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
欧小艳
来源：《牡丹江大学学报》
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任何个人或群体都会基于一定的目的和因素对语言变体做出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个人或群体的语言态度。
农民工的语言态度与其经济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农民工进城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赚钱，而进城后，普通话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工无论是就业还是与人交流，都离不开普通话。社会语言学者夏历在北京和南京做的“农民工语言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70％以上的在京农民工都认为“普通话说得好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普通话说得好坏与挣钱多少直接挂钩的经济利益会驱使农民工看重普通话的经济地位和功能地位。夏历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在京农民工对普通话的功能评价有极强的趋同性，绝大部分农民工都认为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广，用处多。在对普通话的地位评价中，经济地位的认同度最高。而对家乡话的地位评价上，认为家乡话用处很多的比例仅20%多一点，认为家乡话用处不大的比例较大，占46.18%，还有8.82%的农民工对家乡话的功能没什么看法。
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由农到工，农民工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建设和美化城市，身份和地位却处于低微的境地。在职业选择方面，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城市管理政策的种种限制，即使是有技术、有文化且素质又好的农民工也多从事市民不愿意干的3D工作（Dirty肮脏、Dangerous危险和Demanding急需）。
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弱势群体身份，使其有着想要跻身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城里人群体、想要城里人接受认可的社会动机和地位意识，同时这种社会动机和地位意识又驱使农民工在普通话和家乡话两种语言变体上做出变化和选择。夏历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权势地位认同度较高，60％以上的在京农民工认为“普通话说得好能够增强自信心”、“普通话说得好显得有礼貌、修养程度高”、“能用普通话与人交流有平等的感觉”。
受社会动机和地位意识的驱使，农民工对说普通话的心理接受程度以及对自身普通话的期望程度都很高。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工喜欢说普通话。对自己普通话水平期望达到“熟练很标准”的占到了近40%，对自己普通话期望达到“熟练比较准确”的近35%。
同时，农民工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期望程度也很高。在京农民工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态度十分明朗，基本集中在要求“他们一定会”或是“希望会”的程度上，“不希望”的没有，“不太希望”和“无所谓”态度的所占比重很少，两项合计不到5%。而在京农民工对自己子女保持住家乡话的态度不是非常坚定，整体愿望不是非常强烈。要求子女“一定保持住”家乡话的人不是很多，不到10%。另外，20%左右的在京农民工不希望子女保持住家乡话。
由此调查可得出结论：农民工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很高，在对待普通话和家乡方言这两种语言变体的语言态度上，推崇普通话而扬弃家乡话。（宋晖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3-26 15:3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