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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文化传承的主导

谁是文化传承的主导

谁是文化传承的主导


——从两个试点村的成败看村民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保护传承为核心的乡村和谐发展的理论及其开拓探索的实践。作为一个探索性、试验性的项目,10年来,项目取得了显著成绩和许多实质性的成果,但也有不足乃至不成功的案例和教训。及时总结并交流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成果,最大限度地共享成果,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多力量的参与下,将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仙人洞村的毕摩

仙人洞村的民族赛装会吸引了众多少数民族群众。

巴卡小寨基诺族博物馆的文化传承活动。 (尹绍亭 供图)

  仙人洞村:文化保护利用的榜样
  村民热爱本民族文化,自觉进行文化传承,创造性地开发文化生态旅游,实现了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作为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试点,仙人洞村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仙人洞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双龙营镇普者黑行政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该村在1999年被选择作为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试点时有村民173户759人,除了一户是汉族外,其他全部是彝族撒尼人。文山州大部分地区为喀斯特地貌,仙人洞所处之地尤为典型。村子靠山临湖,景色十分优美。然而,在1999年以前,仙人洞村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寨。“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破烂不堪”是其当时的写照。
  早在1992年,项目组专家王国祥研究员到丘北县进行考察后,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丘北山水胜桂林》的文章,首次向世人介绍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丘北县普者黑。但是怎样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又快又好地把旅游事业发展起来,却是当时村民们感到困惑的大问题。为此,他们找到了项目组,使该村被列为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试点村。
  仙人洞村被列为试点村之后,打起建设“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第一村”的大旗,开展了群众性的建设活动,先后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发扬优良传统。重新认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提高对保护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在原有的习惯法和村规民约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村里制定了新的村规民约和行为规范,并把发扬优良传统、传承民族文化作为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核心目标。二是改善环境,建设美好家园。村民们团结一心,家家户户搞建设,村里的土路被改筑成石头路,民居实现了人畜分离,卫生状况明显改善。为了美化环境,人们还在村中开挖了大面积的荷塘,在村里村外种植了数千株竹子和树木,使村容村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是发掘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村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形式恢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比如开办彝文夜校、恢复了火把节等传统节日活动和撒尼人的祭天、祭神、祭祖等仪式。四是继承传统,发展创造。村民们除了依照传统方式进行文化活动之外,还创造了许多形式新颖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篝火歌舞晚会、民族赛装会、荷花节、花脸节、对歌赛等,这些活动既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参与性,又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受当地民众和外来游客的欢迎。五是利用自然资源,开发旅游景点。仙人洞村背山面湖,现在划船赏荷已成为该村旅游的“重头戏”,村民们还开辟了山顶观景台、溶崖洞窟观赏探险等景点。六是新建民居旅馆,满足游客需求。为了给游客提供较好的食宿条件,村民们改变观念,大胆贷款建设新房屋或改造老房子。现在大部分人家建造了宽敞明亮的民居旅馆,全村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以上,村民年均收入从过去的几百元上升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仙人洞村为什么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把事情办好?笔者以为,第一,该村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比较健全的的运行机制。该村的领导班子将近10人,除了村党支部书记、组长、副组长之外,还有作为宗教祭司的“毕摩”和家族长老的长者以及妇女主任等。其领导班子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将传统世俗权威与国家行政权力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决策能够体现各方面的意志并有效地付诸于行动。第二,在选举村民领导小组成员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扬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成员大多是比较优秀的精英分子。第三,该村居民主要为撒尼人,属于彝族的一个支系。在长期与周边各民族交往共处的历史进程中,撒尼人形成了开放进取的文化特质。这种外向积极的文化特质使得他们在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过程中能够兼收并蓄,敢为人先,勇于创造。第四,撒尼人长期与多民族杂居,在造就开放进取精神的同时,还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仙人洞村撒尼人之所以具有很高的文化自觉性,在外地商人大量涌入时能够保持自身特质,也许都可以从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中寻求答案。第五,村民充分信任项目组。由于信任,项目组的理念很容易被村民们理解,许多建议和方案也能够得到拥护和落实,这无疑有利于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有助于仙人洞村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巴卡小寨:山地文化的缺憾
  “等、靠、要”这个“法宝”,不仅不灵验而且十分有害。要保住基诺族的文化和尊严,要摆脱贫困奔小康,就必须换用另外一个“法宝”,那就是:不怪天,不怪地,不靠“神仙”和“皇帝”,要改天要换地,归根到底还得靠自己。
  巴卡小寨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乡巴卡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现有人口61户260余人,除5人外全部是基诺族。基诺族是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仅2.09万人,9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方圆600多平方公里的基诺山。基诺族世代居住于雨林之中,靠从事狩猎和采集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基诺族也和其他民族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50年过去了,老人们对比今昔,感到变化太大,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比如年轻人都追赶时髦而不喜欢本民族传统的东西,就让老人们揪心。有老人问笔者:“基诺族的文化快丢光了,怎么办?”老人们着急,我们这些从事基诺族研究的人也跟着着急,总希望找机会为他们做点儿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这样一个项目,想来实在是与基诺族的那些老人有关。
