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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来:小小的阶梯——谈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的学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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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来:小小的阶梯——谈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的学术方法

小小的阶梯


——谈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的学术方法



何西来



老友何西来(何文轩)不久前因病不治去世,他评论拙著《中国原始艺术》的这篇大作,对我而言极为珍贵。现发在我的博客上,作为我对他的追念。——刘锡诚  2015年2月5日

新近,读了刘锡诚刚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原始艺术》,觉得是一部下了功夫的书,有价值,见分量,论证扎实,学风谨严,很值得向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推荐。后来,参加了中国文联研究室专为此书出版而举行的研讨会,听了专家们的评价和意见,发现大家的看法大体都很接近,都相当肯定这部著作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原始艺术,属于原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且收集不易,故研究难度甚大,一向被学者视为“畏途”,敢于问津者寥寥,遂成为公认的冷门学问。但原始艺术,事关艺术的发生、起源,许多问题不从这里探本溯源,进行细致的观察,便是很难说得清楚。因此,虽属冷门,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六十余年前,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时,概括出三点,其第一点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地下之实物,即考古的发现;纸上的遗文,即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资料。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山,在史学、文学、考古诸领域均有建树,陈寅恪说他的治学内容和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已被此后学术的发展所证明。“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的异文相释证”的方法,在王国维,主要用于考古学及上古史的研究。刘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恰好属于上古史、史前史的范围,所以在有关资料的梳理、运用和重要问题的阐释、判断上,就比较严格地遵循了这一方法。比如在论述原始先民的文身习俗时,他不仅梳理、摘引了古代典籍中的大量零散的记述,罗列了现代人对于仍处在原始阶段或发展迟滞的少数民族文身的调查研究资料,而且列举了现代考古发掘所得的大量文物进行释证。然后,对文身的起源,文身的遗留,以及文身的部位,花纹种类、意义等,都作了周详的说明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用纸上的遗文和地下考古发现的文物相互释证外,锡诚还大量地运用了他自己在野外考察中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如对于原始岩画的论述等。他曾在民研会作过领导工作,野外考察是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式,他是有心人,处处留心,积累并记录了大量材料。把这些鲜活的材料,运用到《中国原始艺术》的写作中去,不仅丰富了有关章节的内容,而且增加了论证的力量。

记得五十年代我作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何其芳专门给大家讲过一个关于治学方法的报告,着重讲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学风,讲的是革命的方法和革命者的思想方法。其芳老师认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历史、现状、马列主义”三点,既是革命者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方法、学习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学方法、科学研究方法。读了锡诚的《中国原始艺术》,我发现,他正是比较自觉地贯彻了这一方法。中国原始艺术,涉及神话、诗歌、绘画、雕塑、建筑、舞蹈、人体装饰、器用(主要是陶器)装饰等诸多门类和方面。对于这些门类和方面,以及相关问题的论述,只要有可能,锡诚都会尽量周详地介绍前人的研究情况,这包括研究的历史,研究的现状,进到了哪一步,有什么争议和不同看法、难点何在,等等。在研究中,从来不是先下判断,先做结论,然后举例说明,而是把梳理材料摆在第一的地位上,仔细加以分析、归纳、概括,然后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或在各种已有的看法中择善而从,并加以丰富、修正,或作出新的判断和结论。他把自己这种研究方法叫作实证方法,为了给这种方法造势,他还特意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读了《中国原始艺术》以后说:“从做学问的态度来看,锡诚的方法是实证的。实证是科学的,是从对象中找出规律,要求掌握大量的材料。这种实证方法,不是实证主义,锡诚不是孔德的门徒。孔德的实证主义是马克思在主义者不赞成的,批评的。”其实,锡诚的实证方法,就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再三强调的重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钟老先生认为,锡诚的这本著作,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然这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我认同他的这一判断。

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与分析中,锡诚很注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包括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起源问题上的一些著名论述,但是,他更重视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不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结论。因此,在其论著中,就没有过去常见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僵化面孔。他没有把事实剪裁得适合于某种先定的理念,而是坚持让事实说话,有时引证材料甚至不惜达到堆砌,达到沉闷的程度。

引起我很大兴趣的是锡诚对地理学方法的重视。在《导言》中,他在强调“实证方法仍然是研究原始艺术的一个基本方法”的同时,还特意引述了弗·博厄斯在其《原始艺术》里谈到研究方法的一段话:“由于对史前时期的研究未能揭示文化变化的具体顺序,因此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地理的方法,即研究文化的分布情况。”接着,他对我国史前历史文化的考古研究情况作了概括的说明,并据此得出结论:地理的方法并没有过时。而他的实证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地理的方法结合进行的。

