《植根乡土：华南社会的地域联系》 [37] 一书中。这本论文集汇集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多来的研究成果，涉及他们共同关心的宗族、国家权力、地方文化策略、结构过程、妇女地位、边缘群体等事项。他们“各自立足于一个点上（一镇、一乡、一岛），阅读地方文献，进行实地调查，和官方文献互相比较，辨别各种叙述的弦外之音，各自写出了主题不同却又关怀类近的文章” [38] 建立了华南区域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框架。内中可见在较大地理区域及历史时空脉络中，人类学小规模社区研究在大型专题中的独立的学科意义，为跨学科的蝗虫法和鼹鼠法合流的明显成果。
八，蝗虫和鼹鼠怎样合作－问题（取向）研究与过程研究
参加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不外乎两类田野研究选择。一类是问题研究（Problem-Oriented research）。由于研究意图不同，有时只是参与观察其中某些特定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人类学传统论题，如宗族、仪式和生计方式，也可以是吸毒、艾滋病这类社会问题。人类学者带着某一特定的问题做田野工作，在调查中主要收集被认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民族志资料。这类问题研究可以通过区域的田野调查寻找人类学的理论切入点，从而以一个独立学科的视角讨论问题，获取结论。例如华琛（James L. Watson）的《族人与外人：一个中国宗族的收养》一文 [39] ，选择中国香港新界一个最大的单姓村做田野工作，从宗族生活中抽出一个收养问题专题论述。他从中国的收养哲学、田野点的宗族特征、收养原则、近亲收养与收养外人、族规与现实的连续分析，得出了宗族内部的分支争斗是导致收养外人这一异常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样一个具有问题取向的田野观察与课题设计，最终将转换成一篇人类学专题论文或应用性的建议，大多属于问题研究。
然而，单纯与简单问题的考察机会并不多。例如，寻求某一社会群体吸毒的原因和提供解决方法的问题考察，其田野调查资料就不仅包括当地人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径直的回答和解释，还包括诸如人口密度、环境、就业等影响因素，甚至地方经济、社会史，以及民俗生活特点等也都在考察之列。我们从人类学史上相当多的问题取向的论文考察，其优点常常是文字陈述与分析环环相扣，使人容易领会其要点，而且结论清晰，但是，有些情形需要加以避免。例如，只关心和问题直接相关的要素，忽略对间接相关问题的注意，如是，被删节要素对主题的影响与干预就会被忽视。还有，单一理论的套用，会使问题之解答过程丢失其他的理论视角和观察视角，从而使结论孱弱与不够全面。因此，问题研究并不是就事论事，鼹鼠挖掘不能只注意一个方向。人类学的问题研究在开题和整装出发之前就要有尽可能周到的估计与设计，以减少围绕中心问题的相关因素之缺失。
另一类是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是指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思考和把握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研究；或对一个或一组田野调查点及其周边地区的长时段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
阿伦斯博格（C. M. Arensberg
） [40] 关于爱尔兰乡民的田野研究专著就是非单一问题取向的过程研究，因为他的关于城乡社区社会文化网络的研究涉及多种相互关联的不同事项。首先，“婚姻是农村生活的依附运行的关键，它是结构的中心。”
[41] 由于一个家族的农地狭小，当一个将要得到农地的儿子结婚后，新娘将带进来大约等于农地的价值的嫁妆。由于农地并不是分给所有的子女，其他人就必须到城镇谋生，这样才能在农地上维系家庭、血缘与土地持续的密切结合。于是作者指出了婚姻、继承、社会控制、迁移和移民等问题如何成了小农式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在地方市镇，农人的小儿子只能到市镇当学徒，女儿嫁到市镇为人妻，而商人则依赖乡村的顾客（亲戚）为生。因此市镇老板或店员的儿子接手酒店或商店，娶乡村女孩为妻，后者不仅带来嫁妆，且带来她出身之乡村的顾客。因此，是经济和亲属关系一同把市镇与乡村结合起来。再进一步说，债务也是城镇人和乡村的亲戚们联系的办法。债务关系如同嫁妆一样，父子传代，成了城乡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变成了支持社会关系网的能力与希望的一个标志。这样，债务的新的意义在于成为维系社会体系的一种机制。即是说，仅从经济的和法律的角度考虑爱尔兰乡民社会是不够的，人类学关心亲族关系、债务和社会结构的过程分析，扩大了人类学关心问题的种类与多样性。所以，我们从上述研究中得到社区平面结构多种关系与问题相结合的社区过程，不是一般问题取向的研究所能达成的，何况这仅仅是阿伦斯博格田野专著的部分论题。
