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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研究的本质价值在于关乎民生——跨年之际的民俗学研究学术评价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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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研究的本质价值在于关乎民生——跨年之际的民俗学研究学术评价随想

       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国高校尚没有一个民俗学专业,北师大的民俗学虽然已经教育部重点学科,但也是中文系某专业的方向,并不是独立的本科招生专业。钟老时常讲起某国有多少民俗学系,多少民俗学专业,多少民俗学学位点,充满羡慕与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的焦急,这种焦急,更是渗透在他日日匆匆,思虑着中国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学科推进。后来,看到全国会员发展的蓬勃,明显感到他的焦急略有所慰,再后来,他以96岁高龄做了大会报告,《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记得是由董晓萍教授代他读完全文。那次会议,我觉得是历届会议大家情绪最高、心力最齐、方向最明、思维最清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之后,同仁们行走于各种交流,机缘相遇,新锐的思想、调查的成果、新著的墨香,适时增添着民俗学大家庭的丰硕成果与身在其中的幸福指数
          记得有次在钟先生家,我见到了一个农民研究者,他叫田传江,与他聊聊天,他讲自己研究的民俗学与关注的民俗学事象,感到浓郁的田野气息。
      那个时期,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基本是基于田野,关系民生,在调查中,成文成书后,对所研究的民俗生活,民俗创造与传承者,都有讲不完的故事,通过研究,推进一方文化发展、旅游开发、经济发展,是经常可以听到的案例。
      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或者是哪次会议开始,这种来自乡野的气息逐渐淡了,民俗学变成了高楼深院里、图书馆里、网络里的学问,讲着些很绕的关键词,论着些很牵强的证明逻辑链条,民俗学逐渐走进了洋泾浜与接近玄学的方向。当然也有自己与学会渐行渐远的缘故,了解有限,依据不足,虽然还是有很多学者在踏踏实实做调查,或多或少干预民生,但是我觉得总体的学术风气,转向了。
          诚然,一代有一代之风范,这种转向,也要两面看,一方面,民俗学研究逐渐丰富、开阔、理性、多元,国际化;而多元,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多元,也意味着走向更加成熟的可能性。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错误的,相反,改变,也意味着创新与发展。
          但是,任何学科的发展,以民生需求为前提,也以民生需求为终结。偏离了这一点,学问再大,成就再高,老百姓不知道,不理解、不需要,将是一文不值。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从远古神话《山海经》到先秦歌谣《诗经》、《楚辞》,从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从两汉《乐府》到唐宋诗词、再到传奇、话本与元明清戏曲,凡是关乎民生,总能万古长春,凡是历史上的形式主义思潮流派出现时,一些优秀的学者,作家,总是以“风骚”之大旗,将文化、艺术、包括民俗学(非自觉时代的民俗学,但是古代的民俗学记录与研究者,成就大过当代)的发展,拉回到关注现实,关系民生的轨道。使其健康发展,方能至今源远流长。

       虽说是位卑未敢忘国忧,但国之大事,有中央谋之;学会之大事,有精英虑之,本人所能,只是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调查一地之民俗,力求使得一地民众因你的研究有所不同,用很马列的话语来说,就是或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或是精神变作物质的,总之,你的研究,不能只是为了发表论文,开展交流等等。我本人觉得,这样的研究本质意义上,发展方向上,是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确是中国民俗学会应该关注并且去研究的。
           
           忽然想起季羡林先生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段子,北大百年,某国家领导拜访季羡林先生,要他对北大提点希望,季羡林先生并没马上回应,北大宣传部一个随从官员小声提示说:“希望北大明天更美好。”季先生想了想说:”我希望,北大办得与蔡元培先生在时一样好。“

          2015年来临之际,我借季羡林先生此言,希望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研究,与钟敬文先生在时一样,民俗学研究要关系社会与民生。

                                                       张翠玲  于广州   2015年1月1日凌晨30分


[ 本帖最后由 张翠玲 于 2015-1-1 00: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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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研究随想

民俗学研究要关注社会与民生。--空谈误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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