刘锡诚应用地理学方法于自己的原始艺术研究之中,认为这种方法还没有过时,其主要根据,就是博厄斯所说的因为史前史的文化变迁顺序尚未理清。然而,在我看来,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其所以仍然有生命力,它的根据不仅仅是史前文化的嬗递关系尚未清晰,而是要比这一点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例如,与现代人相比,先民们对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大自然所能提供的食物的条件等,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繁衍生息,制约他们生活的质量、方式等。这就是说,生存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他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会影响他们的精神生活。另外,原始人受交通工具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其活动的范围是相当小的,以最初的农耕和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部落,固然会更多地囿于比较固定的地方,就是流动性较大的以狩猎和游牧为主要方式的部落,其游走出没的范围,一般也不会太大。最后,随着人类的进步,他们也会越来越多地在周围的环境和自然对象上打上自己活动的印痕,使环境带有更多的人文性质。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原始人文环境,都无不以巨大的影响力作用于原始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接受。正因为如此,地理或地缘文化的研究角度与方法,不仅现在不会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

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点值得肯定。这就是多学科知识和多学科方法的结合。综合研究,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的突破常在不同学科的结合部。锡诚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进入九十年代移师原始艺术,这个学术领域的转移不可谓不大。首先是从文学研究的当代这一小块拓展到涉及包括文学在内的绘画、雕刻、建筑、舞蹈、人体装饰、器用装饰、神话等几乎所有的原始艺术门类。其次,由于原始艺术活动处于艺术的发生阶段,初始阶段,常与其它精神生产活动纠结在一起,甚至与物质生产活动也多有交叠之处,因此不能不涉及多种学科,如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古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思维科学、地理学等等。这对作为文学批评界的锡诚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他不得不拓展自己原先的知识结构,进入许多生疏的领域,成功地运用了多学科的综合眼光,综合方法,在人们视为“畏途”、难点的地方,做出了成绩,取得了成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钟敬文先生是参加过这个项目立项审议和结项鉴定的。他说他知道锡诚是搞文学评论出身的,虽然审议项目时他投了赞成票,但对它能否最终完成这个项目心存疑虑,为他捏一把汗。看了书,很为锡诚高兴,说是我们终于有了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原始艺术》。老先生用半开玩笑的口吻称许道:“刘锡诚歪打正着!”

我没有太多地涉及锡诚这本书所说的具体问题,一则因为许多领域是我所不很熟悉的,没有发言权,二则文章篇幅有限。我只是从研究方法上谈了自己读后的一得之见,觉得在目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甚炽的情况下,是应该提倡一下如锡诚这样的立足于实证研究方法之上的踏实的学风。我当然并不认为锡诚已经做得无可挑剔了,事实上有些缺点还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资料的丰富是所长,但罗列得繁琐到沉闷,就是缺点了;立足于实证,从资料出发是所长,但理性的穿透力不足,理论的驾驭显弱,逻辑力量不是很强,也不能不说是缺陷;谨严是对的,必要的,但拘谨到学术想象力的翅膀有时飞不起来,又是弱点了……尽管存在着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不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总体上给这部著作以充分肯定的评价。因为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没有缺陷,乃至遗憾,都不可能穷尽它所面对的那个领域的真理,能够作为向上攀登的无限延伸的一个新的小小的阶梯,供后来者踩上去,就很不错了。

《中国原始艺术》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阶梯。我为锡诚感到高兴。

发表于《书与人》(南京)1999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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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应用地理学方法于自己的原始艺术研究之中,认为这种方法还没有过时,其主要根据,就是博厄斯所说的因为史前史的文化变迁顺序尚未理清。然而,在我看来,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其所以仍然有生命力,它的根据不仅仅是史前文化的嬗递关系尚未清晰,而是要比这一点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例如,与现代人相比,先民们对于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大自然所能提供的食物的条件等,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繁衍生息,制约他们生活的质量、方式等。这就是说,生存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他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会影响他们的精神生活。

欣赏如上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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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原始人受交通工具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其活动的范围是相当小的,以最初的农耕和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部落,固然会更多地囿于比较固定的地方,就是流动性较大的以狩猎和游牧为主要方式的部落,其游走出没的范围,一般也不会太大。

这段话过于想当然,低估了原始人的活动能力。有很多当古实证原始人的活动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 本帖最后由 张润平 于 2015-2-13 16: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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