《金翼》及其续本《银翅》亦都是明显属于过程研究的著作，它们涵盖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变迁。其纵向地连接社会史与人类学民族志的时间导向和社区各个历史片断的社会文化平面配置的关系过程，提供了讨论多元问题——从社区的结构过程到社会文化的多元问题，涉及了农业制度、基层政权组成、宗族与家族、社会变迁的动力、信仰与科学、民俗礼制与文化思维等。从以时间顺序讨论社会史诸问题（社会文化的时间变迁）到在平面配置上的不同取向的多类问题的民族志及其阐述（社会文化的空间关联分析），提供了人类学过程研究的田野著作蓝本及其撰写的意义所在。
过程研究的常见类型还有重访和回访研究，属于人类学长时段的过程研究选择之一。所谓长时段过程研究的间隔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指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经历过某些变故的社区的再研究，刚好切中人类学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这种跨越时空的同一地点的鼹鼠式的过程研究在上一个世纪很为流行。至少是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受地理、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人类学者历经一年或多年艰苦的部落社会调查过后，很少能够重访原初的田野调查点。这是全世界所有人类学家都清楚的事情。例如奎因（Buell Quain）1938年独自去当时无人知晓的巴西上欣古河地，坐牛车和独木舟整整花了一个多月去研究那里的特鲁迈人 [42] ，可见当时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之艰辛。但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不畏艰苦重访自己的调查点。例如费思（R. Firth）、米德(M. Mead)、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等，而韦娜（A. B. Weiner）五次回访了马林诺斯基去过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刘易斯(O. Lewis) 则回访了雷德菲尔德在墨西哥的研究故地，而弗里曼（D. Freeman）则回访了米德的“萨摩亚人社会”。 [43] 中国人类学家也有重访自身田野点的记录，如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等。从1980年代起，中国新一代人类学者有针对性地对20世纪初叶至中叶八个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点（主要是汉人社会）做了回访研究。 [44] 如今，其他同行在另外地点的回访观察也已完成或继续进行着。
回访的意义在于得以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比较国内外田野再研究的个案成果，完成前者学术失误的订正是可能的，但验证的动机不是唯一的。因为再研究不能只限于以新的理论优势批评昨日的理论欠缺，而是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再诠释。即不同时空的（鼹鼠）同点回访工作同样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这一不同寻常的深掘与诠释，因两代人的比较观察和比较理论得到新的综合，从而意义深远。
当代人类学的过程研究的类型还有，预先设定的反复性定点或多点（one field site or multisites）的长时段田野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现代大型研究项目(project)的重复性访问设计一般出于集体项目之主旨，涉及人类学家的自身人员分工合作或跨学科人员（含人类学家）的分工合作，是以鼹鼠法和蝗虫法点面结合的群体项目为多。
例如，1956年，Elizabeth Colson和Thayer Scudder对于赞比亚Gwembe区田野研究被设计成长时段的过程研究。同时也是一个田野多点研究。他们对位于不同地区的四个村庄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追踪研究。