  虽说熟悉基诺山,但是要从其45个村寨中选出一个试点却不容易。乡政府主张在政府所在地,老人们各有各的想法,还有人建议把试点放到旅游公司经营的民俗村中去。后来我们选择了巴卡小寨,我们曾在这个寨子住过较长的时间,寨子中有熟知和热爱传统文化的几位老人,寨子里的民居建筑有特色,寨子对面就是自然保护区,而且交通方便,非常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那么大的一个外国基金会,资助的经费肯定不是小数——这是许多人嘴上不说按在心里的想法。所以,项目启动之初,大家都特别热情,然而当大家得知项目只限于支持能力培训等软件的建设时便感到失望,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消极旁观,不予支持。少数人的误解乃至狭隘,其实无碍大局。后来,项目组从日本友好人士和中科院热带植物园那里争取到30余万元人民币的资助,用于民族文化生态村硬件建设。与我国政府投入基诺山名目繁多的扶贫资金相比,这笔经费自然不算多,然而这却是唯一一笔可用于民族文化生态村硬件建设的经费。利用这笔钱和福特基金会投入的各种费用,项目组组织村民开会培训,外出参观学习,整修村中道路,改善村落环境,支持村民们开展文化活动,发展旅游业等等。在巴卡小寨的建设成果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建设了巴卡基诺族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给村民们创建了一个进行文化保护、传承的平台,使基诺族有一个展示、宣传其文化的窗口,它是我国少数民族的第一个乡村博物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在建设的头3年,状态比较好,成果也比较显著。然而,当项目组撤离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村民们的热情逐渐消退,又回到原来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状态,各种文化活动陷于停滞,参观者到来无人接待。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它当然能够收获经验和成果,然而也肯定会有教训和挫折。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大的教训和挫折不是发生在过去没有研究基础的试点村,而是发生在我们曾经做过长期研究的基诺山,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我们颇为自信的对基诺族的研究其实甚为肤浅。反思起来,选择巴卡小寨作为试点也不是坏事,作为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另类教材,它从正反两方面丰富了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在项目组离开后不能巩固成果、继续发展,有其深刻的原因,概略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项目组判断的失误。选择试点,最重要的是村民必须热爱自己的文化、有较高的文化自觉性。我们只看到几位老人的忧心而忘了他们只是村民中的一小部分,没有注意去了解、观察中年人和青年人迥然不同的态度和想法,其结果自然难免陷于尴尬和被动的境地。第二,长老文化的衰落。上世纪50年代以后,基诺族的长老制被取消,老人们越来越边缘化,而担任着村干部的青年又对基诺族传统文化不够了解。行政权力与文化传统断裂脱节,导致了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的消解。第三,山地文化的局限。基诺族的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山地雨林文化,这样的文化生态一方面造就了基诺族纯朴善良、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诺族封闭、内向、保守、散漫的文化特征。目前,一些基诺族老人和专家学者惊呼基诺族文化变了、快消亡了,这多半是指表象的文化,而作为一个山地弱势族群的心理和性格等深层的文化,其实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第四,部分人口较少民族的“新特性”。 基诺族人口很少,属于人口低于5万人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 50年来,基诺族等人口较少民族被看做是“原始落后”的族群,长期遭受主流社会自觉和不自觉的轻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观的浸染之下,他们逐渐丧失了自尊和自信;另一方面,作为人口较少民族,他们又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和待遇,来自国家源源不断的大量无偿的给与和帮助,必然会增强其依赖心理。于是,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形成了“新特性”,那就是凡事“等、靠、要”的态度。巴卡小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如果有人去支持、有资金的援助,那事是不愁干的,而如果没有人去支持、没有资金的投入,即便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会无人搭理。这就是“新特性”的典型表现。
  反思与展望
  环境发生了巨变,促使文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适和重建。一种文化能否从容应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取决于它的根基、结构、内涵和自信。以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乡村田野的实验探索为途径的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还应继续进行下去。
  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保护传承为核心的乡村和谐发展的理论及其开拓探索的实践。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国家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开放国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结果自然免不了要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和开放政策,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景象,足以说明中国选择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然而,30年来,以文化的角度观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却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一种文化能否从容应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取决于它的根基、结构、内涵和自信。根基牢固、结构稳定、内涵深厚、传统悠久、自信度高、进取心强,便可能因势利导,兼收并蓄,发展创造,乘势而上,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反之,则很容易受冲击破坏,变质衰落,甚至土崩瓦解。就中国文化而言,其根基不可谓不深厚,其结构不可谓不牢固,其传统不可谓不长久,然而中国文化的不幸之处在于,当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潮涌来之时,它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文化的根基、结构、传统均遭到了严重的颠覆和破坏,国人陷于深深的彷徨、迷茫之中。以如此状态去应对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去应对崇尚科技、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以物质、金钱崇拜为核心的工业文化,必然会在许多方面陷入困境和危机。
  环境发生了巨变,促使文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适和重建。显然,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已成为非常紧迫的重大课题。而欲从事这样的课题,仅采取本本主义的理论研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深入实际,即必须到田野中去调查、探索和研究。田野可以选择城市,而我们选择了乡村,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乡村大国,而且56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于乡村。基于这样的动机和理念,以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乡村田野的实验探索为途径的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终于诞生。
  10年来,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许多实质性的成果,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当然也有不足乃至不成功的案例和教训。作为一个创造性、应用性、探索性的项目,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必须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进行推广和交流,从而丰富和完善成果,并最大限度地实现成果共享。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有更多力量的参与下,将这个事业进行下去,使之继往开来、繁荣昌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尹绍亭(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总负责人)
本文出处:http://www.mzb.com.cn/onews.asp?id=29992

[本帖最后由  张贺  于2009年04月27日19:34  编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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