[45] 他们通过定期的村落普查获得关于人口、经济、亲属和宗教行为等方面的基本资料。那些搬出村子的村民也被跟踪调查，以便与村内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小组详细地记录了当地所发生的事件和村民每日的食谱。那些由村民提供的购买食物的单据记载了村民对某些产品的喜好变化过程。田野笔记描述了当地法庭活动、会议情形、教堂服务、葬礼和仪式等内容。他们还通过对政府官员、商人、技术工人、外国传教士以及从事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外国人访谈来补充上述信息。同时，他们查阅政府文件和其他文献资料，听取在当地社区工作的赞比亚学者就社区变迁的问题提供见解。
在收集社区和个人基本资料的过程中，显现出一系列的焦点问题。他们的研究起初关注大型水利发电站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大坝的修建一方面迫使地方居民背井离乡，同时因修电站而兴起的修路等事件也使他们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60年代后期，教育变成了当地影响变迁的主要问题。Elizabeth Colson和Thayer Scudder考察了教育如何给当地人提供新的机会的同时，也加大了地区与国家中的社会差别。另外，他们发现那里的酒类需求量增加，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于是研究小组调查当地变迁中的市场、交通的角色，城镇的价值增加，家庭酿酒业改变，以及当地饮酒模式的改变，表现了现代社会时空变迁中随时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新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这样，问题的取向在社区过程中时有变化，体现在时间的维度上；而在调研的空间与平面配置上，社会文化制度的不断调适，也引出了不同的主题。
这种兼顾鼹鼠法与蝗虫法的人类学长时段过程研究常常设计在先，其预见性则是由人类学跨越时空的理论和田野经验所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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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蝗虫和鼹鼠怎样合作－通向跨文化比较
人类学的早期理想之一就是实现跨文化的比较，民俗学、社会学等也无一没有这样的愿望。所以，长久以来，人类学的民族志成果一直处在比较社会与文化的不断积累的位置上，直到默多克建立庞大的跨文化“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HRAF）也都是建立在世界各地理区域的或个案的民族志的基础上，带有人类学始终如一的比较的和不断认识人类自身的理念。起初的民族志大都是记录民族志，而增加理论论述的民族志是后来才提到的。或许也有人认为记录民族志（或说记录民俗志亦如是）的蝗虫法太不够水平了吧。可实际上某一个田野点上的理论研究，反而是首先阅读那里的记录民族志，而不是什么学者写的被他的思想过滤过的理论分析文章（例如功能主义、象征主义的文章），因为某个时代流行理论的“指导”和“套用”（或曰好用）过程必然存在片面性，将导致比较的失当，因此，各个区域细腻的记录民族志民俗志一直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之前阅读工作的首选，然后才是对先行者的理论作品评估。
依据现存跨文化比较法的不同思考与实践类型，人类学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加以区分：
[46] 按地理区域进行的比较；按样本大小进行的比较；按数据搜集人不同进行的比较；按共时性和历时性进行的比较。而这四个角度都涉及记录民族志之积累，如米德
观察萨摩亚的青春期少女的经历时，她对照的是美国少女青春期经历与表现上的差异，于是推导出不同族群文化在性质方面的理论构建。实际上是独立的深掘鼹鼠法的进一步延伸，跨入了地理区域对应和共时性对应的比较研究之路。
根据黄树民的归类，人类学比较法的主要有三，即隐含的比较法，两元文化比较法和多元文化比较法。
[47] 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当他们看到目标文化的某种实践活动时，总会不时地反思自身文化的相似实践。 两元比较法需要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似实践加以系统的对照，以识别出相似性和差异性。这种比较的目的是识别出作为两种文化共同基础的恒定要素，并离析出导致两者间差别的可能因素。这种因果环节一旦建立，研究者就能提出解释这些差别的各种理论。埃文斯－普理查德发现东非阿赞德人和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时，都运用巫技填补知识上的空白。然而，他们不同的亲属原则和居住原则却使得两个社会在实践、传播和保存巫术与巫技的知识方面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于是埃文斯－普理查德证明，巫术上的形态差别“可以通过指出两个社会在结构上的区别而得到解释。”
[48] 刘易斯提出他的贫困文化理论，是从墨西哥和美国一共四个不同的文化场景加以对比和归纳；而怀廷对童年期文化实践可能投射于他的成年生活的田野研究，则派了6个研究小组分赴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
[49] 这就是多元文化比较法。这里，预先设定的、散布各地的鼹鼠法作业实际上紧紧依赖了先前蝗虫法的背景资料，同时也获得了点面结合的良好效果。
跨文化比较是人类学家在对从世界上不同民族获得的经验材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验证理论假设，发现人类行为的共性与差异，以实现理论概括或发现某种通则的研究方法。尽管各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存在差别，然而他们总会有共同的可供分析的单元与要素。擅长田野工作与民族志撰写的人类学家，秉承人类文化普同性、相对性、适应性和整体性的认识，不断思考与规划，从一个个独立的田野个案调查点逐渐走向扩大的比较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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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类学的蝗虫法和鼹鼠法可以按照上述的若干种方法合作，这些合作的继续将导致点和面的视角相对地加以融合，不仅如此，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也是在上述若干种方法过程中实现的。然而，人类学和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形成，而是渐进的过程。
8年前我们开始进入公共卫生的陌生领域的时候，是怯生生的。随后的学科交流证明我们的人本、民俗、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和卫生、医学科学是分不开的。比如对商业性服务者的疾病控制问题，民俗研究的出发点之一是关注行业特征，公共卫生与医学是思考针对行为的干预，社会学也许会考察一个特定的社会压迫问题，而人类学是寻找她们行为背后的文化特征-即作为一个文化的组织的研究。这样，人类学看到了一些汉族、傣族和越南（凭祥一带）的妓女有不同的自组织方式，于是通过揭示妓女的组织与流动特征找问题。在合作研究中，几个学科的专家都一致认同这一概说，即控制了流动就控制了疾病。因此，这里人类学和民俗学合流，即行业和自组织的观察均和生活方式与文化结合起来。然而，一旦让我们加以点面整合地考虑这个问题，以及思考中国大面积治理这类问题和制定应对政策的时候，我们的区域（族别、信仰等）民俗志和民族志的特定事象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于是科学的行为干预之出发点就和特定的文化连接起来。 [50] 这样，巨大时空下的不同学理之沟通已经不仅仅具有诠释的意义，而且和应用也融为一体，导致了卓有成效的政策评估与应对效果，这无疑使人文社会诸学科的理论诠释朝着增进人类自身整合性认知的大道上前进。
人类学比较调研之前总是喜欢阅读记录民族志和民俗志，还有那些田野点上结识的无数可敬的地方文人，他们是地方文化的主位诠释者和民俗事象专家，几乎没有那一位人类学或民俗学者不认识几位地方文人而且受益于他们。那么，未来谁应该仅仅成为区域、族别或方言等的记录民族志、民俗志专家，而谁又应成为具有理论诠释涵摄力和能写论文的大学教授呢？很遗憾，我们的确看到了双方连接性之缺乏。中国上个世纪历经战乱和社会变故，以及学术章法不明和落实不力，造成学术事业之惨淡经营。中国学术时运不济，人也不踏实，坐而论道的多，深入下去的少，造成学术考察记录松懈而不精细，理论文章无主见而生搬硬套。即蝗虫也没有布好点，鼹鼠在一个地方也呆不住。由于笔者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强调多学科学者点面整合性调研之意义，因此，特别主张城市学府的专家和县镇乡的“文化中人” [51] 、民俗里手的联手合作，这对于城乡之间（在中国的多数情况下）的双向互补性学习有何等重要。如果在每个县，每个方言区，每个民族及其支系等，都能有远见地世代选拔培养人才，让他（她）们成为区域、民族或事象专题的“蝗虫法”与“鼹鼠法”之兼修者，不亦乐乎！那时，教授们的深掘水准才会推进和提升到具有大面积理论涵摄力和多样性文化比较的才能，这决不是个人意义上的，而是中国人学术群体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庄孔韶教授专题讲座整理，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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